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论苑“真理总是具体的”———个绝对的真理——读张闻天《农村经济发展的前途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真理论文,农村经济发展论文,前途论文,哲学论文,张闻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真理总是具体的，要看什么经济基础与历史条件”，这是张闻天关于《农村经济发展的前途问题》报告的结束语。这句话浓缩了他在几十年民主革命和经济建设中的最根本的思维逻辑与方法。其主要思想是：中国农村实行集体化，这是历史的必然，但要到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小农经济过渡到公有制经济，需要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农业政策要适应农民自身的愿望和要求；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少一点主观主义和盲目性。
（一）
1948年春，东北境内世世代代为着生命之源而挣扎苦斗的农民们，终于成了这片黑土地的主人。数千年的渴望成为现实。这种喜悦，加上对帮助他们从奴隶到主人的共产党的感恩之情，立即转化为一股巨大的生产热能，使这块饱受磨难与创伤的土地显现出盎然的生机。随着生产的复苏与发展，每家每户农民之间因生产能力、经营管理技能、劳动态度等其他一些因素的差别在生产过程中，尤其在劳动收益上逐渐凸现出来。少部分主要由劳动致富的排头兵和由于种种原因仍旧贫困的农民的对比日渐鲜明。他们之间有的成了新的雇佣关系，有的成了新的土地买卖关系。这的确是一种分化。这种现象，对于刚刚获得了土地的农民，尤其是对于广大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教育、并为此而流血奋斗的党员干部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另外，刚从水深火热之中挣扎出来的东北农村中的生产力是极为低下的。尽管农民们翻身后迸发了空前的生产热情，然而要在近乎于刀耕火种的生产条件下，为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而且要为支援前线、解放全中国而生产，确实重任难负。他们急需改变目前的生产条件和状况。为了彻底杜绝新的“两极分化”，为了急速提高农村劳动生产力，怀着对东北美好未来的憧景，一部分领导农村工作的干部提出了要对东北农村方兴未艾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互相合作恢复生产运动中加一注兴奋剂和催化剂，使我党提出的将来要在农村实现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的目标一步到位，并在不少地区付诸了行动。然而，这种“社会主义的热情”和良好的主观愿望却在实际中遭到了冷遇。面对这种尴尬，“好多同志不是去研究其中原因”，而是为了目标的迅速实现，采取了一种简单强迫命令的手段。于是，“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具体的现实，农村的社会主义前途与目前农民私有权巩固的矛盾人为地尖锐对立起来。为了澄清部分干部思想中对农村前途与现阶段任务关系上的混乱，减少和避免由此在实际工作中导致的恶劣影响，1948年7月18日， 张闻天在召开各地区县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联席会议上，作了这篇关于《农村经济发展前途的问题》的报告。其核心，就是要说明当时东北农村要向农业集体化的方向发展，但目前却不能实行农业集体化这样一个理论的、更重要的是实践的问题。
张闻天在报告中指出，毫无疑问，东北以及整个中国的农村，都将实现农业现代化与集体化，都将步入社会主义。这不仅是党的一个奋斗目标，人民的良好愿望，更是中国这个泱泱大国几千年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这决不是一个近期目标，在刚刚实行了土改的东北农村，决不可以也不可能立即向这个目标迈进。目前东北农村的任务，就是要使“农民的个体私有财产权巩固起来”〔1〕，通过各种方式包括自愿的互助合作发展生产，使饱经战火摧残的东北农村的经济迅速恢复，使农民尽快地勤劳致富。看起来，这似乎是一对水火不容的矛盾。然而，这正是理想与现实，不断革命与革命阶段性的辩证统一。因为，“真理总是具体的，要看什么经济基础与历史条件”〔2〕。
中国农村实行集体化，进入社会主义，这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但这种趋势并不是一种政治口号，某件具体的事情或某次具体行动，凭着较简单的方法，一股热情便能上马。它是中国农村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由这种规律支配而产生的伟大的新生事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农村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必然要建立的新的生产方式。它的产生与形成，必须有一定的实践条件，不可能超越其所依赖的一定的时空条件而存在和运用。马克思、恩格斯谈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问题时曾经说过，手工业工场和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生产只可能是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必须是建立在以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以机械工业为特征的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之上。列宁曾经为苏联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条件提出了一个十分形象的公式，即“十万台拖拉机加苏维埃政权”。后来在总结十月革命后试图通过试办集体农庄来改造小农的失败教训时又指出：“只有有了物质基础，只有有了技术，只有在农业中大规模地使用拖拉机和机器，只有大规模地实现电气化，才能解决这个关于小农的问题”，〔3〕而集体农庄已不是当前的问题。 过去试办集体农庄，是“做了许多蠢事”。〔4〕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集体化运动， 也是在苏共十四大后的几年中大力发展了科学技术与重工业生产的基础上得以进行的。
然而，当时东北的农村，根本不具备产生这种先进生产方式的基本条件。张闻天在报告中对当时东北农村的经济情况进行了科学的分析。他指出，东北农村中主要存在的是个体的分散的农民经济、合作经济和游牧经济。其中以个体的、分散的农民经济成份占的比重最大。而合作经济在东北还不多，“是开始，刚萌芽”。严格地说，这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合作经济”还称不上是一种经济形式，一般只是扦犋换工式的简单的劳动合作。张闻天把它解释为“向着合作方向发展的经济形式。”〔5〕当时作为老解放区的东北农村“几乎停留在古代”的生产力水平。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加上基本是手工操作的农业技术，农村生产的专业化分工极不发展，生产社会化程度极低以及经济的社会联系极为狭窄，使它只具备了个体的、分散的、无组织的、小规模的生产和经营基础。因此，农村中的那种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经营方法也就合乎逻辑地保留下来。基于以上的分析，对于大家所提出的“今天为什么还不能搞集体化”的问题，张闻天的回答是：“因为今天还为时尚早。”〔6〕
在分析巩固农民私有财产权与实现农业集体化的辩证关系和这对矛盾转化的条件的同时，张闻天特别强调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主要是个体分散的、无组织的小农经营方式逐渐让位于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以机械化为特征的农业集体化，需要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决不可能靠喊几句政治口号、做几次动员报告甚至用行政命令便可如愿以偿。他指出，实现这种转变，必须要有两个条件：一是作为生产力的物的因素，必须由于采用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重大的科学技术而得到根本改善；二是作为生产力的人的因素，随着经济的发展，在党的不断教育下，农民抛弃了对土地私有和对自由经营方式的眷恋，思想觉悟与社会主义农村的生产方式相适应。不论从生产力物的因素的发展还是从生产力的人的要素的转变来看，都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农业集体化必须是建立在机械化的基础之上。而机械化的前提是国家必须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尤其是重工业基础。不用说当时东北乃至全国都不具备这个前提。
另外，对于农民的思想教育，对于他们的心理和习惯的改造，则更需作出艰苦的努力，“这中间还有个斗争过程”。〔7〕首先， 作为生产力最活跃因素的农民，对于他所使用的劳动工具与劳动对象的情况是最了解的。采取何种经营方式，并不是他们主观的选择，而是受他们所使用的劳动工具以及与这种劳动工具相适应的经营能力制约，农民还愿意而且还可以在各自狭小的土地上耕作；而建国十多年农村建设的实践也证明，在生产力还极不发达的情况下采取强迫命令的手段不断变更生产关系，不仅不能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相反，还严重地损害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成为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羁绊。其次，“即便有了机器还不能一下子做到集体化”〔8〕。农民是现实主义者。 因为他们的生产行为与自己的劳动成果与自己的生存有着直接的联系。他们每接受一种新的生产方法，都意味着以来年的收成和生活作赌注。因而他们对于新生事物，尤其是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事物，往往持一种观望、小心谨慎的态度。其三，由一二可知，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集体化的教育，是伴随着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而逐步实现的。但我们并不可以因此而认为这种教育是一种水到渠成之事。如果这样，便意味着放弃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农民是旧的封建主义生产力的代表，是小私有者。几千年落后的、狭小的、封闭的封建式的经营方式造就了他们的自私、保守、偏狭、动摇等特性。要使他们克服这种特性，成为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新型农民，除了要创造不断改造的小农的物质前提外，还必须不断地、循序渐进地对他们进行包括文化的、法律的、道德的和社会主义思想的综合素质的教育。这种教育的艰难程度决不亚于它的物质基础建立的艰难程度，而持续性往往比前者长久得多。
（二）
张闻天关于东北农村经济发展的前途与现阶段的任务，关于中国革命的连续性与革命的阶段性、关于巩固农民私有权和消灭农民私有权、关于革命的目标和革命的现实之辩证关系的论述可堪称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经典。他这些准确无误的分析和精湛的论述，显示了他深厚而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底和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深邃的洞察力，而这些是来自于他对于“真理是具体的，要看什么经济基础与历史条件”这个绝对真理在理论上，尤其是在几十年革命实践中的不断理解。
“真理是具体的，要看什么经济基础与历史条件”，实际上就是指的真理的客观性、具体性与条件性。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内容与范畴之一，同时也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认识客观真理与掌握和运用真理的基本方法，它要求我们在认识客观真理的同时，必须将其客观性、具体性和条件性辩证地统一起来，在运用其客观真理时也不能超越其依赖的时空条件。否则，就容易将客观真理说得“过火”、或“加以夸大”、或“把它运用到实际所能应用的范围以外去，”结果真理被“弄到荒谬绝伦的地步”。〔9〕这个马克思主义关于真理的认识论，说起来、 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在实际运用中却是十分十分的难。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同志正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真理的认识论，所以能从“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10〕的认识发展到对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的认识，即“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1〕所以能够以极大的勇气和超凡的胆魄率领全党在广大农村对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废除了农村人民公社制度，普遍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从而较好地解决了建国以来的农村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证明了一点，能否正确认识、掌握并运用每一个具体的真理，有没有一个严谨的科学态度是其要害。而对于无产阶级政党和她的领导成员来说，这种科学的态度往往容易被张闻天在报告中所指出的那种所谓“好心好意的主观主义”所代替。因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所进行的事业，无论是推翻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制度，从国民党反动统治下解救受苦受难的人民，建立新中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还是迅速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大步向现代化迈进等等，都是前人未曾做过的造福于人民的伟大事业。于是，缺乏经验而效仿榜样，渴望胜利而急于求成，希望社会主义纯而又纯而乐此不疲于政治运动，为捍卫马列主义的旗帜而忧心忡忡于“姓资姓社”的问题，等等，这些以后被人们看清了的“好心好意的主观主义”，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局部的乃至全局性的小动荡和大折腾，似乎都在情理之中伴随着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程而相继发生。然而，恰恰是这些容易受人同情被人接受的，带着革命面具，罩罩了熠熠生辉的“左”的光环的“好心好意的主观主义”，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它“同样可以葬送社会主义”。
因此，我们今天重新学习张闻天同志《关于农村经济发展的前途问题》一文，再一次深刻领会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理论家、实践家所提出的“真理是具体的，要看什么经济基础与历史条件”理论之真谛；其意义在于，使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迎接21世纪新的挑战的伟大事业中，始终不渝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多一些科学性，少一点主观主义和盲目性。
注释：
〔1〕〔2〕〔6〕〔7〕〔8〕《张闻天社会主义论稿》第71、73、 70、70、72页。
〔3〕〔4〕《列宁全集》第32卷，第205、312页。
〔5〕《张闻天东北文选》第185—187页。
〔9〕《列宁全集》第4卷，第127页。
〔10〕《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23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