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附理论与文明冲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冲突论文,理论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政治发展研究的主流学派因为放弃价值研究而逐渐走向衰弱的时候，一个与主流学派在价值倾向上截然不同的依附理论学派发展起来了。它以激进的拉美学派（包括后来的世界体系理论）为代表。在70年代，该理论对政治发展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它完全反对西方式的商业共和国，绝不把西方国家看作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目标。依附理论的出现，实际上试图回答政治发展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即从西方社会抽象出来的一般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扩展运用于非西方社会，或者说，是否能够把发展中国家的过去和现在状态通过简单的“历史位移”作为相当于发达国家曾经历过的一个阶段来认识。显然，依附理论的回答是否定的，而且态度十分坚决。
同样是对早期现代化研究中西方中心论的反省和摈除，如果排除意识形态因素，从事依附理论研究的学者们可能思考得相对更深刻些。因为这也是从“单线历史观”向“非单线历史观（新历史观）”的转变或曰进步。和主流学派相比，依附理论并不是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学科角度对政治发展进行抽象分析，它主要是用经济学理论来阐发对政治发展的认识，强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直接影响。现在看来，这种现实主义观念依然是很有意义的。首先，依附理论对“消除发达与发展中国家日益拉大的差距”这一正统观念提出疑义，认为这种观念有一个先验设定：只存在一种发展模式，只有一条通向进步和普遍福利的道路。这种设定“要求这样的价值观前提，即发达国家的现有发展水平及其相应的社会形态，应被发展中国家树为模式，并作为一个目标而加以接受”，而且某种意义上，这样的目标也是不切实际的。从多年来由西蒙·库兹涅茨等人的经济学理论出发，依附理论坚持认为不能把第三世界看作只不过处于一种“低劣”状态，可以用发达国家的经历来理解、说明或处理。其次，依附理论虽然不提倡顽固地拒绝任何外国援助，但它清醒地认识到外国援助的真正作用，并不是单纯地使发展中国家能够很好地发展，而是要使它们的发展做到保证它们逐渐融入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保证它们按照发达国家的发展需要，持久地参与既定的国际分工。因此，过分依赖外国援助，即使能使增长速度加快，也往往扭曲受援国的增长模式，加剧其经济与社会失衡，使该国更加难以调动自己的资源或者寻得自己的发展道路。对于跨国公司，依附理论给予了严厉的指责，认为它对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战略和收入分配问题上有着严重的负面作用。同样，它还认为，过分依赖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福利也是弊大于利的。
依附理论试图论证，在现代化浪潮中，国际社会号召发展中国家消除它们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要求更多的外国援助，并向跨国公司敞开大门，实际上并不是要求发展中国家更快地发展，而是在要求它们更快地西化。这“既不是发展，也不是现代化，而只不过是文明与文明之间一种戏剧性的撞击，而在这种撞击中，处于弱势的文明历来都是付出了十分沉重的代价”。因为，发展中国家过分依赖外国援助和外国投资以及将发达国家作为发展目标必然在它的社会中导致经济与社会二元性的加剧，并且将使发展中国家纳入西方的经济与价值体系。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就不可能真正独立自主地发展，有的甚至变得越来越独裁。对此，依附理论喊响了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可以将国际经济旧秩序与新秩序之间的真正差异看成不过是贱卖与贵卖之间的差异。对那些拒绝整个买卖交易、视之为不但不公正而且有害于经济活动的人来说，不管开出什么价格，都没有多大关系。再打个比方说，新旧差异就如两场不同的赛跑：一场是不公正地要求不平等的竞赛双方从同一起跑点起跑，另一场是给较弱的一方以一点便宜，让他在前头几步处起跑，两场的差别无非如此。我们认为这种赛跑使较弱的一方浪费精力在一项不足取的追求之中，因此倾向于拒绝整个比赛。”
应该承认，依附理论为拉美发展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从此，经济学家再也不能忽视政治学和社会学，政治学家也不能逃避经济学和社会学了。它也促使发展问题的研究一方面逐渐注意发达国家的援助、贸易、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后果，另一方面开始在经济生产之外涉及社会的经济分配问题。但是，依附理论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成为导致它最后衰弱的主要原因。它试图在发展研究领域中摆脱西方中心论，重塑学科价值，固然不错，但它的价值判断明显带有“左”的意识形态的深刻烙印，并对西方发达国家持有狭隘的意识形态偏见。应该说，这和坚持西方中心论同样都是不足取的。从理论上看，在依附论者那里，依附和非依附是对立的、突变的状态，而不是连续的和渐变的。他们并没有将依附的特征形成概念，然后再系统地检验研究对象，甚至没有给自主发展下一个明确的定义。理论标准的缺失和混乱，造成了依附论对现实不正确和片面的分析，有时候还夸大了自己解释拉美各国问题、甚至所有发展中国家问题的能力。而事实上，依附理论因其漏洞百出而使它解释问题的能力大打折扣。许多学者对1946年至1973年美援条件下的拉美政治经济进行考察，发现许多和依附论的预言相矛盾的情况。依附性较强的经济增长较快而不是较慢，土地占有制度是较为公平而不是相反，有更稳定的宪法，而较少黩武主义。尽管拉美国家出现了很多问题，但总体看来，还是处于可以乐观的发展状态。这一结论在80年代得到了有力印证。许多拉美国家的专制政治纷纷垮台，民主制度得以建立。同时，许多发展中国家如东亚四小龙等都迅速发展起来了。而这些国家恰恰都是严重依赖发达国家的投资，又严重依赖跨国公司的国家。理论的缺陷和现实的矛盾，很快击碎了依附论者试图努力在政治发展领域重塑价值判断的愿望，使依附理论到80年代就逐渐衰败下去，丧失了影响力。
依附理论的挑战及其衰落，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局部成功，使得政治发展研究者在80年代开始向规范研究回归，开始注重政治生活中的价值因素。这一回归的具体表现就是许多学者日益重视政治文化、政治文明等因素了。
亨廷顿是这个领域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发展的目标》一文中创造性地提出发展目标相容性假说之后，重点讨论了“关于发展的文化问题”。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文化是一个不易处理的、错综复杂的概念，在某种意义上它还是一个政治科学家手中的剩余范畴或曰后备概念（residual category），所以使用起来比较容易。 一旦其他概念都不适用时，人们就会求助于它。但是如果东亚、拉丁美洲、非洲在现在和将来的发展以及所取得的成就的差异，起源于东亚、拉美、非洲价值和信仰的差异，那么研究的重点就应该放在文化的比较分析上。文化对发展的巨大影响要求研究政治发展的学者对文化进行系统的、经验的、比较的、纵向的研究。亨廷顿列举出世界上主要的9个文化族群， 并提出每一个文化族群是否都有其独特的政治经济发展与达到目标的模式这一问题。他认为非西方世界的各个社会应该变换发展模式，建立更适合各国自身文化的现代化社会模式。他再次强调现代化和西化的区别，意在进一步说明文化对解释不同发展模式的重大关系。从表面上看，亨廷顿的文化观具有相对主义的味道，但是从总的倾向和此后的演变来看，他是依然看重西方的文化或文明的，并未对非西方的文明传统给予同等的重要性，尤其重要的是，这种研究只是解释、认知性质的，并不打算为发展中国家提出任何在各自文化基础上发展现代政治制度的政策建议。 1993年一发表就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反响、在中国也有广泛回应的《文明的冲突》，集中表达了亨廷顿这一内心本意。《文明的冲突》一文第一次系统全面地比较分析了文化因素在各国发展和国际政治中的表面形式、具体内容、特点、作用，提出文化或者文明将是影响未来国际政治经济最主要的因素之一。该文的学术价值是不容否认的，但它最后得出的结论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它认为未来世界冲突实际上将是儒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一起同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
到此为止，转向文化研究的政治发展理论实际上已经不再关注发展问题了。以亨廷顿为首的文明冲突论者显然还不满足于此。1996年他又出版了《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并且在《外交季刊》上载文宣称“西方是独特的，不是普遍的”，号召西方团结起来，固守已有的文化传统，进则用以抗衡现代化的非西方，退则用以巩固美欧联盟。由此可见，说亨廷顿归根结底还是西方中心论者，恐怕并不为过，说政治发展研究重新陷入西方中心论的泥潭，也不为过。
文明冲突论的理论缺陷是很明显的。首先，它是完全抛开文化的社会生活基础和形成的历史过程来抽象、绝对地讨论文化。这种忽视“各民族世界或文明世界研究”的倾向早就遭到过欧洲思想家维科的批评。其次，关于文明冲突的推导，是建立在严格的“假设推论”（hypothetical corollary）基础之上的。亨廷顿以历史化约主义所得到的断然结论是难以成立的。文化是一个变动着的活生生的实践过程，而不是历史化约主义者演绎出的几个概念或几个特点就能分流厘定的。任何文明都有普遍和特殊的两面，文明并不必然是冲突的。同时，西方和非西方世界的文化史也说明了文明之间的融合和良性互动是避免文明之间隔阂、冲突的根本动力源泉。对于文明冲突论的争议也许还不会很快结束，但这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就在于，这种争议实际上把曾经一度摆脱过西方中心论的政治发展理论重新蒙上西方中心论的阴影，并在很大程度上为后“冷战”时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冲突提供人为的理论依据。这种所谓“学科价值的回归”会把政治发展研究引向何方呢？
在政治学说史上，一直存在着截然不同、很难融合在一起的两个流派。一是规范的政治学，认为正义或道德的判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实际上也是必要的，如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就是经典性的例子。二是实证的政治学，它以新型自然科学为模本，沿袭科学主义哲学思想，认为事实和价值是截然不同的，马克斯·韦伯就是这样的典型。当代政治发展研究在开始时，其实正是试图把这两个政治学传统撮合在一起，这是它走向繁荣的根源。但恰恰是这种尝试的失败，导致学科价值取向的分化和最后都无法避免的衰弱。
政治科学作为科学，在本质上是否能够进行“价值判断”这一问题，政治学者一直两难。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政治科学的目的是真实、理性地阐释政治现象，把政治现象看作是一种客观存在物。作为科学家，他们认为先入为主的意见总是非理性的，所有道德判断都是相对的，科学地研究道德要求是不可能的。因此，作为科学的政治科学家，不可能也不应该研究价值问题。然而，从政治生活的本质来看，政治生活显然涉及到种种“价值判断”，涉及到对、错以及一系列互相关联、互相冲突的道德要素。因此，作为研究政治的政治科学家，不得不研究这些道德要素。这种角色的矛盾构成了政治发展研究发生价值取向分化的内在基础。而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比如对西方中心论的反省、世界科学研究的主流趋势、国际局势的纷纭变化以及“冷战”时代等，对这个内在基础发生了关键的作用，促使分化的形成。在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从事政治发展研究的政治科学家均信奉西方政治民主的理想，希望通过研究，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政治民主化。这是政治发展研究兴旺发达的原因。但发展中国家发展不顺的状况使得他们不久就开始怀疑这一价值判断。在60年代中后期和70年代初，许多学者就设法摆脱价值判断，希望只研究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变迁事实，但这只是回避了问题而已。随后出现的依附学派，似乎努力重塑了政治发展研究的价值判断，但由于所持的价值判断本身有严重缺陷，并被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发展的事实所否定，也失去了活力。而最近亨廷顿等对政治文化研究的重视，固然使得政治发展研究开始重视非西方的文化价值，但这种重视，依然是以西方中心论为基础的，并且导致了政治理论和实践的紧张。
如何才能振兴政治发展研究呢？这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命题。本文根据以上的阐述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为政治发展研究寻找政治哲学基础，为政治发展研究提供成熟的方法论，使政治发展的实证研究与政治理论联系起来。不切实际的价值中立和种种带有这样那样狭隘偏见的价值取向，显然必须给予反省和放弃。当代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经典著作告诉我们，种种以世界名义出现的观点实际上均有其价值，而人们所普遍欣赏的种种普遍理性，在特定条件下实际上也是可以怀疑的。即便是作为普世真理的自由主义的政治原则，在近代自由主义者来看，它的实现也是要有条件的。这样就回到了现代自由主义政治学的本源，意味着要反对所有极端的期望，即希望通过理性来设计方案，再通过强有力的政权来推行，就能够在发展中国家实行自由民主的宪政制度。对政治发展研究历史的溯源，证明了越是这种极端的发展期望，越有可能导致极端的失望。对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借鉴，例如哈耶克在自发社会秩序类型的界分基础上提出的文化规则的进化论辩，为社会理论在既反对建构论的唯理主义又反对“放任自由”观点的前提下提供了进一步的发展空间，或许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总之，重新理解和借鉴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应该可以为政治发展研究提供更富有活力的政治理论基础，使之走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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