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会计信息披露的供给理论_财务报告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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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信息披露问题,即企业应当为谁提供信息、如何提供信息以及提供什么信息,长期以来一直是会计理论和实务界关心的核心问题。在国际会计学界,这一研究已经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近年来我国会计学界也有一批令人振奋的研究成果。但是,以往的研究存在三个缺陷:第一,重视从信息需求角度研究,忽视从信息供给角度研究。第二,重视西方理论分析,忽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第三,即便有一些对信息供给的研究,仍零星分散,缺乏系统总结。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从信息披露的供给角度对会计信息的披露作一研究,以丰富我国有关会计目的与会计信息披露方面的基本理论,对会计准则和会计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有所助益。

一、信息供给和需求的相互关系

(一)信息供给的经济学解释

企业为什么要对外提供信息?对此,会计学术界有两种传统解释,即“受托经营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有关这两个观点的激烈争论,《会计目的与会计改革》一书附录曾作概述(张为国,1991)。目前在西方,两个观点中决策有用观占主导地位。需注意的是,从理论上讲,这两种观点都是从需求方考虑的,供给则完全是一个抽象的被动概念。

按照现代企业理论,企业是生产要素的交换场所(Cheung,1983)。投资者是生产要素所有者,企业是生产要素的使用者。企业要取得有限的资源,必须向其所有者提供一种能证明其使用效率的信息。根据要素供给和使用理论来分析,在信息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中,企业绝不是一个被动者,而是与信息使用者双方共同作用,对信息披露共同产生影响。

在现代企业制度下,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所有者权利不断弱化,经营者地位愈益上升。经营者作为信息的供给者,对信息的影响愈来愈大。因此,研究信息披露,不能只是强调信息需求,还要从供给者的角度研究供给规律。

(二)信息需求对信息供给发挥作用的前提

信息需求对披露产生影响是有一定条件的,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需求就难以对供给发生作用。

1.信息需求群体是否真正形成。投资者或其他使用者是否成为真正的信息需求者,取决于三个条件:(1)使用者对信息需求内在动力的大小;(2)信息使用者的成熟程度;(3)使用者群体影响力的大小。满足这些条件,真正的信息需求者才能产生,并会提出改进、规范信息的请求。下面分述之。

第一、使用者对信息需求的内在动力的大小。西方实行私有制,所有权都能人格化。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主要投资者无不对企业财务信息倍加关注。在我国,国家作为主要投资者之一,是否有关注信息的动力呢?在目前,如果不能处理好以下3个问题,国家作为会计信息的主要使用者就难以产生对信息需求的内在动力:(1)国家所有权残缺问题。先看国有企业,国家无法有效考核企业业绩,即使可以考核,也难以退出与企业的这一契约关系。在股份制企业中,国家拥有绝大多数股权,但这些股份难以在市场上自由流通,即国家根据信息对企业作出决策的权利受到侵蚀,这必然影响国家对信息的需求。(2)国家产权由谁代理问题。国家产权由谁代理问题在理论和实务上一直未得到解决,国家的所有者地位无法人格化,因而就不难发现,国家作为所有者无法实施对被投资企业会计信息的密切关注。(3)把握非人格化的国家所有者的信息需求特征问题。国家作为所有者同人作为所有者有无区别?对企业信息的需求是否完全一致?对此研究严重不足,因而,也就难以由西方有关个人投资者信息需求的理论,来推断我国国家所有者的信息需求。

第二,信息使用者的成熟程度。在西方,个人和机构投资者本身较为成熟。不仅如此,各种信息中介分析技术高超,对推进信息需求,影响信息披露起着越来越重的作用,其偏好已成为财务报告披露要求的睛雨表(Beaver,1986)。在我国,投资者的职业水平仍不高,非专业人士极难理解许多会计处理,因此投资者依赖于专业分析机构,但这些中介机构在我国还刚刚起步,难以提出有效的改进信息披露的要求。

第三,使用者群体影响力的大小。我国股票投资以个人投资为主,而且以投机为主要投资目的。根据1994年作的一项调查,在上海股市中,以投机为目的的达54.9%,阅读财务报告作出决策的仅占18.82%(Liuand Zhang,1996)。可见,即使个人投资者对财务报告的需求也是非常有限的。在使用者中又有成熟与不成熟、主动与被动、投资组合与非组合之分,对财务报告需求也产生影响。这一分散的群体对信息需求的形成、反馈、发挥作用的力度毕竟是很有限的。况且由于大多数公司中,国家股和法人股占主导地位,广大个人股东对任命管理层影响力也非常有限,这点也影响着他们对信息的需求。

综上所述,在经济发达国家,信息需求群体已形成;而在我国,信息需求群体目前并未真正形成。

2.有没有建立信息需求反映机制。信息需求必然要通过一定的途径才能对信息供给产生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1)通过制定会计准则规范,把信息需求变为法律规范,约束指导信息供给。但一个奇特的现象是,尽管从理论上已确认信息需求十分重要,但准则制定机构包括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等对信息需求普遍存在知之不多的问题(AICPA,1994)。美国曾经组织大规模调查听证,就会计目的展开广泛讨论。在我国制定准则的过程中,这一方面的工作事实上并不为人重视。(2)通过市场竞争直接对供给者发生作用。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上,信息供求能够很快达到均衡。在我国,资本市场刚刚起步,相对于个人手中的货币而言,资本需求者即上市公司的数量还很有限。二者之间的矛盾还十分激烈,竞争受到一定制约,生产要素提供者,也即会计信息使用者对信息的需求因对投资机会的盲目追求而严重不足。3.信息需求方的力量均衡。信息的诸质量特征中,大量的文献和准则都强调相关性,把它作为首要特征。不过笔者还是同意斯坦普(Stamp,1979)的观点,相关性确实重要,但决定会计相关性的是会计信息的使用者,而使用者的需求不同,相关性的具体形式和标准会随使用者的价值取向和参照系的不同而明显存在差异。相关性不是会计信息本身固有的属性,而是使用者对使用信息所作的一种价值判断(Stamp,19790)。财务报告为什么能满足有些使用者的要求,而不能满足另一些使用者的要求?通用财务报告为什么考虑某些使用者的意见,而置其他使用者的意见于不顾?在现实生活中,力量较强的使用者对信息披露起着关键作用。于是,就不难理解,在资本市场发达的美国,股票投资者占主导地位,信息披露偏向于投资者的要求;在债权人占重要地位的日本,信息披露更多体现债权人的要求;在我国,企业负债率普遍较高的情形下,信息反映如何兼顾投资人和债权人的利益呢?可见,所谓相关信息,只是信息需求者力量均衡的结果。

(三)信息需求对信息供给的其他制约因素

信息需求发挥作用还受到其他方面的制约,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信息取得处理成本。理论上讲,企业提供所有的会计信息对使用者最有益,并且也兴起了所谓权变理论学派。但实际上行不通,要求者取得处理信息的成本是如此昂贵,以致必须由企业提供主要的经过加工的信息。那么哪些予以披露,哪些不予披露,供求双方就有一个均衡的过程。(2)信息谈判成本。如果把企业看成一份契约,信息供求双方实质可以通过谈判确定信息如何披露,但谈判成本限制了通过这个途径发生作用。(3)信息时差。信息需求因时因地变换莫测,需求影响供给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需要通过复杂的途径和方式,供给表现为相对的稳定性。所以可以预见,现在的准则、制度将会不断改变,绝没有一劳永逸的万能准则。

(四)信息供给对信息需求的反作用

信息供给不是简单地适应信息需求,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引导信息需求。而信息需求反过来又会对信息供应提出更高要求。实质上,信息需求水平是衡量证券市场成熟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果信息需求停留在较低的水平上,市场化的程度及进程肯定要受到制约。管理者的重要功效之一即是推动和培育资本市场,规范信息供给,刺激信息使用者对这些新信息的使用、研究、验证并发现问题,从而提出更高要求。尽管国外,譬如美国,在80年代便注意到所谓“准则超载”现象(孙铮,1996),但是绝不能否认准则制定机构和证券管理机构在引导和规范信息披露,从而推进资本市场方面所起的巨大功效。我国目前信息需求乏力,难以有效影响供给。在这种情况下,强调信息供给的引导作用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信息供给的制约因素

(一)信息披露成本

信息供给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是信息披露成本。效益大于成本历来是信息披露的大前提,信息披露需要在收益和成本之间加以权衡。从企业的角度看,披露信息主要涉及两类成本:一类成本可计量,另一类成本不可计量。

1.可计量成本。可计量成本即可明确计算并实际支付的信息成本。包括(1)信息收集和处理成本。但究竟这种成本有多大,目前中外都缺乏系统调查资料。总的概念是,信息过少,难以适应需求;过多,则引起成本大幅上升。哪些信息需要披露,如何披露,都是准则制定者必须仔细论证的。(2)审计成本。企业提供的财务报告必须接受内部或外部审计监督,必然要支付审计成本。信息披露过多、过于复杂,必然要增加审计成本。

2.不可计量成本。另一类成本表现为信息披露对企业的不利影响,此类成本不需要企业直接支付,也难以直接计量。不可计量成本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1)因信息披露导致的竞争不利。实际涉及到企业如何处理披露信息与保护企业秘密的关系。典型的例子是研究与开发项目、投资项目的披露。披露这些信息,必然导致竞争对手采取相应的竞争策略,从而使企业处于不利的地位。(2)信息披露对管理者行为的约束。比如企业公布预测盈利信息后,管理者为了达到预期目标,可能会采取短期行为。相反,企业未能实现预测目标,势必造成投资者及其他使用人对企业的不信任,产生所谓失信成本。正是由于这类成本的存在,企业在自愿披露信息时就显得特别谨慎。

根据众人皆知的经济学原理,只有在边际成本小于边际效益的前提下,企业才能进行信息披露。实际上,计量信息披露所带来的收益相当困难,披露成本部分可以直接计量,部分却难以估计或觉察。所以效益大于成本对企业难以形成严格约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企业的估计判断,许多企业不可避免地存在重视短期成本而忽视长期利益的倾向。但是,作为管理者,则不能不考虑企业本身的成本制约因素,绝不能只强调使用者的需求。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在前述报告中,对使用者要求改进分部报告、中期报告、现金流量表的建议,以成本过高为由而拒绝改进(AICPA,1994)。

(二)会计理论的完善程度

除了信息需求推动和信息成本制约以外,企业披露多少,如何披露、何时披露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首先,某一信息需求能否得到满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会计理论能否合理解释预测,并提供可操作方案的制约。如果理论上无法解决,则应用必然受到限制。但会计理论滞后已经是一个无需争论的事实。经济业务不断创新,并走在会计理论的前面,就可能使许多复杂的业务难以纳入现行财务报告体系。但这些信息可能正是使用者需要关注的,如复杂的表外筹资业务。

(三)政府管理程度

事实表明,政府管制并不和信息需求完全吻合,前者并不能对后者完全了解并适应之。政府通过法规对企业信息披露的影响可能过大,也可能过小,但始终处于调整过程。另一方面,政府对信息管制约束也受到自身成本的制约,包括组织成本和研究成本,对企业的监督成本,以及由于措施不当而造成的整个企业成本的上升。

三、信息供给行为的主要表现

所有以上因素都会对信息供给行为产生影响,行为是所有因素综合影响结果。下面结合上述影响因素讨论信息供给行为的主要表现。

(一)披露程度:详细还是简略

企业信息披露详尽程度对财务报告的有用性有很大影响。但此程度弹性过大,即使会计准则也难以严格规范。比如,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在《论财务会计概论》第一辑中指出:对于那些于企业的经济活动有合理程度的知识,而又愿意用合理的精力去研究信息的人士,信息应当是可以理解的”(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1992)。但是何为合理程度的知识,合理的精力,以及理解的程度,却都难以精确量化或表述,这就必然导致公司灵活理解这些披露要求,在披露上就可能存在避重就轻的倾向,有很大的伸缩余地。比如上市公司披露有关会计政策,对于人人皆知的法规性的要求可以不披露(如记帐本位币为人民币,以及营业年度等),而应重点披露企业可以灵活选择的方法。但许多企业对前者不遗余力披露,而对后者则语句含糊,非常简略,以至于会计报表注释中并不提供多少有用的信息。研究表明,市场只对与决策有关的信息感兴趣,企业提供的信息也非越多越好,除了成本方面的原因之外,信息过多必然不能突出重要的信息,在某种程度上讲反而会使财务报告难以解释。

(二)披露时间:提早还是推迟

相关的信息必然是及时的信息,因此,企业应当及时地发布其中期报告和年度报告。但是证据表明,会计时滞(即会计期末同报告公布日之间隔)是很大的,在证券管理机构要求的公布日期范围内,企业有拖延披露的倾向。以下是1994、1995年度上海股市年度报告公布月份分布。表1 上海股市年度报告公布月份分布

以上数据显示,上海股市会计时滞现象非象严重,约51%的上市公司在1995年4月份公布1994年年报,其中4月20日以后公布的有37家,占总数的21.51%。约81%的上市公司在1996年4月公布1995年年报,其中4月20日以后公布的有115家,占61.17%。公司为什么这样做?研究表明,有两个重要原因:

(1)业绩好的公司倾向于较早公布,业绩差的则推迟公布。

(2)业绩增长较快的企业,即使每股税后利润较低,也可能较早披露;相反,有些企业即使每股税后利润较高,但降低率较大,也倾向于推迟披露。所以增长率对有些企业特别重要。

另外一个原因则是由于我国审计制度造成的。由于目前具有审查上市公司的事务所只有105家,有资格从事证券业务的注册会计师仅有1,100余人,相对于上市公司数量及业务量而言,审计力量显然不足。除了大力发展注册会计师事业以外,可否考虑对企业财政年度采用弹性划分方法,缩短公布时滞,减小供给者的伸缩余地。双管齐下,对提高审计质量有重要意义。

一般情况下,企业倾向于先公布好的消息。但在特定情况下,企业也会先发布不利消息,例如在海湾战争期间,美国石油商人为提高油价,总是先公布不利消息,以提高和政府谈判的筹码。在国内,当已处于亏损状态而又无法粉饰时,上市公司可能会先有意夸大某一期亏损额,然后在下一期报告业绩改进、稍有利润之类好消息,以取悦投资者。

(三)披露形式:表内还是表外

现代财务报告的一个特点是,表外信息越来越多。对表外信息迅速增长这一现象,一般的解释是:现代会计理论难以对新的经济业务计量或解释,从而难以将其纳入财务报表体系内。衍生金融工具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企业自身有创造表外业务的动机,表外业务的创新快于理论发展,通过这些业务创新,企业达到逃避外部使用者注意的目的,最终导致表外业务的膨胀。当这些业务对企业影响越来越大的时候,管理者及其他使用者才不得不要求其披露。

企业表外业务创新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粉饰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表外业务包括表外筹资和表外投资活动。企业不将这些业务纳入财务报告,无疑会降低资产负债率,提高资产回报率及权益回报率。由于通过财务报告计算的一系列指标是外界评价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重要参数,企业客观上存在美化这些指标,以改变使用者对其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评价的动机。二是突破债务协定的限制。企业和债权人订立的长期债务协定,往往会对企业形成多方面的财务制约,比如,不得再扩大长期债务等。这些限定往往以一系列会计指标作为考核依据。企业经营上需要突破这些要求,客观上会导致融资投资创新,达到既能保证会计指标符合要求,又能满足企业经营需要的目的。表外业务的产生必然会产生如何规范表外业务披露行为的问题。

(四)披露方式:自愿还是强制

关于信息披露应当是自愿还是强制的争论由来已久。许多会计文献认为会计市场衰落是会计管制或强制性信息披露的主要原因。这里的市场衰落指由于财务信息市场不发达,使得投资者无法划分效率高和效率低的企业,从而导致的资源配置的不合理(Burton,1974)。

自愿披露要符合一定的外部条件,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就有必要对信息披露加以管束。因为,在一个管束不尽完善甚至比较脆弱的环境下,自愿披露的滥用往往会造成消极的后果(孙铮,1996)。

企业披露过多的信息可能导致不必要的诉讼,因此,对披露往往非常谨慎。一般而言,企业自愿披露的社会环境条件主要有三。首先是资本市场筹资压力。在资本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作为资本要素的需求者,企业必然想方设法筹措资金,前提是公布财务报告,向要素所有人表示其经营能力,以降低资金筹措成本。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就倾向于自愿披露更多的信息。比如,在英国、美国以及香港,对上市公司财务预测大多采用自愿披露的方式。而在资本市场上供求失衡,资本需求小于供应的情况下,就有可能采取强制披露的方式。比如在我国,由于上市公司数量较少,居民储蓄居高不下,筹资压力相对较小,企业自愿披露的愿望就不强烈,只能由政府提出强制披露的要求。(2)劳动力市场的压力。主要包括两层含义。其一,经理人市场是否存在,如果这个市场存在,企业经营者即面临较大竞争,一旦经营不好,则有被解雇的可能。作为经营者,在经营状况良好的情况下倾向于披露更多的信息,显示其才能;但经营不佳时,倾向于披露较少的信息。其二,普通人才市场。经营状况好的企业便于吸收大量优秀人才加盟,否则便失去吸引力,(3)公司兼并的压力。当公司业绩可以,而又面临被兼并或收购的风险时,管理人员倾向于披露更多的信息,以保持其对公司的控制权。

在目前,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尚不完善,管理当局对财务信息有一定的垄断,投资者不够老练,资金供需竞争并不十分激烈,经理市场尚未形成,企业自愿披露的积极性就不高。所以强制披露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是我国企业信息披露主要方式。

四、小结

围绕信息需求改进企业报告是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共识,但是应当注意,现实中的信息披露绝不仅仅是信息需求作用的结果。信息需求需要通过复杂的路径和方式,才能在一定限度内影响信息披露。实际中的信息披露是信息需求和信息供给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研究的政策含义在于:

1.信息披露对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完善至关重要,我国资本市场正处在发展初期,信息披露监管机构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市场信息披露的制度规范,积极推动信息披露的规范化,引导信息需求向高层次发展。也即信息供给方将在信息披露完善方面起非常重要和积极的作用。

2.信息披露监管者在制定准则以及其他信息披露规范时,要考虑披露信息的成本。从宏观的角度主要有组织成本、研究成本、监管成本;从微观的角度主要有企业建制成本、信息收集和处理成本、审计成本、以及各种难以计量的不利成本。

3.在一定的信息披露规范框架下,供给者有很大的选择余地。从监管角度看,恰恰在于要研究信息供给的规律,引导信息供给向良性循环的轨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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