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之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儿童文学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随着“五四”时期人的思想的大解放，文的自觉也大为增强。传统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包涵着一种崭新的现代意识，锻造出更加新颖、符合人性发展的诸多形式。而在人的自觉中，对自我的自信所引发的强烈的创造欲和表现欲又为文的自觉开辟了广阔的空间。由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便必然成为文学革命倡导者们关注的对象。这是因为对人的发现往往容易回归到单纯而又充满希望的儿童世界里，而这一回归又意味着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萌芽与发展。所以，在“五四”时期，真正体现了“人”与“文”双向自觉的就是儿童文学。这一成果，不仅改变了我国传统文学中儿童读物之贫乏的历史，而且，也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繁荣和发展确立了相应的地位，建构了应有的规范，找到了有效的途径。因此，回顾一下五四时期文学革命倡导者们对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所做的筚路蓝缕的开拓性贡献，对于我们在新世纪建构新的儿童文学大厦，不无益处。
一、全面确立现代儿童文学的地位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是伴随整个新文学的产生而产生的。1918年1月，由陈独秀、鲁迅、李大钊参加改组后的《新青年》杂志上刊登了一条启事，征求关于妇女和儿童的文章，并标明包括“儿童文学”。这可能是“儿童文学”这一概念在中国的最早出现①。此前，儿童文学在传统文学中是不受重视的，是没有地位的。当然，这并不是说在此之前就没有儿童文学。应该说，在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在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里，特别在多姿多彩的口头传说中，是不乏新鲜活泼、趣味横生的儿童文学的。如《三字经》、《幼学琼林》、《西游记》等。特别是到了辛亥革命前后，翻译介绍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出版专门的儿童文学刊物以及有意识地为儿童写作的文学作品已多有出现。如1886年儿童刊物《训蒙画报》和《孩提画报》在上海创办；1909年孙毓修主编的《少年杂志》和《童话》丛书已专门发表适宜于少年儿童阅读的题材广泛的儿童文学作品；周桂笙翻译的《天方夜谭》、《伊索寓言》、《格林姆童话》等外国儿童文学名著片断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黄遵宪的儿童诗《幼稚园上学歌》在《新小说》中发表时真有春风拂面之感。总之，在文学革命兴起之前，我国适宜于儿童阅读的文学作品不是没有，而是大量存在。但这并不能说明儿童文学在我国传统文学中已占有相应的地位。实际上，在中国传统文学的观念中，不仅没有“儿童文学”这一概念，甚至对大量出现于各种经、史、子、集中便于儿童阅读的材料也只是在一派威严中遗漏的一缕春光，或者更直接地说就是用一种生动活泼的形式来强化一种教化功能。这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儿童文学。
儿童文学在中国传统文学中这种苍白贫弱的现象正是文学革命倡导者们批判的内容。可以说，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产生及其地位的确立，正是文学革命倡导者们在对人的发现中一方面击中了中国传统文学中儿童文学被忽视的病根，一方面又从根基上确立了现代儿童文学不可动摇的地位。
儿童文学之所以能够进入文学革命倡导者们的视野，并成为关注的对象，这与五四时期提倡个性解放、人格独立、自由、平等、博爱等思想是分不开的。在中国封建社会，儿童总是处于社会的底层且往往成为被忽视的对象。在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关系中，“子”的地位被压抑与被忽视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儿童普遍被压抑被忽视的等级观念中，儿童文学不可能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到了五四时期，在现代民主思想的观照下，人的价值真正得到尊重，人的个性普遍得到张扬，一向被压抑被忽视的儿童作为人的生命的独特形式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儿童问题成为五四时期焦点问题之一，成为文学革命倡导者们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也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事实上，当国人已经开始提倡儿童文学并翻译了大批外国儿童文学作品的时候，陈独秀等人认为仅仅提倡儿童文学还是不够的，应该把提倡儿童文学与人们普遍关注的“儿童问题”联系起来。据茅盾回忆：“记得是一九二二年顷，《新青年》那时的主编陈仲甫先生在私人的谈话中表示过这样的意见，他不很赞成‘儿童文学运动’的人们仅仅直译格林童话或安徒生童话而忘记了‘儿童文学’应该是‘儿童问题’之一。”②从这里可以看出，陈独秀关心的与其说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不如说是关心中国社会儿童的现状以及如何确立正确的儿童观。这一方面体现了陈独秀对社会文化问题的关注多于对文学问题的研究，但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五四”时期社会改造与人的改造同步展开的改革路径。
当然，强调把“儿童文学”与“儿童问题”联系起来，不是忽视儿童文学的地位，恰恰是对儿童文学的重视。因为要确立儿童文学的地位，关键在于确立儿童的地位。这就是说，只有儿童的地位真正确立起来，儿童文学才可能得到长足的发展。而在“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倡导者们对儿童的地位给予充分的肯定，这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最大的可能。
鲁迅无疑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奠基者。他对儿童文学的关注倒不是对某种文学样式的热衷，而是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来认识儿童的重要性。鲁迅认为，青年必胜于老年，将来必胜于过去。这不仅从人的生命形态中肯定了儿童的优势，而且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中肯定了儿童代表了一种希望和未来。并且，在鲁迅看来，从旧传统中走过来的人，包括鲁迅本人，背着因袭的重担与古老鬼魂，都只不过是历史的中间物，都不可能具备真正现代性的品格。因此，鲁迅主张，一方面要“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③，一方面则要“救救孩子”④。这当然不仅仅表现了鲁迅伟大的情怀，更重要的是表达了鲁迅对儿童的重视与希望。
郭沫若也是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拓荒者。在“五四”时期众多有关儿童文学的论述中，郭沫若的“《儿童文学之管见》独树一帜，不同凡响，从立意的高远，到对儿童文学本质的揭示以及如何发展我国现代儿童文学都有自己的真知灼见。郭沫若对儿童文学重要性的认识主要从社会改造与人的改造之间来展开的。郭沫若认为，“人类社会根本改造的发源之一，应该是人的改造。人的根本改造应当从儿童的感情教育、美的教育着手。”⑤郭沫若这一思想，充分反映了“五四”时期思想家们对中国问题研究的基本思路，即在社会改造与人的改造二者之间的关系中，强调了社会改造是目的，人的改造是手段；同时也强调社会的改造离不开人的改造，人的改造是社会改造的核心。正是在这一大的框架中，也就是在弄清了社会改造与人的改造关系之后，儿童的感情与美的教育就显得尤为突出和重要，儿童的教育便自然成了推进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基本条件与突破口。正因为如此，郭沫若甚至还说：“是故儿童文学的提倡对于我国社会和国民，最是起死回春的特效药。”⑥这种把儿童文学的提倡置于救国救民的地位，可见郭沫若对儿童文学之重视。
除此之外，郑振铎、周作人、胡适、冰心、叶圣陶等都非常重视儿童文学，如周作人对儿童文学的研究，系统、专门，功不可没；冰心、叶圣陶创作的通讯、童话，清新活泼，影响深广。总之，五四时期由于社会文化的转型，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的建构，个性主义、平等自由思想的传播，儿童问题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这便推动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产生与发展。可以说，正是中国现代儿童问题被广泛重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地位才得以真正确立起来。
二、努力建构现代儿童文学的规范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地位被确立并不表明就能够真正产生具有现代意味且适宜于儿童阅读与欣赏的文学来。因此，在“五四”时期，文学革命倡导者们在积极提倡儿童文学的时候，更侧重于建构现代儿童文学的规范，在儿童文学理论探讨方面进行了不懈地努力，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他们同时也就成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要从几乎空白的儿童文学的园地里建构起现代儿童文学的规范来真是谈何容易。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拓荒者们一方面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诸如什么是儿童文学，儿童文学的特点、地位、作用是什么等，另一方面又把一种强烈的现代意识渗透在这种基础性工作中，使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一开始就在一座高标准发展平台上展开。
在“五四”时期，由于人们对儿童文学的广泛关注，渴望建构起一套科学的符合实际的儿童文学的规范便显得尤为强烈。在这种强烈的渴望中，首先进入研究者视野的是对儿童文学的特点，亦即什么是儿童文学的界定和阐释。在众说纷纭中，虽见仁见智，但有一点几乎取得了共识，即儿童本位。鲁迅、周作人、郭沫若、赵景深、郑振铎、冯国华都持这一观点。譬如，周作人在他的《儿童的文学》一文里，首先批判了以前人们对儿童多不能正确理解的两种倾向，即“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⑦这两种倾向都忽视了儿童自身的心理特点和智力水平。实际上是抹杀了儿童本身的特点。所以周作人在《儿童的文学之研究》一文里对儿童文学所下的定义是：“所谓儿童的文学者，即用儿童本位的文字组成之文学，由儿童的感官，可以直接诉于其精神的堂奥。换言之：即明白浅近，饶有趣味，一方面投儿童心理之所好，一方面儿童可以自己欣赏的文学。”⑧周作人这一界说，立即得到了赵景深的赞同⑨，并被冯国华在《儿歌的研究》一文里作为儿童文学的经典定义抄了下来。郭沫若也是持儿童本位的观点的，但郭沫若更侧重于儿童的理想与智力。总之，在规范儿童文学这一概念以及在讨论儿童文学的特点的时候，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的开拓者们强调“儿童”的文学，亦即儿童为本位的文学。
那么，这种以儿童为本位的文学有哪些具体特征呢？对此，周作人作了非常系统且极为科学的说明。周作人在论及童话的特点的时候。谈了四点，一是优美、自然；二是新奇；三是单纯；四是匀齐⑩。此四点，不仅适合于童话，也涵盖整个儿童文学。郭沫若也对儿童文学的特征作了探讨，他首先认为儿童文学不是干燥辛刻的教训文学，不是平板浅薄的通俗文字，不是鬼画桃符的妖怪文字，而应该根据儿童的心理与心智，强调感情和想象在儿童文学中的重要性。[11]另外，冯飞还强调了儿童文学与空想之关系等。[12]总之，“五四”时期的儿童文学倡导者们在论及儿童文学的特点时候时刻注意到了儿童生理与心理、心智、感官的特征，使其真正是儿童的文学。
在强调儿童的文学的同时，他们仍然从儿童本位观点出发，也强调了文学的儿童性。也就是说，儿童的文学的文学性不是以成人的标准来衡量的，而是应该充分考虑到儿童心理、生理的特点，智力欣赏水平及儿童可接受的程度，使其文学意味充分儿童化。周作人曾指出在儿童文学创作中往往容易犯两种不同的错误，“一是太教育，即偏于教训，一是太艺术的，即偏于玄美”，这两种倾向之所以是错误的，就因为“他们都不承认儿童的世界”。[13]赵景深对此深表赞同，并发挥说：“儿童对于儿童文学，只觉他的情节有趣，若加以教训，或是玄美的盛装，反易引起儿童的厌恶”。[14]郭沫若虽然强调了儿童文学的诗性特点，但也反复强调了不要把儿童当作缩小的成人。
“五四”时期建构的现代儿童文学的规范说到底是确立了儿童本位观，这就在两方面规定了儿童文学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走向，即儿童文学既是儿童化的文学，也是文学的儿童化。至于具体的特征则不可能要求一律。
在明确了什么是儿童文学之后，“五四”时期儿童文学的倡导者们还对儿童文学的起源及其作用进行了探讨。在论及儿童文学的起源时，他们也几乎达成共识，都认为儿童文学的起源与文学的起源相同。这种相同性表现在儿童与原人的相似，儿童文学与原始文学相似。周作人在《儿童的文学》中明确的指出：“儿童的精神生活本与原人相似，他的文学是儿歌童话，内容形式不但多与原人的文学相同，而且有许多还是原始社会的遗物，常含有野蛮或荒唐的思想。”[15]胡适也认为，“儿童的生活，颇有和原始人类相似之处。”[16]赵景深先生在研究童话时也认为这种文学“实在是一种快乐儿童的人生叙述，含有神秘而不恐怖的分子的文学。这一快乐儿童的人生，犹之初民的人生……这种神秘而不恐怖的分子，也就是初民心理中共有的分子；他们——初民和儿童——不觉得神是可怕的，只觉得神是可爱的。因之简单说来，童话就是初民心理的表现。”[17]这就是说，文学的产生是因为原人对于自然的畏惧和好奇，凭了想象，构成了一种感情思想，借了言语行动表现出来的东西，儿童文学的产生也应作如是观。只是原人创造出了原始文学，儿童文学的创作则有赖于那些儿童文学作家。所以，创作儿童文学的人，必须对儿童的生活及其精神需求有足够的了解，否则就很难创作出真正的儿童文学来。
与此同时，儿童文学的倡导者们还对儿童文学的作用作了分析和探讨，这就不仅仅从理论上比较完整地规范了儿童文学的形态，而且从价值观上真正确立了儿童文学的地位。郭沫若认为“儿童文学尤能于不识不知之间，导引儿童向上，启发其良知良能——借罗素的话表示时，即所谓‘创造的冲动’，敢于自由创造，自由表现”[18]。郑振铎在他创办的《儿童世界》的宣言里，就是抱着下列三个方面的宗旨，即“（一）使他适宜于儿童的地方及本能的兴趣及爱好。（二）养成并且指导这种兴趣及爱好。（三）唤起儿童已失的兴趣与爱好。”[19]而周作人在谈到儿童文学之需要时从五个方面详尽地阐述了儿童文学的作用与意义。在周作人看来，儿童文学既要引起儿童读书之兴趣，又要满足儿童对文学的需要，但更要作为“发展儿童的想象之工具”、“发展儿童的思想之工具”以及“培养儿童的感情之资料。”[20]赵景深还认为儿童文学对儿童教育上的作用，应该既是文学上的，也是道德的，强调了道德教育的作用。总之，儿童文学的作用和价值在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拓荒者那里已论述得非常充分了。另外，他们还对儿童文学的分类进行了有益的分析和探讨。冯国华的分类可谓全面周到，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
三、积极推进现代儿童文学的繁荣
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拓荒者们不仅在理论上为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勾画出了一幅明媚的蓝图，而且还身体力行，重在建设，为推进现代儿童文学的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出版刊物，以扩阵地。在“五四”之前的1886年，儿童刊物《训蒙画报》、《孩提画报》就在上海创办。1909年孙毓修主编的《少年杂志》和《童话》丛书，题材广泛，趣味横生，受到少年朋友及儿童文学爱好者的广泛欢迎。“五四”时期，《新青年》、《少年中国》、《小说月报》、《妇女杂志》等刊物更是大力提倡儿童文学，有的发表专论，有的开辟专栏，有的重在翻译，有的偏于创作，使儿童文学从体裁性的炒作进入到了全社会关注的热门话题之一。特别是1921年9月，由郑振铎主办的《儿童世界》，分插图、歌谱、诗歌童谣、故事、童话、戏剧、寓言、小说、格言、滑稽画等十大类，图文并茂，内容广泛，专注儿童，影响广泛。1922年4月，由黎锦晖主编的《小朋友》，少有模仿，重在创作，关注家庭，聚焦校园，虽艺术水准不高，但对小朋友却有无限的亲和力。这些为儿童文学的翻译介绍，为建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规范，为儿童文学的创作提供了阵地，开辟了绿色通道。
其二，翻译介绍，以资借鉴。被茅盾称为“中国编辑儿童读物的第一人”的孙毓修先生，其所主编的《童话》和《少年丛书》，实际上是对英文童话的意译和外国少年读物的编辑介绍。之后，鲁迅、郑振铎、沈雁冰等人在翻译介绍方面也成绩显著。1922年，鲁迅辑译了《爱罗先珂童话集》，后来又翻译了《桃色的云》以及《小约翰》、《小彼得》、《表》等，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建立引进了可资借鉴的文学作品。郑振铎译的德国狄尔的《高加索民间故事》、歌德的《列那狐》以及《莱森寓言》、《印度寓言》等，在中国读者中广泛流传，几成经典。茅盾在1919年就翻译了契诃夫的《万卡》等名著，他接编《小说月报》后，对外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尤为关注，不仅在其主编的《小说月报》中大量翻译介绍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和理论，而且还兴趣盎然地以“海外文坛消息”的形式，扫描性地介绍了很多外国儿童文学的情况与消息。
为了建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也为了满足读者的审美爱好，“五四”时期在众多有识之士大量吸纳外国儿童文学过程中，安徒生、格林、王尔德、梅特林克等人的作品被大量翻译介绍过来。特别是安徒生的作品翻译得最多，连他的评传、年谱也都有介绍。他的《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衣》成了润泽无数中国少年儿童的精神食粮。
其三，辑录钩沉，以解燃眉。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拓荒者们，在建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过程中，一方面大量翻译介绍外国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以资借鉴，以飨读者，一方面又张皇幽眇，旁搜远绍，在中国传统典籍和民间传说中寻找适合儿童阅读的材料，以解燃眉之急。如中华书局编印的“小小说”就多半是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先秦寓言中节选出来。而他们出版的《儿童古今通》则又是根据《左传》、《战国策》、《史记》、《世说新语》等书中的一些故事进行改编。还有北京大学于“五四”时期专门成立了一个“歌谣征集处”，向全国征集民间歌谣，且把“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在“北京大学日刊”、《新青年》以及北京、上海、天津、武汉等地报刊杂志上发表，影响巨大。1918年5月20日起在北大日刊上开辟“歌谣选”栏，每天刊登一则，由刘半农编选并作考订说明，共出148则。这里面就有大量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儿歌、童谣以及传说和故事。后来北京大学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歌谣研究会，出版了“歌谣小丛书”。著名的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就是顾颉刚先生整理的《孟姜女故事的歌曲甲集》作为“故事丛书”一种出版。
除此以外，很多有志于儿童文学的有识之士，还从古代典籍之中找材料编印成书，以飨读者。如沈雁冰在1917年编纂了《中国寓言初稿》，同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影响很大，一版很快脱销，1919年11月又出三版。
其四，发动运动，以造声势。要使建构现代儿童文学这一工作真正唤起全社会的注意，除了把儿童文学与儿童问题联系起来以外，还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多方面提倡、鼓吹、呼吁以造声势。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在大力提倡为人生的艺术的过程中，不仅注意到了一般性人生，更注意到了“被损害与被侮辱者”的人生，这样，儿童问题、儿童文学，便自然成为文学研究会非常关注的问题。而且，由于文学研究会一些有影响的代表性的人物，如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叶圣陶、冰心等人，都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开拓者与建设者，因此，一时此呼彼应，蔚为风气，形成了一场颇为壮观的“儿童文学运动”。具体表现为办刊物，搞翻译、重创作、兴演讲。这对于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建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总之，“五四”时期不仅是人的思想大解放时期，也是文的自觉大提高的时期，不仅是中国现代文学确立的时期，也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奠基时期。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就是在这新旧文化的剧烈碰撞、中西文化互为交汇的时期产生与发展的。这便使我们建构起来的儿童文学大厦一开始便具有现代性、开放性的特点，也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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