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与新型关东文化——关于近代东北移民社会的一点看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移民论文,近代论文,关东论文,看法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近代东北是一个移民社会。移民社会自有其特定的心态与性格，这些心态与性格和中原文化不可分，并且对新型的关东文化影响很大。
关键词 移民社会 社会心态 关东文化
19世纪中叶以后，持续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动，导致了中国近代大幅度的区域间的人口流动，这为东三省的移民与开发带来了机缘，使东北进入近代以后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移民社会。这一移民运动堪称世界移民史上的奇迹之一，所带来的移民社会内容，其意义相当深远。对此，在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形成了如下的看法。
（一）移民构成了近代东北人口增长的主体，使东北地区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移民社会。汉族正式成为东北的主体民族，以中原汉族流民为主体的东北社会成为一个移民社会，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从清朝开始的，虽然自秦汉以来，东北即有较大数量的汉人，但是“这时期东北汉族的主要来源，并非居住在东北的汉人，而是不断从中原迁来的汉人，北魏和唐代东北的汉人曾大量减少，这些减少的汉人则又大体是迁回中原了。”[①a]这几乎成为清代以前东北汉人的消长规律。清代以前，虽然东北代有汉人，然而他们都不断地迁徙、散灭，没有形成一个以移民为主体的社会结构。白山黑水之间，一直是满族等土著居民的故乡。从清代开始，关内的广大汉族移民与俄国、日本、朝鲜等国际移民才逐渐进入东北，形成了以汉族移民为中心的新的社会结构。
这一移民社会的形成，大致经历了两个时期。第一时期，从清初到咸丰十年（1644—1861年）。在这一阶段里，其移民的构成大致是流民和流人两种。虽然清初顺治曾有辽东招垦之举，但在乾、嘉、道三朝，全面严厉地封禁东北，封禁决定着事物的性质。在这一阶段中，流民大都是“泛海”、“闯关”偷渡进来的人口，而流人则都是被发放而来的犯人。总的看来，这一时期的移民虽在增加，但还没有达到改变东北社会人口结构的程度。移民的大规模进入与东北社会人口结构的发生改变是在第二个时期才逐渐实现的。第二时期，从咸丰十年到日本投降（1861—1945年）。咸丰年间，外有俄国和日本进疆，内有太平天国等农民运动的沉重打击，迫使清政府开始改变政策，逐渐推行移民实边。从咸丰的弛禁到光绪的开禁，移民运动发展到民国初年进入了高潮，后虽“九·一八”事变而遭挫顿，但由于清末民国移民潮的影响，伪满时代，关内前来东北的人口仍在不断地增加，同一时期，俄国移民和日本移民、朝鲜移民和欧美移民也纷纷涌入，东北终于发展成为一个移民社会。
据史料统计，咸丰十一年，奉天与吉林的人口之比为1∶8.6，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缩小到1∶6.4，而到宣统年间更进一步缩小到1∶2弱[①b]。黑龙江的人口由嘉庆年间的16万，增加到宣统年间的185万[②b]，这显然与关内移民大规模进入有极大的关系。又据日人天野估算，1908年到1930年，东三省的中国人口增长情况如下表[③b]：（单位千人）
年份 19081918 1928 1930
总数 17，15621，569 28，034 29，575
（100）（126） （163） （172）
奉天省10，79612，527 14，477 15，152
（100）（116） （134） （140）
吉林省4，553 6，180
8，592
9，192
（100）（136）
（189） （202）
黑龙江省 1，807 2，862
4，965
5，231
（100）（158）
（275）
（289）
如据这一资料估算，在这20多年中，东北人口大约增加了72%，而在这72%中，“估计有48%强是移民，”“这是从华北大量涌入农业移民的结果。”[④b]进入30年代，随着日寇占领东北，伪满洲国成立，一段时期里移民运动有所波动，但总的趋势还是增加。据伪满洲国总务厅企划处统计，自1933年到1940年，累增为1200万人，详见东北人口增加概算表[⑤b]：
由上表数字发现，在这增加的1200万人中，其中14%为由出生数扣除死亡数的自然增加数，而自外地移住东北之增加比率约为20%，其余65.8%是纯因发现而增加的人口数。事实上，这种发现的人口数基本上还是散居在各地的移民增加数（当然其中也包括人口自然增长数），如果这样看问题的话，那么在这一阶段，东北地区的移民占总人口数的百分比则达到80%以上，而不是20%。这样，历史告诉了我们，移民构成了近代东北人口增长的主体，东北由处女地到开发，由寂静到沸腾，由沉睡到觉醒，由停滞到前进，均与移民休戚关系甚大，近代东北是一个典型的移民社会。
（二）清代民国以来，东北成为一个移民的社会，移民社会自有移民社会的心态和性格，东三省也不例外，客观的社会环境与严寒的自然条件，极大地影响到了这个移民社会个性的形成。从移民进入的早晚程度看来，在第一个时期，由于“闯关”移民多滞留在东北南部地区（辽宁和吉林大部分地区），这一地区的居民在清末已开始了由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转变，在当地社会环境的长期影响下，已逐渐实现了东北化，自认为是东北人，东北即是家乡了。在第二时期，无论是“闯关”的汉族移民，还是来东北梦求暴富的外国移民，即以南部地区为立足点，大多是向北部广大地区发展。此处所讲的移民社会，主要就是这一时期的移民社会的心态与个性。
在近代东北这个区域性的移民社会当中，其移民来源和目的不尽相同，这就决定了这个移民社会心态的复杂多变性。就国际移民来说，俄国、日本、朝鲜、欧美等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在东北地区的心态也各不一样，即是同一国度如俄国、日本两国移民在不同时期其心态也不一样。一句话，心态随着处境的变化而变化。十月革命前，俄国移民是为发财牟富而来，十月革命后，则基本上是以逃亡为主体的白俄人口，其前后心理反差很大。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在东北的移民，其心态是一种侵略性、奋发性的趾高气扬，战争末期则悲观失望。而欧美移民在日本占领东北前尚能自由经商，此后受排挤，日子也不好过，包括俄国移民，同样受到日本军队的欺负与压迫，至于朝鲜移民，更多的是为了谋求生存，谋求土地，抱着想过一点好日子的社会心态。但这些移民无论就其人数或是就其影响力来说，其冒险性的一面，大起大落心境不定的一面，狂喜无比与悲观极度的一面，这些心态与性格对东北移民社会的影响都不能算太大。真正影响近代东北社会人口结构发生变化的，在这个移民社会中起支配地位的主力军作用的，还是广大来“闯关东”的中原人口。他们影响了东北，同时也接受了东北对他们的影响，最终使汉民族成为东北人口的主体，而在近现代这个关键时期于东北根深蒂固了，成为我们今天的新型关东人主体的前身。
近代“闯关”的广大汉族移民为饥饿、自然灾害、军阀战乱等原因所驱，视家乡为死地，蜂拥出关，极易在东北落地生根，这一点就与来到东北地区的外国移民有着根本的不同，此后他们子孙繁衍，由客籍渐成土著，东北也就成了家乡，但这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移民初来，也是仅把东北当作谋食之地而不当作家乡，明明要在东北定居下去，却总以为根在关内，家在关内，自称是山东人、河北人、山西人、河南人……而不说是东北人。这也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广大移民的社会心态。移民闯关过口，千里东来，在饱受严寒的侵袭下，还要忍受地主、军阀、官僚，特别是俄、日帝国主义的压迫与欺凌，因此忍辱负重地求生存，心境期望值与离开家乡时的相比相差悬殊，内心深处的期望在异地同样不能马上得到或者永远得不到补偿，心理上的压力不能解决，这就在心态上造成了奋发上进与得过且过的念头和想法。又因为移民乃是各省杂凑之民。身处异乡，则脱离了故乡的那种既限制他们又给他们以精神寄托的家族关系，不免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为了生存，必求互助，于是移民群中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应运而生，这就是地缘关系替代了血缘关系，于是有了“山东帮”、“河北帮”、“山西帮”、“浙江帮”等，同乡之间或许有联系，但在整体上却不能不是一盘散沙，故而只能散散漫漫地生存。如此等等，则又造就了移民社会的另一种两重性心态：讲义气、讲豪爽、讲帮派，“抱团”的积极生存精神与忍辱怕官、屈从地生存、给碗饭吃就行的消极心态相共生。撇家舍业后的万般艰难，远离家乡亲人的乡愁与孤寂，更使广大移民们需要苦中作乐以熬过漫长的岁月。就算肚腹可以填补，精神上的饥渴却难以排遣。如此，辽阔、粗犷、雄豪的黑土地不仅没有使他们养成粗犷雄豪的心境，极端艰难的生活处境反滋生了他们乐天知命的思想。这不是高度理性思索的结果，而是在生活压迫下无可奈何的反抗。这是流浪汉的快乐，“庄稼汉在田间或炕头的对阵，往往妙语联珠，听众不时为之喝采”。这极大地锻炼了东北汉族移民的语言机智，“那不是内庄外谐的幽默，而是忘乎所以的欢乐和有趣。”[①c]这种寻求欢乐和有趣的心理素质和社会心态，可以说是当时东北移民社会中的一个主流心态，对以后东北黑土地的文化与新型关东人不无很大的影响。
另一方面，东北汉族移民能够打破安土重迁的传统心理，而敢徒步行千里来“闯关东”的精神，那勤劳艰苦、任劳任怨的本色，支撑他们苦难的乐天思想，即能忍辱负重又敢于反抗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压迫的素质，也都作为一种有价值的文化遗产，沉淀于关东人的性格之中，使“虎”、“实”、“好乐”构成了近代东北移民社会主体成员的共同性格。由于先有沙俄帝国主义的蹂躏，后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上严寒的气候环境与谋求生存的困难，也使近代东北汉族移民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种急躁、易冲动的性格，这种性格也许并不深沉，但自然不乏阳刚之气，与广大的白山黑水相映照，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刚猛形象，出现了一种人与自然相和谐的写照。更进一步来看，广大汉族移民的深层次心理上的怀恋关内故土的情结与思想无法割舍，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从社会大众心理角度能够解释张作霖父子屡次进关，为什么能得到广大汉族移民的支持与参加。张氏父子（他们也是移民的后代）为什么一直要支持一统江山，而反对东北与内地割裂开来的原因了。从一定历史视角上看，近代东北是冒险家的乐园，是广大流浪者的食所。这里的人多少缺乏博大长远的忧患意识，却有着最现实的生存态度和健康快乐的天性。这种心态与性格沉淀到新的一代关东人的身上，对今天的关东文化影响很大。
（三）从一定文化意义上讲，近代东北移民社会是中原社会的延伸。汉族移民成为新型关东人的主体，作为文化的载体，中原文化也毫无疑义地随着“闯关东”移民进入了东北。东北地区与中原虽然有着一定的地理距离，但从历史上看却没有什么明显的文化差别。“华北与东三省之间，无论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家族制度、伦理观念、经济行为各方面，都大同小异。最主要的，是东三省移垦社会成员，没有自别于文化母体的意念。”[①d]在东北的移民社会中，“人们保持了传统的伦理价值的原则，但却吸收了进取的实用价值的细节”。[②d]正如台湾著名学者赵中孚先生所言：“最主要的，在主观意义上，移民社会的广大成员并不因地理距离而自觉有别于故乡同胞。这情形好象是一个来自鲁西的黑龙江农业移民和一个在胶东落户的鲁南农民在感觉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一样。换言之，对绝大多数的山东移民来说，东三省无非是山东省的扩大。当你同一个在黑龙江省已经居留两代以上的山东农民交谈，你会发现，除了轻微的乡音变化之外，在感情和意识上，他仍旧是山东人。部分东三省人，在离开家乡后，也常把籍贯区别为‘山东济南’，或‘河北保定’之类的。这说明一个事实，对大多数东三省移民社会的成员来说，‘东三省’或‘东北’是一个行政和地理区分的标志，是抽象的。几千年的文化传统，才是真实永恒的存在。”[③d]
了解了近代东北移民社会的形成、移民社会的心态及其性格特征，移民社会与中原社会的关系，就会明白近代关东人及其文化何以会有那样独特的风格和魅力，何以能战胜其它国家的移民，而最终成为东北的主人的原因。历史不能割断，无论是物质生产的历史抑或是精神生产的历史，伴随着近代东北开发而形成的新型关东人的性格及其移民社会的心态，作为一种有价值的文化遗产，一种生命力的表现，积淀于东北人的美好天性之中，至今仍然制约着东北人及东北文化。祖国东北粗犷雄浑，而其地域文化却年轻、欢快、有趣、奔放，甚至还散发着一点特有的乡村泥土气息。这不是矛盾冲突的结果，恰恰反映出了一部近代广大中原汉民移垦东北开发东北历史背后的深层次画面。
注释：
①a孙进己：《东北民族源流考》，第261—262页。
①b②b根据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甲表86、88摘辑测算。
③b（日）天野《满洲经济的发展》，第32页。
④b（日）满史会编著《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上卷，第52页。
⑤b《东北经济小丛书（2）人文与地理》，第27页。
①c张志立、王宏刚主编《东北亚历史与文化》，第630页。
①d②d（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四期第664页。
③d（台）《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三辑，第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