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苏高等教育与社会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社会变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一国高等教育的产生和发达程度，是该国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俄国高等教育始于1755年莫斯科大学的成立。尽管这所大学起点较高，显示了可观的民主性，但它毕竟比西欧中世纪大学晚了数百年；而且在此之后的50余年内，在俄罗斯的广袤大地上竟然再无一所新的大学出现。苏联史学家曾将俄国长期落后于西欧先进国家的原因归咎于13-15世纪蒙古——鞑靼人长达250年的野蛮入侵。这种见解当然有其道理，但并不全面。历史事实告诉人们，即使没有落后外族的长期统治。俄国也远远无法跟上西欧诸国的前进步伐。在从9世纪后半叶基辅罗斯立国直到十月革命前的整整一千年时间里，俄国一直处在高度集权的军事封建专制统治之下。基辅罗斯立国之初就沿袭了拜占庭的专制统治制度，蒙古人的入侵进一步使之强化，15世纪末确立的使农民在人身、土地和行政上依附于封建地主的农奴制为这种专制制度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16世纪中期沙皇伊凡四世（雷帝）又以极其残酷的手段巩固了它。此后，历代俄国统治者无不以黑暗恐怖的手段，残暴镇压人民的反抗，摧毁社会进步力量，破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虽然其中的某些君主利用中央集权进行过一些社会变革，有的还产生了积极作用，但总的来说，封建专制是俄国社会进步迟缓的主要原因，也是其高等教育延后产生、发展缓慢乃至不时发生倒退的根本原因。
在禁锢得像铁桶一般的沙皇俄国，既不存在古希腊罗马那样的人文精神传统，也未出现过西欧式的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中，到处是愚昧、落后、宗法统治、等级制度、宗教迷信以及对皇权的膜拜和对明主的幻想、期待。在这种气氛下，无论是贵族革命家的十二月党人，还是民主主义革命派、民粹运动领袖和民意党人，其影响都微乎其微；即使是来势凶猛的1905年资产阶级革命，也不过是昙花一现。广大国民文化素质的低下，民主政治生活经历与训练的缺乏，使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步履维艰，而代表社会文明，科学、民主、进步的现代高等教育更是难有容身之地。
彼得一世（1682-1725年在位），是俄国历史上第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封建皇帝。他潜心学习西欧的成功经验，在本国兴办工场，发展贸易，改革军制，加强中央集权，通过剥夺农民发展本国经济。他在文化领域也进行了改革，如开办普通学校和专科学校，派遣留学人员，改革文字，创建俄国科学院等。这些举措推动了学校教育的发展，为本国培养了急需的专门人才，促进了科学进步，并为高等教育的产生准备了条件。其后，莫斯科大学于1755年成立。在50年后的19世纪初叶，俄国又在喀山、彼得堡、维里诺、哈尔科夫、杰尔普等地兴办了几所具有强大文化幅射力的大学。从此以后，俄国的高等教育开始在艰难曲折中成长。
沙皇政府成立大学的初衷，当然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一方面把大学变成贵族子弟享受教育特权的领地，利用严酷的等级制和高额学费剥夺其他阶级子弟的入学权，保持自身文化上的优越地位；另一方面企图把大学变成钳制人民思想的文化专制工具，并利用大学培养高级人才来为本阶级服务。但是，大学所代表的先进科学文化和进步思想，与沙皇专制制度的野蛮、反动和腐朽是格格不入的。事实上，许多贵族子弟在大学接触到人类进步文化之后，成了本阶级的叛逆者，农民与市民阶级的代言人。这种始料未及的后果，使沙俄统治者对大学抱有一种极其复杂的态度。一方面，他们为高等学校培养科技人才，促进政权巩固的可能性所吸引；另一方面，他们又对大学蕴藏的足以摧毁其思想禁锢、反动政策的力量怀有本能的恐惧。所以，他们既小心翼翼地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同时又竭力把高校活动限制在满足官僚机构和军事需要的范围内，对大学采取高压政策，“官方的民族性”意识强加给学校。
在俄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高等学校自治权的三次被赋予和三次被剥夺，对于认识沙皇的这种矛盾态度以及高等教育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具有典型意义。
在19世纪初，由于亚历山大一世实行“温和的自由主义改革”政策，国家和社会生活日趋活跃，大学中聚集了社会各阶层的思想进步人士。在这种背景下，俄国于1804年制定了第一个《普通大学章程》。虽然它没有给予俄国大学以西欧式的“教学自由”，但它仍是俄国高教史上最民主的大学章程，对大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然而，随着反对沙皇专制的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失败，亚历山大一世及其继承人尼古拉一世加剧了对民主运动的压制，并于1835年修订大学章程，剥夺了大学的全部自治权。
1853-1855年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暴露了其封建军事制度的腐朽和经济的落后，突出了农奴制濒临死亡的危机，激起了莫斯科大学的严重学潮。为此，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被迫宣布废除农奴制，并采取了其它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改革措施。于是，1863年又出台了一个新的大学章程。新的章程恢复了大学在1835年被剥夺的某些自治权利，如教授治校、大学委员会权、大学审判会等，削弱了军区督学的权力。这样，大学教授们又有机会宣传民主思想、发展俄国的科学和技术了。但是，由于废除农奴制是俄皇采取的带有改良色彩的改革，所以尽管它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发展资本主义的羁绊，但同时也使封建专制制度产生某种新的适应性，延缓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在这种情况下，由统治者在某种场合赋予大学的某些自治权，很容易在另外的场合被收回。当1881年沙皇亚历山二世被判，大学风潮遍及全国，俄国出现新的政治革命形势时，沙皇政府便于1884年再次剥夺了大学仅具象征意义的自治权利。
19世纪末俄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为争夺殖民利益，于1904-1905年在中国东北地区与日本进行了一场肮脏的战争，但以失败告终。这又一次激起了俄国国内的民主浪潮，促成1905年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在这一运动中，许多大学成了革命的“参谋部”。正是这种情况下，沙皇政府被迫于1905年8月发布《临时法案》，从形式上取消了警察对高校学生的监督，重新宣布高校自治。但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一种短暂的让步，随之而来的是反动势力更加猖狂的反扑。1911年沙皇政府第三次剥夺了几年前赋予大学的某些自治权。
高等学校自治权的三得三失，充分说明俄国资产阶级虽然在与沙皇政权争夺高校领导权的斗争中，始终处于劣势，但他们仍把高等学校当作蓄积力量，向沙皇封建专制政权进攻的堡垒，使高等学校在通过人才培养和发展科技推动社会进步之外，又有机会发挥作为进步思想文化中心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显示出政治和革命的力量。与资产阶级已取得政权的西欧国家的大学比较，俄国大学总是采取与当局不合作乃至尖锐对立的态度，使封建统治者利用大学豢养本阶级的奴才和鹰犬的企图一再落空。毫无疑问，俄国在发展本国资本主义时借鉴了老牌资本主义的现成经验，但这种借鉴中包含着高等学校的贡献。高等学校不仅为资本主义在俄国的艰难而缓慢的进展准备了人和物的条件，而且首先提供了思想和舆论准备。
俄国高等教育发展史证明，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永远是社会生活中最进步的成分，在封建社会里它首先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摇篮。俄国的现代高等学校与腐朽落后而又极端残暴反动的封建政权的矛盾冲突是必然的。正是在这种尖锐冲突中，高等学校为俄国社会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但与此同时，俄国大学在自己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又是高高在上的。它们远离平民和农奴，远离现实社会生活；所创造的新思想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能为社会底层人民所了解和接受，在人民中影响很小。只是在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的领导下，俄国大学生的革命活动才与工人运动发生了联系，大学争取教授广泛自由和校内生活民主化的运动才有了全新的意义。这表明进步力量在封建专制统治下，在俄国当时的高等教育制度下，是找不到出路的。
二
在苏联解体三载有余的今天，我们已有可能对其高等教育70余年的历史进行初步的评价。
（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苏联高等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新的契机，而苏联高等教育的人民性和巨大规模又为社会发展与科技进步提供了强大动力
列宁十分重视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后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教育的领导权，十分重视教育（包括高等教育）对于巩固和壮大新生红色政权的重大作用。他认为教育的发展对于建设社会主义而言，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因为教育直接参加完成人的自身全面发展的任务，而这正是新的社会制度的主要任务之一。所以，他十分关注通过教育，用代表无产阶级立场的意识形态、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和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来武装工农大众。列宁凭着自己的阶级敏感，从一开始就对大学中的资产阶级学者表示了不信任，始终保持着对学校中反动势力的高度警惕；尤其不相信在贵族和资产阶级子弟占绝大多数的学校中，能培养出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他对高等学校改造的第一步，就是改变学生的阶级成分，通过开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在大学中开设工人系为工农子弟尽快进入高校创造条件。
在列宁之后，斯大林为奠定苏联高等教育的基础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在本世纪30年代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机械化的热潮中，他提出了“干部决定一切”、“技术决定一切”的口号，主张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特别是工程教育。苏联政府通过院系调整，建立了以综合大学、单科学院和多科学院为主要类型的高等教育体系；并实施了调整高校网络、高校归口管理、改革招生办法、建立学位制度、缩短学制、实行校长负责制、发展业余高等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等一系列改革举措，使其高等教育在形成完整体系的基础上，走上在国家集中领导下密切结合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道路。在这一时期，苏联高等学校和在校生人数从1928年的152所和17.7万人，迅速上升到1941年的817所和81.7万人；研究生教育也从无到有，在校生达1.3万人。30年代的大发展奠定了苏联高等教育的“家底”，成为苏联取得卫国战争胜利和战后经济迅速恢复的重要因素。70年代以后，苏联高等学校达到近900所，在校生540余万人，在规模上仅次于美国。
（二）在无先例可循的情况下，苏联高等教育实践为社会主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
1.关于选择高等学校发展道路的探索。一是建立以综合大学、单科和多科学院为主要的高等教育体系，并调整高校网络。30年代的苏联，为了适应工业化建设的需要，其高等教育必须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但当时苏联继承的俄国高等教育遗产以大学为主，它们具有实力雄厚、学科门类齐全的优势，但数量较少（1926年全国仅18所），而且集中在中心城市。同时，大学的传统活动方式与生产部门联系很少，人才培养脱离实际需求；在管理体制上集中归口中央教育行政，与国民经济各部门无直接联系。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当局决定对大学进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在短短几年中就从大学中分化出了70多所单科和多科学院。同时进行合理布点，在没有大学的各加盟共和国发展大学，在此期间新增大学7所。
二是实行中央教育行政管理和政府各主管部门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把大部分专业学院划归中央及各加盟共和国有关经济部门和主管部领导。这种管理体制虽然在后来造成不少弊端，但当时取得的即时效果是使学校获得了更多的物质支持；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更能适应实际需要；密切了学校与生产企业和经济部门的联系。
三是优先发展工程教育。这是国家实行工业化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政策决定的。工程教育的发展也是通过扩展大学工业系和重点多科学院的有关系来实现的，单科工学院从1929年的32所猛增至1930年的96所，1941年又增至164所。到80年代初，苏联工科大学生达200万人，占大学生总人数的43.5%。工程教育成为苏联高等教育发展的杠杆。
四是重视发展业余高等教育。苏联从20年代起就把业余高等教育作为发展高等教育的一条腿，实行全日制和非全日制教育并举。之所以采取这种战略，首先，是为了更快地发展高等教育，满足更多的青年，特别是在职职工的求学愿望。其次，也是为了节省教育投资，合理利用人力资源。第三，实行业余教育特别有利于缓解苏联劳动力不足的矛盾，避免高等教育与社会生产部门争夺青年劳动力。苏联业余高等教育的规模，在50-60年代曾一度超过全日制高等教育，在大多数时间里则保持在占总人数40%左右的水平上。这在世界其它国家是罕见的。
以今天的眼光评价这些举措，未必不引起争议，有些在当时也是利弊互见的。但如果我们不脱离特定的历史条件，便应该承认其中包含的合理性和创造精神。
2.关于高等学校培养目标的调整。建国初期，在“高等教育无产阶级化”和“培养工人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方针指导下，苏联高等学校学生的阶级成分急剧变化，造成学生的知识起点低；加之高校发展过快，引起高等学校教学质量下降。而国家急需各种能立即顶用的专业技术人才。所以，苏联当时提出的高校培养目标是培养现成的“处方式”专家。如工科学校划分细窄专业，用大量的生产知识和实践训练培养介于工程师与技术员之间的操作型技术人才，满足了社会急需。但50年代以后，在新技术革命和学科分化及综合化趋势加强的情况下，新的生产领域不断出现，各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不断增强，社会政治文化生活日趋丰富。高校培养的专家已不再可能仅依靠在学校中掌握的狭窄、有限的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来解决所面临的实践问题，而要求有开阔的眼光和精湛的专业知识。此时，苏联高校提出了培养具有高深专业知识的高级专家的培养目标，并注意到应使他们具有比较广泛的跨学科基础。不过苏联高等教育真正与国际潮流汇合，提出培养宽专业面的专家，还是70年代以后的事情。直到1987年改革时，苏联才正式提出培养“专业面宽、把深厚的基础知识与面向具体领域的扎实的实践训练结合起来的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不难看出，苏联高校的本科培养目标与西欧，特别是美国是不同的。欧美在通才教育思想指导下，重视学生一般基础训练和专业预备教育，培养的是“毛坯”型人才；而苏联提倡的是专业教育，培养的是“现成专家”。这里不想对两种培养目标进行评价，所要指出的是，苏联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在不断修正以不断适应本国实际需求的，同时也在日益与国际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接近。
值得一提的是，在培养现成专家的目标指导下，苏联高校一向特别重视大学生的专业实践训练，通过各种实践性教学环节以及实践性极强的课堂教学方式（如业务演习，课堂讨论、实验等），培养大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缩小他们从学校向社会过渡的难度。80年代苏联高等学校提出的教学、生产、科研一体化，其目的之一就是加强学校与社会的联系，把生产与科研部门当作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主要物质基地和自然实验场。
（三）苏联高等教育存在的弊端及其结局值得人们深思
社会主义在俄罗斯大地上的受挫，并不意味着它作为一种先进思想和制度已彻底丧失了生命力。但从反面总结教训，苏联的解体使我们清醒地看到，作为历史传统和特定历史阶级产物的苏联，长期在政治上高度集权，经济上高度集中，对外隔绝，对内缺乏民主，从而滋生出个人专权和官僚主义，导致国家经济衰退、政治僵化。在这种社会大环境中，高等教育被视为国家机关的附属部门，片面地强调了其经济功能，忽略了其文化功能、教化功能、育人功能以及高等学校自身活动的规律，使高校缺乏应有的办学自主权，学校活力不足，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多样化的需求。苏联当政者对其高等教育存在的弊端并非毫无认识，他们也曾试图对之进行改革。但是，当8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偏离正常轨道，国家经济状况恶化时，高等教育非但早已远离社会和公众关注的中心，而且最先成为被用来转移社会危机的领域之一。
这一残酷的事实充分表明了教育对于政治的依从性，社会危机引发了高等教育危机，它反过来又加剧了社会危机。不过总的来说，高等教育对于社会的影响是一种反作用，而且这种反作用往往是滞后的、有限的；政治对高等教育的影响则是决定性的。因此，我们不可夸大教育的功能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在任何社会中，教育都不可能超越社会提供的条件而得到发展。当国家政治开明、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社会稳定时，教育与社会的互动是一种良性循环，反之，教育则只能成为社会动乱、政权崩溃的殉葬品。
我们不能断言，苏联高等教育的弊端完全是由社会制度造成的，因为这里还有缺乏经验以及认识局限导致的决策失误等复杂原因。但作为社会的一面镜子，苏联高等教育中存在的种种缺陷的确是其社会生活阴暗面的反映。
三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教育（包括高等教育）的现状如何？对此，可从1992年7月由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签发的《俄罗斯联邦教育法》中摘引出以下条文作一说明。
(1)在国家、地方（市政）教育管理机构、组织中，禁止组建政党、社会政治和宗教团体的组织机构及开展活动（第一条第5款）。(2)国家教育政策的原则是，教育的人道主义性质、全人类共有价值，教育的自由和多元化，教育管理的民主性和国家——社会性，教育机构的自主性（第二条第1、5、6款）。(3)俄罗斯联邦教育机构的创办者可以是“本国、外国及境外企业、各种所有制形成的机构及其所属团体和协会”，可以是“俄罗斯联邦及其他国家的公民”（第十一条第2、5款）。(4)教育机构按其法定组织形式，可以是国立的、非国立的（私立的、社会的和宗教组织的）（第十二条第3款）。(5)某一具体教育机构中的教育内容应由该教育机构自行制定，并以世界标准加以衡量，教育内容应能促进“受教育者实现自由选择信仰和观点的权利”（第十条第2、4、5款）。(6)教育机构“在俄罗斯联邦法律和教育机构章程规定的范围内可独立进行教育，选拔和配置人员，进行科研、财务、经营和其他活动”（第三十二条第1款）。
虽然根据以上并未完全成为现实的条文来勾勒俄邦教育的全貌似乎过于粗疏，但由此显示出的其教育的中立性、非党派性，多元化教育机构的社会性、自主性，学生选择信仰的独立性，教育内容价值标准的“世界性”等等，无疑预示了俄联邦教育与西方接轨的发展趋势。
资料表明，随着西方意识形态的长驱直入，经济私有化和市场化轮廓的日显，俄罗斯正在以多样化和多层次化为原则，对本国的高等教育进行彻底改组。例如，与建立专科、本科、研究生三个层次的高等教育相对应，建立与西方类似的新的学位制度，设立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为接纳西方“通才教育”模式，将本科教育年限减为4年，冠以“基础高等教育”之名，并进行相应的专业、课程和教育内容的调整，等等。
这样做的现实原因是，俄罗斯目前的经济下滑，复苏尚待时日，高等教育财政窘迫，几乎难以为继。为了图生存求发展，其高等教育必须转变观念，树立为经济服务和满足社会多样化需求的思想；顺应劳动力市场变化，实现人才培养的多种类、多层次和多规格；增加毕业生的职业机动性，提高他们择业和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充分发挥高校科研和社会服务的功能。同时，与西方学制接轨，也是为了按照国际惯例参加世界教育共同市场，以提高俄罗斯高等教育的竞争力和国际威望，尽快摆脱自身的危机。
俄罗斯联邦的高等教育将何处去？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它将失去个性。因为俄罗斯具有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和较高的社会凝聚力，加之俄联邦领导人不甘心放弃核大国的政治地位，听任美国的摆布，它绝不会轻易完全投入西方的怀抱。再者，苏联社会主义70余年的存在所产生的强大影响力将长期存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和其他进步势力在俄罗斯政坛仍占有一席之地，高等学校中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一时不会消失。这些因素加起来，使人们可以断言，尽管俄罗斯的前途充满荆棘和坎坷，但决不会“全盘西化”；它始终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并对俄罗斯民族的未来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说到底，一国高等教育总是与其整个社会同命运、共存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