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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72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79(2002)03-0008-05
自从1999年1月13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以来，已有包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在内的67所普通高校获准成为“开展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院校”。那么，什么是现代远程教育？现在一般都把除中央电大之外的普通高校网络教育学院称之为“网大”。照此理解，现代远程教育就等于网络教育。《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在原有远程教育的基础上，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以“有效地发挥现有各种教育资源的优势”。可见，把现代远程教育简单理解为“网络教育”是片面的。如果把它作为电大办学的指导思想，则可能不利于远程教育在电大的健康发展，不利于发挥优势。
一、中国现代远程教育的八大问题
目前，远程教育在我国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发展着。电大作为我国远程教育的主流办学实体形势尤为喜人，但是，也出现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当然，这些现象有一定共性，在其它试点院校也不同程度存在，归纳起来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过分依赖现代信息技术在远程教育中的作用。有人甚至认为，“新办网上远程教育不像新办实体学校那样需要校舍、图书馆、运动场和教职工，只要有几台计算机（服务器），注册一个域名，组织网上的课程资源就可以搞起来。”（黎加厚，2001）这种现象在西方国家开展远程教育的初期也十分普遍，许多学者称之为“技术决定论’。(Hawkridge,1995;Sewart,1998;Hamza and Alhalabi,2001)由于已经领教了其负面作用，因此，西方国家现在越来越重视“软环境”的研究和建设。
第二，把信息与知识之间的关系简单化。诚然，现代信息技术能为学习者提供海量的信息，但信息并不等于知识。(Boyle,1997)正如英国开放大学副校长Laurillard教授(1993)所指出的，这是一种十分幼稚的说法。如果知识这么轻而易举地获得，那么充分利用现有图书馆就行了，干吗要花这么多的人力财力搞网络资源？推而论之，学校也可以关门大吉或从根本上转变职能，教师只著书立说就行了。
第三，对远程教育是个系统工程的认识不充分。远程教育不但是个系统工程，而且还是个庞大的工程。例如，招生的宣传准备、注册入学、学习资源的建设、教学组织和管理、学习支持服务、学习过程的监控、学习效果的评估和反馈、教育技术的选用和投入，等等，无不属于这个系统工程的组成部分(Freeman,1997;Moore and Kearsley,1996)，远非“‘三五个人、七八条枪’就可以搞起一个‘网上学堂’”那么简单。（黎加厚，2001）
第四，对现代远程教育的教学特点和规律、学生的学习心理等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比如，我们往往强调现代信息技术的交互性，认为这能弥补传统函授或广播电视教育的不足，使学生能获得课堂教学的效果。这种认识基于以下两个前提：一是课堂教学效果好。我们认为这个立论恐怕很难成立。课堂教学有优有劣，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并非只要师生有交流，教学效果就好，而关键是要研究何种形式的交流能提高学习效果。(Barnes,2000)二是因为有交互性，师生之间的距离也就消失了。但是，诚如Evans(1994)所指出的，远程教育中的“距离”并非只指静态的距离，可以用公里或米来衡量，而是包含复杂的、动态的“距离”概念。也就是说，这一概念不同于时空上的距离，而是涉及社会、经济、宗教、政治、个人经历以及其它个人因素等方方面面。因此，必须有完善的学习支持服务体系，才能有效消除师生之间的“距离”。
第五，适合远程学习的资源（包括网络的、多媒体的和印刷品等资源）严重不足。毋庸讳言，我们目前的教材有鲜明远程教育特色的不多，仍没有摆脱传统教材的模式，致使教学质量很难保证。
第六，对远程教育服务对象的定位与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初衷不尽和谐。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重视学历教育，轻视作为构筑终身学习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非学历继续教育。事实上，在西方发达国家，远程教育是继续教育／岗位培训的主要模式。我们目前的远程教育，基本上是立足于城市，与普通高校争生源，在很大程度上是“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早在1992年发表的报告——《亚太地区远程教育调查》中就曾指出，这样的远程教育没有真正起到扩大教育机会、消除教育不平等的作用。例如，某网络学院在19个省建立了学习中心（实际是联合办学），而这些中心不是在省会就是在城市，服务不到广阔的农村，尤其是边远地区。这一现象在今春的成人高考报名期间表现更为突出，几十所“网大”以及许许多多普通高校的成人教育学院打着远程教育的旗号出现在各大中城市。相比之下，电大在这点上还是做得比其它试点院校好，但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有待去开拓。
第七，教师培训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许多电大舍得花巨资搞硬件建设，但相比之下，花在教师培训上的钱就太少了。教育不管发展到什么阶段，教师的主导地位是不会改变的，而改变的只是教师的职能。因此，要舍得花钱，对从业人员进行培训，使他们能胜任新的角色。Cuban(1986)指出，从教育技术发展史看，教师的培训是关系到新的教育技术能否发挥作用、在教学中扎下根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八，推波助澜，媒体宣传、导向有误。现代远程教育在我国还是新生事物，起步阶段所出现的这些问题是很正常的。事实上，这些也正是起步早的西方国家当年所经历过的，这一点我们不难从文献中找到佐证。现在，许多文章都热衷于引用美国远程教育为例子，以说明网络教育的优势。然而并非所有网络教育机构都能取得预期的成功，在美国这方面的例子也有，且有不少，有的甚至损失惨重。美国的学者们认为，网络教育一定不能忽视教与学的研究，不能一味强调对技术的投入。Hamza和Alhalabi(2001)对美国的教育现状进行分析后也认为，过去20年美国政府虽对教育技术的应用注入巨资，但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教育质量也没有因此而有明显提高。Pole(2001)同样指出英国许多网络教育机构没有获得预期的效益。我们认为，我国虽然起步晚，但这完全可以成为我们的优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认真吸取他人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赶上甚至超过先行者并非天方夜谭。
二、信息技术在远程教育中的位置
Kirkwood(2000)认为，信息技术包括电视、视频、音频和电信以及计算机网络等。从教学的角度看，技术无优劣之分，并非新的、昂贵的技术效果一定更好。从应用的角度看，如何恰当发挥各种技术的优势，扬其长避其短，远比选用单一技术更重要。从科学史的角度看，新技术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旧的同时被淘汰，而是使人类又增加了一种可以利用的手段。(Bates,1993;Moore and Kearsley,1996;Richter,2000;Fahy,2000a)另一方面，Barnes甚至强调，许多信息技术不是为教育用途专门设计的，不一定非常适用于教学。因此，充分认识各种信息技术自身的特点，结合教学实际，加以合理利用，这样才能发挥技术在提高教学质量方面的潜力。如果一味追求“高、精、尖”，那么就违反了大众教育的初衷。
英国开放大学副校长Geoff Peters教授(2001)指出，他们在决定采用何种技术之前都要考虑三个因素：成本效益，学生（包括辅导教师）能否用得上，及教学效果（是否优于面授）。这三点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不具备这三个方面的优势，谈何“在教育资源短缺的情况下办大教育”？即使在发达国家也非人人都能用得上现代信息技术。(Kirkwood,2000;Fahy,2000b)除了是否拥有相应的技术工具外，师生对使用信息技术进行教与学的认同程度如何、是否有过这种经验、对技术的态度（如技术恐惧症）、使用是否方便容易、技术环境如何（如上网速度）、是否擅长通过信息技术进行交流等等诸方面的因素都是我们在决定选用何种技术时必须认真加以调查了解、充分衡量的，否则，不但学生因种种原因而没有动力，教师也同样会缺乏动力。在远程教育中，动力是师与生都必不可少的心理素质。(Cornell and Martin,1997)中央电大“电大在线”网站有一个栏目，专门收集同学们对前个学期网上教学资源等的意见，外语部拟建一个英语网站（与英国文化委员会共建），也在网上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师生的想法。这都是值得大力提倡的科学态度。
Peters教授还指出，与其说开放大学采用多媒体(multimedia)，不如说是采用多种媒体(multiple media)。这句话貌似简单，实则有其深刻内涵。我认为，“网络教育适合每个人”（《光明日报》2001年10月4日）的这种提法是典型的技术决定论，理论上站不住，在实践中也肯定行不通。
三、英国开放大学的成功经验
英国开放大学从1971年开始招生，跟诸多老牌的大学相比，实属小字辈，而且由于它从一开始就不同于主流(conventional)大学，因此更显得“卑微”。然而，在这短短的30年间，它却以骄人的成就向世人证明：远程教育机构同样能培养出一流人才，跻身于高水准大学之列。现在，无论是在研究方面还是教学方面，英国开放大学都居于优秀学校行列，有些研究领域还是世界一流的。(Daniel,2001a)因此，它当之无愧是世界远程教育的典范。
那么，他们成功的秘诀何在？原校长、现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副总干事Daniel归纳为四大因素：一是高质量的多种媒体学习资源，二是为学生提供充分的学习支持服务——辅导教师与学生的比例是1:20，而国际通行的比例是1:25(Heydenrych,2001)，三是健全的后勤支持服务和行政管理机制，四是大兴研究之风。(2001a)而这各个方面的工作又各有一套完善的质量保证机制，保证了这个大系统的各子系统能协同运作。(Peters,2001)
第一个成功因素涉及信息技术的选用，上面已介绍，不再赘述；另一核心是文字教材。他们的课程组机制溯源于建校之初，至今仍为国际同行所推崇。首任校长Walter Perry勋爵甚至认为这是他们对高等教育发展所做出的最有意义的贡献。关于课程组机制，笔者已有另述。（肖俊洪，2001）
第二个因素主要涉及面授辅导教师队伍的建设。现有的9,000名兼职教师已经纳入开放大学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享有专职职员的一定待遇（如哺乳假等），因此官方的称呼是“辅助讲师”(Associate Lectures)，以示他们已经是开放大学的一员。辅助讲师归口13个地区中心管理。地区中心的主要职责就是平时的教学管理，包括给学生提供各种学习支持服务。Daniel(2001b)认为，开放大学最大的突破在于课程组机制和辅助讲师机制。课程组保证学习资源的质量，但前提是要有规模效益，否则便无法投入足够资金开发高质量课程；而办学的规模效益离不开辅助讲师的工作，如果他们教学水平一般，吸引不了学生，没有规模，也就没有效益。所以他认为这两个机制的有机结合既保证质量又具备规模，这是他们的独创之举。
至于第三个因素，他们最大的特点体现为工业化的劳动分工，各部门职责分明，各司其责，少有扯皮，部门领导（更不用说校一级领导）不必事事亲躬，工作效率极高。而在我国，基层电大的老师一般都得担任班主任，不但要教学，且还有许多繁杂的行政事务，如学生注册、收费、分发教材、填发成绩、办理补考等等，这些工作在开放大学都有专门人员负责，由他们直接和学生打交道。
第四个因素的确也值得他们引以自豪。教师队伍中在国内外各学科领域享有一定声誉的不乏其人，老师们在学术界十分活跃，或著书立说，或积极组织或参加各种学术活动，校内各种学术活动频繁，既有请进来的，也有走出去的。因此，学术气氛一点都不比普通高校逊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扎根于教学实践的研究，这方面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在远程教育理论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在世界远程教育文献中占有相当的比例，而这些理论又大多源于他们对自己教学实践经验的归纳和提练，反过来又被用于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四、对巨型大学——中国电大的反思
中国的广播电视大学办学历史不长，但已经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重彩浓墨的一笔。我们所取得的成就不但在国内得到广泛的认可，在国际上也十分引人瞩目。与国内普通高校的网络学院比较，我们的优势主要体现在：
①我们已经建立了从中央到市县，乃至乡镇的全国性办学网络，这是任何一家试点院校所望尘莫及的，这一优势连外国同行都羡慕不已。
②我们是从事远程教育的专门机构，远程教育是我们的使命；而非其它试点院校的主要使命。
③我们是远程教育的先行者，不管是在教学资源建设、教学组织和管理，还是在学习支持服务等方面都打下了牢固的基础，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建立了一系列符合国情、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
④我们有一支长期从事远程教育的教职工队伍，人数达5.4万（其中专职教师2.4万），还有一支相对稳定的兼师队伍，人数达1.9万。在中国不会有第二所学校的人力资源能达到这个水平。
⑤我们对信息技术并不陌生，硬环境也比较完善。比如，中国教育电视台利用通信卫星转发3套节目，主要就是播送中央电大课程，也已经有地方的电视台播放电大课程。除此，从中央电大到各省级电大都已经建立计算机网络系统，开始利用网络进行教学和管理，许多地市电大也已联网。
⑥我们与许多国际远程教育机构已经建立良好的交流和合作关系，能更快融入全球化进程。
⑦我们不但有从事远程学历教育的经验，远程非学历教育也有一定的基础。
上述优势已经成为我们“电大人”的一笔无形巨资，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因此而骄做自满、停滞不前。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实施使我们的事业更加充满生机和活力、机遇和挑战，因此要不断总结经验才能进一步提高自己在网络时代的竞争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基于这种认识，笔者虽为“匹夫”，但不敢“忘责”，拟结合在英国开放大学的研究和考察心得，斗胆就一些问题谈谈自己的肤浅认识，以抛砖引玉。
首先是师资问题。我们虽有2.4万专职教师，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这支队伍的整体素质，尤其是学科专业素质不容乐观。从大环境讲，我们现在确实还没有营造容纳教学型和研究型兼备的教师的氛围，教师队伍建设还没有被真正摆到各级领导的议事日程。比如，各级电大每年的预算中科研经费所占比例有多少？一些领导认为教师能上讲台就行。其实，这还不行，应该看在讲台上课讲得怎么样。教与研相长，这本是无可非议的。不少教师终日忙于一般事务，根本没有条件和机会参加学术活动，长期以往，专业水平怎能提高？从事业发展的角度看，这无异于“杀鸡取蛋”。我认为，各级领导都应真正关心、支持教师从事科研，为大兴研究之风创造有利条件，树立电大新形象。
第二，兼师队伍的建设也不容乐观。在现有的1.9万兼师中，素质参差不齐，有一流的专家学者，但也有不具备从事高等教育资格的人员。一些基层电大，尤其是地市级以下的，兼师队伍中中学教师仍是主体。我们认为地市级电大都应建立相对稳定、具备资格的兼师队伍，同时也应肩负协调管辖内电大的兼师聘请任务，以此带动整体教学质量的提高。另一方面，应该对兼师进行开学前的岗位培训，因为他们毕竟不是专门从事远程教育工作的。再有，要进一步健全兼师管理机制，不能把与他们的关系看成是简单的雇佣关系，要使他们在心理上对电大有认同感、归属感，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
第三，管理工作是我们比较薄弱的环节，既有普通高校管理模式的烙印（客观方面），也有机关官本位的痕迹（主观方面）。要彻底改进管理工作，牢固树立服务意识（上级为下级服务、基层为学生和教师服务），以调动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否则，现在有了货比三家的环境，学生就会离我们远去。要发挥信息技术优势，使管理工作朝网络化迈进。
第四，在学习支持服务系统的完善和文字教材的建设方面，我都已有另述（肖俊洪，2000、2001），这里主要谈多种媒体资源的建设。我们目前比较注重网络资源以及其它具有一定交互作用的资源（如CD-ROM）的建设，这个大方向完全正确，因为这一领域对我们来说也是新生事物，应加大研发力度。但正如前面所谈到的，信息技术的选用涉及到诸多方面的因素，因此在探索阶段应充分吸收国外新的研究成果，提高我们自己研究的针对性和适用性，减少不必要的盲目性。
第五，科学的质量监控体系是保证远程教育工程顺利实施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在这方面英国开放大学的经验值得借鉴。（肖俊洪，2002）我们不但要监控教学质量，也要监控学习支持服务质量、后勤保障和行政管理质量以及科研质量。通过监控，我们才能清楚了解优势何在，哪些方面需要改进。质量监控是一门科学，不但需要领导的重视，更需要有由专业人士组成的专职队伍把它作为常规工作来抓。
第六，在岗位培训方面，我们还有许多潜力可挖掘。比如，我国加入WTO后，各行各业与国际接轨势在必行，岗位培训是接轨的必经阶段，我们已经有了与国外同行合作的基础和经验，因此轻车熟路，可以考虑扩大合作领域，为国内企业提供高质量的员工培训。远程培训应该是非常适合国情又能发挥电大优势的途经。凡此种种，都值得我们认真考虑。
第七，从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出，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还是十分艰巨的，单靠中央电大400名员工，力量太薄弱了。为此，我认为，应进一步对全国电大办学网络进行整合，发挥整个网络的整体效应。我们既要强调成员之间的协作，更要创造良性的内部竞争环境；要建立谁投资谁受益并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的机制，鼓励更多的省级、地市级电大参加教学资源建设、管理系统软件开发等。当然，中央电大要坚决屏弃本位主义，没有整个电大网络作为大后方，小集体的利益能持续多久？比如，我们的教材尽管发行量很大，但价格却居高不下，这就很不正常了，违背经济规律。相比之下，英国开放大学却是千方百计降低教材成本。
第八，作为“电大人”，我们要进一步树立自信心和自豪感，进一步提高电大的形象。有些同志认为我们比普通高校低一等，有自卑感，这是很不应该的。如上所述，我们在许多方面不但不比人家差，而且还领先了一步。当然，我们在某些方面也与人家存在差距，意识到差距是急起直追、赶超先生的可喜第一步，而不应成为努力进取的绊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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