俚俗与性灵：王世贞的文学创作在士商契合中的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俚俗论文,性灵论文,文学创作论文,王世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明代文学复古派（前后七子）后期盟主的王世贞，人们（包括现代作家周作人等）往往忽视了他演变中的另一面：在徽州、苏州等地商贾的影响下，由士林转向市井，由古雅转向俚俗，由格调转向性灵，以其尚俗尚趣、抒写性灵的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展示了一种新的风貌，也在明代小品文与现代散文小品的接轨中起着某些积极的作用。
一
明代周晖在《二续金陵琐事》上卷中记述这样一则轶闻：“凤洲公同詹东图在瓦官寺中。凤洲公偶云：‘新安贾人见苏州文人如蝇聚一膻。’东图曰：‘苏州文人见新安贾人亦如蝇聚一膻。’凤洲公笑而不语。”（注：周晖：《二续金陵琐事》，清光绪刻本。）凤洲公即王世贞，字元美，号凤洲，明苏州府太仓人，嘉靖进士，官至南京刑部尚书。东图即詹景凤，明徽州府休宁人，字东图，官吏部司务。以上王世贞与詹景凤的对话引出了一个话题：王世贞对商贾究竟持什么样的态度？对此，当代学者已有所涉及，如陈建华在《中国江浙地区十四至十七世纪社会意识与文学》中统计：“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中墓志铭（包括墓表、神道碑、墓志铭、墓碑、行状）总数90篇，为商人所作15篇，约占16.6%。而《弇州山人续稿》中墓志铭（种类同上）总数250篇，为商人所作44篇，约占总数17.6%。”（注：陈建华：《中国江浙地区十四世纪至十七世纪社会意识与文学》，学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335页。）其实，王氏所作还有《弇州山人四部稿》和《续稿》中的传记，如《许长公小传》、《孙义卿传》、《张隐君小传》、《张隐君传》、《程母传》、《童子鸣传》、《许本中传》等。（注：《许长公小传》、《孙义卿传》、《张隐君小传》分别见《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八二、八四，明万历年间经世堂刻本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张隐君传》、《程母传》、《童子鸣传》、《许本中传》分别见于《弇州山人续稿》卷七○、七二、七三，明崇祯年间刻本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考察以上数十篇墓志铭和传记，可见王世贞为商贾作传的原因大致有四：
一是接受墓（传）主子孙或王氏好友的请托，如《明故处士沙洲欧君暨配孔孺人合葬墓志铭》，是应墓主之子欧大任之请托，所谓“大任自光州学转邵武教授，弃其官，迂道匍匐千里而近叩不穀”，又因为“不穀者，大任友也。夫不知其父而知其子，而不穀又何辞？”（注：见于《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九一、九二、九四。）而且欧大任又为“后七子”末流“广五子”之一。又如《明故处士云槎张君墓志铭》（注：见于《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九一、九二、九四。），是墓主张冲之子张凤翼等“泣持袁先生鲁望状来请”；《渔江沈君墓志铭》（注：见于《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九一、九二、九四。），是应墓主沈文桢之子沈明臣之请所撰；《清溪蒋次公墓志铭》（注：见于《弇州山人续稿》卷九三。），是应墓主蒋克的女婿汪道贯之请所撰，而张凤翼、沈明臣、汪道贯均属于“后七子”末流“琅玡四十子”。又如《赠中宪大夫邵武府知府吴公暨配李恭人墓表》（注：见于《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九一、九二、九四。），是墓主吴颜之子吴国伦所请托，而吴国伦为“后七子”之一，是王世贞后期最亲密的诗友。汪道昆为“后七子”的后流“后五子”之一，是王世贞的好友，经汪道昆介绍而由王世贞为商贾所作的墓志铭有多篇，如《黄母吴太孺人墓志铭》（注：见于《弇州山人续稿》卷一○六。）、《潘配吴伯姬墓志铭》（注：见于《弇州山人续稿》卷一○七。）等。
二是因为墓主的子孙入仕或墓主被赐封官爵，如《许长公小传》（注：《许长公小传》、《孙义卿传》、《张隐君小传》分别见《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八二、八四，明万历年间经世堂刻本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张隐君传》、《程母传》、《童子鸣传》、《许本中传》分别见于《弇州山人续稿》卷七○、七二、七三，明崇祯年间刻本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其传主许鈇是一个儒商的典型，其子许国，嘉靖进士，王世贞为其父作传时已官为赞善大夫，后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又如太仓张士镗，曾为商贾，因其子张振之（官南京兵部职方员外郎）而封文林郎浙江处州府推官，王世贞出于“示吴之为贤大夫父者”等目的，撰写《明封文林郎浙江处州府推官东林张翁墓表》（注：见于《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九五、九一、九○。），还有《赠登仕郎鸿胪司宝署丞古沙朱君暨配王孺人迁葬墓志铭》（注：见于《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九五、九一、九○。）、《明故征仕郎仁斋程君墓表》（注：见于《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九五、九一、九○。）、《封承德郎南京兵部车驾清吏司主事蓉泉史公墓志铭》（注：见于《弇州山人续稿》卷一一七。）、《封通议大夫兵部侍郎汪公神道碑》（注：见于《弇州山人续稿》卷一三○。）、《赠文林郎徐君新墓碑》（注：见于《弇州山人续稿》卷一三五。）等，均是为子孙辈中进士或得官而受封的商贾所作。
三是接受润笔之“币”，这在王世贞所撰的墓志铭或传记中常有“夫子自道”。如《明故太医吏目征泉刘君墓志铭》中云墓主刘坊子孙“以状（行状）与币（礼物、财物）来言”（注：见于《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九五、九一、九○。），《处士程有功暨配吴孺人合葬墓志铭》中云墓主程庭全之子以“币而请”（注：见于《弇州山人续稿》卷一一六。）。又如《封兵部员外郎龙溪刘公墓志铭》（注：见于《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九五、九一、九○。）、《云南路南州知州进阶奉政大夫六柱曾石君墓志铭》（注：见于《弇州山人续稿》卷一○五。）、《罗山汪次公暨继配杜孺人合葬志铭》（注：见于《弇州山人续稿》卷一二三。）等均有王世贞接受润笔之“币”的“夫子自道”。当然，有时王世贞为商贾立传也拒收润笔之“币”，如《程师文墓志铭》中云“归币于余（指介绍人全椒令佘宗汉），而为之志，又为之铭”（注：见于《弇州山人续稿》卷一一四。）。其实，王世贞为商贾作传而拒收润笔之“币”的事仅属个别，而收受的次数则会大大超出其“自道”的范围。而且，他为了刊刻李攀龙诗集，曾请徽商慷慨损金（注：参见《答程子虚书》，《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二八。）。
四是褒扬商贾及其才德，即所谓“右赀殖”（注：《明故郑母唐孺人墓志铭》，《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九二。）也。如《将仕郎太医院吏目春溪张君墓志铭》赞扬徽州商人张旻：“其趣时近智，其宽报近仁，其让著近礼，其赴役近义，岂所谓好行其德者耶？”（注：见于《弇州山人续稿》卷一○○。）王世贞在为商贾作墓志铭时多称之为“处士”，“处士”一说指未仕或不仕的士人。《汉书·异姓诸侯王表一》：“秦既称帝，患周之败，以为起于处士横议。”颜师古注曰：“处士谓不官于朝而居家者也。”又一说指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荀子·非十二子》中云：“古之所谓处士者，德盛者也。”王世贞所作的《毕处士暨配吴孺人合葬志铭》中说墓主毕济“既已成大贾则能优宽诸小贾”（注：见于《弇州山人续稿》卷九二。），又在《程处士汝宜暨配金孺人合葬志铭》中赞扬墓主程汝宜“富而好行其德”（注：见于《弇州山人续稿》卷一一六。），可见王世贞有时称商贾为“处士”，含有褒扬其才德之意。尤其是《处士吴介石翁墓表》中的一段议论，更是表明了王世贞为商贾处士立传扬名的心迹：“今夫处士一贾人子耳，非有儒者师友讲习之，素以其天质发而为义者，强而习诗书，其可谓孝义者，又必刻肤骨劳筋力勉人之所不能勉，而后就非若贵者之取决于己，于颐指顺风而扬其声也。夫重为德，吾是以贤处士也；难为名，吾是以表其墓也。”（注：见于《弇州山人续稿》卷一二七。）
王世贞早在二十二岁时（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就中进士，历官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青州兵备副使、河南按察司副使、浙江右参政、山西按察使、广西右布政使、太仆寺卿，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督抚郧阳，又为南京兵部侍郎，官至南京刑部尚书。而且为“后七子”领袖，主盟文坛数十年，一旦得其褒扬，顿时扬名，因而包括商贾在内的人士向他请求墓志铭与传记者趋之若鹜，有利用官场或文坛关系的，有托其亲友者，有献上财礼者。这样王世贞与商贾相互攀结，相互利用，各得其所。虽然在友情的影响乃至俗物的作用下，士人有可能为商贾庸俗地捧场，乃至成为谀墓。但是，我们不可忽视王世贞为商贾立传的又一面：
今之人勇于称士大夫之为德，而怯于论著廛井农贾之致，乃至阃闼之崇卑，所轩轾尤有甚者。而余独不然，以为士大夫之德无过忠信廉洁弟让好施。予此无论。其耳目渐摩之，所便习与为力之易。要之，其驯此而天下之名与位逐之。而廛井农贾之致，以至阃闼之卑，日夜所聚谋者不过什一之息以宽其卒岁而已。如是而利，如是而不利，此其显然甚明。今欲使之舍而就所谓德者，宁易易也？（注：《守愚时君暨配沈孺人合葬志铭》，《弇州山人续稿》卷一一七。）
王世贞反叛时流，独具慧眼，将视角由庙堂土林转向商贾市井，反映了他在当时独特的商贾意识与市井观念。早在嘉靖四年(1525)，王守仁就反对重农轻商、重士轻商的传统观念，主张士农工商“四民异业而同道”（注：王守仁：《节庵方公墓表》，《王阳明全集》卷二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王世贞则将王守仁等人有关士农工商的观念有所推进与深化，而“余独不然”云云，更加强了反叛时俗的意义。
二
王世贞之所以反叛时流，独具慧眼，将视角由庙堂士林转向商贾市井，是他直接或间接、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当时商贾的影响。明代中后期，中国活跃着十大区域商帮，这就是所谓的山西商帮、陕西商帮、宁波商帮、山东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江右商帮、龙游商帮、徽州商帮。王世贞或多或少地接触了其中大部分区域的商贾，如宁波府鄞县商人沈文桢、屠浚，杭州府钱塘商人黄逸山、仁和商人卓见斋，龙游商人童佩及其父童秀清等；又如山东历城商人李端、广东顺德商人欧沙洲、福建漳州府商人吴荣浚等。（注：沈文桢见于《渔江沈君墓志铭》，《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九二；屠浚见于《屠丹溪公墓志铭》，《弇州山人续稿》卷九三；黄逸山见于《鹤州黄处士配王孺人墓志铭》，《弇州山人续稿》卷一一○；卓见斋见于《恩例冠带卓见斋翁墓表》，《弇州山人续稿》卷一二五；童佩、童秀清见于《童子鸣传》，《弇州山人续稿》卷七二；李端见于《李大夫张太恭人合葬墓表》，《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九四；欧沙洲见于《明故处士沙洲欧君暨配孔孺人合葬志铭》，《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九一；吴荣浚见于《处士吴介石翁墓表》，《弇州山人续稿》卷一二七。）至于徽州商人与苏州商人（包括洞庭商帮）对王世贞的影响更多。“徽旅贾遍江左”（注：《程君汝义墓志铭》，《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九六。），明代嘉靖、万历年间民间也流行着“钻天洞庭（指苏州府洞庭商帮）遍地徽”（注：施显卿辑《古今奇闻》卷三。）的谚语。在这种背景下，家在苏州府太仓又在全国各地做官的王世贞深受徽州、苏州（包括洞庭东西山）商人的影响，往往与他们之间有某些契合处。
先看王世贞与徽州商人的契合点。他在《弇州山人四部稿》与《弇州山人续稿》中为徽商立传与撰写墓志铭等多达二十篇以上，占其中商人墓志铭与传记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如《许长公小传》、《孙义卿传》、《明故征士郎仁斋程君墓表》、《童子鸣传》、《汪共蒋墓志铭》、《处士汪次公继妇许孺人合葬墓志铭》、《程处士惟清墓志铭》等（注：《程故征士郎仁斋程君墓表》，《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九五；《汪共蒋墓志铭》、《处士汪次公继妇许孺人合葬墓志铭》、《程处士惟清墓志铭》，分别见于《弇州山人续稿》卷一○八、一一六、一二二。）。在这些墓志铭与传记中，王世贞看重徽商的哪些方面呢？
徽地四塞多山，土狭而民众，耕不能给食，故多转贾四方，而其俗亦不讳贾。贾之中有执礼行宜者，然多隐约不著。而至其后人始往往修诗书之业以谋不朽。（注：《处士程有功暨吴孺人合葬志铭》，《弇州山人续稿》卷一一六。）
今天下不为贾而贾行者，其人类讳贾，独徽之人不讳贾，以故豪长者多游其间，然其大指以趋射干没技相高。其最能结贤士大夫传于名以显，未有能蹈隐约躬行仁义至死不悔者也。有之，自许长公（许长公，许鈇，徽州府歙县商人）始。（注：《许长公小传》，《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八二。）
在王世贞看来，徽商有如下特点：(1)不讳商贾，转贾四方善于经营，致富有方，所谓“因俗为变，与时消息”（注：《程处士惟清墓志铭》，《弇州山人续稿》卷一二二。）；(2)攀附显要，所谓“最能结贤士大夫传于名以显”；(3)转修诗书，儒商并行，义利兼顾，涌现出一些“不颛治生，而间治诗”的儒商（注：《汪处士希胤墓志铭》，《弇州山人续稿》卷一二四。）。总之，徽州商人在不讳商贾的同时，极力靠拢士林与庙堂，转向儒雅。徽商的这种倾向，与跻身庙堂、主盟文坛的王世贞崇儒复古、雍容典雅的一面相契合。
再看王世贞与苏州商人的契合点。作为王世贞家乡的苏州区域，明代中后期涌动着一股商潮。那时活跃的全国十大商帮之一——洞庭商帮，是形成于太湖中的洞庭东山和洞庭西山的商人帮派。归有光说洞庭人“好为贾，往往天下所至，多有洞庭人”（注：归有光：《叶母墓志铭》，《震川先生集》卷二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冯梦龙所编的《醒世恒言》卷七《钱秀才错占凤凰俦》中说：“两山（指东、西洞庭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路，去为商为贾。所以江湖上有个口号，叫做‘钻天洞庭’。”王世贞在隆庆六年(1572)和万历元年(1573)分别出游洞庭东西山，其《处士春山翁君暨配吴姥合葬墓志铭》、《蔡孝廉林泉墓志铭》及《赠洞庭九十三蔡翁》等（注：分别见于《弇州山人续稿》卷九二、一二四与《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四一。），记载着他直接与洞庭商人翁参、蔡伯玉和其父蔡翁的交往，从而领略了“钻天洞庭”的风貌：“处士（指翁参）生而风骨隆隆，起出就外塾，读书了大义，然不乐受博士觚翰，曰：‘与尔曹一握筭子能纵横哉，夫子贡（子贡，孔子弟子，曾为商贾）去我何几？’父异之，大出橐中装俾客游，因挟其从季赞南浮湘汉，止江广二陵，北狥燕赵，所至获辄倍。”（注：《处士春山翁君暨配吴姥合葬墓志铭》，《弇州山人续稿》卷九二。）其实，不仅是洞庭东西山，其所在的整个吴县都有“钻天”之术的商人。据明崇祯年间《吴县志》卷十记载：吴县人“人生十七八，即扶资出商、楚、卫、齐、鲁，靡远不到，有数年不归者”。王世贞曾为长洲（唐武则天时分吴县置，治所与吴县同城）商人刘坊、张冲、史汝器、徐履和等撰写墓志铭或立传。（注：刘坊见于《明故太医院吏目征泉刘君墓志铭》，《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九一；张冲见于《张隐君小传》，《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八四；史汝器见于《封承德郎南京兵部车驾清吏司主事蓉泉史公墓志铭》，《弇州山人续稿》卷一一七；徐履和见于《赠文林郎徐君新墓碑》，《弇州山人续稿》卷一三五。）据统计，王世贞为明代苏州府商人撰写墓志铭与立传的，达十八篇以上，其中还有太仓商人张士镗、王友荆、吕麒、张淮；还有昆山商人朱维新，嘉定商人徐甫、时恩等。（注：张士镗见于《明封文林郎浙江处州府推官东林张翁墓表》，《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九五；王友荆见于《处士友荆王翁墓表》《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九五；吕麒见于《太医院冠带医士竹逸吕翁暨配钟孺人合葬志铭》，《弇州山人续稿》卷一○五；张淮见于《故听泉张翁暨配洪孺人合葬志铭》，同上；朱维新见于《明故处士闲溪朱公暨配宋孺人合葬墓志铭》，《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九一；徐甫见于《明封承德郎礼部祠祭署郎中东娄徐公暨配陈安人合葬志铭》，同上，卷九○；时恩见于《守愚时君暨配沈孺人合葬志铭》，《弇州山人续稿》卷一一七。）在这些墓志铭和传记中，王世贞关注苏州商人的哪些方面呢？
君读书猎大较，不好为章句，弃之。北走燕，遴其游闲公子日驰章台傍，揳琴，揄袂，跕屣，陆博，从耳目，畅心志，衡施舍，盖期年而橐中千金装行尽乃归。（注：《张隐君小传》，《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八四。）
翁少负气倜傥，不喜习博士家言，而独手《庄子》一编不置，曰：“能前得我意者是书耳。”至稗官史家若传水浒者以猥亵闻，而翁间喜之曰：“亦可以快浊世愤也，不犹愈于城旦书乎？”（注：《处士南野顾翁墓志铭》，《弇州山人续稿》卷九二。）
吾闻之吴俗讳富，以避官侵牟，然亦不善居富。独徽人不讳富，其所致富与居亦类有道者。（注：《将仕左郎太医院目春溪张君墓志铭》，《弇州山人续稿》卷一○○。）
在王世贞看来，苏州商人形成了与徽商迥然不同的特点：(1)既以“钻天”术经商致富，又讳富藏富；(2)挣脱束缚，纵情享受，畅舒心志，逍遥自在；(3)不好诗书，游离士林；(4)趣在俚俗，不厌“猥亵”，所谓喜好“稗官史家若传水浒者以猥亵闻”。“传水浒者以猥亵闻”，很有可能是指《金瓶梅》。苏州商人中有喜好《金瓶梅》等“猥亵”小说者，反映了明代中叶吴地市井中一种欣赏趣味，这也与王世贞有某种契合之处。谢肇淛《金瓶梅跋》中说：“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闼之媟语，市里之猥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罍枕席之语，驵侩之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狎客之从谀逢迎，奴佁之嵇唇淬语，穷极境象，駴意快心。”又说：“此书向无镂版，抄写流传，参差散失。唯弇州家藏者最为完好。”（注：《小草斋文集》卷二四。屠本畯《金瓶梅序跋》则云：“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总之，明代中叶苏州商人转向俚俗，畅舒心志的倾向，与王世贞有契合的一面。
三
王世贞在转向俚俗、畅舒心志上与苏州商人契合，是他在文学观念上由复古转而趋新，由崇雅转而尚俗，由恪守格调转而发抒性灵的动因之一。因此，这位主盟明代中叶复古文坛的巨子展示了另一种文学风貌：“务谐俚俗”，抒发性灵。
王世贞欣赏通俗小说《金瓶梅》，前文已谈及。至于他是否创作《金瓶梅》与戏曲《鸣凤记》，则是中国古代小说戏曲研究中两个时常争议的问题，在此暂不作为我们论述的例证。而王世贞在小说戏曲创作与批评上的实践，则较为充分地体现了他尚俗的文学思想。首先看他的《曲藻》。他在《曲藻》中揭示了戏曲与词、绝句、古乐等之间的历史渊源，并指出是否“入俗”（符合观众的欣赏习惯）对于戏曲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又批评《香囊记》“近雅而不动人”，却肯定《荆钗记》“近俗而时动人”。（注：《艺苑卮言》附录卷一，《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五二。）在《曲藻序》中还指出：“大抵北（曲）主劲切雄丽，南（曲）主清峭柔远，虽本才情，务谐俚俗。”他还评点《西厢记》（见起凤馆刻本王世贞、李贽合评《元本出相北西厢记》）、《琵琶记》（见《成裕堂绘像第七才子琵琶记》）等。他又辑小说《剑侠传》，杂采古今说部编撰《艳异编》，编撰“大而朝典，细而乡俗”即雅俗兼容的《觚不觚录》等。王世贞被视为明中叶复古文坛上的巨子，文主秦汉诗主盛唐，倡言格调，崇尚古雅。但是，他还在明代中叶率先提倡性灵说：
至所结撰，必匠心缔而发性灵。（注：《封侍御若虚甘先生六十序》，《弇州山人续稿》卷三五。）
顾其大要在发乎兴，止乎事，触境而生，意尽而止。毋凿空，毋角险，以求胜人而刿损吾性灵。（注：《湖西草堂诗集序》，《弇州山人续稿》卷四六。）
诗以陶写性灵，抒纪志事而已。（注：《题刘松年大历十才子图》，《弇州山人续稿》卷一六八。）
发性灵，开志意，而不求工于色象雕绘。（注：《邓太史传》，《弇州山人续稿》卷七三。）
从与“工于色象雕绘”（即在格调尤其是文辞上刻意修饰）的对立面来论述发抒性灵，既是王世贞在士商契合中对七子派宗汉崇唐、追求典雅等复古理论自省的标志之一，又成为晚明公安派性灵说的先驱之一。同时，王世贞也将性灵说付诸小品文等创作实践，张扬个性，畅抒性灵，成为晚明小品文的先驱者。《〈九友斋十歌〉序》（注：见于《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二二。）写他自己徜徉于自然山水之间，周旋于古书画之中，深情雅趣，纯为性灵之语。《竹里馆记》（注：见于《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七六。）描绘自然环境生机盎然，天趣流溢，与放歌长啸、逍遥自在的馆主汪惟一融为一体，显得清新可人，意境灵动。《与李于鳞书》、《与徐子与书》、《与吴明卿书》（注：分别见于《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一七、一一八、一二一。）等短札，叙离合，感时事，袒露襟怀，情真意切，风格清新，自然可爱。他的小品文往往将人生感慨与老庄思想、魏晋风度及禅学境界融为一体，如《胜国之季》、《王稚钦少为文》和《敖士赞》（注：分别见于《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四八、一五○、一○一。）等，也显示出学养与性灵有机结合的风貌。他的不少悼念文章也是情真意切的小品，如《哭亡妹王氏文》（注：《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五。）以其妹临终嘱托引领全文，忆叙亡妹生平事迹，切切言辞中见流血哀肠。《哭亡女文》、《祭华起龙文》（注：《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五。）分别是祭亡女与亡婿的哀辞，“白发人送黑发人”，何况又是爱女与贤婿，应笔流泪，令人断肠。《求志园记》写于隆庆二年(1568)，是王世贞为苏州府长洲商人张冲之子、戏曲家张凤翼私家花园所作，前段写其景，后段记其志：
伯起（张凤翼，字伯起）之言曰：“吾吴以饶乐称海内冠，不佞夫差之墟，甲第名圃，亡虑数十计，即屈诸君指且遍，亡及吾园者。诸材求之蜀、楚，石求之洞庭、武康，英灵璧、卉木求之百粤、日南、安石、交州，鸟求之陇若、闽、广，而吾园固无一也。然至于旦而旭，夕而月，风于春，雪于冬，诸甲第名圃所不能独擅而长秘，而吾得窃其余。吾他无所求，求之吾志而已。且不见夫都将相贵重用事于长安东者耶？彼其于志若无所不之，然往往人得挟其遇以屈吾志。吾外若伸而中则屈，甚或发其次，且慨叹于所见，而辐辏沃丽之地，等之于荆榛鸟雀之区，闻歌以为哭，见乐以为忧，而不悟其所自。吾无所求伸于外，然吾求之千百祀之下而若吾为之符节者，此岂可与豪举迹赏者道哉？”王子闻之，叹曰：“善乎!子之求也。志则可与闻平？”伯起笑而不答。王子有间曰：“命之矣。”（注：《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七五。）
通过商贾之子、戏曲家张凤翼的求志园与其他名园的比较，显示出园主的旷远之趣、天然之趣。作为商贾之子、戏曲家和举人的张凤翼，既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又受到包括市民意识在内的世俗文化的影响，其志趣雅俗兼容，别具风味。
诚然，王世贞的文集“真伪骈罗，良楛淆杂”（注：《四库全书总目》卷172《弇州山人四部稿》、《续稿》提要。），他既是明代中叶诗坛巨子、古文大家，又是小品文名家。他的散文中既有沉博幽深、气味雄厚的大家气派，也有纵横捭阖、姿态横生的风貌；既有玄思独造、翻新出奇的境界，也有庸俗的应酬之作。但是，他在明代中叶就注重创作张扬个性、畅抒性灵的小品文，数量可观，清新灵动，堪称晚明小品文的先驱者。毋庸置疑，这与这位明代中叶复古文坛上的巨子在士商互动中由古雅转向俚俗，由格调转向性灵息息相关。
四
王世贞在士商契合中文学观念与文学创作演变的历史事实，多少年来一直被人们所忽视，乃至被误解。例如现代作家周作人在1932年所写的《〈近代散文抄〉新序》中说：“中国讲本国的文学批评或文学史的，向来不大看重或简直抹杀明季公安、竟陵两派文章，偶尔提及，也总根据日本和清朝的那种官话加以轻蔑的批语，文章统系仿佛是七子之后便由归、唐转交桐城派的样子，这个看法我想是颇有错误的。他们不知道公安、竟陵是那时的一种新文学运动，这不但使他们对于民国初年的文学革命不能了解其意义，便是清初新旧文学废兴也就有些事情不容易明了了……正宗派论文高则秦汉，低则唐宋，滔滔者天下皆是，以我旁门外道的目光来看，倒还是上有六朝下有明朝吧。我很奇怪学校里为什么有唐宋文而没有明清文——或称近代文，因为公安、竟陵一路的文章是新文学的文章，现今的新散文实在还沿着这个统系。”（注：周作人：《知堂序跋》，钟叔河编，岳麓出版社1987年版。）周作人这段话指出了公安派、竟陵派小品与现代散文小品属于同一“统系”，这不无道理，同时，也冲击着旧文学观念。但也有矫枉过正之处，尤其是忽视了王世贞在明代中叶的士商互动之中由古雅转向俚俗，投身于俗文学（小说戏曲等）创作与批评的实践；由格调转向性灵，注重小品文的创作，成为晚明公安派、竟陵派小品文的先驱之一。也就是说，王世贞与公安派、竟陵派既有对立的一面，又有契合的一面。对于后者，公安三袁也清楚地意识到：“弇州才却大，第不奈头领牵制，不容不入他行市；然自家本色，时时露出。”（注：袁宗道：《答陶石篑》，《白苏斋类集》卷一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显然，公安三袁十分珍视王世贞本色独造、袒露性灵的一面。至于受徽州、苏州等区域商贾的影响，王世贞与公安三袁更是有相似之处。如袁宏道有《饭王太古馆中》、《王太古令郎有父风，即赋》等诗（注：袁宏道：《袁宏道集校笺》卷一二、六，钱伯城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王野，字太古，徽州府歙县商人，曾家住无锡，游于金陵。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王山人野》中云：“野，字太古，歙人……太古儿时习为诗，稍长，弃博士业，从其兄贾江淮间……晚年诗颇为竟陵熏染，竟陵称之，为评骘以行世。”又如袁中道曾为徽商吴文明作《吴龙田生传》，这位徽商不仅与袁中道相交颇深，而且也乐于和袁宏道交游：“中郎游广陵，公乐与亲近，尝云：‘吾虽游于贾，而见海内文士，惟以不得执鞭为恨’。中郎也爱其贞淳，有先民风，与之往还。每得中郎一纸，即什袭藏之。予过广陵，待之如中郎，以二子纳贽从游。”（注：袁中道：《吴龙田生传》，《珂雪斋集》卷一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正是在包括徽州、苏州等地商贾于内的经济、文化的影响下，袁宏道等人形成并强化了商贾市井心态：
真乐有五，不可不知。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一快活也。堂前列鼎，堂后度曲，宾客满席，男女交舄，烛气薰天，珠翠委地，金钱不足，继以田土，二快活也。箧中藏万卷书，书皆珍异。它畔置一馆，馆中约真正同心友十余人，人中立一识见极高，如司马迁、罗贯中、关汉卿者为主，分曹部署，各成一书，远文唐、宋酸儒之陋，近完一代未竟之篇，三快活也。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四快活也。然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家，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五快活也。（注：《龚惟长先生》，《袁宏道集笺校》卷五。）
将商贾市井尚趣尚俗、适世快活的心态刻画得淋漓尽致。此文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在吴县知县任上作。次年（万历二十四年，1596），袁宏道也是在吴县知县任上作《董思白》尺牍，其中云：“《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注：袁宏道：《袁宏道集校笺》卷一二、六，钱伯城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同年，又作《叙小修诗》（注：袁宏道：《袁宏道集校笺》卷一二、六，钱伯城笺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在总结袁中道（字小修）及袁宏道本人等文学创作经验的基础上，阐发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观点，标志着晚明性灵文学思想的成熟，也有力地推动了晚明性灵诗歌与性灵小品文的创作，此后公安派、竟陵派的性灵小品文形成了高潮。因此，周作人认为现代的散文小品，肇始于公安、竟陵两派，而且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上出现过一阵晚明小品文热潮，出版了不少袁宏道等人的晚明小品文集。现代散文小品创作也蔚然成风，例如林语堂创办的《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都以发表小品文为主，提倡幽默、闲适和独抒性灵的创作。显然，现代散文小品与晚明小品文有着血缘关系。那么，王世贞在明代小品文与现代散文小品的接轨中起着什么作用呢？前文的分析已充分说明：他不仅有相反相成的作用，以“文则秦汉”的正宗派（周作人语，见前文）从反面刺激着公安派师心尚俗，独抒性灵；而且他也有相辅相成的作用，在士商契合中转向俚俗，转向性灵，成为公安派的前驱，也成为明代小品文与现代小品文接轨的前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