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同盟、朝鲜战争与对日和约（之二）——东亚冷战格局形成的三部曲及其互动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亚论文,互动关系论文,和约论文,之二论文,冷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旧金山和约与中苏在停战谈判中的强硬立场
1951年7月6日，美国政府向苏联大使馆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及美英共同草案。备忘录以不容商量的口气指出，这个经过修改的草案已经“体现了参加签署对日和约的盟国基本上能够接受的条件”，并将于7月20日左右分发给所有与日本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因此，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苏联政府的意见。使苏联感到更气愤的是新草案在领土条款中所做的重要修改：3月30日草案提到日本应该向苏联归还南库页岛及其毗邻岛屿，移交千岛群岛，而在7月3日的草案中只谈日本放弃对这些领土的权利和要求，却丝毫没有提到其归属问题。不等苏联答复，7月20日，美英两国大使同时拜访苏联外交部，递交了美英联合照会、关于参加1951年9月4日旧金山对日和约国际代表会议的邀请函、和约草案正式文本及其他一切有关文件。照会指出，这次会议是在美英共同草案的基础上召开的，美英政府请求告知，苏联政府是否接受这个邀请？尽管在照会中建议对和约草案提出意见，但同时又声称，不管有何意见，最终文本都将在8月13日予以公布。柯克还在口头声明中强调，召开国际会议不是为了制定条约，而只是为了签署美英8月13日的草案。（注：Славинский，Сан-Францус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с.89—91.）
斯大林确实为难了：参加会议无疑意味着向美国低头，拒绝出席又将处于外交上的孤立境地。面对这个难题，苏联政府显得有些不知所措。7月21日葛罗米柯向斯大林建议苏联应该出席旧金山会议，可能因遭到拒绝，他在8月1日重新起草的照会中，说明了苏联不能参加这次会议的理由。但几天以后，苏联的想法又变了。8月10日，联共(布)中央专门讨论并通过了外交部准备的决议草案。与1947年出席讨论马歇尔计划的巴黎会议的方针如出一辙，苏联的立场是：出席旧金山国际代表会议，同时批评和修改美英草案，特别是要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必须参加会议，争取通过这些修改意见，否则将拒绝签署条约。随后，苏联于8月12日向中国通报了这一立场，并解释说，“苏联很难拒绝参加上述会议，因为这种拒绝可能会使社会舆论认为苏联不愿意与日本恢复正常关系”。苏联保证将在会议上提出必须邀请中国代表的问题，并强调“没有中国的参加不可，能缔结对日和约”。（注：Славинский，Сан-Францус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с.91—93，95.）不久，苏联又向中国政府通报了关于日本赔偿及限制武器规模的建议。（注：中国外交部档案馆，105—00086—02，第6—7页。）对于苏联出席会议的做法，中国显然是理解的。8月15日，周恩来发表声明：对日和约的准备、拟制和签订，如果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无论其内容和结果如何，都是非法的和无效的。同日，周恩来接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时说，印度政府是否出席旧金山会议，当然由印度自己决定。如果印度参加会议而能始终坚持原来的主张，这种做法也是合理的。（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71页；《国际条约集(1950—1952)》，第362—364、366—367页。印度和缅甸最后因不赞成美英条约文本而拒绝参加旧金山会议。见Тихвинский，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с.9。）
旧金山会议的过程十分简单，如同人们预料的那样，苏联代表葛罗米柯首先发表了关于对日和约建议的演说，提出没有中国代表参加就不能讨论对日和约。遭到拒绝后，苏联代表又提出了关于修改和约草案的建议，美国同样不予讨论。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波兰、捷克等国代表只能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注：详见《国际条约集(1950—1952)》，第368—386页；Славинский，Сан-Францусск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с.98；Тихвинский，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с.9。）中国人似乎早已预见到和会的结果，并事先准备了关于旧金山和约的声明。9月3日旧金山会议尚未召开，周恩来就在一次报告中宣称，我们不能承认这个会议。（注：《周恩来年谱》上卷，第178页。）差不多与旧金山签约仪式同时，北京时间9月7日晚，中国外交部就把拒绝承认旧金山和约的声明文本交给了苏联使馆。（注：Капица，На разных nараΩΩеΩях，с.130.）
就在旧金山和约缔结5个小时后，艾奇逊和吉田茂在旧金山军人俱乐部签署了已经准备就绪的日美安全条约。12月24日，吉田茂又在杜勒斯的压力下致函蒋介石，建议缔结和约。此后经过反复讨价还价，双方于1952年4月28日，即旧金山和约生效前7个半小时，签订了“日华和约”。（注：详见《国际条约集(1950—1952)》第393—394页；《战后世界历史长编》(7)第105—110页。）至此，美国人如愿以偿地完成了其东亚集体安全体系的构想，接下来便要着手解决朝鲜停战的问题了。然而，在远东外交舞台完全处于被动状态的苏联和中国，却在板门店的谈判桌上表现出异常强硬的立场。
由于拒绝签署旧金山对日和约，苏联的对日政策以及在日本的地位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首先面临的就是撤销远东委员会和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的问题。还在和约生效前，苏联外交部已经估计到这方面可能出现麻烦，但没有可以采取的积极措施，只能等待。1952年5月21日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向斯大林报告说：鉴于对日和约已经在各国相继获得批准，美国将公开发表声明，以“停止对日本的占领”为借口，宣布撤销远东委员会和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事实上这两个机构“现在都已经无所事事”，而那时就只剩下苏联代表了。为此，苏联驻东京的代表基斯连科建议，不要等美国采取行动，“我方应主动声明停止对日本的占领，撤销一切与占领有关的机构”，“同时要求尽快从日本领土上撤走一切占领军队，将所有主权交还给日本人民”。但苏联外交部认为现在发表这样一个正式声明是不适宜的，“因为难以对社会舆论说清，为什么不承认单独对日和平条约的苏联，现在却建议撤销1945年12月由盟国决定成立的盟国委员会和远东委员会”。因此，苏联只能在美国采取行动后，发表一个谴责性声明。维辛斯基还提出，由于“现在尚无可能建立苏日正常的外交关系”，苏联应“力争同日本政府达成协议，使苏联驻日本代表处能以贸易代表团的形式存在”。维辛斯基又建议，应事先向中国通报此事，说明这并不改变苏联政府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立场。（注：“葛罗米柯给斯大林的报告”，1952年2月21日，SD11420。笔者自存俄国档案复印件(下同)。）但即使在建立贸易代表团的问题上，从策略考虑，苏联外交部也感到不能表现得过于积极，而要等待日本方面采取主动。（注：“联共(布)中央决议”，1952年2月23日，SD11430。）
1952年4月23日，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在东京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宣布停止活动。美国驻远东委员会代表也致函秘书长，提出在和约生效后解散远东委员会。无可奈何的苏联代表除了宣读事先准备好的声明谴责美国外，没有任何举动。（注：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编《国际事务概览(1952年)》，吴世民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485页；《人民日报》1952年4月30日。）同日，日本政府代表发表声明声称，“由于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解散，苏联代表处丧失了外交官的特权，目前正在研究关于如何处理的问题”。驻日美军司令部则通告苏联代表处，自和约生效时起，苏联外交使团即丧失了使用无线电台的权利。为此，苏联外交部认为必须赶快停止使用无线电台，“以避免日本当局可能的挑衅活动”。在此之前，为防止可能的意外苏联外交部和军事部已经指示代表处销毁机密文件和密码。（注：“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2年4月26日，SD11598。）后来苏联人发现，“日本当局并没有采取旨在驱逐苏联在东京代表处的任何措施”，日本政治界和实业界都希望“妥善地解决日本与苏联的关系”。日本政府一方面暗示，在解决日苏关系问题方面，期待着苏方的倡议，一方面通过日本实业界进行了试探。苏联外交部感到有机可乘，便提出基斯连科不应急于回国，而必须保持与日方的接触。（注：“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2年5月17日，SD11599。）5月20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了相应的决议。（注：“联共(布)中央决议”，1952年5月20日，SD11600。）然而，苏联的意图再次受挫。或许是受到美国的压力，5月30日，日本政府正式通知苏联代表团：由于和约生效，代表团已经丧失其合法地位。尽管提出了抗议，面对如此难堪的局面，6月27日，基斯连科及其大多数随员不得不离开东京。（注：卡尔沃科雷西编《国际事务概览(1952年)》，第486—487页。）
更令莫斯科头疼的是日本为美军生产武器的问题。随着对日和约生效，盟军总司令部将原定用于战争赔偿的850座工厂正式交还日本，其中有飞机制造厂314座、军火工厂131座、武器研究所25个。朝鲜战争期间，日本作为美国在远东的“兵工厂”，为美军提供了大量武器弹药，价值1.1亿美元，（注：冯昭奎等：《战后日本外交：1945—1995》，第100页。）这不能不是斯大林的一块心病，但苏联对此却无能为力。1952年3月20日苏联外交部报告，盟军司令部3月12日批准日本政府可以生产武器弹药及军舰和飞机。为此，基斯连科认为应通过远东委员会或者致函李奇微司令部，对上述行为提出抗议。但苏联外交部认为，基于以下理由不宜提出抗议。第一，苏联曾声明日本可以拥有仅限于自我防御任务的陆、海、空军部队并生产一定数量的武器；第二，针对美国人提出的抗议，非但不能取得应有的效果，还可能被利用攻击苏联企图禁止日本拥有武装力量。（注：“维辛斯基给斯大林的报告”，1952年3月20日，SD11597。）两天后，联共(布)中央按照外交部的意见批准了给基斯连科的指示。（注：“联共(布)中央的决议”，1952年3月22日，SD12433。）
在对日媾和及台湾问题上完全处于被动地位的苏联和中国决定奋起反击，但能够发挥作用的范围主要限于朝鲜战场。对于日本问题，莫斯科手里只剩下一张牌：1952年9月8日，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以10票对1票支持日本要求成为会员国的申请后，马立克使用了否决权。（注：卡尔沃科雷西编《国际事务概览(1952年)》，第487页。）对于台湾问题，中苏所能做的也只是延长苏军撤出旅顺港的期限。（注：尽管在9月15日公开的照会中周恩来只谈到了日本的威胁，但斯大林在双方代表团会谈时则明确指出，“有关旅顺口的照会是针对美国的”，因为“美国在台湾驻有舰队并且利用台湾”，同时强调，只要日蒋和约存在，“就不可能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的和约”。见《朝鲜战争文件》第1222、1227—1232页。）而在朝鲜战场，中国和美国还处于势均力敌的状态，斯大林惟一的希望就是拖延和谈，维持不战不和的局面，以便把美国的力量吸引和消耗在远东。
旧金山会议结束后，美国立即转而推动朝鲜的和谈，1951年10月5日美国大使柯克约见维辛斯基，在递交的声明中华盛顿强调，“朝鲜问题是当前需要立刻解决的最尖锐和最危险的国际问题”，对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改善美苏关系而言，“朝鲜停战谈判具有重大的意义”。（注：《朝鲜战争文件》，第1058—1061页。）10月25日，停战谈判在板门店重新开启，并且很快就军事分界线达成协议，以致毛泽东和金日成乐观地给谈判代表团发出指示，“努力争取在年内达成停战协议”。（注：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第181页。）但此后不久，中方的立场便发生了明显变化。12月28日，毛泽东致电坐镇板门店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不要怕拖，要准备再拖一个较长的时期才能解决问题。只要我们不怕拖，不性急，敌人就无所施其技了。（注：《周恩来年谱》上卷，第207页。）过了几天，周恩来在致李克农、乔冠华的电报中再次强调了不怕拖的思想。（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65—266页。）1952年1月14日和15日，毛泽东又指示李克农，一定要“坚持既定方针，不稍动摇犹豫”，并“主动积极反击敌人”。（注：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49、54—55页。）当谈判双方在第三项议程中争执不休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准备在是否允许中方修复机场的问题上做出让步，并提议李奇微与南日和彭德怀进行高层会谈。（注：JCS 91600,From JCS to Ridgway,10 Jan.1952,Selected Records Relating to the Korean War,Harry S.Truman Library；沃尔特·赫姆斯：《美国兵在朝鲜(第一卷)：停战谈判的帐篷和战斗前线》，国防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81—182页。邓峰为笔者提供了杜鲁门图书馆所藏有关档案，谨此致谢。）而中方的态度却是更加强硬。2月24日，周恩来致电李克农：“在目前的谈判中，我方在限制机场的修建、自愿遣返和苏联参加中立国监察机构三问题上，绝对不能让步。如果对方仍坚持其不转弯的立场，我们宁可让它僵持下去。”（注：《周恩来年谱》上卷，第220页。）此时，中国的谈判基调已经非常牢固地确立下来：在第三项和第四项议程上坚决不让步。
中国的谈判立场从急于达成协议到不怕拖延的转变，前后不到两个月，其原因很可能是看到自己的军事实力由于部队轮换及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到位而得到加强，或许完全是出于谈判策略的考虑，这个问题的答案有待于中国档案的进一步开放。不过，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这种强硬立场得到了苏联的鼓励和支持。苏联驻朝鲜大使拉祖瓦耶夫详细地向莫斯科报告了中方的强硬态度和拖延策略后，（注：АВПРФ，ф.0102，оп.8，п.35，д.10，л.158，из А.Волохова，Переговоры о перемирии в Корее(1951—1953гг.)，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ПробΩемы ДаΩьне
о Восmока， 2000г.，№2，с.104.）斯大林颇为赞赏，他2月3日致电毛泽东说：“您所采取的坚定立场已经产生了积极的结果，应能迫使敌方进一步做出让步。”（注：《朝鲜战争文件》，第1151页。）
4月28日，即对日和约生效的当天，谈判双方举行了“秘密”会议。美方在会上提出：以中朝方面在战俘问题上接受美方“自愿遣返”主张和不提名苏联为中立国为条件，美方放弃对修建机场的限制。在美方做出实质性让步后，中朝方面应同意撤回提名苏联为中立国的要求。5月2日，中朝方面对应地提出一个一揽子解决方案：以全部遣返战俘和在机场修建问题上美方放弃干涉朝鲜内政为条件，同意只提双方均能接受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为中立国。至此，使第三项议程的谈判拖延不决的最后两点分歧实际上已得到解决。由于在此之前进行第五项议程谈判的小组已经就政治会议问题达成协议，所以，只要第四项议程，即战俘问题得到解决，朝鲜和谈就可以结束了。（注：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抗美援朝战争史》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27—230页；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第203页。）然而，就在双方起初认为最容易达成协议的战俘问题上，停战谈判却进入了死胡同。
自1951年12月11日第四项议程的谈判开始后，中美双方的交锋逐渐展现出一幅尖锐对立、不可调和的画面，谈判多次陷入僵局，直至无限期休会。究其原因，既有意识形态的冲突，也有文化背景的差异，既有出于心理战的考虑，也有影响国际舆论的意图。还有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即中苏有意在朝鲜停战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以扭转在远东由于对日媾和完成而出现的被动局面。
美国倚仗其军事优势，试图通过狂轰滥炸及核讹诈逼迫中朝方面让步。金日成倾向于接受美国的条件，因为在朝鲜看来，通过谈判争回的战俘人数，远远不及美国空军轰炸造成的伤亡人数。为此，金日成指示南日提出建议，以李克农的名义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还直接向毛泽东表示了“不愿继续进行战争”的意见。（注：АВПРФ，ф.0102，оп.8，п.35，д.10，л.157—158.из Волохова，Переговоры о перемирии，ПробΩемы ДаΩьнео Восmока，2000г.，№2，с.104；《朝鲜战争文件》，第1152—1153页。）毛泽东在回电中竭力向金日成说明，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欺骗性的建议，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战争继续下去，固然会给朝鲜人民和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但战争也将把美国的主要力量吸引在东方，使其不断蒙受损失，这保证了苏联的建设和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并“意味着延缓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注：《朝鲜战争文件》，第1187—1189页。）毛泽东的这番话自然表达了斯大林的心声，在对日和约问题失利以后，鼓动和支持中国人在朝鲜战场坚持下去，是苏联在远东惟一可以对抗美国的手段。1952年8月20日，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斯大林满口答应给予中国全面的经济、军事援助。在战俘问题上，斯大林支持中国的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俘的立场，认为“可以向美国宣布，如果他们扣留一定比例的朝中战俘，朝中方面便扣留同样比例的美国和南朝鲜战俘，直到最终解决交换战俘问题”。而且，他非常赞同毛泽东对朝鲜战争的看法：战争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打乱了美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他极力主张，“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注：《朝鲜战争文件》，第1200—1204页。）在9月4日与金日成和彭德怀的会谈中，斯大林再次强调：不要同意美国人提出的关于战俘问题的条件，也不应该提出任何新的建议。（注：《朝鲜战争文件》，第1216页。）在此期间，美国参联会与新任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之间电报来往频繁，商讨试图解决战俘问题的种种方案。（注：C 51562,From Clark to JCS,8 July 1952; CX 55003,From Clark to JCS,11 Sep.1952,Selected Records Relating to the Korean War,Harry S.Truman Library；《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第1卷，第831—835页。）但是，无论美国人想出什么花样，只要不放弃自愿遣返原则，全部释放战俘，特别是志愿军战俘，那么，其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注：参见《周恩来年谱》上卷第248—249页；《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289—290页。）克拉克以及参联会和国防部都无法忍受中国强硬的态度，决定再次采取断然措施，以表现出“联合国和美国立场的坚定性和尊严”。（注：CX 55003,From Clark to JCS,11 Sep.1952; JCS 919368,From JCS to Clark,25 Spe.1952,Selected Records Relating to the Korean War,Harry S.Truman Library；《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第1卷，第831—835页。）10月8日联合国代表团宣布，板门店停战谈判无限期休会。（注：朝鲜停战谈判的僵局直到斯大林去世才开始解冻。详见沈志华《1953年朝鲜停战——中苏领导人的政治考虑》，载《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世界史》2001年第2期。）
中苏结成同盟的动机，除了意识形态的因素外，主要是出于国家安全利益的考虑。对于莫斯科而言，拉拢中国这样一个亚洲大国加盟，其东方战线便有了可靠的屏障；而在北京看来，只有依仗苏联的支持和援助，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才能有所保障，漫长的海岸线也可以受到保护，从而使新生的政权得到巩固。然而，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国以苏联盟国的角色加入冷战，其结果无疑是把美苏对抗的前沿阵地推到了太平洋的西海岸，远东地区的态势骤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中国不再是美苏冷战的中间地带，于是台湾地区和日本的战略地位便凸现出来，由此导致了美国对远东乃至整个亚洲政策的定向。朝鲜战争进一步使美国明确了在东亚的集体安全政策，并把两大阵营在亚洲的对抗推向了高潮。美国在决定介入朝鲜战争、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同时，迅速确定了对日和约的新方针——把日本作为反共同盟国及早实现单独媾和。朝鲜战局的变化决定着对日媾和的进程，而旧金山和约的签订又反过来影响了朝鲜停战谈判的进程。面对远东地区的被动局面，斯大林和毛泽东决心在停战谈判中采取强硬立场，通过拖延战争的策略，把美国的力量吸引和消耗在远东。于是，从中苏同盟条约开始，经朝鲜战争爆发，到对日和约签订，冷战在远东形成的三部曲奏完了最后一个音符。苏联拉住中国和朝鲜，建立了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战线，而美国则把韩国、日本和台湾地区纠集在一起，构筑了东亚的共同防御体系，远东冷战的格局从此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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