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集聚对行业清洁生产与末端治理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洁生产论文,工业论文,行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能源问题与环境问题日益凸现，减污治污越来越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重视。对我国而言，针对“十一五”规划“截至201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比‘十五’期末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包括二氧化硫与COD排放下降10%左右”的节能减排要求以及对“低碳经济”的大力提倡，也显示了我国对能源和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中国的工业部门历来都是排污大户，超过80%的二氧化硫、90%左右的COD都是由工业部门产生，因此必须着重改变工业部门“高能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真正地将节能减排做到实处。
环境治理的技术一般来说有两种。早期人们主要采用末端治理技术来减少污染，末端治理就是直接通过对生产中产生的污染物进行处理达到对污染物的消除或减量化，从而达到对环境的保护，减少污染物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属于一种被动的、消极的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末端治理的局限性也日益显露。侧重末端治理的主要问题表现在：
1.污染控制与生产过程脱节，资源和能源不能在生产过程中得到充分利用。
末端治理是对已经产生的污染物进行治理。而任一生产过程中排出的污染物都是物料。污染排放物的增加不仅对环境产生极大的威胁，同时也严重地浪费了资源，致使企业原材料消耗增高，产品成本增加，经济效益下降。如国外农药生产的回收率一般为70%，而我国只有50%～60%。
2.污染物产生后再进行处理，处理设施基建投资大，运行费用高。
随着生产的发展，工业生产所排污染物的种类越来越多，规定控制的污染物(特别是有毒有害污染物)的排放标准也越来越严格，从而对污染治理与控制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为达到更加严格的排放标准，企业不得不增加治理费用。另一方面，“三废”处理往往只有环境效益而无明显的经济效益，这样就会影响企业治理污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3.污染治理技术有限，治理污染很难达到彻底消除污染的目的。
排放的“三废”在处理过程中对环境还有一定的风险性，而且有些污染物不能生物降解，治理不当还会造成二次污染；有的治理只是将污染物转移，如废物的焚烧及废渣的填埋又污染了大气和水体；烟气脱疏、除尘形成大量废渣等等，因此末端治理很难完全根除污染。
所以要真正解决污染问题需要实施过程控制，力求把污染物消灭在产生之前，这就是目前世界各国(包括中国)都大力提倡的清洁生产方法。早在2003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就已经开始施行。清洁生产是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能源和原料、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清洁生产的思想是将污染物消除在生产过程中，实行产品生命周期全过程控制，从而减少资源、资源的消耗，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污染物的排放，使企业全方位受益。但另一方面，由于目前生产过程很难达到“零排放”，所以末端治理也必不可少，二者应该有机结合才能更好地解决环境问题。
但许多文献对环境技术的度量指标都不是很准确，如He(2006)是采用政策变量单位排污收费，但由于我国费率严重偏低，采用超标排污收费政策，政策的严格只能在污染的末端治理方面发挥一定作用，对清洁生产影响不大；周力和应瑞瑶(2009)采用的是发明专利数，新产品的出现可能会导致在生产过程中产污下降即提高清洁生产技术，但不会影响后续的污染治理活动，因为它与生产过程是完全脱节的。但目前数据统计中很难区分与清洁生产和末端治理相关的投资和劳动投入导致缺少相关数据，①因此也鲜有文献分别讨论清洁生产和末端治理两种环境技术的影响因素(Manuel et al.，2004；Sprenger，2004)。②而陈媛媛和李坤望(2010)的思路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该文采用单位产品排污量的倒数表征环境技术，单位产品产污量的倒数表征清洁生产，污染排放率的倒数表征末端治理。
此外，目前专门研究环境技术影响因素的文献也不是很系统，部分研究是体现在采用联立方程组估计规模、技术和结构效应中的技术效应方程中(He，2006；周力和应瑞瑶，2009；郭红燕和韩立岩，2008)；部分学者是从企业层面上直接研究环境技术的影响因素(Albornoz et al.，2009；Manuel et al.，2004)。概括来说影响环境技术的主要因素包括前期污染排放量、研发情况、人力资本等企业可控变量以及人均生活水平、人口密度、环境规制、外资、贸易等不可控的社会环境变量。而从产业外部性的角度来研究环境技术的实证文献尚未多见。
与产业外部性密切相关的现象就是产业集聚。美国“硅谷”和“第三意大利”(主要包括意大利中部和东北部的七个省)经济的迅速发展使人们越来越关注产业集聚现象。关于产业集聚的研究是新经济地理学和产业组织学文献的重要内容之一，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得到了迅速发展(Krugman，1991a；Kim，1995)。而外部性则被认为是产业集聚的一个重要原因(Marshall，1920；Krugman，1991b)，Marshall(1920)指出，产业地理集聚(Agglomeration)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集聚所产生的外部性经济，即创造出熟练的劳动力市场、专业的服务性中间产业和技术外溢。关于产业集聚以及与之相关的外部性是经济增长最大动力之一的说法早已经被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增长理论的推论所证实(赵伟和张萃，2007)。这一说法也已经得到大量实证研究的支持(Ciccone and Hall，1996；周兵和蒲勇健，2003；Gao，2004)。Cingano and Schivardi(2004)证实了意大利制造业集聚对TFP(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显著的提高效应。范剑勇(2006)经检验得到，产业集聚会有效的促进地级城市和副省级城市的劳动生产率。张宇和蒋殿春(2008)也发现中国制造业集聚会通过FDI技术溢出进而增加全要素生产率。因此我们继续设想，产业集聚所带来的外部性会不会也对企业的减污治污活动产生积极的作用呢？Xepapadeas(1997)认为，由知识外溢带来的递增规模可以同时出现在经济的产出部门和治污部门。Copeland and Taylor(2003)也指出，工业集聚所引发的外部性虽然会使得单个厂商的治污技术是规模报酬不变的，但对于整个行业而言，则存在着治污的规模经济，但遗憾的是该文并没有进行相应的实证分析。因此从产业集聚的角度出发，如果当存在因产业集聚引致的外部性时，整个行业的排放强度(排放率)也可能会得到下降即环境技术(末端治理技术)得到提高，外部性越强则提高的幅度越大。或者说，如果末端治理活动和清洁生产活动具有产业外部性，那么产业集聚所引发的外部性应该也可以通过增强末端治理活动和清洁生产活动进而使得行业排放强度下降、环境技术得到提高。因此本文的核心就是试图借助中国的产业数据来检验产业集聚是否也会促进行业环境的改善。搞清楚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关注产业集聚的效应不应该只是停留在传统的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层面上，随着环境问题越发得到关注，如果产业集聚在提高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会促进环境的良性循环，那么可以说产业集聚的外部性同时具有经济增长效应并且也是环境友好型的，这时应该大力促进集聚经济。否则如果产业集聚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却会恶化环境，那么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产业集聚的效应应该大打折扣，应该对产业集聚保留一定的谨慎态度，决不能忽视其带来的负向环境效应。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具体的计量研究设计和数据分析，第三部分是具体的计量结果及分析。第四部分为总结性评论。
二、研究设计及数据分析
(一)产业集聚的外部性对环境影响的假说
在进行回归之前，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得到产业集聚对环境影响的假说：
产业集聚导致的知识溢出、资源共享等渠道会导致行业层面上环境技术包括清洁生产和末端治理的提高和环境质量的改善。
具体说，如果当存在因产业集聚引致的外部性时，整个行业的排放强度(排放率)也可能会得到下降即环境技术(末端治理技术)得到提高，外部性越强则提高的幅度越大。或者说，如果末端治理活动和清洁生产活动具有产业外部性，那么产业集聚所引发的外部性应该也可以通过增强末端治理活动和清洁生产活动进而使得行业排放强度下降、环境技术得到提高。
根据Copeland and Taylor(2003)，环境治理技术(主要指末端治理技术)对于单个厂商来说可能是规模报酬不变的，即治污投入增加的倍数与治污效果的倍数相同。但是当多个同类厂商集聚在一起后，由于治污技术和相关知识的溢出更加容易、厂商来往更加频繁，使得整个行业的治污函数呈现出规模报酬递增的趋势，即整个行业的治污活动越积极，治污活动的溢出越大，对单个厂商的治污效果就越明显，此时该厂商治污效果的倍数会大于治污投入的倍数，进而得到规模报酬递增。因此整个行业的治污效果和治污技术都会得到大力提升。另一方面，由于污染主要是由煤炭等能源产生的(下文中的二氧化硫就是主要由煤炭产生的)，如果厂商集聚所引发的资源共享、知识溢出导致在生产过程中达到节约劳动、资本甚至能源的投入、提高要素利用效率(主要指能源)，就会导致相同产出的能源消耗减少，相应的污染产出也会减少，也就是清洁生产得到提高(如果是针对投入，就是生产率得到提高)。总体来说，无论是清洁生产还是末端治理，产业集聚对其产生的影响都是外部性的。如果这种外部性存在，那么产业集聚在因促进经济增长而被人们认可的同时，应该因提高环境质量而得到更多学者的认可和提倡。我们下面的工作就是要采用行业层面上的数据来验证该假说。
(二)计量模型设定及数据说明
根据前面的分析，产业集聚所带来的外部性可以创造出熟练的劳动力市场、专业的服务性中间产业和知识、技术的外溢，从而从各个方面促进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甚至也可能会提高环境技术。综合已有文献，我们设定如下的计量模型：
被解释变量ET表示环境技术，前文中提到目前文献中衡量环境技术(效应)的指标都不是很理想，并且很难区分清洁生产和末端治理，所以我们参考Copeland and Taylor(2003)采用排放强度作为技术效应指标的做法，我们采用排放强度的倒数作为环境技术的指标，③类似单要素能源效率(工业增加值与能源消耗总量的比值)，如果采用产业层面的数据，则不会受到产业结构等非技术因素的干扰。进一步地，参考陈媛媛和李坤望(2010)采用工业增加值与污染产生总量(污染去除量与排放量之和)的比值表示清洁生产、污染产生总量与污染排放总量的比值(即排放率倒数)表示末端治理。我们采用二氧化硫这一主要空气污染物④进行测算。
核心解释变量Var表示产业集聚带来的外部性，根据假说预期该指标回归符号为正。但由于产业集聚所带来的外部性很难度量，因此只有采用产业集聚程度来间接度量。⑤目前关于产业集聚的文献已经相当成熟，测度产业集聚指标的方法也多种多样，常用的指标包括产业Gini系数、产业Hoover系数和产业方差系数等等。根据冼国明和文东伟(2006)、王海宁和陈媛媛(2010)，我们也采用Hallet(2000)提出的产业方差系数来测算各个行业空间分布的非均衡性，该方法的优点是计算过程相对简单。在构建产业方差系数之前先定义如下指标：
产业方差系数能在一定程度上衡量行业的空间分布情况，某行业的产业方差系数越大，说明该行业更集中在某一或者某些地区。
RD表示研发指标，借鉴邱斌等(2008)，采用人均各工业行业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总额(包括劳务费、原材料费、固定资产购建费及开发新产品经费等)来表示。由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只统计大中型企业的情况，而大中型企业往往又是研发活动的主体，因此我们采用大中型工业企业的相应指标来表示。
sfdi表示外企进入程度，采用三资企业工业增加值占所有企业增加值的比重表示。外资进入可能会对能源效率产生一定的溢出效应。
HB指各产业的企业专职环保人员，单位为人。一个产业如果环境监管越强，必然会雇佣更多的专职人员进行污染防治。一般来说，环保人员越多，则污染的事前和事后处理就会越有效进而导致污染排放强度减少。
K/L表示行业的资本劳动比，是固定资产净值与该行业从业人数之比。该指标表示的是行业特征，Copeland and Taylor(2003)认为，资本密集度越高的行业，污染密集度也越高。如冶金工业、石油工业、机械制造业、钢铁行业和电力行业等行业，技术装备多、投资量大、容纳劳动力较少，这类行业一般都会产生大量的污染。
set表示脱硫设施套数，单位为套。
绝大部分是产生于以煤炭为主的含硫的燃料。而通过燃烧煤来减排的主要技术是在燃烧前进行洗煤(当然也可以选择低硫煤)去除掉可溶性硫酸盐进而减少二氧化硫的产生，而还可以在燃烧过程中采用脱硫设备进行脱硫，如在燃料里加入脱硫固硫剂，也可以在燃烧后在烟气中进行脱硫。脱硫设备的增加很可能会导致污染物排放的减少。
以上涉及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各期。其中工业增加值采用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平减、固定资产净值和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采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平减(邱斌等，2008)，基期均为2001年。
(三)环境技术的描述性分析
表1列出了各行业环境技术的情况，为了方便观察我们列出的是倒数。就是说排名越靠前，技术程度越低。可以看到，各个行业的环境技术情况相差很大。如电力行业排放强度最大为1605吨二氧化硫/亿元，而通信设备行业最低仅为3.64吨二氧化硫/亿元。而排放强度一般又作为衡量产业污染密集程度的指标，所以大部分重工业行业的排放强度都较高(造纸行业例外)，而轻工业行业都较低，如烟草制品业其排放强度也很低为9.24吨二氧化硫/亿元，不属于污染密集型行业。与之类似的，我们发现各行业的清洁技术程度倒数排名与排放强度的排名非常类似。所以一般而言，污染密集型行业其污染产生强度也较高。而造成二者差异的主要原因就是末端治理程度，我们发现，末端治理程度最低的行业是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污染排放量占产生量的86.3%，就是说污染去除率只有13.7%，但绝大部分行业的污染排放率都比较高，一般都超过了60%；而有色金属冶炼行业污染去除率最高，达到了86%。单位产出排放(产生)污染量高的行业未必是末端治理程度高的行业，如非金属矿物制品、黑色金属冶炼等行业；而单位产出排放(产生)污染量低的行业未必也是末端治理程度差的行业，如石油和天然气开采、烟草制品等行业，就是说各行业的末端治理情况与单位产品的排(产)污量关系并不是很密切，单位产品产污量与排放率排序的相关系数只有-0.21。
(四)产业集聚测算结果及分析
由于2001-2004年统计年鉴中分地区只统计了25个工业行业，2004年由于普查统计了36个二位码的工业行业，2005-2006年统计了27个工业行业，因此只选择了25个工业行业。⑥鉴于数据的可得性，样本时间定为2001-2006年。这时需要中国30个省市内部25个工业行业的工业增加值。我们采用EXCEL软件测算结果如表2所示。
观察表2可知，不同行业的产业集聚程度差异较大，如烟草制品业集聚程度最高，产业方差系数均值为2.005，产业分布最集中；而化学原料及化学品制造业集聚程度最低，产业分布最分散，方差系数仅为0.328。此外产业比较集中的行业还有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这两个行业主要是受到自然资源禀赋的限制，如山西煤炭资源丰富，必然导致大量煤炭开采企业集聚山西。此外有色金属矿和黑色金属矿采选业集聚程度较高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而通信设备作为高新技术行业，近年来出口增加非常快，尤其是外资企业的出口迅速增加，而外资企业一般都会选择在东部沿海发达省市如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和广东等地落户便于出口、运输；另一方面由于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人力资本丰裕、技术相对更先进，也更适合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所以其产业集聚程度也非常高。
其次如造纸、食品制造、电气机械等行业产业集聚程度居中，再次农副食品加工、医药制造、专用设备、电力等行业的产业集聚程度最小，在各个省份分布相对平均。其中由于电力、热水供应行业是非常重要的基础行业，因此它的分散程度也非常高。
从动态角度来看，2001-2006年间，全国范围内产业集聚程度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这与薄文广(2010)估算结果类似。具体而言，产业集聚程度下降的行业主要有烟草制品、黑色金属矿采选、交通运输设备制造、黑色金属冶炼及延压、医药制造、专用设备等6个行业；集聚程度上升的主要有是有和天然气开采、煤炭开采、通信设备计算机、仪器仪表及办公用品、化学纤维、纺织、非金属矿物制品等7个行业；产业集聚先下降后上升的行业包括有色金属矿采选、石油加工及炼焦、有色金属冶炼及延压、电力及热水供应等4个行业；产业集聚先上后下的行业包括造纸、电气机械及器材、食品制造等3个行业；余下5个行业的产业集聚程度在样本期间内上下波动，没有明确的趋势。但总的来说，所有产业集聚情况变化幅度不大，因为产业结构在6年内是不容易发生太大的变动。
三、计量结果及分析
(一)基本回归结果
表3列出了各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虽然有些变量如产业集聚与环保人员相关系数较高，达到了-0.64，但根据Klein判别法可以确定共线性问题不是很严重。我们首先给出解释变量两两间的简单向关系数矩阵，然后找出最大的简单相关系数，把它和回归模型的决定系数(R[2])进行比较，如果低于
，则认为不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但应该对回归结果造成的影响不是很严重，因此我们进行直接回归。我们采取cross-section加权的方法来消除截面的异方差问题。具体回归结果见表4。Hausman检验结果表明应该采取固定效应。
根据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没有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方程存在一定的序列自相关问题，但在加入控制变量后，方程的序列相关性基本上没有了。两种情况下，核心变量产业集聚的估计系数方向以及显著性均未发生变化。产业的地理集中会明显的提高清洁生产以及末端治理技术进而降低污染排放强度，这基本上验证了前面的假说。具体来说就是产业集聚带来的外部性包括信息、知识和技术的溢出及共享、公共设施和运输设备的共享、集聚所形成的产业规模经济等都会直接或者间接的提高减污治污能力。如产业的地理集中必然导致集聚地污染排放的增加，进而多家厂商对稀缺资源——清洁环境的竞争性更加强烈，导致资源倾向于流向更有效率的企业，即稀缺资源的配置越来越有效，如环境技术先进的企业会扩张生产而环境技术差的企业会萎缩甚至倒闭；同时生产过程中各种技术溢出的可能性也增加以及先进企业的示范作用等等都会促进减污治污能力的提高。
进一步观察还会发现，产业集聚对清洁生产的正外部性要大于对末端治理的外部性，这主要是因为末端治理与生产基本脱节，因而只具有环境效益而不具有经济效益，而清洁生产一方面可以减少污染，另一方面还可以节约资源能源，即达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双管齐下的效果。所以企业可能会更加主动模仿、学习利用产业集聚带来的有利的外部性。
人均研发也可以显著的提高环境技术，并且同样对清洁生产的作用要大于对末端治理的作用。道理如前，企业更愿意在提高清洁生产技术上加大研发力度，因而其效果也更加显著。这与陈媛媛和李坤望(2010)的研究结果非常类似。该文也发现了研发活动会显著提高环境质量，并且与生产技术不同，研发的这种效果具有当期性，即在当期就可以产生效果。另一方面，对于2001-2006年，研发投入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都在0.8%左右，并且还有轻微的下降趋势。可见通过增加研发程度来降低污染物排放强度的空间还是很大的。
外资进入程度只是对末端治理技术的影响不显著，对整体环境技术和清洁生产的影响都显著为正，这点也与预期相符。一般认为外资企业在技术上总体是要高于国内企业，因此会通过直接和间接两种途径促进环境技术的提高。这也与陈媛媛和李坤望(2010)的研究相同，但是该文发现，外资进入对末端治理的结果也很显著。因此究竟外资进入是否会对末端治理产生影响，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环保人员的增加可以促使企业采取清洁的生产技术，但同时却降低了末端治理的投入程度。但由于对前者的影响程度更大一些，导致环保人员的增加可以提高整体的环境技术。
资本劳动比增加会降低单位污染的产出水平，这也与预期相符。因为Copeland and Taylor(2003)认为资本密集型行业一般都是污染密集型行业，如电力等重工业。因此资本劳动比越高的行业，其单位产出的排(产)污量也越大，这说明不同的单位排(产)污量是具有很强的行业特征的，这也与表2的结果类似。而末端治理因为与生产脱节，导致其产业特征并不明显，对于处理已经生产出来的污染可能只与减污设备有关，因此导致资本劳动比对末端治理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也与表2相符，产污大的企业其减污能力并不一定大。
脱硫设施仅对末端治理效果明显，这与陈媛媛和李坤望(2010)的结论相符。虽然脱硫的方法有燃烧前洗煤、燃烧中脱硫和燃烧后(烟气脱硫)三种，但目前我国煤炭入洗率较低，只有20%左右。大型的火电厂等燃煤大户大多采用烟气脱硫方法除硫，也就是说我国主要采取燃烧后脱硫即末端治理方式进行去污。所以脱硫设施对末端治理技术的影响为正，而对清洁生产的影响不显著。
(二)稳健性分析
有文献认为，FDI会对我国行业的布局产生影响(赵伟和张萃，2007)，外资企业可能偏向于进入集聚程度大的行业。因此可能会导致外资与产业集聚发生共线性。所以我们去掉外资进行重新回归。结果见表5的2-4列。我们发现回归结果基本上保持不变。核心变量和控制变量都比较稳定。此外，赵伟和张萃(2007)认为，上一年的经济增长和当期外资以及产业平均规模等会影响当年的产业集聚情况。对此我们在stata10中采用滞后一期经济增长率作为工具变量对产业集聚进行内生性的检验，结果发现在所设的方程中产业集聚并不具有内生性。⑦但是我们还是采用了产业集聚的滞后一期进行重新回归。结果见表5的5～7列。我们发现产业集聚的滞后一期对当期环境技术的影响均不显著。但是控制变量的结果比较稳定。所以我们得到只有当期的产业集聚所引发的外部性会引致当期环境技术的提高，而滞后一期的产业集聚对其影响不显著。
四、总结性评论
本文根据产业集聚外部性已有的文献即产业集聚可以有效地提高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劳动生产率等，并受Copeland and Taylor(2003)的启发，假设产业集聚所致的外部性可以导致产业环境技术包括清洁生产和末端治理技术的提高。并且根据此对我国25个工业行业的数据进行了检验分析，结果基本上验证了该假说并得到如下结论：
通过考察各产业的清洁生产和末端治理情况，我们发现了行业单位产品的排污量和产污量具有较强的正向关联，即一般单位产污量大的行业其排污量也大，并且资本密集型行业的相应数值也越大；而企业排污率(末端治理倒数)则没有明显的行业特征，产污量大的行业其污染去除率也不一定大，反之产污量小的行业污染去除率也不一定小。
通过实证检验了产业的地理集中的确可以提高环境技术，由于清洁生产同时具有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而末端治理仅仅具有环境效益，企业往往迫于政府的环境管制才会发生减污行为。这种不同的减污治污性质导致了企业更加主动积极的从产业集聚中学习更先进的清洁生产技术，进而产业集聚对清洁生产的促进作用要明显大于末端治理程度。同样的道理适用于人均研发指标。在考虑到产业集聚的与外资的共线性后，结论依然成立。但产业集聚的滞后一期对环境技术影响则不显著。
由于清洁生产与生产活动息息相关，单位产品产污量具有很明显的行业特征，即资本密集型行业其单位产品产污量也高；而末端治理由于与生产脱节，并不受到生产过程的影响，只与减污活动有关，所以行业特征并不明显。而目前由于我国的脱硫设施主要针对于末端治理，并没有显著的经济效益，所以政府应该引导企业引进清洁生产设备，研究如何在生产过程中消灭潜在的污染，这样又可以节约能源资源，又可以减少污染，是真正实现节能减排的治本之路，尤其是对于有色金属冶炼和石油、天然气开采等行业的污染去除率已经很高了，所以对于这些行业必须加大力度转向清洁生产。此外，鉴于多数脱硫设施都是在污染产生后进行去除，但我们仍然会发现绝大多数行业的污染去除率并不理想(<40%)，改善空间也较大，因此也必须着力提高这些减污设备的效率，做到清洁生产与末端治理并重，共同解决环境问题。
注释：
①甚至相关统计中并没有区分用于生产产品和污染防治的相关投入，而是将二者加总统计。如《中国工业统计年鉴》中各行业固定资产以及就业人数的统计就是关于污染防治和生产活动的固定资产总和及就业人员总和，因此我们得不到专用于污染防治的资产和人员。
②Manuel et al.(2004)采取OECD国家企业层面上的调查数据和多项logit计量回归的方法，以企业选择何种减污方式作为被解释变量(如选择1是清洁生产进行治污，2是采取末端治理减污)，讨论了影响企业选择何种减污方式的影响因素。但由于关于治污方面的企业数据获得较为困难，使得这一研究方法很难具有普遍性。
③需要注意，该指标对同一行业具有可比性，对不同行业不具有可比性，因为企业性质不同导致对能源使用情况不同。通常采用该指标衡量一个产业的污染密集程度。但为了分离出清洁生产和末端治理，也只好采用该指标。
④一般来说，空气污染物不可存放，所以污染排放量与去除量之和即为产生总量。对于废水等非气体污染物，其排放量与去除量之和很可能大于当期污染产生总量，不利于本文分解计算，所以不予考虑。二氧化硫为我国最重要的空气污染物，主要来源于含硫金属矿的冶炼、含硫煤和石油的燃烧所排放的废气。吸入二氧化硫可使呼吸系统功能受损，引起心血管等疾病甚至死亡，并且导致的酸雨对农作物和建筑物危害也很大。2005年我国二氧化硫排放量就达到了2549万吨，居世界第一位，并且有40%以上的城市达不到国家的二级标准，是国家空气污染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⑤很多文献都是用产业集聚程度来度量其可能存在的外部性，如薄文广(2007)，王海宁和陈媛媛(2010)。
⑥这25个行业分别是：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加工业、纺织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机械、石油加工及炼焦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普通机械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和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⑦具体内生性检验采用xtivreg2命令进行，检验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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