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十年代初期“院系调整”的历史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院系论文,初期论文,五十年代论文,世纪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院系调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门话题之一。（注：八十年代，史学界关于50年代院系调整的研究仅有邱雁、杨新的《解放初院系调整大事记》(1949-1953)（《辽宁高等教育研究》1982年第4期，第199-214页）、邱雁的《关于1952年的高等学校院系调整问题》（《天津师院学报》1982年第2期，第19-25页）以及北京师范大学苏渭昌教授（邱雁是其笔名）在《中国教育通史·第六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中撰写的有关内容。另外，50年代台湾和香港出版的有关这一时期改革的著作只有钟石的《中共的高等教育》（友联出版社，1953年）和李由农《共匪高等教育之研究》（阳明山庄，中华民国四十六年）。但是，港台的这两本书都是从反共思想立场出发，观点偏激，为批判而批判的言论比比皆是，所依据的资料基本上出自当时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90年代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大有进展。研究成果目前仍以论文的形式出现，未见专著问世，某些著作只是简略地提及有关当年高等院系调整的概况。这方面的研究论文主要有：江沛、王洪学《50年代高校院系调整述评》（《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马永斌、董冰《院系调整与我国高等工程教育》（《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8年第4期）；巫春华《略论我国50年代的院系调整》（《中国高教研究》2001年第4期）；王璞《对我国50年代高校院系调整得失分析》（《建材高教理论与实践》2001年第6期）；赵存存、柳春元《五十年代初山西高等教育的“院系调整”及其影响》（《高等教育研究》2002年第3期）；李琦《建国初期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述评》（《党的文献》2002年第6期）等。（详细讨论参见：卢立菊，《1990年代以来关于五十年代高校院系调整研究综述》，未刊稿。））但目前对材料的挖掘、观点的提炼以及理论模式的运用等方面尚有进一步努力的必要。
一
早在1949年底，高等学校即已开始在小范围内进行院系调整：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教育系并入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华北大学三校的农学院合并为北京农业大学。1951年4月，取消交通大学管理学校，所属系科分别并入交大工学校、北方交大和上海财经学校；复旦大学土木系并入交通大学；交通大学纺织系与上海纺织工学院、上海工专纺织科合并为华东纺织工学院，等等。[1]
中央教育部于1951年11月召开了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拟订了全国工学院院系调整方案，揭开了1952年全国院系大调整的序幕。1952年秋季，中央教育部在高等学校教师思想改造的基础上，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为原则，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工作。“迄1952年底，全国3/4的院校完成了调整工作，其中以华北、东北、华东三个地区的调整较为彻底。经过这一调整，私立高校全部改为公立，各院校的性质和任务均较前明确，工科院校得到了发展，综合大学得到了整顿，这样使高等学校在院系设置上基本符合国家建设的需要。”[3]1953年的院系调整工作，以中南区为重点，其他地区局部进行。“调整的原则仍着重改组尚未进行调整之旧的系科庞杂的大学，以利于加强与增设高等工业学校和适当增设高等师范学校；对政法、财经院系则采取适当合并集中的作法，以便进行整顿。”据此原则制定的调整方案于“1954年5月29日经政务院第180次政务会议原则上批准后，即积极进行酝酿准备工作。其后又经过与各方面往返商洽，方案经过若干修正，至10月11日由政务院正式颁布，立即实施。”[4]1952年院系未调整前有高校211所，1952年调整后为201所，经1953年调整后全国高校总数为182所（注：关于1952年调整前后的高等学校数量，学术界有不同的说法。《中国高等教育研究50年》数据如下表。
笔者认为二手资料的可靠性不如原始资料，笔者在南京大学档案馆查到的《高等教育文献法令汇编》（第一辑）是国家正式的政府出版物，而且出版年代比较早，当比其他资料可靠。
1952年全国六大区各类高校调整前后校数变化统计表
（资料来源：中国高等教育研究50年，1999年，第1864页）），具体情况和分布见下页表。
表1 1952年和1953年调整前后各类高等学校设置情况[2]
原注：1952年调整前设置情况中其他栏专科学校为中华工商专科学校、西昌技艺专科学校及乐山技艺专科学校等三校；1952年调整后设置情况中其他栏专科学校为西昌技艺专科学校。
表2 1953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分布情况表[2]
共计 华北 东北 华东 中南 西南 西北 内蒙
共计 1823826503319142
综合性大学13 2 1 4 2 2 2
多科性高等工 15 3 3 5 2 1 1
单科性高等工 24 8 3 8 3 2
高等师范学校 31 6 4 8 6 4 2 1
高等农林学校 29 5 4 8 6 2 3 1
高等医药学校 29 4 4 9 9 2 1
高等政法学校 4 1
1 1 1
高等财经学校 7 2 2 1 1 1
高等艺术学校 15 4 2 4 2 2 1
高等语文学校 8 2 2 1
1 2
高等体育学校 5 1
1 1 1 1
少数民族高等 211
下页两个表格反映了1950年代初期院系调整后学校数量和学校分布的基本变化情况。
二
院系调整中另一个重点是对高等学校内部结构的根本性的改造。南京大学的前身是国立中央大学和私立教会大学金陵大学。下面以南京大学为例说明这个变动过程。
调整前的南京大学有文、理、工、农、医、法、师范等7个学院共35个系，经过这场伤筋动骨的院系调整后仅保留了文、理方面的13个系，并且严格分成文科和理科，文理科又各自按照传统的学科分类组成系科和专业，不仅文理科之间没有进行真正综合，就自身专业之间也缺乏渗透和交融。南京大学由一个综合性大学变成了虽然名义上叫综合性大学实际上却是比较严格意义上的类似欧美的文理学院，其他的12所综合大学也大体如此。
表3 院系调整前南京大学教学系统结构（1949-1952年7月）[3]
表4 院系调整后南京大学教学系统结构（1952年7月—1954年）[9]
中国语文系
历史学系
西方语文学系
俄罗斯语文学系
数学系
天文学系
校长 化学系
物理系
生物系
心理系
地质学系
地理学系
气象学系
院系调整结束后，1953年专门成立了高等教育部，国家对高等学校教学过程实施全面控制。1953年中央有关文件认为“高等学校教师的思想改造学习今年暑假前即可告一段落，院系调整工作在今年暑假亦可大部完成，各类高等学校的任务和培养人材的目标均较以前明确，统一招生与统一分配毕业生的制度已经确立，这些条件将便于中央高等教育部及其他部门进一步加强直接和具体的管理。”中央高等教育部将对“全国高等学校的方针政策、建设计划（包括学校的设立或变更、院系和专业设置、招生任务、基本建设和财务计划等）、重要的规程制度（如财务制度、人事制度）、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编审、生产实习等事项，进一步统一掌握起来。凡高等教育部关于上述事项的规定、指示或命令，全国高等学校均应执行。如有必须变通办理时，须经中央高等教育部或由中央高等教育部转报政务院批准。”（注：《高等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院系调整计划、改订高等学校领导关系和加强高等学校及中等技术学校学生生产实习工作的报告》（1953年5月29日马叙伦部长在政务院第180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并经同次会议批准），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办公厅编，《高等教育文献法令汇编》（第一辑），1954年6月，第43页。）从此以后高等学校丧失了教学自主权，这样就彻底改变了在中国孕育了半个世纪才形成的现代高等教育体制。在高等教育领域里提前建立了到1956年才在经济领域中全面推行的计划体制。在这种体制中，大学的设立、院系专业的设置、招生分配，甚至教什么、如何教，都受各级教育行政（科层）机构的直接管理。
三
1950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总体来讲是适应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建设需要的，为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1932年国联教育专家考察团的考察报告指出，当时中国高校地理分布随意，集中在一起的高校办学重复，几乎没有合理分工；1932年在学校攻读学位的学生有50%以上学习法律、政治和文科，6%学习教育学，学习自然科学的不到10%，学工科的为11.5%，只有3%的学习农业。（注：国联教育考察团：《中国教育的改革》，转引自［美］R·我法夸尔，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00页。）即使到了1946年，工科学生仅占在校生总数的18.9%。调整后的确加速了工业人才和师范类人才的培养，院系调整后工科学生数大量增加。1952年工科学生达到35.4%，为各科学生之首，改变了此前以文法科为主的学校和学科结构。通过增设钢铁、地质、矿冶、水利等12个工业专门学院，以及建成机械、电机、化工、土木等比较齐全的工种专业体系，改变了旧中国不能培养配套的工程技术人员的落后状况。[1]
表5 分科学生数（单位：人）[4]
相反，人文社会科学由于它的“资产阶级性质”而遭到否定。通过学科和课程改造，社会学、政治学等等学科被停止和取消。南京大学的社会学系在1949年就被并入政治学系，政治学系在1952年调整中又被取消。[5]原来分布在全国的20多个社会学系经过1952年的调整，只剩下两个（中山大学和云南大学社会学系），1953年院系调整后，仅存的两个社会学系也被取消，作为一个学科的社会学到1953年底在中国大陆上彻底消失。当费孝通在中南海的一个会场上当面向毛泽东谏言，甚至苦苦哀求，希望不要让社会学断子绝孙，多少留一个种，留点苗苗时，据费孝通回忆说，当时，毛泽东的手势和语气都非常干脆：不能留，坚决断子绝孙！[6]南京大学的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去了地理系搞经济地理，曾任金陵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柯象峰到外文系当了普通老师。[7]
南京大学的哲学系经过数十年的惨淡经营，曾一度集中了许多全国知名的学者。在1957年的“鸣放”中祖庆年先生说：“解放了，随着文化，思想工作的活跃，哲学系理应被重视起来。可是万万想不到，晴天霹雳，哲学系竟失去了存在的余地，老老青青，统统给扔出了南大的大门。当时，在思想改造的余威下，谁敢有半点的‘异心’，名义上是并入北大，好像是升格了，实际上，谁也清楚是像对待麻疯病一样，集中放在中央的直接看管之下，免得贻患无穷。在学校执教垂30年的老教授，他们从青年时期直到鬓发皆白，一直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岗位，现在却一律在‘教授干部化’的号召下，服从调动，弹泪登途。从此开始了长期的修道士的生活（他们直到最近（注：指1957年。）才恢复了开课的权利）。哲学系的这种遭遇，不是学校领导的过错，而是由中央决定的。肯定地说，这个决定在任何时候，都是错误的。更遗憾的是，在这个错误的决定的后面，有一个更加错误的思想在指导。解放后，长期以来，全党有这样一种看法，对旧哲学和社会学以及这一方面的学者，采取一笔抹杀，一棍子打死的态度。旧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在解放以前，确是很少接触马列主义的，解放后，却都立即受到这样一个唯一的标准来衡量：凡是不懂马列主义的，甚至凡是非共产党员，一概都是唯心主义的，反动的，对人民只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因而对他们是完全可以弃若蔽履的。就是在这种庸俗的唯物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在自命为‘精神上高人一等’的优越感的气焰下，在南大砍掉了哲学系，心理学系和整个法学院。在全国范围内也大体如此。长期以来，斯大林关于辩证唯物主义的七条，代替了全部哲学，哲学——这棵盛开着奇葩异卉的‘人类认识之树’只好枯萎以死。人们只以教条地重复‘主客观一致’，‘理论联系实际’而得意忘形，他们可以不对古今中外的任何哲学家进行任何的艰苦钻研，仅凭革命的资格和认为的等级，以及集中在舌尖上的一点‘智慧’即可以轻易窃取‘哲学大师’的桂冠。作为万物之灵的人，逐渐失去其‘灵性’，从‘理性的动物’，不知不觉地堕落成为胆小如鼠目光如豆的偶像崇拜者。思想贫乎哉！学术贫乎哉！”[8]
四
大学、院系、专业、学科、学报、学会是构成现代学术建制的基本单位。中国近代学术建制从清末发轫，经过几代学人的艰苦努力，特别是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到20世纪30-40年代已达到相当的水准，特别是人文、社会学科已具备和国际学术界对话的资格。一些著名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等在国际上已有相当之地位，“教授治校、学术独立”在大学里已成为基本的理念。但是，指导1952年院系调整的理论资源和时间经验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突出政治的经验，另一方面照搬了苏联培养技术干部的办学模式，而且把他们绝对化，教条化。延安道路的目的在于培养驯服的政治斗争工具，苏联模式目的主要在于培养驯服的技术工具，而1950年代初期院系调整后的高等教育目的是改造和培养集驯服的政治工具和技术工具为一身的所谓的“又红又专”的社会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这就和晚清以来现代大学的主流办学理念发生了严重的断裂，其结果必然是以延安经验和苏联模式改造五四现代教育，这就是1952年院系调整的本质。
民国时期的大学在体制内存在主要是国立大学，同时还存在相当数量办学水平不低于甚至高于国立大学的教会大学、私立大学，像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华西大学等都是非常著名的教会大学。民国时期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的存在有力地捍卫着“大学独立于政府”的格局。在国民党体制内的国立大学待不下去的教授、学生可以进入体制外的教会大学任教和求学。20世纪30年代燕京大学成为抗日学生运动的中心就是这个原因。1952年院系调整后私立大学和教会大学被取消后，正如博克所言“大学严重依赖政府，并在中央计划下运行”（注：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在纪念350周年校庆时说“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上，大学一直有着不平凡的自由，政府官员很少干预州立学校的事务，私人集团也可以建立它们自己的学校。所有学校都在为得到优秀的学生，教师和设备进行激烈而又友好的竞争。我们对这一体制已经如此熟悉，从而认为这都是理所当然的。其实，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在几乎所有其他国家内，大学严重地依赖政府，并在中央计划下运行。我们这种自由而又分散的体制有着伟大的力量，它允许各自为政的独立学术中心存在，提高了创造力和适应力。由于避免了政府的控制，决策权利就掌握在有识之士的手中，鼓励竞争成了努力进取以超越他人的动力。”http://bbs.nju.edu.cn/），大学教师全部被纳入体制内，生活工作有了保障，但是同时也放弃教学和学术研究的独立性。继承五四现代教育传统，高扬独立与自由教育理念的呼声，直到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中，才又一次被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