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诗话与江西诗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话论文,江西论文,宋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诗话产生于宋代。它一经产生，便迅速地发展、兴盛起来。据郭绍虞《宋诗话考》所考，宋代诗话著作“现尚流传者”有四十二种，“部分流传，或本无其书而由他人纂辑成之者”有四十六种，“有其名而无其书，或知其目而佚其文，又或有佚文而未及辑者“有五十一种，再加上书中未专门论列而于文中附及者数种，共约一百四十余种。由此可见宋人撰写诗话风气之盛。
宋代诗话的发展，不仅仅反映在数量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内容上。清代章学诚根据诗话著作的内容将其分为“论诗及事”类和“论诗及辞”类，也可简称为“论事”类和“论辞”类（见《文史通义·诗话》）。宋代最早产生的欧阳修《六一诗话》、司马光《温公续诗话》、刘攽《中山诗话》，或明标其宗旨为“闲谈”，或直说其内容为“记事”，这三部早期诗话显然都属于“论诗及事”类著作。而自陈师道《后山诗话》起，则明显增加了理论批评的成分，“其言诗不偏于论事，而论辞又不限于摘句”，“使诗话之作由说部而进入理论批评，则其关系至巨”（《宋诗话考》），这就开始了由“论诗及事”朝着“论诗及辞”方向的演变。发展到南宋，“论诗及辞”类诗话占了相当的比重，并且出现了张戒《岁寒堂诗话》、严羽《沧浪诗话》那样具有高度理论批评价值的著作，从而使诗话登上了文学批评史的殿堂，取得了它所应有的地位。
宋代诗话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发展、兴盛，并在诗歌理论批评上取得高度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诗话本身的随笔体为论诗开了个“方便法门”，使得许多诗人和批评家乐于用它来发表自己的论诗意见外，宋代诗坛的风气、江西诗派的形成以及围绕江西诗说展开的探讨和论争，是促使宋代诗话发展、兴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和直接的原因。
二
严羽概括宋代前期的诗风和江西诗派的形成称：
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洲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盛文肃学韦苏州，欧阳公学韩退之古诗，梅尧臣学唐人平淡处。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唐人之风变矣。山谷用工尤为深刻，其后法席盛行，海内称为江西诗派。
（《沧浪诗话》）
这段话相当精要，它告诉我们：第一，在苏轼、黄庭坚以前，诗坛“尚沿袭唐人”，宋诗尚未形成自己的风貌；第二，到了苏、黄，“始自出己意以为诗”，完成了从唐音到宋调的转变；第三，在苏、黄两家之中，黄诗的影响特别大，以至形成了江西诗派。
后人每以苏、黄并称，又以苏、黄诗风合称，宋诗的新格局确实是由苏、黄共同开创的。苏、黄的共同点是都有散文化、好用典、发议论的倾向，即所谓“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沧浪诗话》），这也代表了宋诗的共同特点和普遍风气。但是从创作原则、艺术个性和审美旨趣来看，苏、黄两家又是大相径庭的。刘克庄所说：“元祐以后，诗人迭起，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疏，一种则锻炼精而情性远，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后村诗话》）道出了两家诗风的不同及其影响。大略说来，苏轼是以才气写诗，黄庭坚是靠技巧做诗。苏轼主张“随物赋形”（《文说》），认为诗无定法：“冲口出常言，法度去前轨，人言非妙处，妙处在于是。”（《诗颂》）黄庭坚则主张摹仿古人，讲究诗法技巧：“作文当须摹古人，百工之技，亦无有不法而成者也。”（《论作诗文》）苏轼教人写诗，谓：“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黄庭坚教人做诗，则有“点铁成金”、“夺胎”“换骨”诸说：
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答洪驹父书》）
诗意无穷而人之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无穷之意，虽渊明、少陵不得工也。然不易其意而造其语，谓之换骨法；窥入其意而形容之，谓之夺胎法。
（惠洪《冷斋夜话》引）
正因为如此，自然学苏难，学黄易。苏诗“虽规模广大，学者难依”（吕本中《与曾吉甫论诗第一帖》）；黄诗则“有规矩，故可学”（陈师道《后山诗话》论杜诗语》。这正是黄庭坚“法席盛行”的原因。刘克庄指出：
豫章稍后出，会萃百家句律之长，穷极历代体制之变，搜猎奇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虽只字半句不轻出，遂为本朝诗家宗祖。
（《江西诗派小序》）
江西诗派就是这样在黄庭坚诗风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后来元代方回倡“一祖三宗”说，把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学习、摹仿的对象杜甫抬出来作为江西诗派之祖，黄庭坚便降到了三宗中一宗的地位，这已与江西诗派形成的实际有所偏离。清代更有人远祧陶渊明为江西诗派之祖，将历代江西籍诗人都纳入江西诗派，这与宋代的江西诗派其实已不是同一个概念了。
三
围绕苏、黄诗风及江西诗派的形成，在北宋后期的诗话中即已出现了鲜明对立的诗学倾向。
直接受黄庭坚影响、阐发江西诗派观点的诗话著作有陈师道的《后山诗话》和范温的《潜溪诗眼》。陈师道与黄庭坚并称黄、陈，也被方回列为江西诗派之一宗，实际上，他是完全学黄庭坚的。他说：“仆于诗初无诗法，然少好之，老而不厌，数以千计；及一见黄豫章，尽焚其稿而学焉。……仆之诗，豫章之诗（一作‘诲’）也。”（《答秦观书》）他的《后山诗话》主张学杜诗的规矩法度：“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强调学杜的途径应是由黄及杜：“黄诗、韩文，有意故有工，《左》、杜则无工矣；然学者先黄、韩，不由黄、韩而为《左》、杜，则失之拙易矣。”提倡“宁拙毋巧，宁朴毋华，宁粗毋弱，宁僻毋俗”等，也都体现了江西诗派的宗旨。范温也曾直接从黄庭坚学诗，他的《潜溪诗眼》以论诗法为核心。一是论字法，称“好句要须好字”，“句法以一字为工，自然颖异不凡，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二是论句法，称“句法之学，自是一家工夫”，记问诗于黄庭坚，知句法有“七言诗四字三字作两节”者；三是论章法，称“山谷言文章必谨布置”，“如官府甲第厅堂房屋，各有定处，不可乱也”；四是论命意之法，称“诗有一篇命意，有句中命意”，“炼句不如炼意”等。这些，显然都是从黄庭坚那里传下来的衣钵。这两部诗话，可以说是江西诗派诗话早期的代表著作。
前已述及，自《后山诗话》起已开始了由“论诗及事”向“论诗及辞”的演变；值得注意的是《潜溪诗眼》，虽然原书已佚，但从《宋诗话辑佚》本所辑二十九则来看，每一则都用来表述一定的诗学见解，少则数百字，多至上千字，与此前诗话三言两语式的闲谈、记事大不相同，比《后山诗话》也大大前进了一步，可以说已是相当成熟的一部“论诗及辞”类诗话了。
这一时期属于江西诗派的诗话还有《王直方诗话》、《洪驹父诗话》、《潘子真诗话》等，它们大都已佚，而且仍沿着记事的路子走，不过它们所记的江西诗人轶事，也具有为江西诗说提供例证、保存资料、扩大影响的作用。
与此同时，北宋后期也已出现与江西诗派对立、批判黄庭坚及江西诗说的诗话。其中比较突出的是魏泰的《临汉隐居诗话》。此书虽未脱记事习气，但大体上已以“论诗及辞”为主。书中倡“余味”说：
诗者述事以寄情，事贵详，情贵隐，及乎感会于心，则情见于词，此所以入人深也。如将盛气直述，更无余味，则感人也浅。
凡为诗，当使挹之而源不穷，咀之而味愈长。至如永叔之诗，才力敏迈，句亦清健，但恨其少余味耳。
郭绍虞论魏泰，认为“其人殊不足取”，而其“余味”说，则“真合时人刻骨铭”（《宋诗话考》）。可见“余味”说具有针砭时弊的意义，显然与流行的江西诗说异趣。不仅如此，书中还指名对黄庭坚提出了批评：
黄庭坚喜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自以为工，其实所见之僻也。故句虽新奇，而气乏浑厚。吾尝作诗题其编后，略云：“端求古人遗，琢抉手不停。方其拾玑羽，往往失鹏鲸。”盖谓是也。
魏泰直截了当地指斥黄庭坚专从古人书本中剔抉摭拾，结果是仅得其小而失其大，“自以为工，其实所见之僻也”。这一批评，是一针见血、颇中肯綮的。在江西诗风方兴未艾之际，《临汉隐居诗话》可能是最早批评黄庭坚及江西诗派的诗话著作。
稍后有蔡居厚的《蔡宽夫诗史》和叶梦得的《石林诗话》。它们虽未将矛头直指黄庭坚、但都明确反对刻意求奇，如称：“诗语大忌用工太过，盖炼句胜则意必不足；语工而意不足，则格力必弱，此自然之理也。”（《蔡宽夫诗话》）“缘情体物，自有天然工妙，虽巧而不见刻削之痕。”（《石林诗话》）实际上也是针对江西诗风而发的。蔡居厚、叶梦得也推崇杜甫，但他们的着眼点在于杜诗的自然工巧、含蓄浑成，与江西诗派专学杜诗的形式格律和诗法技巧不同。叶梦得还对苏、黄牵于用事押韵而损害词意深表不满，如指出黄诗“啜羹不如放麑，乐羊终愧巴西”中将古代人名秦西巴倒作“巴西”不妥，即颇能切中其用事押韵之弊。
北宋后期还有几部诗话著作如唐庚的《唐子西文录》、蔡绦的《西清诗话》，其诗学见解与苏轼较为接近。书中虽未对江西诗派发表意见，但推崇苏诗，实际上为南宋一些诗话开启了“以苏济黄”的路子。
四
发展到南宋，诗话著作大量涌现，跟江西诗派的关系也更加密切。它们或者继承、修正、发展江西诗说，或者批判、否定、反对江西诗说，将北宋后期以来围绕江西诗说而展开的探讨和论争不断推向纵深发展，同时也使诗话本身的理论批评性质得到进一步加强。
跟北宋后期不同，在南宋诗坛上，江西诗派已经占据了统治地位，然而，在它的影响不断扩大的同时，它的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因此，南宋属于江西诗派一路的诗话，往往既继承江西诗派的基本观点，又企图对其救弊补偏，从而补充、修正、发展了江西诗说。这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对用字造语来历出处的考究。
对于黄庭坚提出的“无一字无来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诸说，江西诗派一直奉为圭臬，以至形成了江西派诗话说诗的一种风气。例如《观林诗话》释苏诗“醉眼炫红绿”“乃‘看朱成碧颜始红’换骨句”；《优古堂诗话》考苏诗“百年同过鸟”、黄诗“百年青天过鸟翼”出自杜诗“身轻一鸟过”、“余生如过鸟”、“愁窥高鸟过”，而杜诗又本自《文选》张景阳诗“人生瀛海内，忽如鸟过目”；考黄诗“醉乡闲处日月，鸟语花间管弦”，上句出于唐皇甫嵩诗“醉乡日月发”，下句本自唐崔湜诗“庭际花飞锦乡合，林间鸟啭管弦同”等等。诸如此类对来历出处的考究，在《竹坡诗话》、《韵语阳秋》、《二老堂诗话》、《艇斋诗话》等书中也比比皆是，这正体现了它们的江西诗派倾向。《四库全书总目·优古堂诗话提要》称：“互相参考，可以观古今人运意之异同与遣词之巧拙，使读者因端生悟、触类引申，要亦不为无益”；又称：“夺胎换骨，翻案出奇，作者非必尽无所本，实则无心暗合，亦多有之，必一句一字求其源出某某，未免于求剑刻舟。”可谓的论。
二是对用事、押韵、对仗等技巧的探讨。
好用僻典，喜作拗体，搜寻奇字押韵，追求生新瘦硬，是江西诗风的典型表现。因而对这一类问题的探讨，在南宋的江西派诗话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许
的《彦周诗话》称“鲁直作诗，用事压韵，皆超妙出人意表”，“精妙明密，不可加矣”；从而主张多读书，摭拾僻典奇字入诗，如记人作《七夕》诗，以“潘”、“尼”等字为韵，一时无成，“后因读《藏经》，呼喜鹊为刍尼，乃知读书不厌多”。这正是江西诗派习气。但许又不赞成堆砌典故，称“作诗若正尔填实，谓之‘点鬼簿’，亦谓之‘堆垛死尸’”，可见他已注意到用事过多之弊。葛立方的《韵语阳秋》也主张“欲下笔，当自读书始”，于用事出典多所考证；但又指出：“近世论诗者，皆谓偶对不切则失之粗，太切则失之俗，如江西诗社所作，虑失之俗也，则往往不甚对，是亦一偏之见尔。”陈岩肖的《庚溪诗话》一方面为苏、黄诗风辩护：“本朝诗人与唐世相亢，其所得各不同，而俱有妙处，不必相蹈袭也。至山谷之诗，清新奇峭，颇造前人未尝道处，自为一家，此其妙也。”一方面又对江西诗派末流深表不满：“然近世学其诗者，或未得其妙处，每有所作，必使声韵拗戾，词语艰涩，曰‘江西格’也。此何为哉？”这些诗话都是在继承江西诗说的基础上，提出要掌握分寸，避免片面，从而具有为江西诗派救弊补偏的意义。
三是“以苏济黄”，提倡“活法”，自圆其说。
吕本中早年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江西诗派由是得名。后来，吕本中也觉察到江西诗派之流弊，特别对“近世江西之学者”“左规右矩”，“不能更进一步”（《与曾吉甫论诗第二帖》）深为不满，于是提出了“活法”说：
学诗当识活法。所谓活法者，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也。是道也，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则可以与语活法矣。
（《夏均父集序》）
自黄庭坚以来，陈师道、范温诸人论诗都强调规矩、法度，偏于“有定法”；苏轼主张“法度去前轨”则近于“无定法”。吕本中所倡“活法”，即既要有法，又要有变化，既要不背于规矩，又要能出于规矩之外，亦即要学会对“法”的活用，而不要死于“法”下。这显然是在江西诗说的基础上，融合进了苏轼的理论。他还主张：
《楚辞》、杜、黄，固法度所在，然不若偏考精取，悉为吾用，则姿态横出，不窘一律矣。如东坡、太白诗，虽规模广大，学者难依，然读之使人敢道，澡雪滞思，无穷苦艰难之状，亦一助也。
（《与曾吉甫论诗第一帖》）
可见吕本中是在有意识地“以苏济黄”，即试图以苏诗的自然流动来救江西诗派囿于成法之弊。这是对江西诗说的重要修正和发展。其后《竹坡诗话》、《藏海诗话》、《韵语阳秋》、《诚斋诗话》等也大都带上了“以苏济黄”的倾向。有的还特别推崇陶渊明，认为“东坡豪，山谷奇，而于渊明则为不足”（《藏海诗话》），同时又强调学习杜诗的浑成境地，这就比“以苏济黄”更进了一步，即要以陶、杜来济苏、黄了。对传统的江西诗说加以修正、补充和发展，成为这一时期江西诗话的共同特色。
五
南宋还有一些诗话，既受到江西诗派的影响，又冲破了江西诗派的藩篱，甚而还对江西诗派的某些观点提出了批评。朱弁的《风月堂诗话》、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是这一类诗话的代表。
《风月堂诗话》论黄庭坚诗风的形成，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
西昆体句律太严，无自然态度，黄鲁直深悟此理，乃独用昆体工夫造老杜浑成之地，……此禅家所谓更高一著也。
朱弁认为黄庭坚讲究形式技巧，用的是“昆体工夫”，而追求的是“老杜浑成之地”。这一观点，后来曾引起金代王若虚、清代潘德舆等人的议论。实际上，朱弁是想为江西诗派指出一条向自然浑成方向发展的路子。同时，书中论苏、黄优劣，明确指出黄不如苏：“东坡文章至黄州以后，人莫能及，惟黄鲁直诗时可以相抗衡；晚年过海，则虽鲁直亦瞠若乎其后矣。”朱弁也不赞成黄庭坚的“无一字无来处”说，反问道：“不知《国风》、《雅》、《颂》，祖述何人？”并指出“篇章以故实相夸”，“可以表学问而非诗之至也”，“大抵句无虚辞，必假故实；语无空字，必究所从。拘挛补缀而露斧凿痕迹者，不可与论自然之妙也”。这些观点，都能不囿于江西诗说，而有自己的特见。
《白石道人诗说》虽然也主张“观诗法”、“知诗病”，强调“精思，饱学，得活法”，留有江西诗派的痕迹，但书中论诗的核心则是“悟”与“妙”：
文以文而工，不以文而妙，然舍文无妙，胜处要自悟。
这里所说的“悟”，不是“悟”其“工”，而是“悟”其“妙”。这与苏轼所谓“人言非妙处，妙处在于是”之“妙”大体相仿。书中还提出了四种“高妙”说：
诗有四种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
特别是以“非奇非怪，剥落文采，知其妙而不知其所以妙”的“自然高妙”为“妙”的最高境界，显然已大大超越了主张点化、讲究诗法的江西诗说，而与后来反对江西诗说的《沧浪诗话》为近了。姜夔自己曾说：“三薰三沐，师黄太史氏，局数年，一语噤不敢吐，始大悟学即病，顾不若无所学之为得，虽黄诗亦偃然高阁矣。”（《白石道人诗集自序》）他跟杨万里、范成大等人一样，都是自江西派入而不自江西派出、终至自成一家的诗人，《白石道人诗说》正是他出入江西诗派的创作经验体会的结晶。
六
在南宋诗话中，代表宋代诗话在理论批评方面成就最高的是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和严羽的《沧浪诗话》。这两部诗话又是对江西诗派批判最力的诗话。
《岁寒堂诗话》论诗，以儒家的传统观点“诗言志”、“思无邪”为旨归。书中首称：“言志乃诗人之本意，咏物特诗人之余事。”中谓：“诗者，志之所之也。情动于中而形言，岂专意于咏物哉！”末云：“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斯言良有以也。”故《四库全书总目·岁寒堂诗话提要》称其“始明言志之义，而终之以无邪之旨。”也正是由此出发，书中对苏、黄诗风及江西诗派展开了猛烈的抨击。一则称诗“坏于苏、黄”：
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长，而先得其短，诗人之意扫地矣。
二则指其用事押韵“乃诗人中一害”：
苏、黄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然究其实，乃诗人中一害，使后生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而不知咏物之为工、言志之为本也。风雅自此扫地矣。
三则谓黄诗“乃邪思之尤者”：
……国朝黄鲁直，乃邪思之尤者。鲁直诗虽不多说妇人，然其韵度矜持，冶容太甚，读之足以荡人心魄，此正所谓邪思也。
自北宋后期以来，虽然不断有人对苏、黄诗风及江西诗风表示不满，但从来还没有人达到象张戒这样激烈的程度。张戒认为，苏、黄“以议论作诗”，“专以补缀奇字”，“用事押韵之工”乃至“韵度矜持，冶容太甚”等等，均属舍本逐末，背离了“以言志为本”的正路，是对宋诗的误导，故视之若洪水猛兽，挞伐不遗余力。应当指出，张戒对苏、黄的批判，矫枉过正，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在当时江西诗派占据着统治地位的诗坛上，在江西诗风风靡一时的情况下，张戒出来作这样的当头棒喝，无疑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对于黄庭坚和江西诗派标榜学杜，张戒也作了深入的辨析。他一方面指出“子美之诗，得山谷而后发明”；一方面又指出“鲁直学子美，但得其格律”，并未得其真髓。书中有一则记载了他和吕本中就此而进行的论辩：
往在桐庐见吕舍人居仁，余问：“鲁直得子美之髓乎？”居仁曰：“然。”“其佳处焉在？”居仁曰：“禅家所谓死蛇弄得活。”余曰：“……子美‘客从南溟来’，‘朝行青泥上’，《壮游》、《北征》，鲁直能之乎？如‘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却见骨，天地终无情’，此等句鲁直能到乎？”居仁沉吟久之，曰：“子美诗有可学者，有不可学者。”余曰：“然则未可谓之得髓矣。”
这段话的意思，与魏泰批评黄庭坚“方其拾玑羽，往往失鹏鲸”之说相近，而张戒剖析得更加具体明确，言之有据，所以弄得吕本中无话答对。所谓“未得其髓”，一针见血地揭示了江西诗人偏于从形式上学杜而未得其精神实质的片面性。张戒也高度评价杜诗，他不仅推崇杜诗的思想内容使人读之“凛然兴起，肃然生敬”；而且称道杜诗的发自情实感，不“为文造情”；还赞许杜诗从生活出发和多样的艺术风格：“在山林则山林，在廊庙则廊庙，遇巧则巧，遇拙则拙，遇奇则奇，遇俗则俗，或放或收，或新或旧，一切物、一切事、一切意，无非诗者。”之较这江西诗派所标榜的学杜，显然要高出一着。
《岁寒堂诗话》对江西诗派的批判是从传统的“言志”说出发的，其批判角度、论旨重心与后来的《沧浪诗话》不同。郭绍虞指出：“由论诗主旨言，张氏则重在情志而不废韵味，就诗之内容与意境而并言之也；沧浪则重在韵味而兼及格调，专就诗之艺术与意境而论之者也。”（《宋诗话考》）如果说《沧浪诗话》主要影响到后世的“神韵”说，那么《岁寒堂诗话》则主要影响到后世的“格调”说。清人潘德舆说：“吾于宋人诗话，严羽之外，只服张戒《岁寒堂诗话》为中的。”（《养一斋诗话》）张宗泰说：“戒名不甚著，诗也不多见，而其持论，乃远出诸家评诗者之上。”（《鲁岩所学集·跋岁寒堂诗话》）林昌彝说：“宋人诗话以《岁寒堂》为较胜，以其辞尚体要也。”（《海天琴思录》）都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
南宋中叶以后，江西诗派趋于衰落，诗坛上相继出现了“四灵”派和江湖派。“四灵”派不满江西诗风，改学晚唐，而局度狭窄。江湖派则流品驳杂，诗风不一，既受江西诗派的影响，又走“四灵”派的路子。所以《四库全书总目·唐诗品汇提要》说：“宋之末年，江西诗派与四灵一派并合而为江湖派。猥杂细碎，如出一辙，诗以大蔽。”正是在人们对江西诗病的认识不断深化，而“四灵”、江湖诗人又暴露出新的弊端，亟需从理论上进行清算并予以总结的情况下，严羽的《沧浪诗话》应运而生。《沧浪诗话》给了江西诗派最后的致命的一击，宣告了江西诗派寿终正寝。
严羽明确宣称，他的批判锋芒是针对江西诗病的：
仆之《诗辨》，乃断千百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至当归一之论。其间说江西诗病，真取心肝刽子手。
（《答吴景仙书》）
江西诗派偏重于在形式技巧上下功夫，以致产生种种弊病，而对它的批判，从《临汉隐居诗话》、《石林诗话》到《岁寒堂诗话》，大都是从思想内容着眼，指责它不符合“言志”、“缘情”等传统的论诗标准。严羽的《沧浪诗话》则从总结艺术规律入手，力辩江西诗风不符合诗歌创作的艺术要求，这就深入至江西诗说的核心，从根本上动摇了江西诗派赖以立论的根基，所以他自诩是“真取心肝刽子手”。
严羽的诗学贡献，还在于他并不停留在批判上，而是“破”中有“立”，以“立”为主，构建了一套与江西诗论相对立的理论体系。这套体系，大致由“识”、“妙悟”、“兴趣”三个环节交织而成。首先是由“识”入手，找到学诗的正确途径：
夫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志须高。
具备了这种“识”力，“辨尽诸家体制”，才能“不为旁门所惑”。在严羽看来，宋诗自王禹学白居易，西昆体学李商隐，欧阳修学韩愈，梅尧臣学唐人平淡处，都没有学到点子上；至苏、黄“自出己意以为诗”，更是走上了“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歧路；至于江西诗派末流，“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押韵必有出处，读之反复终篇，不知着到何处”，“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而“四灵”、江湖诗人“独喜贾岛、姚合之诗”，“一时自谓之唐宗”，实际上也“只入声闻、辟支之果”，堕入旁门左道，“路头一差，愈鹜愈远，由入门之不正也”。而根据严羽对历代诗歌辨识的结果，认为要“取法乎上”，就必须“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推原汉魏以来，而截然谓当以盛唐为法”。这就提出了与江西、“四灵”、江湖等诗派都不相同的师法对象，亦即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的“师法盛唐”说。
其次是通过“妙悟”，把握作诗的艺术规律：
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
所谓“当行”、“本色”，是指符合诗歌创作的特定要求，体现诗歌本身应有的特色，而这只有靠“妙悟”才能达到。比如孟浩然，学力不及韩愈，而诗作得比韩愈好，就是他“一味妙悟”的结果。由此可见，作诗与读书、穷理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而古人未尝不读书，不穷理。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
所谓“别材”，即不同于从事其他活动的特别的才能；所谓“别趣”，即不同于其他体裁作品的特别的趣味。强调“别材”、“别趣”，实际上已触及到诗歌创作特有的形象思维问题和诗歌作品特殊的审美趣味问题。严羽并不反对“读书”、“穷理”，但他认识到掉书袋和发议论决不是好诗。“当行”、“本色”的好诗只能是“妙悟”的结果，而决不会是“读书”、“穷理”的产物。这显然是与江西诗说针锋相对的。
其三是追求“兴趣”，达到审美的最佳境界：
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
“兴趣”说同样是与江西诗派“点铁成金”、“夺胎”“换骨”、讲究用事押韵和诗法技巧、刻意翻新求奇完全对立的审美取向。它与前人的“滋味”说（钟嵘）、“味外之味”说（司空图）、“余味”说（魏泰）、“自然高妙”说（姜夔）等一脉相承，而论述则较前人更完整、更深刻、更有针对性。它要求诗歌的内容和形式浑然一体，不着痕迹，造成一种含蓄深蕴、余味隽永、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艺术境界，使读者通过这种艺术境界去品赏、玩味其中所蕴含的无穷意趣，从而收到一种最佳的审美效果。这是严羽从艺术上对诗歌创作规律所作的总结，也是他对古代诗歌理论所作的重要贡献。
《沧浪诗话》与《岁寒堂诗话》可以说是南宋诗话的双璧，特别是《沧浪诗话》，更标志着宋代诗话发展的高峰。它们也可以说是同江西诗派论争的产物。正是这种论争，促进了宋代诗话的理论发展，从而使诗话成为宋以后诗歌理论批评的一种主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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