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制度再认识_社会矛盾论文

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制度再认识_社会矛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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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03)03-0010-05

理论界在探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时,往往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排斥在外,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应包括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学说、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学说和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正确认识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坚持和发展其中正确的思想,纠正和抛弃其错误的认识,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矛盾运动的规律,运用多种社会调控手段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十分有益的。

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矛盾?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作家无一对此作出过完满的回答。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但是他们没有亲历过社会主义的实践,不可能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给予确定的结论。列宁虽然提出一些初步的观点,但在斯大林那里又被模糊了,这就使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在理论上成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社会主义社会到底有没有矛盾?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是什么?这些问题被历史地提到了领导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从1956年春起,中共中央开始深入地思考这个问题,从而形成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理论。毛泽东首次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是在1956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的经中央政治局讨论,毛泽东修改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文章指出“有一些天真烂漫的想法,仿佛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不会再有矛盾存在了。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各个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式不同,但是社会的发展总是在不断的矛盾中进行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的。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中,技术革新和社会制度革新的现象,都将是必然要继续发生的,否则,社会的发展就将停止下来,社会就不可能再前进了。人类现在还是在青年时代。人类将来要走的路,将比过去走过的路,不知道要长远得多少倍。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这类矛盾,都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一切都还将是这样:一个矛盾将导致另一个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这段论述从历史的广阔视角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客观性,凝聚着历史辩证法的深沉思考。随后,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思想。在此基础上,毛泽东于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从理论上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观点。他指出:“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这样,就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1]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观点,打破了长期以来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禁区,将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矛盾这个本来事实加以明确,并且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要在解决矛盾中前进。在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这个在当时使人产生振聋发聩、耳目一新的观点的基础上,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运行特点。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经这样写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关系,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2]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它们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始终处在一种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联结的矛盾状态。这一矛盾贯穿于整个人类社会,是人类社会一切矛盾产生的基础和根源,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毋庸置疑,社会主义社会同样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然而,恰恰在这样一个不言而喻的问题上,人们却陷入理论的云山雾罩中。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认为,当资本主义私有制被社会主义公有制取代以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也就彻底解决,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便在新的条件下获得统一和适应。在这里,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直接回答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社会基本矛盾,如果存在又怎样表现的问题。列宁在创建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由于种种原因也未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尽管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一直比较注重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和研究,但终究因其在这一问题上的“吞吞吐吐”而始终“没有当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解决这一问题的重任便历史地落在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认识和分析基于对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详尽考察。毛泽东认为,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是比较落后和低下,即“一穷二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算那么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不高。其二是中国社会生产力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就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来说,总体上是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但是,由于它刚刚建立,还存在旧社会的痕迹,还存在很多弊端。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1]与阶级社会的基本矛盾由基本适应到基本不适应,再到完全不适应,最终导致旧制度的彻底毁灭的特点不同,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运动的特点自始至终表现为:既相适应又相矛盾,并且适应是主要的,不适应是次要的;适应性决定不适应性,不适应性又反过来影响到适应性。这一特点既表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又表现出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中不断进行改革的必要性。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基本适应下的矛盾,它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得以解决,其解决的途径主要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中,生产力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都必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从理论上来讲,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却比较低下,这就造成了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状况。所以中共八大在表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时有“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之说,尽管这一表述不尽确切,但它确实反映了当时我国社会的现状。正因为如此,毛泽东特别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系统中,必须牢牢抓住生产力这个最革命和最关键的决定性因素和根本环节,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他指出:“只有通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能充分巩固,社会主义才算从根本上建成。”[3]而社会主义改革则是通过和平的非暴力的形式将不适应生产力的生产关系的部分,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部分,进行调整和变革,使之适应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如对所有制形式的完善,对国家机构的精简,对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健全等等。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虽然只是初步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规律和原则性地提出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方法,但是其基本依据和思路却是正确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存在,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运动和变化的客观性;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性,又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运动变化的主要形式是社会主义的改革。改革就是在坚持和巩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调整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使之更加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发展的动力。改革开放20多年的历史反复证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是科学的,是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的。而在新的历史时期,这一理论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体制;生产力的标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多层次和多结构;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等方面将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类矛盾学说,在其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中是极富光彩的一部分。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首次确立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理论,为我们正确处理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及正确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奠定了理论基础,指明了基本方向。

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人民”和“敌人”作了严格的科学界定,他指出:“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1]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只能采用专政的方法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1]由于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有剥削工人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因此“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1]毛泽东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分析,坚持了实事求是和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原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个创举。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特征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矛盾大量的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因此,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就是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此基础上,毛泽东重点分析了人民内部矛盾,他认为“所谓人民内部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1]除了这些阶级之间的矛盾之外,还有人民群众和人民政府之间的矛盾,这主要是指“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1]由于人民内部矛盾是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所以解决这类矛盾必须用民主的方法,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民内部就不需要法制、纪律和集中。为此,毛泽东指出:“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教育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1]这也就是说,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与法制、自由与纪律、民主与集中的结合和统一。

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矛盾系统,既有思想上的是非问题,又有物质利益上得失多少的问题,还有科学艺术领域中不同学派、不同风格的矛盾,以及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一些纠纷甚至不满情绪等等。这些都要求我们在用民主的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总方法指导下,制定出具体的方针。据此,毛泽东提出,在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上,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科学文化方面,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处理党群关系、克服某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官僚作风上,采取整风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方针;在经济问题上实行“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上,实行各民族团结平等,反对大汉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方针;对民族资产阶级,则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等等。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矛盾学说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它解决了50年代中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重大难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矛盾,提供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他所提出的那些调控社会矛盾的方法和手段,对于保障社会主义社会的有序结合和协调发展仍然是十分有效的。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和视角的偏差,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也有一些缺失。其一是他较多地关注政治思想方面的人民内部矛盾,认为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分清是非的问题,而忽略了经济生活中物质利益这个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最根本的原因。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时也就忽略了运用经济手段。尽管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谈到了“农业合作化问题”、“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这些涉及到经济问题的题目,但这些观点并未展开。实践证明,有许多因经济利益而引起的人民内部矛盾并不等同于是与非的矛盾,而是经济利益的关系问题,应着重用经济方法去调整。其二是由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等方面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为民主的形式主要是群众运动,对本来应该主要通过健全法制和完善、体制弥补制度上的缺陷从而加以解决的官僚主义等问题,则通过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来解决,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手段的过于单一和较大的随意性,容易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这一缺陷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表现尤为突出。

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特点,并指出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正确途径,即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但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即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认识、分析、判断上却出现始则悬而未决,终则完全错误的迷津,从而使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不尽完善。

平实而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曾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状况进行过正确的分析,并且作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的判断。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急风暴雨似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向自然界开战。向自然界开战也就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发展社会生产力来解决社会主要矛盾,这是题中之意。然而社会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毛泽东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对中共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分析,毛泽东是不满意的。一是认为八大决议中所表述的主要矛盾的实质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句话是错误的。因为现在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上是适合的,矛盾不大。二是认为八大确定的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只属于一个侧面的表述,即人与自然的关系。毛泽东向来反对见物不见人,他更关注的是另一个侧面,即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按照毛泽东的这一思路,《人民日报》1957年5月2日发表的社论《为什么要整风》指出:“敌对阶级间的矛盾既不复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党在国内问题上的主要任务,就成为团结全体人民来发展生产,也可以说,来同自然界作斗争。但这并不是说,在新形势下的国内主要矛盾,已经变为人同自然界的矛盾。人类同自然界的斗争从来是而且永远是通过社会来进行的,通过一定的生产关系来进行的。因此,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必然仍然表现为人同人之间的矛盾,只是这种矛盾由敌对阶级间的矛盾变成了人民内部的矛盾罢了。”在这里,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实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

尽管毛泽东没有明确地表述过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就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就他当时的考虑来看是倾向于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的。不可否认,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内部矛盾的确是大量的、非对抗性的、占据主要地位的矛盾,但是,人民内部矛盾又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表现为政治的、经济的、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的矛盾,在这诸多矛盾中,必有一种是起主导作用的,毛泽东没有对此作进一步的说明,从而导致其不够严谨和不够完善。这也为以后改变党的八大和他自己曾作出的正确结论,重新把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视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埋下了伏笔。

1957年7月反右斗争扩大化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思想开始滑轨,即不再提八大确定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重提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1957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结论中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58年5月,刘少奇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所做的工作报告中宣布:“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具体条件下,上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个报告经八大二次会议批准,于1958年5月27日在《人民日报》公布。这样,便正式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主要矛盾的论断,而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确定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于在我国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此,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在大多数情况下均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也就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按照毛泽东一贯的思路,只要抓住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这就是所谓的“纲举目张”。解决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便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沿着这样的思路,毛泽东从改变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逐步走上“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是不足为怪的。

如果一开始毛泽东还认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在大多数情况下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的话,那么从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要求全党对阶级斗争问题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到1965年1月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直至“文化大革命”时期形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毛泽东在1968年4月发表的语录中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作了如下概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段斗争的继续。”“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这个政治大革命的目标就是夺取政权。错误的理论定位必然导致实践的错位,“文化大革命”期间进行的“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使我们党、国家和人民遭受了一场深重的灾难,给我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各个领域都造成严重的损害。实践证明,对主要矛盾判断的失误从而导致“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实践社会主义,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最大失误。

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上的失误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使我们党能够在“文革”结束以后不久便准确地抓住了社会主义社会诸多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改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作为全党全国工作的中心,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作为判断一切工作得失成败的标准,并把这个标准贯彻到对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考察之中,从而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作出了科学的判断和分析,解决了毛泽东晚年一直想解决而没有解决好的问题。

收稿日期:2003-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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