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华侨到华人再到华族——兼谈东南亚华人同化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华族论文,华人论文,东南亚论文,再到论文,华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南亚是一个多元化地区，是海外华人最多且最集中的地方。千百年来，源源不断移居东南亚的中国大陆移民，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共同生产、反抗压迫与外来侵略，为开发所在国资源，发展当地经济，争取侨居国政治独立，立下了法马功劳，从而赢得了东南亚各国人民的信赖与尊敬。但自近代，特别是二战后，移居东南亚的中国大陆移民受到了种种不公正待遇，在某些国家，比如马来西亚，移民们所受到的悲惨遭遇更远非一般人所能想象。本文力图从纵向的历史角度来考察与分析华侨、华人、华族的相互关系，使读者对千百年来不断移居东南亚的千百万中国大陆移民的生活及其未来发展方向有一个整体、全面的认识。
首先，应对华侨、华人与华族的内涵作一个明确的界定。
从现代科学意义上讲，华侨，是指仍保留我国国籍的具有中国血统的侨居国外的我国公民。若一英国人取中国国籍后，长期定居在日本，虽未放弃中国国籍，但严格说来，仍不被称为中国华侨，而只是中籍英人，他没有中国血统。这儿的中国血统泛指整个中华民族的血统，而绝非仅限于汉族。北部的俄罗斯、哈萨克等少数民族，南部的泰、瑶、壮等少数民族，保留中国国籍侨居国外者，也应划在华侨范围内。
华人，是指丧失我国国籍，已取得或尚未取得他国国籍的具有中国血统的定居国外的我国移民及后裔。我国国籍法不承认双重国籍，因此，海外移民丧失中国国籍绝大多数都为已加入当地国国籍而自动丧失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当然华人中也包括少量脱离中国国籍后的无国籍或者多重国国籍者。由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纠缠不清的双重国籍问题的妥善解决，东南亚华侨的发展趋势是成为落地生根的华人，在实事上，华侨已成为华人的潜在补充力量。东南亚各国华人会越来越多，华侨会愈来愈少，已成了必然的发展趋势。
若在观念上突破“大中华”、“大汉族”等传统民族主义思想影响，将东南亚各国华人看成是既不同于汉族，也不同于当地主干民族的另外一个新民族，看成是各国的一个少数民族，那么华人整体就有了一个新名词：华族，它是东南亚多元文化与多元民族的一个重要特征。正如中国境内的俄罗斯族、朝鲜族、泰族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组成部分一样，华族也是东南亚各国民族组成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三者的历史成因及相互关系。
一、鸦片战争前，中国大陆移民移居东南亚
由于东南亚与中国水乳交融的地缘关系，几千年来，不断有中国移民移居东南亚。前22／年秦统一中国，在岭南设桂林、南海、象郡三郡。其中象郡就在今广西南部，越南中、北部一带。为巩固统治，开发边疆，秦始皇迁中原移民50万人岭南。之后一千年，越南一直为中国属地，中国移民以此为基础，通商贸易，友好往来，足迹遍布整个东南亚。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末年，几乎总相伴着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与外族入侵，于是几乎总相应地带来大规模人口迁移，由于地缘上的特殊关系，东南亚长期承担了中国移民避难所的角色。史载，王莽篡汉，汉儒学者，军政官员数千人逃往越南；南北朝时，五胡乱华，中原人士纷纷移民印支；黄巢袭广州，粤人争相逃往东南亚各地；元灭南宋，明末清初，大批遗臣遗民逃难东南亚，继续坚持复国斗争。如南宋左丞相陈宜中等人就是先逃占城，后逃泰国的。清末因太平天国运动失败而被迫逃往东南亚各地的大陆移民数量则更多。
随军军旅也是早期华侨的组成部分之一。两千年来，中国曾多次派兵征伐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各地，遗留下大批将士。如元世祖忽必烈于一二九二至一二九三年曾派大将史弼率甲士二万，舟千艘选征印尼，结果大败而归，将士被俘者不计其数。这些人留在印尼，对传播中国文化，发展当地经济，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早期华侨的另外一支来源则是从事中国与东南亚之间贸易的商人及船上水手。中国自古以来对外贸易就相当发达，泉州、广州、扬州等曾是著名的国际贸易中心。为有效管理海外贸易，唐、宋、元三代都曾有在广州设市舶使，“政府和人员皆大有利得。”由于交通方便，环境险阻，商人及有关人员“住藩”多年不归是常有的事，时间久了，同时也为了生意上的便利，“与当地土著通婚素为常见。”如明史卷三百二十五《吕宋传》载：先是闽人以其地近且饶富，商贩至者数万人，往往久居不返，及至子孙。明清两代都曾历行海禁，私自出海贸易返回者，一经查处，立即问斩，客观上也逼迫了部分商人在当地落地生根。古代由于交通不便，封建社会中女子出洋又几乎不可能，故进行海外贸易者，几乎全为男子，他们欲在东南亚生存，与当地土著通婚几乎便成了他们唯一的选择，“二、三代之后，便与当地土人无异”。
此期无论是何种原因移居东南亚各地的中国大陆移民与当地土著通婚、同化，都是两者间不断交往，不含外力强迫的自然发展的结果，是自然同化。
二、鸦片战争后至辛亥革命爆发（1840-1911年）
鸦片战争后，中国移民移居东南亚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仅据最一般估计，我国近代的海外移民就达两千万人之多（不包括侨居国出生的华侨），其中80%移往东南亚各国。众所周知，受中国传统思想影响，我国人民安土重迁的观念特别浓厚，若迫不得已，决不会轻易离乡背井，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如此庞大的移民潮呢？
就国内因素而言，华南地区多山的客观自然环境留予人耕种的土地原来就十分稀少，如此稀少的土地又受到当地封建地主的大规模兼并与激增的人口压力，便形成了华南地区普遍存在的生凿日众，地狭民稠的状况，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十九世纪中后期这种情况尤为突出。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面对着无止境的徭役与勒索，欲生存除了选择造反（如席卷全国的太平天国起义）就是移民，华南濒临海洋的天然地理优势就为大批贫困农民移民海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就国际因素而言，此时，英法美等主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已基本完成或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对国内资源的开发和海外殖民地的资源掠夺日趋加强，迫切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如英荷在开发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锡矿与橡胶种殖园过程中，每年都急需数万的劳动力。但由于几百年来殖民者残酷屠杀，殖民地大都地广人稀，劳动力严重匮乏。罪恶的黑奴贸易已基本终止，陆陆续续被解放了的黑奴大都也不愿意继续从事以往那种粗重繁笨、似牛似马的工作，于是，“性勤而耐苦，值廉而易致”的华工，便成为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开发本国与殖民地过程中最理想的劳动力补充对象了。
就这样，华南地区急需移民海外谋生的贫苦农民愈来愈多，日积月累，人口压力愈来愈大，而英法美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劳工又垂涎已久，需求愈来愈大，欲望愈来愈强，于是，当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后，特别是清政府被迫取消海禁后，沿海贫困农民便如潮水般涌向海外。
必须指出的是，这一阶段的大陆移民居海外有一种特殊方式，也就是臭名昭著的“猪仔”贸易。光绪十三年，李钟珏所撰《新加坡风土记》说：“二十年来，西方开垦招工，佣价顿贵，于是贩卖人口出洋者，名曰“卖猪仔”，设馆于澳门公然买卖。沿海人民或被骗或被动劫，一入番舶，如载豚豕。”清侍郎郭嵩焘在《广东盗犯恳请变通条例办理疏》中也指出：被掠华工，“人口数计，关闭仓底，谓之“卖猪仔”，既至新加坡，“驱入新客馆……，馆中设一大栅栏，以圆木柱排立而成，悉闭其中，或以为关猪然，因呼之曰“猪仔”，这便是“猪仔”的原始涵义。“猪仔”们被“新客馆”打手施以酷刑，强迫签订有本人手指印的契约，名“劳动契约”，实乃卖身契约。在契约期内，“猪仔”无任何人身自由，雇主与监工可随便打骂残杀他们，其与牲畜无异，实乃变相奴隶。故“猪仔”也叫契约奴隶。仅据最一般的估计，仅十九世纪，我国人民被拐掠而被迫成为“猪仔”的总人数“不下三百万。”“猪仔”血迹斑斑的出国史，惨无人道的悲惨遭遇，都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此时期大陆移民与东南亚当地居民的同化出现了明显的阻碍。这首先是因为每年数以万计的大批新移民的涌入，加大了新客移民，也就是第一代移民在整个移民群的比重。新移民离开祖国时间不长，妻儿老小，亲朋好权都在国内，对祖国与家乡自然十分关切。随着海禁的取缔和海上交通的日趋便利，中国传统落叶归根的思想与较强的民族优越感令他们自己也未打算要做长久居民，在各居留国内，移民们依地缘或血缘，结成一个个相对封闭的社区，俨然形成国中之国，并把他们所赚的钱不断寄回大陆。少数有传统文化功底者还回国参加科举考试，如漳洲邱菽园，21岁自南洋回国应试中举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移民们与当地土著交流甚少，隔膜日深，与其通婚同化自然也就受到了阻碍。
其次，各地华校与华报的创立，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移民与当地土著的同化。尽管绝大部分移民都为目不识丁，穷困潦倒的贫苦农民，但移民中也不乏粗通中国文字者，有的人家在家乡原本就是私塾先生与医生。太平天国政权覆灭后，大批知识青年为逃避清王报复纷纷逃往东南亚，他们的到来带来了整个移民群体中国传统文化水平的提高。自1854年新加坡移民创办第一所侨校萃英书院后，到80年代，各地先后出现侨校。与此同时，华文报刊也纷纷涌现，新加坡有《叻报》（1881年），星报（1890年），马尼拉有华报（1888年）。尽管各地华校几乎全为小学，华文报刊的发行量也不是很大，并且就连他们的创始人也许也根本未预计到，华校华报的出现在传播中华传统文化，使移民们树立中华传统思想意识，加强彼此间交流与民族认同过程中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毫无疑问这一切都严重阻碍了移民与当地土著的同化。
1877年，清政府在新加坡设领事馆，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在国外设立的领事馆，同时也是中国海外移民认同祖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领事馆把当地移民社会与中国有效地联系起来，并长期在侨民中积极推行对清政府的效忠活动。满脑子充满了“天朝大国”思想的外交官们认为：海外移民应在政治上忠于清政府，文化上保留儒家价值观及中国传统的习俗与语言。换言之，保有强烈的中国文化的认同，应是海外移民们所必须具备的要素。他们为中国移民说夷语，穿西服，最终“沦为蛮夷”而整日忧心忡忡。于是，中国驻新加坡领事馆在某种程度上便成了新加坡移民领袖友好聚会的场所，每逢节日，如春节，皇帝与皇太后的生日，移民中的知名人士都被邀请到领事馆一聚，以表示对北京皇帝的祝贺。黄遵宪领事还鼓励华文诗文比赛，并为优胜者提供高额奖金。他还经常出一些有关中国大陆的时事题目进行讨论，并广泛发起宣传统价值观念的运动等。
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东南亚的活动又进一步刺激了移民们对中国的认同。通过革命党人各种强有力的宣传活动，移民们，特别是广大的中下层移民对自身的悲惨遭遇有了更深的认识，他们愈来愈清醒地意识到，中国是一个整体，侨居海外的广东人、河南人、福建人都是中国人。要使自己摆脱被人压迫、受人歧视的命运，祖国的强大是根本的保证。因此，当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传至东南亚时，各地华人社区载歌载舞，爆竹声声，移民们纷纷以不同的方式庆贺自己和自己的祖国获得了新生。
三、民国时期（1911-1949年）
这一阶段，特别是二三十年代后，我国大规模移民海外的现象已出现逐渐递减的苗头。这主要是由于各殖民地开发工作已日趋结束，殖民政府引诱华工出国的客观因素逐步消失，以及殖民地原住民人口的自然增长，使得大批量招募华工已成为多余。一九二九年又爆发了世界性经济大危机，该危机使各国失业人数大增，华工在各侨居地空前过剩，无事要做，被大批遗返回国，大陆新移民入境更受到普遍地抑制。
虽然新移民数量日趋减少，但是海外移民认同中国的民族主义激情却因辛亥革命的成功极大的迸发出来。随着国内政局动荡不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步步深入，海外移民团结一致，声讨日本帝国主义，支援祖国抗日的浪潮一天天高涨起来。如1927年济南惨案爆发后，在陈嘉赓等人领导下，成立了“山东惨祸筹赈会”，槟城方面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抑制日货运动，并引起了马来各地同胞的热烈反应。
九·一八事变后，各地华文报纸不厌其烦地报导事变经过，揭露事情真相，大力抨击日本帝国主义。他们通电国联，要求“主持正义，速行制止日方无理之行动，并令日军立即撤退，以维东亚和平。”其间《南洋商报》同《叻报》还于“九·一八”事变后不久自动停刊一天，“以表哀痛”。
全国抗战爆发后，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席卷东南亚各中国移民聚居区，各种抗日救亡团体纷纷建立，据估计，1940年底即达2794个，还第一次出现了跨国跨地区的组织，如陈嘉赓组织的南侨总会等。此期间，各地华报和杂志社数量也大幅增加，且都专门辟有抗日专栏，大量刊登抗日文章。
姑且不论这些组织与华文报刊在支援祖国抗战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以及海外移民在祖国抗战中所作出的巨大牺牲，仅从民族同化这一角度出发，声势浩大的支援祖国抗战运动，进一步巩固加强海外移民的中国人意识，更加强化了他们在各居住国的旅居意识，无论从思想文化上还是政府倾向上，移民们大都强烈认同中国，对当地政治毫不关心，经济上却把所赚的钱大笔大笔地汇往国内，这就不可避免地与东南亚各地日益兴起的民族主义产生了冲突，招致了民族主义者的怨恨，这就为以后移民们的悲惨遭遇埋下了伏笔。
四、海外移民从华侨向华人的遑遑过渡
从严格科学意义上说，直至1955年我国与印尼签订《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对千百万海外移民的双重国籍问题加以妥善解决之前，对海外移民来说，是没有华人这一概念的。按照旧中国基于血缘主义而规定的国籍法，具有中国血统的移民们都应被称为海外华侨，尽管有的人从其父辈始就出生在国外，或早已取得所在国国籍。
如前文所述，二三十年代，特别是抗战前后，中国海外移民的民族主义激情极大迸发出来，但同时，当地土著民族主义激情也日渐高涨，由于移民们在政治上效忠祖国，经济势力却日益膨胀，因而普遍受到各国民族主义者的怨恨。如泰国在一九一四年，泰王拉玛六世在报上连载论文，后印成小册子，题名为《东方的犹太人》，对在泰中国移民大肆批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迅速占领整个东南亚地区，为了报复移民们支援中国内地抗战，对其进行大清洗，移民精英伤亡殆尽，并大力扶植当地土著，极力挑拔土著与移民关系，双方矛盾日深，民族同化也就受到严重的阻碍。
战后，东南亚各国纷纷挣脱了自己身上的殖民统治枷索，土著民族主义分子获得了政治上的统治权，中国移民在东南亚各国普遍受到的排斥、打击、迫害，甚至扫地出门。这其中有着十分复杂的因素。如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东南亚诸国对北方中国的惧怕以及西方殖民主义者为了统治的需要而长期实行分而治之政策，故意制造移民与当地居民矛盾，双方积怨很深。战后形成的冷战局面更加剧了东南亚各国对移民们的仇视与打击。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不了解和被别有用心的人歪曲，移民们被怀疑是中共的第五纵队，有朝一日会夺取政权，这不仅是当政的土著民族主义者不愿看到的，也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愿看到的，从这一角度考虑，移民们所受到迫害、打击便是必然要发生了。
当然，从最现实与最直接的角度去考察，乃是移民们并未与当地土著相融合，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双方缺少交流，隔膜很深，当地人认为移民是外国人，有的国家干脆认为是非法移民，而正是这些非法移民们在当地经济上却有着很大的成就，且把大量的钱汇往中国，这自然就引起当地居民特别是民族主义者的仇视了。这实际上是可理解的。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说的：“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在我们国内，有几万外国侨民，也是双重国籍，他们在经济上势力很大，把所赚的钱全部汇往母国，我们政府好不好办事呢？我们的财政税收好不好管理呢？我们遇到这种情形也不愿意，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应该承认，中国抱着诚意与东南亚各国签订解决移民们双重国籍问题的协议，无论从当时还从长远来看都是正确的。它为千百万海外华侨的生存与发展指明了一条道路，也加速了移民与当地人民的同化进程。但从后来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上来看，中国方面无疑是把这个问题简单化了，以至于对随后发生的各国大规模排华，迫害华人事件爱莫能助。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签订解决海外侨民双重国籍协议时，双方都没有把千百万侨民作为一个整体，作为一支政治力量来参加三方会谈，事实上，华侨的这一权利被剥夺了，被剥夺了在会谈中在居住国为自身谋取正当政治权利、民主权利的机会。而中国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大框架下，并未为他们在当地政治、军事上争得一席之地，轻易地把这一权利让渡给了东南亚各国，千百万侨民的基本生存权、发展权一下子都要靠当地政府的赏赐。在战后冷战复杂的形势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烈的反共意识支配了他们是极不愿意见到华侨进入当地主流社会的。于是，当各国堂而皇之打着“维护国家安全”的旗号，对华侨进行大规模打击与迫害时，中国囿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无法伸手相援，华侨溃不成军，无法挺身维护自身权益，被迫向世界各地逃难便是情理之中了。
另一方面，成千万海外华侨随着双重国籍问题的解决一下子变成了海外孤儿，要认同当地国为母亲，这对于刚刚接受过抗战洗礼的华侨来说，心理上完全未做好这一准备。如同一个孝子长期敬爱他的母亲，突然一夜之间，母亲不要他了，还要他认其他人做母亲，这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难以迅速接受这一现实的，于是在政治、军事上占统治地位的土著民族主义政府打击下，海外华侨便显得人心惶惶，力量分散，混乱不堪了。这不能不说是新中国伊始外交政策还不太成熟的表现。
五、坚持民族平等，支持东南亚华族为争取自身合法权益而斗争
战后几十年弹指一挥间，海外华人社会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受冷战影响，中国与海外华人社会长期处于隔绝状态，为了生存，华人被迫纷纷效忠居住国，各居住国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强迫同化政策，如取缔一切华文学校与华报等。占华人比重中愈来愈大的土生华人，自小就受到当地民族同化教育政策的影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已不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他们已完全融入了当地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力量，他们是既不同于中国汉族。也不同于当地民族的一个新少数民族，我们称之为“华族”。
学者何启拔认为：“流寓马来亚的华人移民群，在他们未离乡背井前，都是我汉族共同体的成员。他们到了马来亚后，在新的环境与新的生活条件下，开始了新的生活，在漫长岁月的新生活中，逐步地重建起新的经济联系，从而重新把他们联结起来，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新的民族共同体形成后，尽管他们保全有汉族的语言文化与生活习惯，但他们同汉族共同体的人们不在一个地域上生活，内在的经济联系也彼此隔离或中断，因此不能说马来亚华族即汉族或是汉族的延续。实际上，马来亚华族一经形成便意味着同汉族不是同一民族了。”在这里，马来亚华族理解为“东南亚华族”亦是符合逻辑与事实的。因此，完全可以作出推论：东南亚华族一经形成便意味同汉族不是同是一民族了。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何启拔所说的这番话是对还是错，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千百万海外华人在政治、经济、文化上与居住国的联系远甚于与中国的联系，无论是自愿还是强迫，华人们的精神世界里已经没有了太多的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应该承认东南亚大多数国家对华人的同化政策还是比较成功的。既然千百万海外华人已是东南亚各国的一个密不可分的少数民族，是当地民族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自然有权利去争取与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但令人遗憾的是，海外华人在东南亚各国仍受歧视。八十年代，印尼政府仍在实行“原住民”与“非原住民”办法，入籍华人依旧被视为二等公民，缅甸政府把公民公为“纯血统公民”、“准公民”和“归化公民”，入籍华人被视为三等公民，这都是典型的民族歧视。一九七八年邓小平访问马来西来时指出：马来西亚政府应该予马来籍华人予充分平等，真是一语道破问题中心。
因此，欲想东南亚华族获得真正的政治平等，东南亚各国政府所需做出的努力，应采取的开明政策自不待言，华人自身也应从近几十年的惨痛经历中吸取教训，作落地生根打算，团结起来，积极参与当地政治活动，改变以往东南亚政治都由原住民全面包办（甚至垄断）的局面，才能更好的生存与发展。另一方面，也应寻求国际支持，利用国际社会的舆论力量来迫使当地政府取消民族歧视政策，给予政治地位平等。
总之，坚持认为华族是当地的一支少数民族，坚持东南亚地区民族与文化的多元化，反对民族歧视，乃是我国一项长期的基本侨务政策。也只有在这种情境中，东南亚华族才能找到真正的生存与发展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