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建清:工行整体上市5000亿缺口的解决方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行论文,缺口论文,整体上市论文,解决方案论文,姜建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年初春寒料峭,但中国银行业却被四大行行长向公众发布的整体上市“誓言”搅动得火热。6月来临,红日似火,但整体上市的消息却不知何故有如冰封。
“整体上市对我们是一个中期目标,并没有对各级行当前工作形成导向性影响,”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某资深人士笑称,“生活依旧继续。”
然而,一份名为《工商银行行长姜建清在中国城市金融学会理事会上的讲话》的报告,却早在去年就首次将工行上市计划完整地勾勒出来——工行欲借力“改革贷款”在5年内整体上市。
“(筹备上市)过程长了不知道外部会发生什么变化。现在外部的变化比内部变化还快……等达到理想状况时,外部条件变化了,比如说盈利不可能这么多了,那就完了。那时间就会变得很漫长,从10年变成15年,所以一切要想办法提前进行。”
姜的此番感慨,是否暗示了在低调谨慎的表象下面,工行其实隐藏着更为炽热的上市情结?
向国家借2500亿
答案是肯定的。但正如姜建清自己所言,“难度很大”
“这几年来我们都在努力做这么几件事,创造条件上市。”姜建清说,“然而这些条件达到后,也没有全部符合上市要求,缺什么?第一缺资本金,大概还缺600亿;第二,5年中提的呆账准备金全部去核销不良资产了,拨备不足;第三,不良资产率降到6%以内还有距离。”
本月刚披露的工行2002年年报显示,堪称业界“老大”的工行,2002年经营利润448.5亿元,比2001年增加29.3%;不良贷款净减321亿元,不良贷款余额比2001年下降4.09%;呆账准备金比2001年多提了83.2亿元,消化历史包袱121亿元,核销额度也达210亿之巨。
然而,加大不良贷款处置力度的结果,是对资产补足能力的削弱:核心资本比2001年减少131亿元,依靠附属资本的增加和扣减项目的减少,资本净值仅较2001年增加179亿元,但核心资本充足率与资本充足率还是比前年下降了。
姜建清认为,国有商业银行产权改革可以打的牌很多,“我在很多银行里干过,不同类型的产权的银行我都干过。”作为从业经验丰富的银行家,姜曾经在上海银行当过行长,也曾当过中外合资的上海巴黎银行董事长,现任工银亚洲董事长。这些职场经历告诉他,“产权制度好了,银行就一定好了吗?不能这么说,情况也不完全是这样。”
工行对症下药,业已形成明确的产权改革路径:首先要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然后要多挣利润,5年间“拼着命”创造2500亿元效益,“实实在在”拿出账面利润300多亿元,用以解决不良资产和财务包袱;再有就是逐步把银行的前台、后台分开,用大型计算机对全国的信贷进行监控,建立完善的内控机制。
上述三个问题涉及约5000亿元缺口需要弥补,如果都靠自己挣钱来解决,估计需要5年-10年。前5年工行可以自己挣2500亿元,后5年的2500亿是挣完了再上市,还是想其他办法?就这“其他办法”,姜建清公开了心中的几笔大账:
工行现有资本2000亿元,按照正常的水平发展5年,资本应该是3000亿元,资产重估后大概在3500亿-4000亿之间。倘若将其中的20%拿去上市发行,也就是700亿-800亿的资产。
假设工行股票公开发行的市净率(市值/净资产)平均为3倍的话,这800亿资产就能筹集2400亿元资金,而这笔钱恰好对应工行后5年发展须挣的2500亿元,也就是说,填补了工行上市的资金缺口。“如果国家能够提供再贷款,或者其他形式,工行提前上市后,上面提到的20%刚好用来归还借款。”
原工商银行副行长、现海南省副省长李礼辉在为工行系统二级分行主管信贷行长的内部会议上就提出:为促进国有银行整体上市,国家应给予一定的财力支援和政策支持,对此项近期投入,国有银行可采取远期补偿的市场化途径和方式。
有业内人士分析,鉴于四大行的国有独资性质,国家对其上市所做的各项支持,实际上是政府减轻即期支付责任的途径之一。通过将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可能带来的现金流量证券化,可以吸引投资人的资金,形成多元股权,最终完成上市目标。同时,上市可以增加不良资产残值的回收能力,客观上减缓政府承担剩余损失的压力。
这种理论与姜建清借钱上市的设想不谋而合。
工行拨备制度
“国有银行最难启齿的就是坏账问题。”姜建清毫不讳言这个敏感话题。
他说,一级分行行长来汇报时都是讲抓了多少存款,放了多少贷款,两种“英雄”,其他就不讲。想方设法高利率拉存款进来,不讲收益,用存款去加大放款,发放贷款出去变成不良资产,走恶性循环的道路。这样的银行离死亡已经不远了。
对于坏账的形成与处置,当然与银行在体制、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脱不了干系,不过在中国城市金融学会理事会上,姜建清还提出了一个新观点——改革成本的转嫁问题。
从坏账问题产生的根源来看,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银行手段的过度运用。几十年来,银行一直被视作社会资源配置上的主渠道,过去是100%、后来是98%、到2000年为92%左右。整个资本市场经过十年发展,筹集资金7000亿到8000亿左右,但银行一年供应就6.3万亿。
“国家对银行改革成本的转嫁,还表现在低风险拨备和高税利分配上。”
长期以来,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拨备制度并没有遵循国际通行的审慎原则。1999年以前,规定逾期2年以上的贷款才能计入表外应收息,而实际上,逾期超过6个月的贷款大部分已无法收到利息,这就导致收益高估;原规定每年只能按年初贷款余额的1%提取呆账准备金,而事实上我国商业银行贷款风险损失概率远远超过1%,这就导致风险成本低估。
收益高估、成本低估,国有商业银行为这些虚无的利润付出超额纳税、超额分配的代价,也埋下了近几年四大行巨额核销、拨备的伏笔。
国家曾对四大行按账面价值剥离14000亿元之举,在社会上一直存有不同看法。李礼辉在内部会议上提出,这14000亿元实际上是国家对国有银行的资本补偿。如今,国有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达到国际标准,上市前仅靠利润太少太慢,必须开辟补充渠道,可行的办法是发行债券、增加次级资本或者引进投资者,改变国有独资的股东结构。
整体上市之争
据了解,四大行就上市展开内部的可行性分析,大致在2001年年初。
工行最初的思路是切出一块,优质资产先拿出去上市。这里面又有两套方案:一是拿优质分行上市。上海行和浙江行不良资产率为6%,盈利能力高,像上海拨备前利润是50多亿,浙江是20多亿,加在一起就是80亿,完全具备上市条件。二是优质业务上市。当时工行正着手推进银行卡业务、票据业务公司化,公司化后搞业务单项上市也就具备了可能性。但无论哪套方案,都强调总行的发起人和控股股东地位,走的是商业银行集团化路子。
从媒体披露情况看,分拆上市应该是四大行最初的基本思路。值得关注的是,去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四大行的调子又一致转为整体上市。就否定分拆所铺陈的理由看,基本上集中在续留部分处理、关联交易披露以及注资扩张前景等技术层面,而这次姜建清在中国城市金融学会理事会的内部讲话中,揭示了一个更为宏观的理由:国家金融竞争力的需要。
姜建清认为,讲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意义,一个是因为它们占了金融体系很大的比重,另一个是其作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组成部分。例如,美国把金融竞争力放在国家的竞争力五要素中的首位,通过它控制世界、垄断世界。其他一些国家,也都有一些比较大的银行,像日本、加拿大、德国、法国这些国家,它的前五大银行也占了国内金融业总量的60%多。“我觉得都跟它们要争抢全世界的金融竞争力有关系。”
为把中国银行业的金融竞争力发扬光大,银行业改革究竟该怎么走?如今学术界观点不一,有人建议把四大行分拆,拆成小的银行;也有人提倡从头再来,搞一些民营银行。
对此,姜建清从侧面作答,给大家描述了中国银行业特有的市场生态圈:工商银行是第一大,4万多亿元资产,四大行都在二万亿元以上;然后陡然落下来,交通银行6000亿元资产;再后面是招商银行,大概二三千亿的资产;最后都是一千亿、几百亿的小型银行。形成一个非常大的落差。
他说,像现在一个小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基本上维持几百亿的规模,很难做大做强。这就要求大家正确看待四大行存在对国家的价值问题。
“中国银行业体量的大落差态势,对于一个国家的综合竞争力,还是非常有作用的。中国的银行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我们要在5年中间,再创造效益2500亿……这样可以基本上使我们的不良资产率降到一位数,在10%左右消化全部财务包袱。”
当这些条件达到以后,离工行整体上市还有2500亿元的距离——这是姜建清绕不开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