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的时代个性与历史挑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盟论文,个性论文,时代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日的欧洲联盟正面临着严峻的历史挑战，危机频频，笼罩在一片何去何从的迷茫氛围之中。本文拟就欧盟的时代个性与历史挑战谈点个人的看法。
一、欧盟的一体化进程及其特点
1950年5月，法国外长罗伯特·舒曼提出将法、 德煤钢工业加以联合的“舒曼计划”。在此基础上，由法、德、意、荷、比、卢六国组成了煤钢联盟（ECSC）。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由多国自愿参加的一体化实体。
战火刚刚熄灭的西欧惊魂未定，对战争仍然存有深深的恐惧。人们对安全的关注甚于其它，政治军事的平衡成为各国孜孜以求的首要目标。因而，煤钢联盟具有极其深刻的政治背景。
首先，煤钢工业作为德国的工业基础，曾是其发动战争的必要手段。选择煤钢领域实行联合，将煤钢生产置于成员国的相互监督之下则能够有效地消除战争的隐患。控制了煤钢工业也即控制了战争的引爆器，这是舒曼计划得到西欧各国支持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西欧的地理位置介于美苏两国之间，相当于两大国对垒的缓冲地带，美苏一旦发生摩擦，西欧将首当其冲，成为其战场。而此时二战重创下的两欧非常虚弱，其中任何一国都无法与美苏相抗衡。两大国稍许的政治或军事的炫耀，都足以对战战兢兢的西欧构成震慑。正是西欧上空堆积的战争浓云推动着西欧国家最终突破了迈向一体化的障碍，实现了联合。
再次，战后初期，由美国提供援助以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目的在于帮助西欧迅速治愈战争创伤，重新武装西欧，并通过和西欧建立政治、军事结盟关系，以有效地制衡苏联，为美国在与苏联的均势中增添一个极有份量的筹码。该计划要求以整个西欧而非单个国家为基础组织实施援助，这在客观上也促进了西欧的联合。
煤钢联盟对于百废待兴的西欧经济无异于一剂强心针，对其经济的迅猛恢复和振兴起了促进作用。煤钢联盟的创建尽管有其经济意义，但其创建的源动力却在政治领域，创始者的政治意图远远大于经济目标，政治因素成为其组建机构、制订政策、设计体制的根本出发点。
煤钢联盟建立之初，由于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强劲发展，树立了一体化进程的良好信誉，以政治因素作为联合体决定因素的弊端为此刻浓厚的政治气氛和尚处于恢复阶段的经济上升势头所掩盖。但随着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共同体先后于七十年代初期和八十年代末期进行第一、第二次扩大以后，其危害性就逐渐显现出来。
七十年代初，欧共体相继吸收英国、丹麦、爱尔兰三国入盟。正值全球两大阵营冷战正酣之际，处于冷战最前沿的欧共体这一扩盟决定，首先是着眼于冷战的需要，服从于政治斗争的大局，而对经济因素自然就无暇顾及了。共同体扩大后不久，由于各国经济的发展水平相差悬殊，一体化的效率终于出现了问题。1974年，欧共体的一份题为“欧洲联盟”的报告就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存在，甚至提出建立一个双层共同体的构想，打算将那些认为自己可以更快地走向经济和货币联盟的国家形成一个核心内圈，而让其余国家以某种较松散的方式联合起来。该报告警告说：“如果认为有必要在一切场合都使所有的成员国同时达到所有每一个阶段，那末在目前就不可能提出一个可靠的行动计划，各成员国的经济和财政情况的差异是如此之大，如果我们坚持这样做，就不可能取得进展，而欧洲则将继续走向分崩离析。”〔1 〕但该报告所陈观点的深刻内涵以及欧盟第一次扩大后显露端倪的弊端，并未引起欧共体的足够重视，造成以后的第二次扩大仍然没能摆脱世界环境的影响，使其又一次立足于政治领域中去选择扩大对象。
欧共体在八十年代中期接纳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腊时，主要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为遏制苏联在地中海地区的扩张，欧共体忙不迭地将新成员国资格匆匆授予了西、葡、希三国。这三国的经济发展程度不仅是当时各成员国中最低的，时至今日，其经济水平仍远落后于其它国家。欧共体的第二次扩大，不仅没有缩小各国经济的差距，反而进一步深化了原有的矛盾，使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裂痕愈益增大，经济的不平衡性更甚了。
欧共体的两次扩大实则是与煤钢联盟一脉相承，均是在美苏两极相互对峙的局面下实现的，这与二战之后直至八十年代末基本稳定的世界格局相一致，与保持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中的和平状态相吻合。但这却要以未来作赌注。
二、欧盟的现状与问题
凝重的历史偶尔也显露出活泼的一面，将人类置于尴尬之境，恶作剧式地把玩一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戏剧性的变化，打乱了世界的秩序，两个阵营的对抗不复存在，世界由两极走向了多极，发展经济的大潮席卷全球，经济竞争取代了军备竞赛，经济结盟的重要性日渐突出。在剧烈的震荡之后，西欧惊奇地发现，昔日得心应手的成员国关系，如今却在一体化的推进中陷入了僵局。面对接踵而至的问题，各成员国相互之间冲突不断，统一的欧盟不再用“一个声音”说话了。外部的威胁刚刚解除，欧盟又被来自内部的日益增大的分裂趋势所困扰，深陷于重重危机之中，前途未卜。目前，其存在的问题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区域政策上的分歧。长期以来， 欧盟各国及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经济水平参差不齐，这一现状使欧盟不得不重视区域空间的问题，致力于结构的调整。为帮助经济发展落后或在结构调整中面临适应性困难的国家和地区，欧盟执行了一系列区域政策，设立了“欧洲地区发展基金”、“欧洲社会基金”等结构基金。许多年来，欧盟不断强化区域经济政策，区域基金占共同体财政预算的比例也逐年上升，其中，大约70%的预算流向了不发达地区。欧盟在弥合贫富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方面可谓用心良苦。但区域政策执行的效果却一直不佳，经济的差距未见缩小，贫富国家之间的矛盾反而愈益加深。发达国家认为自己对欧盟预算的贡献远远超过不发达国家，而后者所享受的财政资助却远远多于前者，使一些国家成为“净贡献国”。在1994-1999年度，“欧洲社会基金”将拨出140亿埃居（ECU）专门用以解决长期失业和青年人失业问题，为此，英国将承担34亿埃居，法国承担32亿埃居，德国承担19亿埃居，西班牙承担18亿埃居，意大利承担17亿埃居，其余的20亿将由新入盟的第三批成员国支付。而该项预算的投向又几乎由失业问题严重的希腊、葡萄牙和爱尔兰等国所全部包揽。发达国家抱怨其义务过多，不堪重负，落后国家则认为发达国家所作贡献与其经济实力相比还微乎其微，对同盟国的帮助仍然太小。欧盟各国有关区域政策的争执正愈演愈烈，似乎难以取得共识。
2、欧洲货币体系的危机。 作为联合体经济货币一体化进程不断深入的标志，欧洲货币体系已成为各国相互合作的典范，而与此同时，其亲密的成员国关系却不断地经受着严酷的经济现实的考验。1992年底，在德国国内政策变动的诱因下，欧洲货币体系终于暴露出其固有的深刻缺陷。德国联邦银行为应付两德统一所造成的严重通货膨胀，采取了一系列货币紧缩措施。其他成员国为了履行欧洲货币体系汇率稳定的承诺，则被迫执行追随德国，与之保持一致的经济政策。德国联邦银行不断调高贴现率，大量的资金涌向德国，德国马克持续升值，对货币体系中的弱币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一些成员国不得不在本国经济业已衰退的前提下执行高利率的政策，在财政状况本已恶化的形势下采取动用储备的措施。这种不顾各国经济现状，刻板地追求汇率高度一体化的体制，最终只能导致弱国维持汇率稳定的义务难以为继。1992年9月， 英镑与里拉宣布退出汇率机制。其它弱币也纷纷贬值。到1993年8月， 除德国马克与荷兰盾外，各国货币汇率波动幅度都扩大为上下各15%。这次风波之后，欧洲货币体系虽然得以保留，但它却已从较高的一体化程度上后退了一大步。近年来，欧洲货币体系危机频仍，对各国经济造成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尽管每一次货币危机的产生都有其各自的原因、独特的形式和不同的特点，但是，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每一次危机之中，总是经济落后国首当其冲，受害最深。目前欧洲金融市场上，墨西哥式的不信任气氛日渐浓厚，欧洲货币体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经济与货币联盟的目标也似乎更加遥远了。
3、“多种速度”之争。随着欧盟一体化向纵深发展， 成员国不断增多，相互间协调的难度也不断加大，使一体化的发展速度受到阻碍：为新成员国或弱势国家设立的各种过渡或例外条款，形成一体化过程中的非同步性；因受益不均衡，各成员国之间产生意见分歧，从而造成决策的拖延和搁置，由此，引发了欧盟的“多种速度”之争。
法国总理巴拉迪尔率先抛出“三环欧洲”的设想，提议第一环由法德等少数国家组成“紧密结构”，第二环为其余全部欧盟国家，第三环为非欧盟成员国的所有欧洲国家，即“三个同心圆式的欧洲”。德国也紧步其后，由主要执政党基民盟——基社盟联合组成的议会党团公布了“关于欧洲政策的思考”的报告，主张欧洲一体化以多种速度推进，建立一个由德、法、荷、比、卢五国组成的“核心欧洲”。德国总理科尔则明确表示不希望欧洲船队里开得最慢的船阻碍欧洲的发展。欧盟中经济发展水平居于前列的德法深感落后国已成为其日益沉重的负担，欧盟缓慢的步履势必延误自己快速发展经济的时机，因此，两国都借助“法德轴心”建立一个坚强核心，以在从自身利益着眼具有加速发展的需要与可能时独军奋进，而不受其他成员国否决的阻挠。此举一出，立刻掀起了轩然大波，遭到了“核心”以外各国的猛烈抨击。葡萄牙和奥地利等国一致主张在一体化道路上保持同步前进；英国则强调任何一个成员国都不应被排除在其希望参与的政策领域之外。欧盟的未来是以一种速度发展还是“多种速度”发展，尚难有定论。在欧盟成员国各执一词的尖锐对立中，欧盟这支船队大有搁浅之势。
欧盟各国围绕区域政策、货币体系以及发展速度的无休止的争论，是各国截然不同的利益所致，它反映出各国经济的巨大差距。从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执行情况，对欧盟成员国经济的趋同性即可见一斑。“马约”规定，在进入经货联盟第三阶段之前，各国经济应满足五项指标：①通货膨胀率不超过情况最好的三个成员国平均数的1.5%； ②政府财政赤字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 ③公共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不超过60%；④长期利率不超过通货膨胀率情况最好的三个成员国平均利率的2%；⑤在汇率机制窄幅中至少保持两年的币值稳定。 截至1993年，12个成员国中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满足全部五项趋同要求，只有一个国家满足其中四项，除此之外，满足三项指标的有五个国家，满足两项的有三个国家，还有三个国家甚至一项指标都未达到。虽然各国经济的趋同性如此之低，但囿于维护联合体总体发展目标的义务，为了保证与其它国家同步，落后国不得不疲于追逐与本国经济现状相脱离的虚幻式的高指标。即便如此，对于先进国来说，速度还是过慢，经济层次仍然太低。
联合体内的任何一国对别国的变动都具有极强的敏感性，而任一触及它国利益的行为也会威胁到联合体的稳固。因此，即使各国都有一体化的愿望，也有协议的推动与合作的举措，但千差万别的经济背景注定了各国深层次的经济联合势必难以实现。
欧盟经济一体化进程陷入的困境，不能不归咎于煤钢联盟和两次扩大时期功其一利而不及其它的政治冲动。当前的危机不过是原有矛盾的尖锐化，是过去时代的政治因素在经济时代发生作用的结果。
每一个国家都有着独特的经济背景，经济的趋同性总是与经济的多样性并存。在任一经济集团中，即使各国经济的趋同化水平较高，但源于不同历史背景的各国经济仍然各具特色，互不相同；而当各国经济的趋同化程度较低时，也并不排斥其中一些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接近，出现小范围内的经济趋同。这正是欧盟出现“快车道”经济与“慢车道”经济之分的原因所在。同一经济层次的国家有着共同的一致利益，而单个国家的要求则取决于其自身所拥有的经济实力和所处的经济地位。
在英、法、德欧盟三大国之中，法、德两国的经济实力较为接近。从五十年代初开始，法德联盟一直是欧洲一体化的基石。基于利害关系的联姻，也同样因利害关系而出现缝隙。近年来，欧盟经济在经历了几年的衰退之后开始复苏，其中，德国经济的回升势头最旺。德国在欧洲占优势地位的经济实力使两国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反映在欧洲一体化的深入问题上：一方面，在建设欧盟的总体设想上，法国和德国是一致的，都是以“联邦主义”为出发点，试图通过“单一核心”并结合各国客观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以“多种速度”推进一体化，实现政治和经济联盟，最终建成“欧洲合众国”。另一方面，法国正逐渐向英国及南欧的西班牙和意大利靠拢。法德在共同农业政策上的分歧更是反映出农业在各自经济中的不同地位。法国的著名政治家希拉克甚至提出要在法国搞一次全民公决，看看法国人是否赞成货币统一。现在的法国似乎更倾向于强调民族主权，而对欧盟超国家的高度统一并不十分热心了。然而，如果与英国相比，法德两国的利益偏差就几乎算不了什么。英国与法德之间经济水平的差异，使其在一体化的许多问题上和法德意见相左。随着经济差距的持续扩大，英国进而对欧盟的发展目标也提出了异议。英国从其经济现状和经济利益考虑，希望扩大自由贸易，其最终目标在于建立较松散的“欧洲邦联”。英国还试图阻止“核心欧洲”的产生，并且希望欧洲货币联盟计划也因此而失败。英国强调各国有“自选权”，各国可以根据本国需要自主挑选合作的领域，赞成在外交和防务方面的统一，而不打算参加货币的联合。英国有着欧洲最大的金融市场却置身于欧洲货币联盟之外，这无论对于欧盟经济货币的一体化进程还是对于英国的经济而言，都将是严重的缺憾。
英国与法德之间有关欧盟建设的反向而行的态度，较集中地反映了欧盟当前的问题。各国经济的多层次无助于欧盟全体成员国经济的趋同化发展；法德两国经济实力的接近，并不能缩小与英国的距离。来自各国不同经济层次的尖锐的分歧困扰着一体化的进程，欧盟正举步维艰，不安地揣测着未来的命运。
三、欧盟的前景展望
欧盟积聚着各种各样的矛盾走过了风风雨雨几十年，它也必将带着历史的痼疾走向未来。一体化的连连危机，使成员国的离散度不断增大。而历史所命定的欧洲联合的趋势又使所有成员国欲走还留，对欧盟难以道别，迄今为止，尚无一国离去。因此，不难想见，欧盟将继续艰难地在不平衡之中寻联合，在差距之中求趋同。
无论先进国另组“高速度”的愿望，还是落后国强调主权的呼声，都充分说明各国均反对无视民族经济差异而强求经济一致的联合模式。冷酷的经济现实减退了各国一体化的热情，促使着他们对欧盟的未来重新作出冷静的思考。在此情况下，欧盟第三次扩大尤为世人注目。
欧盟的第三批成员包括瑞典、芬兰、奥地利和挪威。这四国都与欧盟有着紧密的贸易经济联系，并且四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均高于欧盟的平均值。如果四国届时都能加入，欧盟的人口将增加7.5%， 而国内生产总值（GDP）则增长9.5%，并将使欧盟现有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得到提高。第三次扩大无疑将为欧盟带来可观的经济收益，有助于缓解其经济困境。
欧盟的第三次扩大呈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特点，经济首次取代政治上升至主导地位，成为欧盟未来走向的决定性因素。同样是顺应时代之需，但不同的时代赋予欧盟的这种变化，对于欧盟乃至整个世界都是一个巨大的转折。它表达了人类相互合作，发展经济的恒久愿望。
当雄心勃勃的欧盟打算将边界进一步东移之时，许多成员国对此却持有深深的疑虑。经济统计表明，仅匈牙利、波兰和捷克三国加入，就足以使欧盟1999年度的预算多支出580亿埃居， 这意味着出资国将净增加60%的预算负担；而如果要达到欧盟现有的经济趋同标准，三国尚需几十年的时间。因此，成员国们担心欧盟此种扩大，不仅新入盟者未必能就此摆脱窘况，而且欧盟也更加积重难返。欧盟的疑虑在对待土耳其入盟的问题上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土耳其早在1963年就同欧共体建立了联系国关系，可是土耳其要求入盟的申请却一再遭到拒绝。在许多后于它申请的国家也纷纷先于它成为欧盟成员以后，土耳其已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侵犯人权”和“与希腊的争端”都只不过是堂皇的借口与托词。土耳其始终难圆欧盟之梦。
世界经济的发展使各国之间经济往来频繁，依赖日深。休戚与共的命运将各国的经济联系在一起，推动着区域以至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建立。进入90年代以来，集团经济的趋同化发展已成为各国竞相追逐的目标。大国试图通过经济的趋同化抹煞别国的民族特性以扩充自己的势力；小国则希望依靠趋同协议借助先进国以实现民族经济腾飞的奇迹。然而，由于各国之间或大或小的经济差异的存在，使经济的联合始终无法逾越民族利益的沟壑，因此，经济的一体化必然是包容着多样化经济成份的经济趋同，它使得任何经济的联盟都只能是松散的，不稳定的，并且局限于个别领域之中；各国不得不从自身的经济现实出发，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联合领域与联合模式。
欧盟各国经济上存在的深刻差异，已使其组建“欧洲合众国”的设想近乎缥缈，而在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支配下，各国经济实力不断发生的此长彼消的转换，则更是为欧盟增添了一层迷离的色彩，因此，欧盟要实现经济和政治全面一体化，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不现实的。
注释：
〔1〕〔2〕廷德曼斯：《欧洲联盟》，载《欧洲共同体月报》附刊1976年第1期，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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