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江汉平原“百里荒”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汉平原论文,南宋论文,百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人在描述南宋前期江汉平原的地理面貌时，较常用的是“百里荒”一词，以此说明当时的江汉平原还相当落后，有些地段根本没有得到开发。如《两湖平原开发探源》认为：“两湖平原在元朝以前是荒湖芦荡多于农田，南宋初还有‘百里荒’之称，其间野兽成群，虎狼出没（注：参见《两湖平原开发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24页，第二章第二节“政区建置的政治、经济考察”。“两湖平原”指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因地处今湖北、湖南二省，故名。）；《宋代农业地理》则用“百里荒”来概括当时的整个江汉平原（注：参见《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147页，第五章第一节“荆湖南北农业生产发展差异”。）。作为宋代江汉平原的地名，“百里荒”一词始见于南宋的两部长江游记——陆游的《入蜀记》和范成大的《吴船录》中。陆游于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年）夏自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西行入蜀，赴夔州（治今四川奉节县）通判任。范成大于孝宗淳熙四年（1177年）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任上应召返回苏州故里。二人都乘船东西向横贯江汉平原，在长江的汉阳（今湖北武汉市汉阳区、蔡甸区）至监利（今湖北监利县）段，为避开巴陵（又作“岳阳”，今湖南岳阳市）附近江阔流急的危险，二人都选择了长江北面的汊流河道，即所谓“行于沌中”。沌之东口即汉阳西南的通济口（亦作“沌口”，今武汉市蔡甸区沌口镇即其他），西口在监利附近鲁家洑（注：鲁家洑即鲁洑江，一名太（大）马河，又作太（大）马长川。《嘉靖湖广图经志书》（以下简作“湖广图经”，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2月影印嘉靖元年刻本）卷6荆州府·山川·监利县“鲁洑江”条称：“在县东南三十里，即太马河，南通利江，北入沔汉，三国时鲁肃屯兵于此，故名。”天顺《大明一统志》卷62荆州府·山川“鲁洑江”条亦曰：“在监利县治东南，即太马河，南通荆江，北入汉沔。”），中经沌水和夏水。（注：沌中西段接近利监处的河流实为夏水，宋人常统称为“沌水”。夏水，《湖广图经》卷6荆府·山川·监利县“夏水”条称：“在县东南五（三？稿本不清）里，……首出于江，尾入于沔，亦谓之沱。”清时多称此河为长夏河，其东南段即鲁洑江（太马河）。《读史方舆纪要》（以下简作“方舆纪要”，上海书店缩印本）卷77湖广三·沔阳州“长夏河”条称：“州南四十里。……自监利县流入境，东为大马长川”。民国《湖北通志》（民国十年刊本）卷10舆地十·山川五“夏水”条亦云：“自监利县境鲁洑江，东北流入沔阳州境，名长夏河。”）
正是在这两部游记有关沌水流域的描绘中，人们看到了“百里流”一词。
《入蜀记》称：乾道六年“九月一日，始入沌。……过新潭，……自是遂无复居人，两岸皆葭苇弥望，谓之‘百里荒’。”（注：陆游：《入蜀记》（四部丛刊初编《渭南文集》本）卷5。）《吴船录》云：“（淳熙四年八月）丁丑，发石首，百七十里至鲁家洑。……自鲁家洑入沌。……庚辰，行过所谓百里荒者，皆湖泺茭芦，不复人迹，巨盗之所出没。”（注：范成大：《吴船录》（丛书集成初编本）卷下。）所谓“无复居人，两岸皆葭苇弥望”也好；所谓“皆湖泺茭芦，不复人迹”也罢，都说明“百里荒”确实是人踪罕见的荒凉之地。但是，“百里荒”究竟指哪块地区？这一地区的范围到底有多大？“百里荒”能否代表整个江汉平源，甚至是整个两湖平原？这是值得认真分梳的问题，搞清楚这一点，有助于对宋代江汉平原乃至整个南方地区经济开发的水平得出正确的结论。
其实，借用《入蜀记》和《吴船录》的资料，就可以基本回答上述问题。
下面不妨多用些篇幅来看看《入蜀记》和《吴船录》有关“百里荒”前后的全面记载。
《入蜀记》卷5：
（八月）三十日，黎明，离鄂州，便风挂帆，沿鹦鹉洲南行，……晚泊通济口，自此入沌。沌，读如篆，字书云：水名，在江夏。过九月，则沌涸不可行，必由巴陵至荆渚。
九月一日，始入沌。实江中小夹也。过新潭，有龙祠，甚华洁。自是遂无复居人，两岸皆葭苇弥望，谓之百里荒。又无挽路，舟人以小舟引百丈，入夜才行四十五里，泊丛苇中。平时行舟，多于此遇盗。通济巡检持兵来，警逻不寐达旦。
二日，……晡时，次下郡，始有二十余家，皆业渔钓，芦藩茅屋，宛有幽致，鱼尤不论钱。自此始复有挽路。登舟背望竟陵远山。泊白臼，有庄居数家，门外皆古柳侵云。
三日，自入沌，食无菜，是日，始得菘及芦服，……过八叠洑口，皆有民居。晚泊归子保，亦有十余家，多桑柘榆柳。
四日，平旦，始解舟，舟人云：“自此陂泽深阻，虎狼出没，未明而行，则挽卒多为所害。”……过纲步，有二十余家，在夕阳高柳中，短篱晒罾，小艇往来，正如画图所见。沌中之最佳处也。泊毕家池，地势爽垲，居民颇众，有一二家，虽茅荻结庐，而窗户整洁，藩篱坚壮，舍傍有果园甚盛，盖亦一聚之雄也。与诸子及二僧步登岸，游广福永固寺，阒然无一人。东偏白云轩前，橙方结实，虽小而极香，……毕家池，属复州玉沙县沧浪乡云。
五日，泊紫湄。
六日，过东场，并水皆茂竹高林，堤净如扫，鸡犬闲暇，凫鸭浮没，人往来林樾间，亦有临渡唤船者，使人怳然，如造异境。舟人云：皆村豪园庐也。泊鸡鸣。
七日，泊湛江。
八日早，次江陵之建宁镇（注：“江陵之建宁镇”当为监利县治监利镇之误。龚江《〈入蜀记〉“次江陵之建宁镇”析》（载《历史地理》第6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已证，可参。），盖沌口也。……凡行沌中七日，自是泛江入石首县界。……
与陆游相反，范成大是顺流而下，在沌口行舟的时间较短，前后不过4日，因而《吴船录》对于百里荒的记载也较简略，但其笔下景观与《入蜀记》所见相差无几。
《吴船录》卷下：
丁丑，发石首，百七十里至鲁家洑。自此至鄂渚两途：一路遵大江，过岳阳及临湘、嘉鱼二县。岳阳通洞庭处，波浪连天，有风即不可行，故客舟多避之。一路自鲁家洑入沌。沌者，江傍支流，如海之
，其广仅过运河，不畏风浪，两岸皆芦荻，时时有人家，但支港通诸小湖，故为盗区，客舟非结伴作气不可行。偶有鄂兵二百更戍，欲归过荆南，遂以舟载，使偕行。自鲁家洑避大江入沌，月明，行三十里宿。
戊寅、己卯，皆早暮行沌中。
庚辰，行过所谓百里荒者，皆湖泺茭芦，不复人迹，巨盗之所出没。月色如昼，将士甚武，彻夜鸣橹，弓驽上弦，击鼓钲以行，至晓不止。
辛已晨，出大江。午至鄂渚，……
根据上引资料，可将南宋人所谓“沌水”两岸，亦即汉阳西至监利东的狭长形地带的地理面貌作如下复原：1、“百里荒”距离沌口不远，首尾之间长度大约一日水程，即100里左右，此地属水乡沼泽，尚未得到开发。2、“百里荒”以西另有一段荒僻之地，“陂泽深阻，虎狼出没”，长度约半日航程，亦即50里左右。3、除上述两段地区外，沌中其他地段都有人户居往，有些聚落还“居民颇众”，或有寺庙、津渡和洁净如扫的河堤等，具有一定规模。4、不仅有居民，而且有集市，旅人所需鱼菜蔬果等皆可从乡间集市上获得。
据《宋会要辑稿》记载，乾道四年（1168年）荆湖北路安抚提刑转运司言：“自监利县鲁家洑入沌，内至汉阳军通济口，一去水路约七百余里。”（注：《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九之二六至二七，乾道四年（1168年）五月二十日记事。）其中，“百里荒”的长度不过百里左右，将其与西边另一段荒僻合起来计算，长度最多也不超过150里，只占沌中行程总长度700余里的20%左右。由此可见，南宋前期的江汉平原腹心地带，尽管开发程度有限，但已经是人类活动比较普遍的地方，仅用“百里荒”不能概括整个平原腹地的情况，更不能代表整个江汉平原乃至两湖平原。
值得注意的是，仅在陆游入蜀前6年，即乾道元年（1165年），南宋另一位著名的学者王十朋就走过与后来的陆游几乎完全相同的路线，是年七月，王十朋从饶州（治今江西波阳县）移知夔州（治今四川奉节县），沿长江西上赴任时，为避洞庭风波，他也与后来的陆游一样，自通济口入沌，再从鲁洑江口出沌。在入川的途中，他作诗数十首，对所闻所见作了细致的描摹，这些诗都收在他的《梅溪后集》中。不知什么原因，或许是因为这些诗篇不被看作系统的游记，所以很少受人重视。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诗篇与《入蜀记》、《吴船录》相对照，就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南宋时期长江沿岸地区的地理面貌及其变化。就沌水流域而言，王十朋所见就与陆、范二人有所不同，前者笔下的景致似乎更为荒凉。在《梅溪后集》卷11中有不少诗篇描述沌中景象，依次选录如下：
《宿通济口》：“转矶忧浪急，入沌喜波平……。”
《舟中作》：“……竟日舟行无一家，无边眼界只芦花。”
《九月十五夜》：“……岂知今年秋，扁舟葭苇傍。三日无人烟，雨细风悲凉。”
《过八叠》（诗序）：“有小舟买虾，……。”
《宿纲步》（诗序）：“时已入夜，犹行舟，忽闻石声，知有人家，孤灯一点，盖渔舍也。”诗云：“……纲步知何处，……一犬吠江村。”
《过毕家池》：“……黍熟稻香俱可饭，橙黄桔绿最宜诗。”
《晚过沙滩》：“渔人生计占沙洲，一网鳊鱼二百头，鱼未到家人买尽，明朝一网更盈舟。”
《宿紫微》（原注：“在监利界”）：“……高柳何人舍，孤灯此夜舟。”
《宿王家村》：“扁舟何日到夔川，已泛荆湖半月船。……满眼黄茅仍白苇，荒芜疑是我田园。”
《早至鲁家洑》：“入由通济口，出自鲁家洑，半月良已旁，大江离又复。”
乾道三年（1167年）七月，王十朋自夔州移知湖州（今浙江湖州市），出川东下时“贪看洞庭好，不作沌中还。”（注：王十朋：《梅溪后事》（四库全书本）卷15，“塔子山”。）但对沌水两岸的荒凉似乎仍未能忘怀，在他回程途中的又一首《宿通济口》诗中，诗人写道：“沌水从兹入，中藏寂寞乡。”（注：《梅溪后集》卷15，“宿通济口”。《梅溪后集》卷11，“予自鄂渚登舟近两旬”。）
对照上引陆、范、王3人的记载，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印象：1、自入沌到出沌，王十朋用了“半月”，而后来的陆游只用了7天，二人在沌中行进的时间分别为九月中旬与上旬，同一时期的水位条件相差不大；其间虽有风向的影响，如王十朋在八叠以东的高牙“遇风雨，留两日，既而得顺风，过八叠”，而陆游则未在沌中滞留过；但是，二人行进的速度仍然有较大的差距，据此似可推测，乾道元年时沌中航运的条件比乾道六年（1170年）时较为艰难。2、陆游与范成大时都有“百里荒”地名，王十朋却没有提到，这有可能是因为王氏不知此名，但更有可能的则是因为此时尚无此名。毕竟，王十朋在这一带行进达数日之久。3、陆游以一日半时间驶过“百里荒”，随后经过的下郡“有二十余家，皆业渔钓，芦藩茅屋，宛有幽致，鱼尤不论钱”；白臼“有庄居数家”，然后到达“皆有民居”的八叠。而王十朋“扁舟傍苇葭”的光景持续长达3天，所谓“三日无人烟，雨细风悲凉”；过八叠时才“有小舟买虾”。《入蜀记》中的“下郡”、“白臼”等地名在《梅溪后集》中都没有出现，这很可能是因为王十朋时这些地方仍是荒无人烟。换言之，陆游和范成大时的“百里荒”很可能在王十朋时不止百里，而是有数百里之广，这也很可能就是王时为什么没有“百里荒”之称的原因。4、纲步，在陆游时“有二十余家”，陆游称之为“沌中之最佳处也”；而在王十朋时只是“孤灯一点”，仅不过“一犬吠江村”，可见还没有陆游以后那样多的居民。在陆游时“茂竹高林，堤净如扫，鸡犬闲暇，凫鸭浮没”的东场，王十朋也没有提到，很可能是因为他那时还见不到此番景象。
根据以上的对照，似乎可以说，从乾道元年到乾道六年，不过短短数年间沌水流域就有显著的发展，较多的人口定居于此，较多的地段得到开发，当地的地理面貌发生了变化。此种变化，应是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宋金签订“隆兴和约”、金兵停止南下后，南方经济得以较快恢复发展这一背景下的产物；同时，它是中唐以来全国经济重心南移的一个具体表现，对于改变长期以来南方从总体上落后于北方的传统经济格局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