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２１世纪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四化”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中国论文,四化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旋律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趋势，从根本上决定21世纪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命运。中国政治经济学必须充分反映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旋律，这是时代的本质规定与基本要求；同时，中国政治经济学还必须全面反映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趋势，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规定与根本要求。由此看来，新世纪的中国政治经济学就应是和平与发展之经济学，亦是改革开放之经济学，二者统一起来，就是既遵循世界经济一般运行规则又反映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特殊规律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
新世纪中国政治经济学是创新之学，是发展之学。所谓创新发展，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结合时代的特点和中国的基本国情，进行大胆创新，推进其大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科学的生命力在于发展，在于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只有丰富多彩的实践才会使科学理论之树常青。
为了推进21世纪我国政治经济学的大革新、大发展，我认为必须紧密结合当前国际国内的实践，切实抓好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四化”问题，一句话，全力推进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化与现代化。
一、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本土化”及“西化”问题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并不是在中国“土生土长”的，而是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英国。伴随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与发展，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应运而生。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尽管本质上也是一种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学说，尚存在一些不科学的成分，但由于它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符合当时社会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客观规律，符合处于上升时期资产阶级根本的利益要求，代表着和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因而它还是一种科学。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英国，她是在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科学继承和批判基础上产生的，因此是一门真正的科学。
对中国来说，无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是“舶来品”，都是直接或间接从西方国家“输入”的“精神产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传入中国有两条渠道：一是“直接从西方输入”，即直接从西方发达国家如英国、法国翻译介绍到中国来；二是“间接从西方输入”，即直接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国传播到中国，这是间接从西方国家输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既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从西方发达国家输入或传入中国的，那么从始至终都存在一个“中国化”或“本土化”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如何同中国的国情或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以下三种倾向：一是修正主义倾向。它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加以“修改”，抹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主张“议会道路”。这在实际上阉割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灵魂和精髓，使之变成了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工具。二是教条主义倾向。它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当做“永恒真理”、“终极真理”或千古不变的教条，不顾中国国情，不考虑中国的具体实践，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个别原理和词句，机械地照搬照抄，或简单地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某些原理“对号”，这种教条主义既严重贻误了中国革命，又严重危害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这无论是在中国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有许多典型的例证。三是“无用主义”。这种倾向，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刚刚传入中国时即存在。它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适合中国国情，于中国革命“无用”也“无益”。以上三种倾向在不同程度上阻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中国的实践相结合，其中最主要的危险是教条主义。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教条主义存在时间长、危害大，并且较难以根除。
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化”，才能丰富和发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结合中国实际，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真正做到了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化”，从而形成了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可以肯定地讲，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化”的必然结果和产物。可以肯定地说，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创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化”的一个最伟大的成果和创举。她使亿万中国人民摆脱了贫困和愚昧，走向富裕和文明。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化”，创造性地提出“三个代表”理论。从上可见，中国的三代领导集体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创立了新中国，建设了新国家；同样，靠的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使亿万中国人民从愚昧落后走向了文明与现代化。
党和国家的三代领导集体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化”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并不是说我国在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方面已完美无缺，不存在任何问题了，而恰好相反，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建设方面，尚有许多问题阻碍着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其一，传统范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产生到现在，历经150多年沧桑巨变， 经过血与火的考验，有许多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仍经得起实践的检验，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在亿万劳动人民的心目中，已形成固有的传统理念。这是革命的光荣的传统，不能废除和改变。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经济实践的发展，某些个别原理和观点会变得相对陈旧，形成与新实践相矛盾的“传统理论和传统观念”，经济实践的发展则要求代之以现代化的理论和观念。列宁讲：“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考虑生动的实际生活。必须考虑现实的确切事实，而且不应当抱住昨天的理论不放”（《论策略书》1917年）。毛泽东更是明确地讲：“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力了”（《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我们这里讲的“传统范式”，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变成“传统范式”。对其又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立场和态度：一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凝固化，看成是一成不变的“万应灵药”，反对任何改变或修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个别原理或观点的行为，并把它当作“传统”来加以固守；二是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统统当作已经陈旧过时的东西加以反对或抛弃。
其二，苏联范式。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苏联模式”或“苏联教条”。“苏联范式”的形成是有其客观历史原因的。由于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所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模式就成为后来所有的（包括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所效仿的“范式”。“苏联范式”的最大问题就是在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进行教条主义诠释，在实践上超越社会生产力水平，超越社会发展阶段，强行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模式。中国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突破了“苏联范式”，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其三，“西化”范式。即是指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西方化”。说到底，也就是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去掉了“中国特色”，完全变成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客观地讲，自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建设方面确实也出现了一种“西化范式”，认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已无法解释和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对许多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也无力进行阐释与说明，甚至有人认为它已成为“无用之学”。而西方经济学却被证明为“经邦济世之学”，所以，他们主张用西方经济学取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这就是所谓“西化”范式。我认为，这种“西化”范式是要不得的，必须加以批判和摒弃。
反对中国政治经济学建设中的“西化”范式，并不否定中国政治经济学要走向世界，与世界政治经济学接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或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一门历史的科学，而且也是一种世界性的科学；它不仅仅反映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特殊规律，而且能够反映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运动的一般规律。所以，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应是开放式的经济学。这在世界商品经济、信息网络经济大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广泛充分发展的今天，本是题中应有之义。就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政治经济学也应是一种国际政治经济学。
二、中国政治经济学的“数学化”及“模糊化”问题
在“苏联范式”影响下形成的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最大的弊端是只注重对生产关系质的规定性的分析，严重忽视甚至几乎没有系统的数量关系分析。政治经济学，注重对生产关系质的规定性的分析本身并没有什么错，问题在于对生产关系质的规定性的分析过于简单化，即进行简单的类比。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科学，必须靠严密的逻辑力量产生巨大的说服力。而简单静态的对比，在理论上实在苍白无力。问题还不仅仅如此，更为严重的是对生产关系运动缺乏动态的数量关系分析。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1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个时期一直面临着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帝国主义国家千方百计地搜集中国经济情报，企图从经济上搞垮社会主义中国。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侵略，我国实行严格的经济情报保密制度，许多重要经济统计数字不予公开。这在客观上给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数量分析带来一定困难。（2）受“苏联范式”的影响， 缺乏对经济运行过程和运行机制的研究，从而忽视经济数量关系运动的分析。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同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一样几乎是从苏联原版照抄照搬过来的。由于时代、客观环境及历史条件等原因，他们多数人并不擅长于经济数量关系的分析与研究。（3）旧教育体制中财经类大专院校， 不注重对数学及数理统计的教育，导致政治经济学研究队伍结构不合理，能够从事经济数量关系研究者甚少。因此真正做到既懂经济学又懂数学，在经济研究中使经济理论运用和数学工具运用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必须从改革教育体制入手，抓好财经类院校数学课程教学改革，做到数学教育与经济理论教育密切结合。若从长远观点看，从培养宽口径的复合型人才出发，我国的高校无论何种专业（无论文科理科）都应把高等数学作为一门基础课来开设，使学生无论是从文科毕业还是理科毕业均有较高的数学知识及素养，在从事经济研究时能较熟练地运用数学工具。
令人欣慰的是，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教育体制改革日益深入，各重点大学财经专业及各类财经院校的课程设置逐步趋向合理，出现了文理结合，文理渗透的大好局面。但令人担忧的是，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研究中出现了一种数学化倾向。名为经济理论研究论文，但通篇充斥数学公式推导及数学模型排列，就连论文结论也令经济学教授们迷惑不解，不知所云。一些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者，甚至一些经济理论研究刊物，出现了明显的追求经济理论研究的数学化倾向。
固然，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缺乏数量关系分析，排斥数学公式推导及数学模型分析，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也是有害的。但是，把政治经济学研究“数学化”之风不可长，更不可取。首先，经济规律不等于数学规律，经济规律不可能用精确的数学公式准确地表示出来。我认为，把经济规律“数学化”的企图是徒劳的，也是无益的。其次，无论是外国还是中国，尤其是在中国，经济统计数字从来都是掺有水分的，能做到大致准确就不错了。经济学家们研究证实，西方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生产总值（GNP）都含有重复计算问题，大约有1／5 ——1／4水分。相比西方国家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中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非常不规范、不完善的，因此，统计数字的准确度更要大打折扣。这样，用不可能准确的数字推导出来的数学公式或建立起来的模型来表现或表述客观经济规律运行轨迹，是不可能准确或正确的。再次，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一定时期的经济总量虽然是可计量的，但作为长期发展趋势的内在规律却不可能用数学公式准确表示出来。
诚然，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时，为了论证社会总产品的实现过程，提出一系列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公式。马克思运用数字说明上述公式，是运用抽象的实现论假设，并不是证明资本主义经济现实会如此匀称和理想般按照上述公式精确地运行与发展，而是证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与发展中的均衡趋势经常被经济危机所打破。因此，不能用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为政治经济学规律可以“数学化”找根据、作辩护。最后，任何一种数学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运用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或时序上的局限性，或空间维度上的局限性，或样本局限性，或假设条件的局限性等等，从来不存在一切条件和场合下都适用的数学方法。
事实与那些主张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数学化”恰恰相反，世界经济发展中却出现了一种新经济形态——混沌经济；与此相适应，经济理论研究出现了一种新学科——“混沌经济学”。任何一个社会的经济都不可能是“一清二纯”的。各种经济成份混合交融在一起，是不可能既“清”又“纯”的，必然处于“混沌”状态。
马克思当年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时是运用科学抽象法，舍掉了诸多因素，在纯粹形态上进行考察，因而在那里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各种规律观察得比较清晰。还原到现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在各种错综复杂因素作用下运行与发展的，各种规律是贯穿和隐藏在各种混乱无序现象背后并强制发挥作用的。马克思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能够从“混沌无序”的经济运动中发现和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各种运动规律。马克思就是直面于“混沌经济”，大胆进行科学抽象研究的典范。
经济是“混沌”的，一些经济规律具有模糊性，这就是“混沌经济学”产生的客观基础与条件。这里的关键是“混沌经济”必然使一些经济规律具有一定的模糊性。
随着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日益“混沌化”，中国必须加强混沌经济学的研究，坚持质的考察与量的分析相结合，既要善于运用科学抽象法，透过混沌复杂的现象揭示本质，又要学会运用数学工具揭示经济关系数量变动趋势，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化与现代化。
三、中国政治经济学的“规范化”与“实证化”问题
规范化研究与实证化研究是政治经济学的两种研究方法。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规范化，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实证化，实际上这种说法并不全面和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侧重于生产关系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的分析，因而它主要采用规范化的研究方法。但这决不意味着它根本否定和排斥实证分析的方法，总观《资本论》，马克思有许多地方使用了实证分析的方法。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对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大机器生产的研究。西方经济学侧重于对经济体制与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因而主要采用实证分析方法进行描述。但这并不是说西方经济学一点规范化方法也没有，从不进行本质分析。“规范化”与“实证化”作为两种研究方法或工具，并非某一种经济学所特有的专利，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完全可以结合起来运用。问题是要结合所研究问题的内容与对象，要有所区别和侧重。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重视“规范化”研究，但在众多场合及很大程度上是扭曲了的、非科学的“规范化”。其主要表现是：（1）概念罗列与范畴浅释。 综观改革开放前中国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几乎没有结合中国实际的新概念、新范畴，基本概念与范畴毫无例外地是从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套搬过来的，概念内涵的界定与范畴的阐析也都比较肤浅。在分析其本质内容时，往往是简单一律地同资本主义比较，干瘪乏力。（2）缺乏一条贯穿全书的主线。 研读过《资本论》的人都知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一条鲜明的主线，即资本——剩余价值。通过这条主线把资本主义的基本生产关系——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揭露得一清二楚，淋漓尽致。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虽经多次大讨论、大争鸣，但始终未找到类似的主线，甚至有人怀疑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没有一条主线。有没有主线，可大不一样。政治经济学的主线犹如人的脊梁一样，人没有了脊梁如何站立起来？政治经济学没有了脊梁如何撑起庞大的理论体系？可见，搜寻和确立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线是何等重要。（3 ）没有确立一个包含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一切矛盾胚芽的始点范畴。马克思为了从纯粹形态上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运动规律，从资本主义社会“庞大的商品堆积”中抽象出最简单的细胞——商品，作为分析研究的始点范畴。中国的传统政治经济学之所以体系不健全，缺乏内在逻辑力量，除了以上两个原因之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没有找到并确立一个科学的始点范畴。经济学界对始点范畴进行了多次大讨论，但始终未形成共识。有的人认为，应以劳动为始点范畴；有的人认为，应以公有制为始点范畴；还有人认为，应以剩余产品为始点范畴；也有人主张，仍用商品做始点范畴；等等，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认为，劳动也好，公有制也好，剩余产品也好，甚至商品也好，之所以难以担当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点范畴，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它们本身内部都并不包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切矛盾的胚芽。不是五脏俱全的“麻雀”，分析解剖之，怎么能揭示其内在矛盾运动规律呢？（4）缺乏辩证的矛盾分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充满辩证法的。矛盾的对立统一是辩证法的核心。《资本论》的章章节节都是运用辩证法进行矛盾分析的光辉范例。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最大缺欠之一，就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运动与发展缺乏应有的矛盾分析。在许多较权威的教科书和专著里，只讲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广大人民之间的根本利益的融合性、一致性，很少甚至不讲差别性、矛盾性；只讲合作，不讲竞争；只讲平等、平均，不讲物质利益差别与矛盾；因此，竞争机制、市场作用和价值规律被排斥和否定，盛行“大锅饭”和分配的平均主义。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没有矛盾便没有世界。政治经济学失去了矛盾分析方法，怎么会如实地反映矛盾的世界？又怎么会具有生机与活力？（5 ）简单机械地进行“规律排队”。经济规律贯穿于经济发展运动的趋势中，政治经济学的根本任务在于把它揭示出来，让人们认识它们，并在自己的经济活动中自觉地运用它们。让经济规律“排队”，哪个规律是基本经济规律站前排，哪个规律重要一点，就站“二排”，依次类推，这种做法与其说是一种“苏联范式”，倒莫如是中国的一大发明。（6）质的分析空洞无物， 量的分析更是贫乏。尽管它声称重视对经济范畴进行质的分析，但几乎是千篇一律地说明某范畴与资本主义有“本质区别”，仅此而已，即空洞又乏力。量的分析贫乏，更是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的一大弊端。改革开放20年，这个问题虽有所改变，但做得并不尽人意，并且如前所述，还有跳入另一个极端的倾向。所以，真做到质的分析与量的分析结合得好，实现二者有机统一，尚需经济学界今后做更艰苦的努力。
中国政治经济学要前进和发展，跟上时代的步伐，实现科学化与现代化，必须坚持科学的“规范化”，在研究对象、理论体系及方法上进行大胆创新。第一，要科学规范和确立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这是中国政治经济学摆脱传统政治经济学痼疾的最关键的环节与步骤，尽管很艰难，但也必须努力去做，并要认真做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这是列宁的明确概括，是斯大林加以具体化的。列宁讲：“政治经济学决不是研究‘生产’，而是研究人们在生产上的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制度。”斯大林又把生产关系具体地界定为所有制、相互关系、产品分配方式三个方面内容。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和斯大林偏离了马克思。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上讲：“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广义政治经济学，而广义的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理应是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关于马克思讲的“生产方式”概念，经济学界有颇多的争论，据笔者了解，至少有十几种解释。我认为，马克思这里讲的“生产方式”显然是指生产力。这样界定之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应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运动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其最大的优越性就是摆脱了传统政治经济学只联系生产力，孤立研究生产关系的窠臼，可以直接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结合起未、统一起来进行研究。传统政治经济学联系生产力来研究生产关系，实践的结果往往是忽视生产力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这不仅直接违背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与要求的原理，而且使生产关系丧失物质基础，进而使生产关系的研究被架空和孤立。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运动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另一个最大优越性是，既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主线”问题，又避免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缺乏矛盾分析的问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矛盾，完全可以成为贯穿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与发展的一条“主线”。另外，研究这一矛盾运动本身，就是运用辩证法，就是矛盾分析法。“主线”的确定与矛盾分析法的应用，无疑会大大增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机与活力，从而促进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朝气蓬勃地向前发展。
第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体系。有人认为，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很不成熟，其中许多规律还不能充分显现，因此，构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新体系为时尚早。以前，我也持这种观点。现在已进入21世纪，尤其是国际国内情况都已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已经加入WTO，很快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并且在新世纪头20年就要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建设，中国的经济结构经过“十五”的战略重组及调整能够实现代化与升级，科学技术发展也会有质的飞跃，国民生产总值会在现有的基础上再翻1～2番，人民生活水平将有极大的改善与提高。所有这些变化表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将进入较发达阶段，各种规律产生及作用条件将日趋成熟与完善，这样，构筑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理论体系的客观经济条件已经具备。所以，我认为，应从现在开始到2010年，加紧构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新框架，把“基础”夯实，把“原材料”备齐，把“四梁八柱”支立起来。尔后从2010年至2020年，再用10年时间“砌砖”、“加瓦”、“装修内部”，把整个理论“大厦”建好竣工。如果不从现在着手构建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新理论大厦，那就会错过大好时机，既不利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又远远适应不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要求。理论起不到它应有的作用，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第三，研究方法要“中西合璧”，实现多元化。以往，中国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规范化”，坚持运用抽象法，这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只认为这种方法是科学的，只承认并运用这一种方法。这种“惟一方法论”，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深入与发展。我认为必须抛弃研究方法的简单化、惟一化，一定实行研究方法的“中西合璧”，依据研究对象和内容的不同，采用灵活多样的方法。
从根本上来说，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运动实质及规律的揭示必须采用科学的抽象法。与此同时，还必须更好地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1）逻辑的实证与归纳。在运用经济范畴分析客观经济现象与经济过程时，往往需要运用逻辑实证，并对结果进行归纳。如果从实际中抽象出的经济范畴比较科学，那么经过逻辑推理进行实证所归纳出的结论，就可能是科学的，起码会接近客观实际。（2）经验检验法。 若“经验”系从实践所获得并反复证明是正确的，是可以用来检验经济范畴的有效性和真伪性的。我国改革过程搞了多种形式的“试点”，这就是用实践来检验理性观念，以便取得一般性经验，进而取得规律性认识。（3 ）比较研究法。它不同于传统政治经济学中的简单比较方法，不是简单地论证范畴之间的“本质不同”，而是侧重于体制模式、运行机制、发展趋势等的比较分析，尤其注重质与量结合的“横向动态比较”。（4）科学的批判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批判的，批判也包含着吸收与继承。我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必须高扬争论与批判的大旗，营造一个良好的争论与批判环境。（5 ）动态均衡分析方法。在西方经济学中，瓦尔拉的均衡分析主要应用于微观经济研究，取得了相当成功的绩效。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根本没有动态均衡分析，这是不对的。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动态均衡分析更主要是应用于宏观经济运行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社会总资本再生产，除了运用抽象的假设方法以外，还用了许多公式进行动态均衡分析。马克思考察了多年的扩大再生产的运作过程，得出了两大部类对比关系发展及产品价值补偿与实现的规律。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完全可以运用动态均衡分析方法，对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的运行过程进行考察与分析。（6）社会经济统计分析。这是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一种数量分析。马克思在其巨著《资本论》中比较充分地运用了这种方法，科学准确地阐释了各种经济范畴量的变动规律，我们要认真地学习，科学地运用。第一，要全社会重视社会经济统计问题，尤其是各级领导机关，一定要把这项基础性工作重视起来，认真做好。特别要保证各项统计数字的准确无误，坚决杜绝编造假数字，假指标。其次，我们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工作者要学会对经济统计数字的鉴别工作，善于进行去伪存真，依据客观实际剔除“水分”。
实践证明，上述方法都是政治经济学研究行之有效的方法，切不可偏废。但决不是说上述方法必须同时运用，完全可以依据研究对象不同，有主辅之分。
当今西方经济学界提出了一些新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值得提出来研究的有“经验主义”方法、“证伪主义”方法及眼下最时兴的“博弈分析”方法。战后，西方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互相渗透与交叉日益发展，涌现出许多新兴交叉学科，如法哲学、经济哲学、文化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等。不仅如此，研究方法也呈现相互渗透与交叉的态势和趋向，如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法律问题，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来研究社会犯罪。哲学及哲学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被广泛大量使用。其实，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就运用了大量的哲学理念和哲学方法。博弈分析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运用，不仅可以大大增加政治经济学理论内容的活性及活力，而且可以增加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有效性、可操作性，进而增强其对实践的指导性。然而，政治经济学对博弈分析方法也切不可滥用。目前政治经济学界存在一种“博弈热”，以为什么都可以用“博弈分析”解决问题，甚至有人鼓吹博弈分析可以取代科学的抽象分析，这是不能令人同意的。我认为，由于政治经济学的特殊研究对象所规定，完全依靠“博弈分析”不能解决问题，只能说它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辅助方法和手段，而更重要的方法和手段则是科学的抽象法。彻底丢掉了科学抽象法，就没有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他的经济科学也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
四、关于中国政治经济学的“阶级化”与“超阶级化”问题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具有强烈阶级性的科学，这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否定的，也是否定不了的。否定了阶级性就否定政治经济学本身。这是因为“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有一些人是打心眼里要将“政治经济学”变成纯粹的“经济学”，现在看来，这种企图及努力也是徒劳的。实际上，任何经济学也都并非是纯粹的“经济学”，都难免打上“政治”的烙印。因为自阶级产生以来，任何一门经济学都无不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而“政治”就是这种阶级性的一种表现。尽管政治经济学不是一门既研究政治又研究经济的科学，但它毕竟不能脱离开阶级背景、政治环境等而孤立存在。
承认政治经济学具有阶级性，绝不意味着政治经济学“阶级化”，即把其阶级性“泛化”，认为政治经济学就是“阶级斗争的科学”。
总之，我认为，政治经济学完全“阶级化”，以“阶级斗争为纲”，只有“政治”而没有“经济”，那就不是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但把政治经济学搞成一门“无阶级化”的，或“超越一切阶级”、全世界曾遍适用的“纯经济学”，恐怕就从根本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那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了。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与科学性的统一，在当今历史条件下仍十分重要。不仅如此，反对极端主义和片面性，对于我们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更是十分紧迫和必要的。可以说，在中国的经济理论战线，反对极端主义和片面性，是一个艰巨而长期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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