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世界劳动密集产品市场与美国农业出口的影响——动态递推可计算一般均衡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贸组织论文,美国论文,密集论文,中国加入论文,农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
将纺织品和服装贸易纳入GATT的框架之中以及发达国家逐步取消多边纤维协定（Multi Fiber Arrangement,MFA）关于进口配额限制的承诺，是发展中国家从乌拉圭回合协议中获得的最主要收益。人们普遍认为，发展中国家能够从扩大这些产品的出口上获得巨大的利益。这不仅是由于纺织品和服装在发展中国家制成品的出口中所占的份额最大，而且也因为这些劳动密集产品出口的增长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低收入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关键步骤之一（WhaHHey,1995）。
根据乌拉圭回合协议，MFA配额的废除是分阶段实施的。它包括在为期10年的过渡期中逐步提高在纺织品和服装协议（Agreement on Textile andClothing-ATC）中规定的MFA配额的增长率，逐渐将纺织品和服装的贸易纳入WTO规则，并最终在2005年取消所有的配额限制。
中国在劳动密集产品的出口上一向具有很强的竞争力。然而，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转向出口导向的增长战略，近年来世界劳动密集产品市场（特别是纺织品和服装市场）上的竞争已日渐激烈。例如，南亚国家近年已成为重要的纺织品和服装出口国，它们在世界纺织品和服装市场中的份额增加很快。如果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努力失败，它就不能从MFA配额的取消中获得好处。其结果是中国的纺织品和服装将在世界市场上受到歧视，相对其它已经是世贸组织成员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变得不再有竞争力，从而丧失其市场份额。如同近来的一些研究所指出的那样，ATC条款的实现是中国从加入世贸组织中获益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如果在ATC实施期间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将能从配额增长率的提高中获益，在ATC实施结束时，中国则可因配额制度的取消而获得巨大的益处（Yang,1995;Hertel,et al,1995;Wang,1997)。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和服装出口国之一（1992年占其总出口的30%和世界市场的15%），中国能否从MFA配额的取消中获益将不仅会改变中国生产和出口部门间的资源配置，也将对其贸易伙伴的贸易结构产生重要影响。然而，有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世界上其它国家贸易结构影响方面的研究却非常有限。
本文运用世界生产和贸易的动态递推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来考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世界劳动密集产品市场和美国农业出口的影响。分析的时期为1992－2010年，重点考察取消MFA配额的后果，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劳动密集制成品之间的替代，以及它们对美国贸易结构和农产品出口的影响。本文其余部分内容如下：第二节概述模型的基本结构和分析中采用的主要假设；第三节描述本研究所进行的两个模拟实验；第四节讨论模型的模拟结果；最后一节总结本文的主要政策意义。
二、模型结构
本文所运用的模型是对作者为研究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影响所构造的静态CGE模型的扩展（Wang,1997）。它将世界经济划分为12个地区和14个生产部门。这12个地区是：（1）美国，（2）加拿大，（3）欧盟（12个成员国），（4）大洋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5）日本，（6）韩国，（7）中国台北，（8）香港，（9）中国，（10）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东盟5国），（11）南亚（印度，孟加拉国，巴基斯坦，斯里兰卡），（12）世界其它地区。14个部门包括5个农业部门：（1）稻米，（2）小麦，（3）粗粮，（4）非粮食种植业，（5）畜牧业；2个食品加工部门：（6）肉和奶制品，（7）其它食品；2个自然资源部门：（8）林业和渔业，（9）矿物和能源；4个制造业部门：（10）纺织品和服装，（11）其它轻工业，（12）制造业中间投入品，（13）机械和交通运输设备；以及（14）服务业（其中的一部分分配给国际间的运输）。模型包括五个初级生产要素：农业土地、资本、农业劳动力、非熟练劳动力和专业劳动力。专业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受过同样的基本教育，但专业劳动力一般受过更先进的训练。而农业劳动力只受过很少或根本没受过教育，他们只在农业部门工作。模型假设初级要素在部门间完全流动，但在地区间不流动。农业土地仅在农业部门间流动。
模型假设在每个地区的每一部门都只有一个代表性厂商，每个厂商只生产一种产品。生产函数分为两层。第一层是里昂惕夫（Leontief）投入产出函数。假设厂商生产每一单位的产品需要固定比例的初级生产要素和中间产品的投入，并且初级生产要素和中间产品间不能相互替代。第二层则为常替代弹性（CES）函数，用以确定对五种基本要素的投入。
模型假定不同地区的产品是不完全替代的，即遵循阿明顿（Armington）假设。每一地区的居民在其预算约束下，选择由14类合成商品构成的消费组合以最大化其Stone-Geary效用函数。政府经常项目的开支和投资需求用Cobb-Douglas效用函数描述，即它们对各种商品的需求按总支出的固定份额确定。在每一地区，企业的中间需求、居民消费、政府开支和投资需求形成了对某一阿明顿合成商品的总需求。对于每一地区的每一种合成商品，模型采用两层嵌套的CES函数集结。总需求首先在国产和进口之间分配，然后进口支出再进一步根据成本最小化的原则在模型中的其他地区中分配。因而，每一区域的部门进口需求函数根据Shephard对偶定理由相应的成本函数推导得出，完整的多边贸易矩阵是模型解的一部分。
每一地区的政府对进口征收关税，对出口进行补贴，并对企业征收间接税。关税和补贴因地区和部门的不同而不同。与Hertel等人（1995）相同，MFA配额被处理为起作用的约束，让与配额租相当的出口税率内生调整。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商必须为有限的出口配额付出租金以使他们能够完成出口业务，就像交付出口税一样。因此这种出口配额对经济行为的扭曲可以用根据不同的出口目的国而不同的出口税来近似。模型的每一个模拟期有9542个方程和9638个变量。关于详细的方程和变量清单可参见Wang（1997）。
模型中各时期之间是这样联结的：沿着动态路径，增长由以下4个因素决定：劳动力的增长率，物质资本存量的积累，劳动力技术构成的改变（农村和城镇间非熟练劳动力的转移，专业劳动力的增长），以及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
劳动力的增长率外生设定。它是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Office）对1990－2010年间（以每五年为间隔）的人口和劳动力预测计算得出的，这一预测考虑了人口结构的变化和适龄劳动人口的参与率。
每一模拟时期的资本存量等于上一期的资本存量加上总投资减去折旧，并假定前一期的所有净投资都在下一期变为生产资本。
资本存量的积累模式取决于折旧率（设为外生）和投资率，后者由每一地区的要素报酬生成的收入以及每一地区的居民储蓄和消费的行为参数决定。
假设农业劳动力和城镇非熟练劳动力在生产函数中是不能相互替代的，但他们通过城乡间的劳动力转移相互联系起来。这种转移由模型内生确定，由城乡间工资差别及生产和贸易结构的变化所驱动。专业劳动力的增长是根据世界银行对每一地区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的增长来估计的（Ahaja and Filmer,1995），这一估计提供了可能成为合格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劳动力人数变化的指标，因为随着高等教育的增长，专业劳动力在社会总劳动力中的份额也将相应增长。
TFP的增长率根据世界银行的经济计量估计结果外生给定。 （Thomas andWang,1993,Martin and Mitra,1996）。
基期年的均衡数据集是一个1992年世界社会核算矩阵（Social Accounting Matrix-SAM），它是作者根据全球贸易分析项目（Global Trade AnalysisProject-GTAP）数据库（第三版，Hertel,1996）估计的。有关这类多国社会核算矩阵的细节及其构造可参考Wang（1994）。模型是用GAMS在计算机上实现的（Brook et,al,1988）。
三、模拟设计
CGE模拟中广泛运用的对比实验（counterfactual experiment）是对经济理论分析中常用的比较静态分析方法的实证模拟。这种实验首先假设模型中的经济处于一个在给定政策框架下的一般均衡状态（可以是非瓦尔拉斯均衡），利用给定基期年的数据计算出模型中的各种参数值，从而使模型的数值解正好能够重新生成基期年的数据（即标定）。通过比较基期数据和政策参数变化后的模型解，我们可以对任何假设的政策变化进行对比分析（Whalley,1985）。这种数值比较静态分析方法使CGE模型可以同时估计贸易政策变化所导致的贸易条件效应和斯托尔帕－萨缪尔森效应。
本文比较了两个不同模拟方案的结果。方案I模拟了在没有中国和其台湾省参与的乌拉圭回合贸易自由化情况下世界经济的增长趋势。表1提供了乌拉圭回合所达成各地区分部门进口保护率削减的百分比。它们是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由GTAP（第三版）数据集结得出的。GTAP数据包括31个GTAP部门（不包括6个服务业部门）和28个GTAP地区（不包括中国和中国台北）。此外，根据GATT秘书处的估计（1994），发达国家的国内农业保护平均减少18%，发展中国家是13%，发达国家农业出口补贴减少的幅度为36%，发展中国家为24%。所承诺的这些削减对于发达国家要求在6年内实现，而对发展中国家则为要求在10年内实现；每个模拟期的削减幅度是根据线性公式计算的。由于在此方案中中国和其台湾省被排除在WTO之外，它们纺织品和服装出口的MFA配额以不变的速度增长，并将在2005年之后仍持续下去。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MFA配额则加速增长，并在2005年消除配额制度。基期年配额的增长率是根据日内瓦国际纺织品和服装局提供的双边贸易数据计算出的。对所有的WTO成员，加速的年配额增长率在1995—1997年间为16%，在1998—2002年间再增加25%，在2003—2005这最后三年，增长率每年再提高27%。
表1 模拟设计：分部门和地区的进口保护削减（%）
数据来源：根据世界银行估计数计算
在方案Ⅱ中，所有的增长因素和方案Ⅰ都相同，但假设中国和其台湾省加入了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程[1]。中国关税的削减结构是根据中国最近（1996年4月）的单边关税减让计算的，按海关协调商品目录代码（HS）分类的关税税率加总，并以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中的1994年贸易数据加权。假设中国加入WTO时会在现有的关税水平上再削减50%。在农产品进口方面，除食品加工部门外几乎没有关税减让。中国台北农产品的关税削减幅度由台湾农委会提供，而非农产品的关税削减幅度假定为36%。模型中1992—2010年的平均进口保护率的变化情况如表2所示。因为在此方案中中国和其台湾省成为WTO的成员，其纺织品和服装出口将受到与其它发展中国家一样的待遇。
表2 假设的乌拉圭回合贸易自由化期间的进口保护率变化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表1按线性公式推算
四、模拟结果
4.1对中国在世界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所占份额的影响
图1描述了在上述两种方案下中国、东盟和南亚在模拟期各自占世界纺织品市场的份额。它表明如果中国被排除在WTO之外，其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从1996年起将呈逐渐下降的趋势。而在2005年当针对其它发展中国家的配额制度被废除时，这一下降超过1个百分点。东盟从中获益最大。它们的市场份额将从基期年的8.2%提高到2005年的9%，到2010年则将超过20%，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和服装出口者。南亚的市场份额也将有较大的增长，从基期年的7.4%提高到2010年的近10%。然而，如果中国加入WTO，从分阶段取消对其纺织品出口的配额中获得好处，它在世界纺织品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将会在模拟期内提高，2005年之后将获得比被排除在WTO之外的方案Ⅰ高出10个百分点的世界市场份额。从而使中国仍作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纺织品和服装出口国进入下个世纪。相反，东盟国家的市场扩张将会比方案Ⅰ减少一多半，而南亚国家的市场份额则下降了。这一结果说明了发展中国家纺织品和服装产品之间的高度替代性，以及由于将中国完全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在世界劳动密集商品市场上所造成的竞争压力。
图1 世界纺织品市场份额的变化—中国、东盟和南亚（1992—2010）
比较中国劳动密集产品出口在受限制的和不受限制的进口市场上的表现，能进一步澄清中国能否从取消MFA配额中获益所带来的不同后果，以及对其它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市场上出口潜力的影响。图2和图3给出了模拟期内中国和其它亚洲国家在美国纺织品和其它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市场上的市场份额。因为进口受到严格的配额管理，纺织品和服装代表了受限制的市场。其它劳动密集型消费品代表了不受限制的市场，模型中假设对它们没有数量限制。模拟的结果清楚地表明，不管中国是否加入WTO，在整个模拟期内，中国产品在美国非限制性进口市场上的份额都远远大于东盟和南亚国家。然而，加入WTO将提高中国市场份额的增长，有利于中国在2010年以后维持其领先的市场地位，尽管由于在2005年MFA配额制度的废除会导致国内的生产资源从其它劳动密集型消费品部门流向纺织品、服装部门，从而使中国在美国其它劳动密集型消费品进口市场上的份额略有下降。
图2 在美国受限制产品（纺织品）市场份额的变化—中国、东盟和南亚（1992—2010）
图3 在美国非限制性产品市场份额的变化—中国、东盟和南亚（1992—2010）
然而，在受限制的MFA市场上，有没有WTO成员的地位将对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都造成很大的差异。如果中国被排除在WTO之外，其纺织品将在美国市场上受到歧视性待遇，结果是中国的市场份额由基期年的10%下降到2010年的5.6%。东盟和南亚的纺织品出口将超过中国，从而占据美国市场的大部分（在2010年东盟为36.1%，南亚为11.4%）。然而，如果中国加入WTO，到2005年当数量限制完全取消的时候，中国在美国纺织品进口市场上的份额将有很大的提高，到2010年将占领美国市场的近1／3。
占据世界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份额的不同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呢？首先，它意味着从劳动密集型出口中获得外汇的多少。然而，随着中国工业化和产业升级的加速，这一作用已变得不如以前那么重要。统计数据表明，自1994年电子和机械产品已超过纺织和服装，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类别。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大量的非熟练劳动力，特别是农业劳动力的存在，以及其它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我们就不难得出以下结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在缓解中国当今的就业压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众所周知，中国的劳动力规模是非常大的。中国的劳动人口（15－64岁）在1995年是7.23亿，约占世界总数的29%和低收入国家劳动人口的一半（World Bank,1995）。预计在2025年它将达到8.14亿，是所有OECD国家的2.1倍。仅中国出口导向的东南沿海地区城镇劳动力的总数就大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劳动力的总和。而且，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以隐性失业的方式存在于农业部门（估计为1.2—1.5亿）。如此巨额数量的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中国工业化过程中所面临的最困难的任务之一。而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乡镇企业曾经是中国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一个主要渠道（在1979—1993年间吸收了一亿人就业）。这些事实说明尽管近年来有着高资本积累率和大量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中国作为一个劳动力丰富而资本稀缺的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在近期内不会改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为了现代化广大的内陆腹地，还必须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并继续扩大其在世界出口市场上的份额。由于工业发达国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主要进口国，发达国家对中国产品实行歧视性政策将限制中国扩大其劳动密集型产品占世界市场份额的能力，甚至会导致这一份额的缩小。及早加入WTO是保证中国获得取消MFA的益处和避免在世界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上受到歧视的最有效办法。
4.2 对中国出口结构和农产品进口的影响
图4描述了模拟期内中国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它表明中国纺织品和服装出口占其总出口的比重在下降，而电子和机械出口的比重在上升。这一结果与近年来中国外贸统计数字是一致的。有三个基本原因造成了这种变化。首先，如同前面所讨论的，发达国家市场对中国纺织品出口的数量限制制约了中国的增长潜力，迫使生产资源投向其它制造业活动，包括电子和机械。其次，中国正处于一个快速的投资增长和资本积累的阶段。从1991—1995年，固定资产投资平均每年增长36.1%，按不变价计算年均增长率为20.6%。同一时期内，中国也是发展中国家里最大的FDI接受国，国外净资本流入超过了1000亿美元。其直接影响就是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扩大。如贸易理论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供给的增长将导致资本密集部门产出的增加和其它要素密集型部门产出的减少（罗勃津斯基Rybczynski定理）。最后，受过去中央计划经济传统的影响， 中国的产业政策更偏向于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
图4 中国出口结构的变化（1992—2010）
加入WTO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一趋势，因为如同大多数新兴工业化国家正在进行的那样，中国最终要使其产业结构升级。但是如同图4所示，加入WTO将使中国劳动密集型纺织品的出口占总出口的份额在2005年以后的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提高10个以上百分点，从而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增加非熟练工人的就业机会并逐步吸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有效渠道。
图4也表明了中国的总出口中农产品所占份额下降的趋势。加入WTO将会加速这一趋势，因为纺织和服装业的扩张将一方面导致生产资源从农业和其它部门流出，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对食品和农产品的国内需求，造成农业出口的下降和进口的增加。
有趣的是中国的主要竞争者如南亚国家出口结构的变化正好与中国相反。如同图5所示，如果中国加入WTO，在2005年之后，南亚国家出口中的纺织品份额将下降6个百分点，而农产品在出口中所占的比重则提高近2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加入WTO减少了其它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盟和南亚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使它们的劳动密集型部门由于利润减少而不能再吸引象在方案Ⅰ中那么多的生产资源。从而使更多的生产要素仍保留在这些国家的农业部门中。而中国和其台湾省对农业进口需求的增加相对提高了世界农产品的价格，从而导致了这些国家农业生产和出口的扩张。
图5 南亚国家出口结构的变化（1992—2010）
图6提示了方案Ⅰ和方案Ⅱ在中国食品和农产品进口方面的差别。除总的食品和农产品进口之外，我们也在同一张图上给出了中国非粮食种植业和食品加工业（两个最受纺织业影响的农业部门）进口的变化趋势。由于经济和人口的增长，即使中国被排除在WTO之外，在模拟期内中国总的农产品进口也会以年平均8.5%的速度增加。加入WTO会使中国农产品进口的增长每年再提高1.5个百分点，到2010年两个方案之差达到80亿美元。从图中也可清楚地看到2005年MFA配额制度的废除将加速这一增长，因为这一政策冲击比在乌拉圭回合协议实现期间的加快配额增长率以及其它任何措施的影响都要强。在部门水平上，非粮食种植业进口的增加主要是由于原材料投入需求的增加推动的，如纺织业的扩张导致对棉花需求的增加，即使对这些产品的进口保护并没有减少。食品加工业产品进口的急剧增加则是较低的进口价格（在模拟期间关税削减了55%）和由于逐步取消MFA配额造成生产要素从食品加工部门流向纺织业这两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中国的食品加工部门也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它与纺织业和服装部门竞争生产资源，该行业在中国加入WTO之后进口价格有较大下降的情况下则难以保持其原有的生产水平。
图6 中国的食品和农产品进口（1992—2010）
4.3 对美国贸易结构和农产品出口的影响
由于中国加入WTO所引起的上述结构变化对美国有什么影响呢？图7提供了分别在方案Ⅰ和方案Ⅱ下美国对中国食品和农业出口的变化趋势。中国加入WTO将增加美国对中国的农产品出口，使其年增长率从8.7%提高到11%，在模拟期的最终年份，将增加约21亿美元。其中食品加工部门获益最多（到2010年为18.5亿美元，几乎占总增加额的90%）。
图7 美国出口到中国的食品和农产品（1992—2010）
中国加入WTO将使美国农产品在中国农产品进口市场上的份额在2010年由方案Ⅰ的20.05%增加到22.64%。中国的WTO地位对于提高美国食品加工业在中国市场的份额非常关键，它将使美国的这些高附加值商品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提高10个百分点，而否则该市场份额会逐步下降。这一结果也说明了中国削减进口保护水平对于美国农业产品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中国如能将其他农业部门的保护水平也象食品加工业那样削减50%以上，将能够为美国农业和农场主带来巨大的利益。在2010年，中国加入WTO为美国全部农产品出口带来的增加量为28亿美元，约占当时美国总农业出口的2.3%。为美国食品加工产品出口带来的增加量则为19.3亿美元。
中国加入WTO对美国的出口结构只有很小的影响（表3）。在模拟期内美国农业和机器设备的出口比重将持续提高而纺织品和服装在出口中的比重将不断下降。中国加入WTO会使这一过程有所加快。而这一结构变化与美国经济的比较利益优势相一致，因为它有充足的农业土地和资本以及相对稀缺的劳动力。
表3 中国加入了WTO对美国出口和经济结构的影响
这样的结构变化会给美国经济带来问题吗？有关美国劳动密集部门的非熟练劳动力就业情况的模拟结果表明这种结构变化并不会形成严重的问题。首先，1992年在美国纺织和服装业中就业的非熟练劳动力仅占美国非熟练劳动力总数的不到2%，而且不管中国加入WTO与否，它都将随时间逐渐下降。中国加入WTO将加速这一过程，导致从纺织业中转移出的非熟练劳动力的人数在模拟期内提高约10%（在整个模拟期为7万人，即平均每年不到5000人）。事实上，当美国解除对劳动密集型消费品进口的数量限制后，从中国涌入美国的这类商品并不会取代大量的美国工作岗位。被取代的是中国台湾省、香港和韩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作，因为这些工作已经和正在转移到中国[2]。美国这样的工作岗位早在20年前就被新兴工业国家（地区）所取代了。
五、主要政策意义
本文分析了中国加入WTO对世界劳动密集产品市场和美国农业出口的影响。中国是否能从MFA配额的废除中获利将对其贸易伙伴的贸易结构有十分重要影响。其主要政策意义可总结如下：如果美国解除对从中国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数量限制，并以此换取中国对美国食品和农产品进口的开放，对中美双方都是有利的。在双边贸易谈判中双方都有各自的筹码。美国可以选择给予其它低收入国家优惠待遇，从而限制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在美国进口市场上的增长。从长期来看，这将不会对美国消费者造成重大的影响，因为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之间的可替代性是非常高的。中国也可以保持其当前的食品自给政策，限制美国农产品的进口。然而，这将导致经济效率的损失并增加其在解决日趋严重的失业问题方面的困难。对中国而言，最好的策略是以开放食品和农产品市场（以及其它市场）为筹码使发达国家解除对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限制。同时，除美国外，中国也应该与其它主要的农产品出口国协商以寻求最好的报价。虽然中美双方都有其他可选择的策略，但如果就此问题达成一项协议将会大大提高双方经济的效率。
注释：
[1] 如果中国加入WTO，中国台湾将同时加入。
[2] 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结构相对灵活，比较容易实现产业的升级和转换，形成与中国经济相互补的经济结构，因此可以预期，其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世界市场份额的减少并不会对其就业形成巨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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