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研究】
深度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建设的困境及其破解*
胡 守 勇
摘 要： 在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阶段，实现深度贫困地区精准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攻坚战中最难啃的“硬骨头”。深度贫困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应具有引导意识形态、保障文化民生、服务精准脱贫、完善社会治理的功能预设，但客观上存在制约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发挥的服务“融入性”困境、公共文化建设的“整体性”困境、服务精准脱贫的“操作性”困境和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性”困境。破解深度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建设困境，需要坚持共享发展理念，从强化价值引导、完善运行体系、推进跨界融合和加强统筹协调等方面着力。
关键词： 深度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功能预设；效能建设困境
精准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具决定性意义的攻坚战，深度贫困地区是这场攻坚战中最难啃的“硬骨头”。摆脱贫困首要的并不是摆脱物质的贫困，而是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①公共文化服务是落实共享发展理念，推进全体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设计。在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阶段，明确深度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在应然层面的功能预设，揭示公共文化服务在实践层面的效能建设困境，探求破解对策，既是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在要求，也是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理念，服务脱贫攻坚大局的客观需要。
一、深度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功能预设
公共文化服务的功能问题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关系到如何认识和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学术界关于公共文化服务的功能已多有研究，但以往的相关研究关注的都是公共文化服务在一般意义上应具备的普遍性功能。②深度贫困地区一般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于一体，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短板多，社会经济发展滞后，自然地理、经济社会、民族宗教、国防安全等问题相互交织，这些都对包括公共文化服务在内的社会支撑保障体系提出了特殊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脱贫攻坚要“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这对深入做好包括公共文化服务在内的相关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基于以上分析，针对实现精准脱贫的现实需要，当前我国深度贫困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应具备以下四个方面的功能。
1.引导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具有符号意义的信仰观念的表达形式，它以表现、解释和评价现实世界的方法来形成、动员、指导、组织和证明一定行为模式和方式，并否定其他的一些行为模式和方式。③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的新时代，不同类型、不同群体、不同层次的思想思潮观念广泛并存、交流交锋，甚至竞争对峙，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有时国际上的意识形态斗争也会反映到国内来，若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工作不加以充分重视，就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不可估计的危害。在全社会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的重要思想保障。对标“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任务，深度贫困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不仅存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历史欠账，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存在无暇顾及群众现实精神文化需求的问题。在深度贫困地区，由于文化教育水平的落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有时更易受到各种错误社会思潮的干扰，一些深度贫困地区甚至是某些非法宗教势力幻想的“法外之地”。因此，夯实各族群众加快脱贫攻坚奔小康的共同思想基础，就要高度重视深度贫困地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社会大众精神生活的正向引领功能。要通过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有效供给，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引导和整合多元文化价值理念，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贫困地区群众中的公信力和认同度，旗帜鲜明地抵制各种错误观点，消除落后思想观念对精准脱贫工作的消极影响，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随着脱贫攻坚的深入推进，在深度贫困地区枝繁叶茂。
如何使用工具对非常规油气藏水平井减摩降扭……………………………………………………………………陈 帅（2.21）
2.保障文化民生
202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文化民生事关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体现国家软实力，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一环。《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规定，公共文化服务是由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参与，以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为主要目的的公共文化设施、文化产品、文化活动以及其他相关服务。深度贫困地区深受自然条件、地理区位等因素的影响，在社会结构、生态环境、文化传统等方面具有特殊性，贫困人口的文化消费支付能力严重不足。相对于其他民生事业，深度贫困地区文化民生保障工作的难度更大。一是标准化、均等化、清单化、简单化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式难以兼顾文化复杂性、族群异质性、地方差异性和个体多样性，容易导致服务供给与文化需求之间的错位。二是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到城镇成为农民工，乡村留下大量妇女、儿童和老人，大部分家庭的结构和亲子关系受到破坏，留守人员在精神文化层面拥有更强烈、更特殊的需求。三是随着大中城市落户政策的普遍放开，农村举家外迁的规模越来越大，农村常住人口越来越少，一些行政村特别是条件较差的自然村开始出现无人常住的状况。人口的分散居住和动态外流不仅导致乡村精神文化生活日渐匮乏，而且增加了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成本，甚至还会出现供给“相对过剩”的怪象。四是上级政府以数字化、集合性、静态的表象呈现方式对下级进行考核，其间建构性的事实掩盖了供给与需求之间客观存在的鸿沟，困难群众最迫切的基本文化需求被长期抑制或掩盖。④保障深度贫困地区群众的文化民生权益既是全社会的道德责任，也是政府的法定义务，更是丰富贫困人口精神文化生活，增强脱贫致富内生动力的重要举措。
3.服务精准脱贫
深度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是整个脱贫攻坚战中的堡垒战，是一项关乎全局的系统工程，要“采取更加集中的支持、更加有效的举措、更加有力的工作，扎实推进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⑤。对深度贫困地区而言，常规的开发式项目扶贫这种硬性干预需具备的条件要求越来越高，对深度贫困人口的适应性挑战越来越大，相比之下基本公共服务减贫的路径属于软性干预，能够在项目扶贫路径之外提供新的适应性更强的减贫路径。⑥相对于产业扶贫、异地搬迁等开发式“硬性干预”，公共文化服务这种“软性干预”对于提升贫困群体的生活质量和发展能力极其重要，是开发式扶贫“硬性干预”的基础支撑和保障条件。但是在深度贫困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由于财力有限、投入不足，再加上如何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与精准脱贫工作的准确对接点和着力点仍处于探索阶段，所以深度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助力精准脱贫的功能还不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鉴于此，深度贫困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要树立系统思维，坚持“扶智”“扶志”导向，找准与脱贫攻坚工作的结合点或交融点，切实发挥好服务精准脱贫的功能。
4.完善社会治理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减贫道路，其核心要义之一就是“坚持动员全社会参与，发挥中国制度优势，构建了政府、社会、市场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形成了跨地区、跨部门、跨单位、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主体的社会扶贫体系”
。作为脱贫攻坚战“硬仗中的硬仗”，深度贫困地区更是借力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和鼎力支援，正向决胜脱贫攻坚的目标接近。但研究发现，贫困地区在治理贫困的实践中，往往存在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等扶贫主体“各念各的经、各唱各的调”的情况，虽有多元主体参与，但协同效应不强。在精准扶贫中，多元主体虽然都秉持基于共同脱贫目标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但各主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考量以及各自需要依照的考核机制，这给多元主体扶贫行动的统筹协调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特别是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帮扶中，深度贫困地区各类扶贫资源主要来自外部支持，并主要通过“项目式”扶贫模式运行，其重点关注的是基于“两不愁、三保障”的经济和民生项目，而通过文化扶贫和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来激发贫困群体内生动力的“从思想上拔穷根”的扶贫举措还很少。由于深度贫困地区的政府与外来参与主体在扶贫目标的设定、扶贫信息的掌握、扶贫制度的对接、扶贫文化的建构和良好社会资本的培育等方面缺乏有效的协同配合机制，所以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性”扶贫行动难以释放出“1+1>2”的协同效应，进而使扶贫资源难以产生应有的扶贫效应。
二、深度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建设的困境
1.1 难度评分体系强调成套动作编排还原技术本色难度评分体系组成虽未变化，依然为身体难度（BD）、舞步组合（S）、结合旋转的动力性动作（R）、器械难度（AD）；由表1可知，难度裁判组由一组变为两组，加之新规则取消了难度表，这将意味着裁判员需遵从“规则是准则，现场是依据”来进行准确无误的评判。这一系列变化必然要求运动员要完成“较高美学”和“技术熟练”的动作，在进行编排时要以符合运动员风格为前提，还原技术本色为目的，完成技术动作清晰明了，才可充分展现编排效果与运动员魅力。
1.公共文化服务的“融入性”困境
精准脱贫是当前深度贫困地区的中心工作，公共文化主管部门和公共文化服务机构都需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大局。
从具体实践层面来看，如何找准服务精准脱贫的切入点是深度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部门正在致力解决的重点和难点问题。2018年，国家确定第一批“非遗+扶贫”重点支持地区，建设“非遗扶贫就业工坊”成为依托传统工艺带动贫困地区劳动力就近就业和稳定增收的切入点，这是公共文化服务助力精准扶贫的最新有益探索。需要指出的是，通过“非遗+扶贫”实现扶贫就业、产业发展和文化振兴多赢格局必须满足较多的特殊条件,而且，即使“非遗+扶贫”模式可以得到普遍推广，其对深度贫困地区产生的文化扶贫总体效应也是有限的。总体而言，公共文化服务在脱贫攻坚中“扶志”“扶智”的功能仍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传统以基本文化权益保障和文化惠民工程为核心的标准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在完成服务深度贫困地区精准扶贫这一紧迫任务方面，陷入了“操作性”困境。
2.公共文化建设的“整体性”困境
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面。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弘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其实践运行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念引领，重视公共文化服务与群众日常文化生活的融合，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化、大众化。在文化扶贫过程中，应切实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效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全过程。一要创新和拓展内容供给，顺应深度贫困地区群众思想意识和文化需求的变化态势，不断创新和拓展供给内容。具体而言，要以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为导向，办好各种类型的农民夜校、讲习所，通过常态化宣讲以及物质奖励、精神鼓励等形式，促进群众比学赶超，提振精气神，推广扶贫理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事理事会等做法，通过多种渠道积极教育和引导贫困群众改变陈规陋习、树立文明新风。
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过程中，要坚持“建、管、用”相统一原则，充分利用现有公共文化服务设施，采用政府购买、社会参与和企业运作的服务新模式，既要让传统公共文化空间承载时代新风，又要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信息化手段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要引导和规范文化产品生产，建立健全深度贫困地区文化产品创作以及传播流通的准入机制、监督机制和约束机制。既要完善文化扶贫项目的申报、扶持、考核、奖励办法，推动形成有利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文化生态；又要规范好深度贫困地区文化遗产的保护性开发工作，发挥好文化遗产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传承发展、继承创新”的载体功能。三要防范和抵御国内外各种非法势力的渗透。深度贫困地区科学教育基础薄弱、民族文化多元、宗教信仰复杂，容易成为境内外非法宗教和敌对势力争夺群众、进行渗透的区域。为此，公共文化服务一定要切实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针对非法宗教势力渗透的防御机制，灵活运用法治和道德手段，在社会治理中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并广泛开展各种社会公益活动，强化对偏远农村和民族聚居区等重点区域以及进城务工人员和青少年等重点群体的文化服务。
3.服务精准脱贫的“操作性”困境
公共文化服务具有基本性、普惠性、均等性、便利性的基本特征和意识形态前置的本质属性，其功能的有效发挥有助于筑牢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群众基础、拓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化路径以及增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性与感染力。相对于深度贫困地区的既有文化传统和文化生活方式，公共文化服务具有资源投入的外源性和文化结构的嵌入性特征，“当地贫困文化的象征符号、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等具有巨大的维持贫困生活方式的传统力量，对精准扶贫及其携带的现代主流文化形成包围和切割的阻碍困境”⑩。公共文化服务融入群众日常生活的不足，导致其对各类意识形态的引导力大打折扣。就设施利用而言，县级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等骨干性公共文化设施的利用率普遍较低，乡镇、村级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提供的文化服务吸引力不足。就价值信仰而言，在“贫困文化”和“地方性知识”的长期支配下，深度贫困地区人们在与环境相互内化过程中所形成的以低物质供给为特征的行动策略和生活方式根深蒂固，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深度贫困再生产逻辑的顽固性。
就日常消费而言，一些民族地区的贫困群众受现代消费文化和传统“共享”习俗的影响，养成了与自己支付能力不相匹配的消费习惯，喝酒、赌博、交际等消费支出居高不下以致入不敷出。
不能仅仅将贫困视为一种经济现象，从更深的层面来讲，贫困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并表现为贫困的知识、贫困的思想、贫困的价值观念和心理机制。⑨由于历史因素、文化传统、人口结构、生计方式等方面的特殊性以及文化建设的历史欠账太多，深度贫困地区的生存伦理与文化价值普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体系之间有着较大落差。尽管近年来国家加大了针对贫困地区的文化投入，但深度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建设遭遇的四大现实困境成为制约其预设功能发挥的主要阻碍。
4.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性”困境
无论是传统社会管理还是现代社会治理，文化在其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文化治理既是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社会治理的重要依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和农村大量优质劳动力外流，深度贫困地区社会治理模式面临着深刻转型。以文化建设促进深度贫困地区的社会治理是实现精准脱贫和乡村振兴的客观需要和重要途径。⑦坚持治理导向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就是既要构建以社会融入为目标的扶贫工作机制，又要构建以激发内生动力为目标的主体意识和集体认同培育机制，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正是完善深度贫困地区社会治理的重要切入点。当前，我国深度贫困地区文化建设面临文化基础设施薄弱、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粗放且收益外流、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不足、文化市场监管不到位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一个文化治理问题，还是一个系统性的社会治理问题。因此，深度贫困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要在坚持政府主导的同时，突出社会力量参与；在强化主流价值观引导、构建现代文化生活方式的同时，注重优秀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把消除传统乡村社会中“他治”与“自治”之间的“零和博弈”作为公共文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既在强化农村文化建设“战略性干预”的同时消除不当的“直接干预”“过度干预”，又重视和培育农村文化“自组织”能力建设，推动农村文化“内生性重构”⑧，发挥好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治理功能。
对于处在成长期的青少年，冬季运动更有促进身体成长的作用，不过相比其他季节，冬季运动也更应做好“预备功课”。
三、破解深度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效能建设困境的对策建议
1.强化价值引导
公共文化建设应是以“人”为核心的整体性的公共文化空间建构，对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整体性的忽视会导致其服务效能大打折扣。
公共文化设施网络体系是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础性条件，是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开展群众文化活动的基本载体。经过多年投入，深度贫困地区城乡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短板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补齐。特别是2016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牵头，会同原文化部、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体育总局等部门启动的“贫困地区百县万村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示范工程”，按照“七个一”
标准要求推进建设，极大缓解了深度贫困地区基层公共文化设施的短缺状况。但从当前公共文化设施的运行状况来看，虽然在多方支持下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得光鲜耀眼，但是设施使用、资源供给和服务供给中的“孤岛运行”问题还很突出。无论是从同一系统的纵向流动还是从不同系统的横向交流来看，都存在不少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一方面，网状分布的设施网络之间缺乏有机联系；另一方面，条块分割的文化机构缺乏有效兼容。其根本原因在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涉及文化、旅游、广播电视、新闻出版、体育、教育等多个部门，在公共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中政出多门、重复供给、内容分散等问题长期得不到体制机制性的彻底解决，导致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损耗较大。
（4）跨链访问问题。可以预见，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基于区块链的IoT平台出现，如基于区块链的车联网平台和基于区块链的智慧小区，而如何保证不同区块链平台的互通/互操作将会是促进区块链快速部署的重要条件。
2.完善运行体系
深度贫困地区公共文化建设“整体性”困境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公共文化服务的体系化程度不高。通过构建体系化的运行机制来完善运行体系，是破解公共文化建设“整体性”困境、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基本途径。具体而言，一要坚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要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向教育、文化、卫生、科技等领域合作拓展，贯彻“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要求。
深度贫困地区的精准脱贫工作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经阶段和重要内容，必须树立“五位一体”的系统思维，认清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在实现脱贫目标、巩固脱贫成果中的重要意义，将其放到“五位一体”中通盘考虑、统筹安排，这是完善运行体系的根本前提。二要深化深度贫困地区相关党政部门的机构改革。为有效解决因相关部门职能交叉、多头管理而导致的重复建设、资源利用率和服务效能不高等问题，深度贫困地区应以正在推行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为契机，在县级层面推进“大部门制”改革，整合文化、旅游、体育、广电、新闻、教育等部门的公共文化职能，打破制约体系化运行的部门壁垒。要积极促进不同区域在信息化、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基础上建立服务联盟，使公共文化服务由分散服务向联合服务转型，实现公共文化资源的共建共享。三要推进县域文化资源整合。深度贫困地区要以图书馆、文化馆的总分馆建设为抓手，完善制度设计，加快构建以县级馆为中心馆、以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为分馆、以人口较多的自然村(居民点)为服务点的组织体系，以定点服务与流动服务、线下服务与线上支持相结合的网络体系，实现县域范围内公共文化资源体系化配置以及公共文化人才队伍一体化管理的目标。同时，要将社会力量举办的民办博物馆、阅读服务机构等纳入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体系建设，达到整合现有存量资源，提升服务效能的目的。
3.推进跨界融合
破解公共文化服务精准脱贫“操作性”困境的关键在于认清以移动互联网技术为引领的融合时代的发展大势、精准脱贫事业的整体性和文化扶贫的系统性，突破狭隘的部门或行业局限，构建跨界融合机制，开辟公共文化服务精准脱贫的新境界。一要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与其他公共服务融合发展，将增强深度贫困地区摆脱贫困的内生动力和贫困户增收致富能力作为脱贫攻坚的根本任务。公共文化服务与教育、体育、卫生、就业、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在增强贫困地区发展后劲、承载“扶智”“扶志”功能等方面具有兼容性，各类公共服务的宗旨与脱贫攻坚任务的底线要求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公共文化服务要主动与其他公共服务相融合，既增强其他公共服务的文化内涵，又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质量。二要推进公共文化与文旅产业相融合。文化和旅游产业在深度贫困地区既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和优势，也是公共文化发展的强劲支撑。要探索基于公共文化资源挖掘的文化创意和旅游产业发展机制，结合旅游产业的功能布局，挖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和民俗文化资源，策划旅游产品。镇(街)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可将本地旅游从业人员的艺术培训作为重要服务内容。三要推进公共文化与科技创新融合。结合深度贫困地区实际情况，加强文化、科技等部门资源的集成和互动，共同立项攻关文化科技项目，共同探讨文化科技治理的新模式；建立文化科技创新产品的采购机制，提升公共文化服务领域的科技服务能力；推动不同部门、学科之间的交叉、碰撞、沟通和融合，成立跨行业的非营利性文化科技联盟，构建激发创新思维的服务平台，通过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发展提升公共文化的服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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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加强统筹协调
在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种举措有机结合、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下，面对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性”困境，必须不断优化和完善统筹协调机制，有效发挥多元主体的协同效应。一要增强县级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统筹协调能力。在县级层面建立协同机制，强化扶贫资源的统筹管理，达到优化配置、有效利用扶贫资源的目的。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要发挥好中枢作用，对外统一发布扶贫需求清单，统一接收来自深度贫困地区外部的扶贫资源；对内根据扶贫规划和区域发展实际分配扶贫资金和资源。二要强化公共文化服务资源配置的统筹协调。在公共文化资源的配置方面，既要遵守《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又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工作方针，创新投入方式，科学布局，灵活投放；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将公共文化服务资源投入其他相关领域，也可以将其他相关领域的资源投入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三要构建多元主体参与文化扶贫的信息沟通共享机制。要坚持政府主导，发挥“互联网+扶贫”的技术优势，定期披露文化扶贫综合信息，分区域、分民族、分群体发布需求清单；创建公共交流平台，实现文化扶贫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之间信息互通，增强多渠道扶贫资源投入的协同效应。四要维护贫困群众参与公共文化建设的主体地位。深度贫困地区群众是脱贫攻坚的实践主体，是公共文化的建设者和受益者，必须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对本土文化资源进行保护性开发，充分调动贫困群众参与文化扶贫和公共文化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增强其发展能力和文化获得感。
注释
①参见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扶贫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137、144、137页。②有学者认为公共文化服务功能包括满足基本文化需求、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引领社会生活风尚、培育共有精神家园四个方面。参见胡守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评价体系初探》，《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2期。还有学者认为公共文化服务功能包括满足基本的文化需求、引导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塑造政治文化认同三个方面。参见李世敏：《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的三个维度及其定位》，《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5年第9期。③参见[英]戴维·米勒、韦农·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邓正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45页。④参见左停等：《摆脱贫困之“困”：深度贫困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减贫路径》，《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⑤参见习近平：《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的讲话》，《党建》2017年第9期。⑥参见王迪：《从国家包揽到多方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社会治理理念与实践》，《学术论坛》2017年第1期。⑦比如，把优秀农耕文化嵌入乡村社会治理，不仅能凝聚村民情感、指导农业生产、丰富精神生活、建设乡风文明、推进乡村德治，还有利于巩固社会治理的心理基础，聚合多元社会力量，达到乡村社会善治目标。参见金绍荣等：《优秀农耕文化嵌入乡村社会治理：图景、困境与路径》，《探索》2018年第4期。⑧参见边晓红：《贫困地区公共文化供给侧改革：观念构建与价值选择》，《图书馆论坛》2016年第10期。⑨参见陈前恒等：《打破“文化贫困陷阱”的路径——基于贫困地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调研》，《图书馆论坛》2017年第6期。⑩参见贺海波：《贫困文化与精准扶贫的一种实践困境——基于贵州望谟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村寨的实证调查》，《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例如，深度贫困地区不少信教群众遇到各种灾害时请喇嘛念经消灾，有的信教群众生病后不是前往医院或卫生所就医，而是请喇嘛念经、打卦、跳神以图疾愈。参见李俊杰等：《民族地区深度贫困现状及治理路径研究——以“三区三州”为例》，《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参见张培奇、胡惠林：《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空间转向》，《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0期。“七个一”即一个文化活动广场、一个文化活动室、一个简易戏台、一个宣传栏、一套文化器材、一套广播器材、一套体育设施器材。学术界就公共文化服务精准脱贫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有学者认为在精准脱贫攻坚战中，落实“按照精准建设的要求，推进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要求，首先要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重点目标人群、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和公共文化服务产品供给予以精准识别。具体参见梁立新：《精准扶贫情境下贫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精准识别研究》，《浙江学刊》2017年第1期。还有学者认为，公共文化服务运行的离散化状态使文化扶贫政策、项目不能有效聚焦贫困地区扶贫脱贫的实际需求，偏离精准扶贫的设定靶向，难以达到贫困治理的目标要求。具体参见陈建：《文化精准扶贫视阈下的政府公共文化服务堕距问题》，《图书馆论坛》2017年第7期。参见习近平：《携手消除贫困促进共同发展》，《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7日。参见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63页。
Difficulties and Solutions of the Effectiveness Construction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in Deep Poverty -stricken Areas
Hu Shouyong
Abstract :At the critical stage of winning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 achieving accurate poverty alleviation in deep poverty areas is the most difficult "hard bone" in the struggle to build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n all-round way. The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in deep poverty areas should have the function of guiding ideology, protecting cultural livelihood, accurately reducing poverty and improving social governance. However, there are service "integrality" dilemma, public culture construction "integrality" dilemma, service for precision poverty alleviation "operability" dilemma and multiple subjects participation "coordination" dilemma, which restrict the effectiveness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To solve the dilemma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in deep poverty areas, we need to adhere to the concept of shared development and focus on strengthening value guidance, improving operational systems, promoting cross-border integration and strengthening overall coordination.
Key words :deep poverty-stricken areas;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function default; dilemma of effectiveness construction
中图分类号： G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751(2019)09-0081-06
收稿日期： 2019-01-20
*基金项目： 2017年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湖南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提升研究”(17ZDB016)。
作者简介： 胡守勇，男，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公共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民族学博士(长沙 410003)。
责任编辑：翊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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