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文作家创作心态管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心态论文,作家论文,海外论文,华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古今中外的文艺理论家和作家,几乎都公认,文学作品是作家心灵的体现,而他们的心灵则是能动地反映了气象万千的客观世界,我国的文论家和作家们,就说过“言为心声”、“情发为辞”,英国诗人也说过,诗歌“是从心灵的旅途中”见到“永恒的世界”。所以,窥探和认知海外华文作家的创作心态,有助于准确和深刻地理解他们的作品内蕴和特点,也就是可以加深我们对海外华文文学作品的独特性和丰富性、复杂性的认识。
一
作家扬搦管为文赋诗,抒写胸臆,表现社会,反映人生时,自然怀有自己独特的心理状态,作家在选择和处理题材、表现主题思想时,相对集中而稳定的心理态势和感情倾向,就是作家的创作心态。他与作家所处的特定环境、家庭背景、教育和文化的熏陶、人生道路和人事阅历等,都是密切相关的。海外华文作家不同于中国作家,还要受到中外文化的夹击、居住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冲击和影响,其心态尤为复杂。
要认知海外华文作家的创作心态,似乎要联系到两个问题,一是主观的创作动机,也就是为什么、为谁而写,二是作家的主体品格,包括作家的素质、修养、人生经验等,这两个问题是密切相关的。作家的创作动机,因人而异,不一而足。陈若曦曾说过,1985年,法国的《解放杂志》曾调查了世界四百名作家写作的原因,有人说:“因为我喜欢”,或“为了不死,为了生存”,或“为了人类的自由,为了反对不平等,不正义以及贫穷和无知……”。而她自己真实的写作动机则是很单纯:“我非写不可,不写心情不舒畅”(注:陈若曦:《海外作家和本土性》,打印稿,未刊,第3页。)。这可说是海外华文作家众多创作动机中的一种,很有其代表性。但是,生活在海外各国的华文作家,由于各有其独特的具体处境和遭际,其创作动机也是千姿百态的,有为寄托乡思乡愁的,有为表达个人对母国故土的命运前途的关心和见解的,有为反映居住国的国计民生问题,有为揭示居住国的热点难点问题的,有为表现个人创作才能满足创作欲望的,等等。一般而言,东南亚华文作家的写作动机,较多是为了反映和解决当地社会存在的现实问题,表现乡愁乡思处于次要位置。美、欧地区的华文作家,则以反映乡思乡愁为多,陈若曦说:“多数人写作是因为他们非写不可;是为了排遣胸中的一股乡愁”。此说大体是符合美华文学作品的实际的。当然也有一些作品是揭露当地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如华侨华人的艰难处境、种族和民族歧视、中外文化冲突、异国婚姻等问题。大洋洲等地区的华文作家,则多是出于诉说自己坎坷的遭遇和对未来生活的希冀,他们从越南、柬埔寨等国家,投奔怒海到澳洲定居以后,痛定思痛地反映和抒发他们过去的苦难和对明天的憧憬,也有留学生出身的作家为了表现自己在异国的困境和拼搏,等等。
至于作家的主体品格,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作家所接受的文化教育的背景和积淀。东南亚华文作家,因早期移民多是迫于经济生活困难,漂洋过海到南洋,他们的文化教育程度不高,后来虽然有文化教育程度较高的文化人南迁并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化工作,但毕竟为数不多,而且至今有不少人已经作古。目前,华文作家中,多是在业余时间忙里偷闲地自修而提高华文水平和从事写作的;中生代的作家中,不少人是曾到台湾、香港接受教育的,他们同时接受了东西方两种文化教育的影响,尤以西方文化教育影响为深,但东西方文化水准都不很如人意。因而,他们大多数人创作心态中的文化意蕴欠缺深厚度。美欧地区的华文作家多是从台湾前往外国留学或定居的,他们在出国之前,大多数人已受过高等教育,甚至发表过作品,办过文学杂志,或从事过一些文化工作。他们到了新居住国后,既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又因生活在异国他乡,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激起他们对故国悠久深厚的传统文化的激情,如饥似渴地汲取祖国文化的乳汁。所以,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其笔端流出的中外文化意蕴也较深浓。大洋洲等地区的华文作家,除少数年长作家和中国留学生出身的作家外,大多数人的文化底蕴是较为单薄的。
所有这些创作动机和作家的主体品格,都对他们的创作心态,及其作品的思想艺术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
海外华文作家的创作心态,粗略地划分,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的不同的心态:主人心态、客人心态、主人和客人交叉重叠心态。客人心态较为复杂,如加以条分缕析,又可以分为若干同中有异的创作心态。
先说主人心态。作家从生活到创作,都把居住国作为自己的祖国,认为自己是国家的公民和主人,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们的作品是为当地的社会和人民而写,描写对象是当地社会和人民,读者对象也主要是以当地的社会和人民为主。海外华文作家中,抱有主人心态的,以东南亚地区作家为多,究其原因,一是东南亚的华侨华人数量较多,在全世界三千多万华侨华人中,占了二千多万人,特别是在新、马、泰、印尼、菲律宾等国的华侨华人尤多,人多势众,同声同气,容易适应居住国并产生认同感。二是东南亚的华侨移民的历史不仅悠久,而且长期持续不断,华侨在当地居住日久情生,逐渐把他乡作故乡。三是由于政治、经济等原因,如东南亚国家实行同化侨民的政策,以及华侨在经济上踞于重要地位,大多数华侨及其子女,都加入了当地的国籍,从法律身份到思想感情,都逐渐受到同化而产生认同感和归附感。
这种主人心态不妨从生活中的两个事例说起。在广州曾经举办过一个文学活动:“穗港澳新华文文学青年文学营”,邀请了一位新加坡青年女作家参加,她在会议期间,很友好而又认真地提出“抗议”:“我们新加坡是一个国家,怎么把我国当成一个城市?”后虽经解释,这位华人女作家还是未能释怀。她虽是华人,但确是把新加坡作为自己的祖国的。在另外一次学术会议上,有一位来自马来西亚的资深老作家,不同意会上有人把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归入炎黄子孙、把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归入中国文学范畴。这位老作家虽是早年从中国移民到马来西亚的,但他确是以马来西亚作为祖国的。
在文学创作中,东南亚华文作家这种具有归属感的主人心态,在他们的作品中更比比皆是。戴小华曾指出: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中的“一些作品更流露马来西亚华裔爱马来西亚的真挚深厚的感情。可以说,除了运用语文工具不同之外,它和马来文学在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新华文学也是如此)。”(注:戴小华:《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在世界华文文学发展中的角色》。收入《走向新世纪》一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11月版,第79页。)马来西亚华文作家伍良之的作品便是一例。他有一篇散文,就是以《我是马来西亚人》为题,写了他在外国旅行时四次都被误认为“日本人”,他在回答对方的询问时,不无自豪地介绍自己是马来西亚人,并说:“我国是个富裕的国家……工农业都有一定的成就。”菲华诗人亚薇的诗《马尼拉谁能轻轻摇你入梦》写道:“马尼拉呀!/珍重你底青春/别用浮华把生命摧残/……”诗人对马尼拉命运的关切,表现了她对菲律宾的热爱之情。他们的这种认同心情是真实自然的。东南亚的其他国家的华文作家,如新加坡的黄孟文、骆明、流军、蓉子、尤今、莫河等,泰国的司马攻、梦莉、年腊梅、饶公桥等,菲律宾的林婷婷、施颖州等等,在他们的作品中,无论是反映城市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农村富贫分化问题,还是商场上的斗争、妇女问题、边境纠纷、自然风光,都自然而真实地流露出作家对当地社会生活和人民大众的热爱关切、忧虑等深切的真情。
其次是客人心态。这种心态,也就是寄寓外国作客他乡的侨民心态、作客心态、移植心态。不少华侨华人,在海外生活了数十年,已经成家立业,甚至是成功人士,但是仍以客人、侨民自居,即使是加入了当地的国籍,法律身份是海外某国华人,但因他们身上流的仍然是华人的血,仍自认是侨民是华人,不愿落地生根而仍想落叶归根。已故著名泰华作家吴继岳先生,在海外生活了数十年,年届八十高龄仍想回广州定居,1988年笔者访问泰国时见到他老人家,他很认真地询问广州的生活环境和各种情况,并表示想回广州定居。其故土感情、中国情结可谓根深蒂固。海外华文作家作客他乡的心态,缘何如此牢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恐怕是因东西方文化背景的重大歧异而产生的文化心理障碍,深厚的故土文化积淀而成的中国情结,以及中国人“安土重迁”观念的凝结,与西方文化的重个人轻集体、重物质轻精神(感情)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分野,使他们难于接受对方文化的影响和当地的人文环境,因而无法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刘绍铭在其《遣愚衷》一节中,谈到在美国的老一辈华侨和华人难以认同美国社会时说:“老一辈的人归化美国,最难克服的,就是这种文化上的‘心魔’。”同书还引用了张错的《黄金泪》一书中的话:“这种在异国坚持中国文化习俗及生活的后果,往往造成与异国人或文化格格不入的局面。”也说明了中国文化的心理定势的惯性作用,是造成海外华侨华人和华文作家难以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和民族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始终处于社会边缘的位置,维持着作客心态。
客人心态或作客心态、边缘人心态,具体又可细分如下:
游子心态,或孤儿心态、流浪者心态:怀有这种心态的海外华文作家,往往自认是异乡游子、到处漂泊的流浪者,甚至是被故国抛弃或遗忘的孤儿。本令耆在编辑出版海外部分华文作家的散文作品后,体验到许多海外作家都有一种“移植的心情”,他们怀念祖国故乡和亲友,表现出淡淡的感伤和惆怅的流浪心情,并认为“现今的海外华人作家很可能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时代孤儿”(注:木令耆:《海外华人作家散文选·前记》,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6年3月版,第6、8页。)。这种心态表现在作家作品中常常是浓重的“乡愁”。诚然,游子乡愁是海外华文文学的一个重要特色。赵淑侠在谈到自己在欧洲生活的体验时说:“人思故土,鸟恋故林,能做到乐不思蜀的不是没有,但究竟少……在外国这些年,很受了一些乡愁的‘煎熬’”(注:赵淑侠:《异乡情怀》,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7月版,第59页。)。引发起作家们的乡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个人在异邦的不适应和失落惆怅,有对祖国故乡和亲人不尽的思念,有对美好的少年生活的美好追忆,有对祖国不统一的失望和忧心等等。这些思想感情,在美欧华文文学作品中处处可见。在东南亚地区华文作家作品中也颇不乏此例。
逐客心态:作家把自己漂泊异国他乡的际遇,视作被迫放逐或自我放逐,自感是个逐客或被充军者。李黎说:“现在这批华人,固然不能定义为政治上的放逐,但有很明显的自我流放的色彩。”(注:李黎:《海外华人作家小说选·前记》,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6年4月版,第4页。)黄秀玲也谈到华人到美国是“自我放逐”(注:黄秀玲:《美华作家小说中的婚姻主题》,收入《台湾香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论文选》,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年9月版,第313页。)。赵淑侠也谈到自己有被充军的感觉,她的作品中的一些人物,就常自叹在欧洲生活“和充军差不了多少”。美华一些作家作品中也常常表现出自我流放的心绪。确实象有的学者说的,他们当年决定赴美留学的选择,已是多少带有自我放逐的取向了,而在到了美国生活多年之后,这种自我放逐的心理,才日益明显和浓重起来。
边缘人心态,或无根者心态:作家生活在欧美等国家,自感主流社会进不去,唐人街或华埠不好进,也不愿进去,祖国不统一,对海峡两岸,不是日益疏离,就是不了解不愿回去,“丛甦就发出美丽的感叹:‘陌生人,你到哪里去?’”(注:何伟康:《海外作家一瞥》,《香港文学》第20期,《香港文学》杂志社,1986年8月版,第56页。)黄重添在《两种文化撞击中的人生经验》中引用於梨华的话:“别人都是有家可归的,而我永远浪迹天涯。回到台湾,亲戚朋友以客相待,关切的问‘这次回来,能呆多久’?回到美国,美国人随意的问:‘你不会在此长居吧!’因而她发出无可奈何的叹息:‘别问我为什么回去,为什么回去与为什么出来,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迷惑。’(《白驹集〈归去来兮〉(代序)》)由此,她的作品也染上了‘我的心里空空荡荡,了无着落的色调’”,因之,她本人也被称之为“无根的一代的代表人”。这种无根的感受,在菲律宾诗人云鹤的《野生植物》中关于“华侨”的定义,表现得尤为概括而形象:“有叶 却没有茎/有茎 却没有根/有根 却没有泥土。”(注:林婷婷:《横跨两种文化》,《亚洲华文作家》第15期,亚洲华文作家杂志社1987年12月版,第97页。)这种边缘人、无根者心态,在世界各国的华文作家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探索者心态:华文作家生活在海外各国,接受了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哺育,对祖国和各国的国情民俗、对祖国海峡两岸的情形局势、对东西方文化的长短,都有比较客观清晰的认识,既有所称道和向往,也有所遗憾和不满,既有所倡导,也有所批判,因而也有所思考、分析、探索,希冀能找到理想的道路和境界,“也许海外华人作家处在一个‘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境界。他们的作品也常常表露这种思想感情”(注:木令耆:《海外华人作家散文选·前记》,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6年3月版,第8页。)。但是,也正如李黎所说的,海外华文作家被视为“外人”、“边缘人”,虽有其痛苦的感受,但也不完全是负面的,“因为这正能促使一个文艺创作者冷静地‘旁观’他的两个世界。边缘人正是可以在他无比的孤寂中洞视多种文化的差异与交叠,从而检视自己和他人的外在世界与内心世界”(注:李黎:《海外华人作家小说选·前记》,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6年4月版,第4页。)。海外华文作家中有些人,特别是一些具有学者气质的作家,如夏志清、夏志安、刘绍铭、施颖洲、张错、白先勇等人,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问题、中国人文精神问题、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性格问题,都有过一些探索性的审视和思考、见解,其中也不乏有借鉴作用的建设性见解。
回归心态:梁园虽好,但不是久留之地。外国再好,也不是自己的家园;月是故乡明,人是故乡亲,血毕竟浓于水。随着中国大陆的国运丕极泰来,气象日佳,去国日久的海外游子,也逐渐萌生不如归去的心态。这种心态多存在于美、欧华文作家及其作品中,聂华苓说自己小说中的人物全患了思乡病,全渴望有一天能回老家,她自己就是生活在其中。当她真的回到她的出生地的武汉时,激动得喜泪直流。於梨华也由把祖国的概念当作一个梦境的心态,变成“以一个中国人的立场为出发点的心态”(注:包恒新:《论美加华人作家中的中华人文情结》,收入《世纪之交的世界华文文学》江苏省《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评论与研究》编辑部出版发行,1996年9月版第256页。)。她的新作《母女情》就是以祖国海峡两岸一对母女,在分别了三十年重逢团聚为题材的。赵淑侠也自剖心态说:“若把故土大地比做母亲,则亿万炎黄后裔是她的儿女。身居海外,对受苦受难的母亲魂牵梦萦,思之念之,有便利得以一见,我何忍绝然相拒!”对祖国母亲的眷恋与思念,以及以一睹慈颜为快的心愿,越来越多地成为海外华文作家作品的题材和主题。
主人和客人交叉重叠心态。
海外华文作家中,大多数人都加入了居住国的国籍,成为所在国的国民,因而,他们身上有着双重身份:法律身份和血缘身份。法律身份和现实生活的要求,使他们倾向于所归化的国家,血缘身份和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的熏陶,又使他们倾向母国故土,他们往往是理智倾向于归化国,感情却倾向于母国故土,特别是中年以上的华文作家尤其如此。身兼双重身份的华文作家,时常处于两种身份的矛盾的困扰中,也使他们的思想感情和文学创作,常常呈现出主人与客人交叉重叠的心态。这种双重心态常表现在他们的不同的作品,甚至在同一篇作品中。只是有时各有所侧重,有的作品着重表现和抒发其对归化国的热爱,有的作品则偏重吐露对故国的深情厚意。因而读者们常会感到他们时而像某一处国作家,时而又像华侨作家,有时又感到两者不完全都像,给人以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扑朔迷离的感觉。上文提到的伍良之,他在不少作品中表现出自己是马来西亚人,但在另外一些作品中,又认为纪念屈原,应该不要数典忘祖,又表现了对中国的认同。新加坡作家莫河被称为新加坡的乡土作家,他在《我的歌》中写道:“我要和这孕育我生命的土地共呼吸,没有任何力量能改变我对它的爱恋。”充分地显现出作家对新加坡的坚固的爱心,但是,他又表示“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优秀的中华文化滋润着我”,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是黄皮肤、黑头发的炎黄子孙。新加坡资深作家赵戎的小说《芭洋上》、《麻六甲海峡》等的一些人物,也常常表现出了双重身份的思想感情状态。有时两种身份的矛盾常使作家处于两难的境地。据林婷婷引用菲律宾华文小说《奔》的作者“赢”的自白称:“我是中国人,但我的根生在菲律宾,可是为什么我又不能完全认同菲律宾人呢?我只能肯定一件事,这份疏离感与日俱增”(注:林婷婷:《菲华作家的英文作品》,《亚洲华文作家》第10期,亚洲华文作家杂志社,1986年9月版第53页。)。两边不靠岸的心态,常出现在许多海外华文作家身上。
海外华文作家心态的丰富性、复杂性,直接反映在他们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的思想和行动中,从而增强海外华文文学作品的独特性和丰富性,也拓展了其思想内容的深度广度,让读者透过作品,对海外的新天地,特别是对海外华人社会,有较为全面、深刻的感知和认识。
三
从海外华文作家上述诸般心态中可看出,海外华文作家的创作心态,具有若干明显的特征:
丰富性和复杂性:人类的思想感情本来就是异常丰富复杂的,长期居住在海外的华文作家,经常受到来自故土和新土、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感染和冲击,更是心潮汹涌、波诡云谲,在不同的情境中流露出不同的感情心态,因而从其本人心态到人物的思想言行,都表现出这种丰富性和复杂性。
地域性:不同的外在环境,往往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作家的内心世界,上文曾提到生活在世界各大洲的华文作家,由于社会、地域、民族的殊异,其创作心态各有差距。即使是生活在同一个美洲的华文作家,其创作心态和作品思想和艺术,也有鲜明的区别,“美国西部是太平洋,东部是大西洋,东部文化接近欧洲,西方文化根深,人生态度也较收敛,华裔作家在不同环境生活,也避免不了所居住环境的影响”(注:木令耆:《海外华人作家散文选·前纪》,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6年3月第7页。)。南美洲和北美洲的华文作家,由于地缘、社会和华文在当地流行的历史的不同,其创作心态也有所区别。
时代性: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时代精神和思想潮流,悟性敏锐的作家常是超前或在第一时间与时俱进的,因而作家的心态常常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的鲜明烙印。老的一代移民华文作家,常持有老华侨的心态,其关情处是家乡风情、故园风雨、童年逸趣、少年伴侣等等;年轻一代的土生土长的华裔作家,多是疏离于长辈的故国,对中华人文精神相对淡薄,其关心的和所写的,多是居住国的社会现实问题。不同时代的作家的心态固然有别,即使同时代的作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心态也有所不同,70年代的作品多表乡愁、无根、失落感、漂泊感;80年代,则着力于表现对祖国前途、民族命运等重大问题的思考;进入90年代以后,回归和寻根的愿望油然而生,可见不同年代的作家心态判然有别。
可变性:存在决定意识,形势比人强。人们的思想总会受到外界客观存在的影响,不可能凝固不变。随着时代的发展,国内外的客观形势也发生了新的巨变,海外华文作家生活在信息发达的西方社会,其思想感情的变化速度和幅度,也是很迅捷和巨大的。这种变化的方向,既有同一方向的变化,也有向相反方向的转化。如热爱归化国家的华文作家,随着该国政治开明、经济繁荣、社会进步,其以归化国为祖国的自豪和深情,也会与日俱增;本来就热爱故国家乡和中华文化的华文作家,其对祖国的深情,也会随着祖国的富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而越来越强烈;原来由于对祖国大陆陌生而产生疏离和疑惧之感的作家,也会由于形势的变化,转而为感到亲切和自豪。这些变化已为一些海外华文文学作品所证实。
海外华文作家的创作心态,虽然有一定的稳定度,但从总体来说,它是动态的、可变的、发展着的。上述海外华文作家的心态的种种特征,也是会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向前发展进步而或快或慢地变化,这些变化势必会对其作品产生力度不同的影响,因而,未来的海外华文文学作品,也会伴着作家创作心态的变化,日新月异地以多姿多彩的精神和艺术风貌出现在世界文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