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透明度的趋势、制度安排和宏观经济环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透明度论文,宏观经济论文,货币政策论文,趋势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2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72X(2010)05-0081-05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新西兰(1990)、加拿大(1991)、英国(1992)和瑞典(1993)等国的中央银行就采用了“通胀目标制”的货币政策框架，通过法定的政策目标和沟通机制，使货币政策具有了很强的透明度和可信性。其他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虽然没有采取通胀目标制的形式，但货币政策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也越来越高，如已经非常成熟的美国、日本、瑞士的中央银行，成立不久的欧洲中央银行以及巴西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的中央银行。可见，越来越多的中央银行开始接受“透明度”，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正在演变成一个国际趋势。
由于货币政策透明度是逐步提高的，所以在实证研究中难以对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透明度情况进行纵向比较，一般是使用多个国家或地区同一时期数据对比分析。本文根据Geraats(2009)使用Dicer和Eichengreen(2009)[2]收集的数据测算的E-G指数，发现世界范围内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已经取得了显著提高，但实践中呈现出执行较高行政透明度和经济透明度，实行较低程序透明度和政策透明度的变化趋势。同时发现，透明度的增强并非中央银行独立性提高的结果；长期透明度趋势与初期通胀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而具有较高货币政策透明度的国家在提高透明度之后往往会出现较低的通货膨胀率。
一、Eijffinger-Geraats指标法简介
货币政策透明度是中央银行对政策制定过程中相关信息的公开程度，它是一个涉及到货币政策制定过程每一方面的多层面的概念。Geraats(2002)根据货币政策不同阶段的信息披露，将透明度分为五个方面：行政透明度、经济透明度、程序透明度、政策透明度、操作透明度。在Geraats(2002)研究的基础上，Eijffinger和Geraats(2006)根据各国中央银行实际披露信息的情况，从行政、经济、程序、政策和操作五个方面各设计了三个问题(表1)。对每个问题完全肯定的回答得1分，完全否定的回答得0分，其他情况则得0.5分，将各项分数加总后得到的数值即是一国货币政策透明度指数，得分范围为0～15分。数值越高代表透明度越高，数值越低代表透明度越低。
二、透明度变化趋势的实证分析
(一)总体变化趋势
过去十几年，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取得了显著的提高。Geraats(2009)使用Dicer和Eichengreen(2009)收集的数据，测算了98家中央银行从1998年到2006年的E-G透明度指数的平均水平(表2)。统计结果显示，货币政策信息披露程度具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平均总指数从1998年的3.46增加到2006年的5.45，涨幅为13.2％。透明度五个方面的平均指数增幅也都在10％以上，其中增幅最明显的是政策透明度和经济透明度。透明度的提高在统计数据上很显著(P值都小于0.001)。因此，平均来看，货币政策透明度的五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提高。
(二)分类变化趋势
为了更加仔细地分析中央银行透明度的变化趋势，Geraats(2009)利用Dicer和Eichengreen(2009)的统计数据，按照透明度内容的五个方面，分别计算了被调查央行15个子项目透明度变化情况。依据变化情况，我们可以得出不同方面透明度变化趋势(表3)。
1.行政透明度。行政透明度可以使公众对中央银行建立较高的信任度，当发生外来冲击时，公众相信政府能采取措施使经济恢复到原定的目标水平，从而稳定公众预期。统计结果显示，几乎所有被调查的中央银行都具有正式声明的货币政策目标，但实践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中央银行确定了一个主要的目标或者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政策偏好选择。过去，正式的货币政策目标常常模糊不清，但是今天大多数中央银行(62家)都提供了一个定量目标——主要是采取长期通胀目标的形式。这种定量的数字目标为私人部门的预期提供了有用的“名义锚”，也被视为中央银行可信度的执行标准。
有观点认为，是明确的工具独立性或中央银行的契约约束促进了行政上的透明度。据统计，免受政治干预的中央银行的数量在过去十年间稳步增加，几乎占到了样本的绝大部分。然而，这可能低估了政策工具独立性的流行，因为金融市场可能有效地阻碍了政治对货币政策的过度干预。的确，在Fry(2000)等人的调查中，绝大多数的中央银行都享有没有任何制约或限制的独立性。
2.经济透明度。经济透明度有助于提高公众对货币政策决策依据的理解，及时根据形势变化调整预期。实践中，公布中央银行的预测或其他前瞻性的分析在1998年已非常普遍(Fry等，2000)，然而，前瞻性的评价本质上就是定性的描述，缺乏定量分析的准确性。这种情况在过去十年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到2006年，发布通胀或产出定量预测的央行数量从18家增加到了56家。就经济透明度的目的而言，宏观经济的相关预测对通胀和产出都非常重要。由于货币政策与其价格效应之间存在着较长的时滞(通常为1～2年)，而宏观经济环境在一年当中可能发生巨大的变化，这就要求央行至少应该每个季度公布一次最新的宏观经济数据，以便私人部门更好地理解中央银行的政策行动。但实践中，经济的透明度并不普遍，据2006年的调查显示，98家中央银行中只有17家会公布它们对每个季度通胀和产出的定量预测，当然这个数据较1998年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此外，对外披露政策分析和预测的宏观经济模型的中央银行数量从1998年的6家上升到了2006年的19家。虽然增加幅度较大，但可以看出中央银行的经济模型很不透明。
3.程序透明度。货币政策的决策可以概念性地描述为，货币政策工具如何根据经济形势变化进行调整，最终达到政策目标，强调的是中央银行内部决策程序的透明性。例如，对通胀目标制来说，就需要调整政策利率，以使通胀的中期预测与央行的通胀目标相一致。因此，通胀目标制必须将通胀中期预测视作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通货膨胀目标制实际上是一种通货膨胀预测目标制(Svensson，1997)。除了严格的汇率目标制，多数货币政策决议都使用简短的原则性语言，这使得会议纪要和投票记录在阐明货币政策决议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实践中，在货币政策会议结束后8周内公布会议纪要或以一些方式全面说明会议情况的央行数量从1998年的6家大幅增加到了2006年的16家。但是多数央行即使公布会议情况，一般也是采取纪要的形式，不完全照字面、不指名道姓地提供一些会议记录，也不会披露持不同意见者的政策建议。尽管在8周内公布投票记录的中央银行数量已经翻番，但仍然保持在频数为10的低水平上。目前只有5家中央银行会披露个人的投票记录——匈牙利、日本、瑞士、英国和美国。可以看出，当前关于货币政策评议的内容仍然很不透明。
4.政策透明度。大多数中央银行在调整了政策操作工具或目标后，都会及时发表声明，有些央行还会对变化情况进行详细的解释。货币政策制定重要的特征就是保持政策工具调整的连续性。中央银行常常会决定维持原有政策，而不进行调整，这种情况下有少数中央银行也会进行充分的解释，帮助私人部门更好地理解政策决议。
通常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整是不连续的(一般是政策利率的25个基点)，因此它并不能明确地预示中央银行的政策态度。例如，当中央银行期望的政策利率是4.1％时，却可能决定将其设定为4％。显然，这不利于提高政策倾向的透明度。既然货币政策的传递取决于公众对未来政策的预期，最优的政策决议实际上已经包含了政策工具的传递路径。但是实践中，披露政策倾向或预测政策路径的央行数量非常少——在2006年的调查中，仅有新西兰、瑞典和美国。当然，最近越来越多的中央银行接受了这个观点，开始公布它们预测的政策利率，如捷克、冰岛、新西兰、挪威和瑞典。
5.操作透明度。操作透明度有助于公众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执行过程进行监督，使其不背离承诺的目标。调查显示，有25％的中央银行在实现其操作目标的过程中，会定期评估控制误差。大约一半的中央银行会采取定期的短期预测或公布宏观经济发展分析的方式，预测影响货币政策传递过程的宏观经济干扰，因为这些未预料到的干扰会对货币政策的传递过程造成一定的影响。甚至极少数的中央银行还会检讨过去的预测失误，向公众揭露未预料到的经济冲击。大约有2/3的中央银行会定期评估货币政策结果，但是只有瑞典的中央银行会严格地进行分析，并明确地指出货币政策在达到其目标中的作用。因此，尽管按照E-G指数的标准，只有少数中央银行取得了满分，但是许多中央银行在操作透明度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总体来看，提高货币政策透明度正成为世界上越来越多国家的一项重要制度选择。但进一步的分析，揭示了信息披露方面不同的变化趋势。实践中，中央银行往往不遗余力地提高其行政和经济的透明度，而执行相对较低的程序和政策透明度。中央银行交流中最重大的变化是，公布宏观经济的预测及对货币政策决议的解释；而关于政策的评议和政策倾向方面的信息披露仍然很模糊。
三、透明度趋势的制度安排和宏观经济环境
(一)制度安排——中央银行的独立性
有观点认为，货币政策透明度的发展趋势仅仅反映了中央银行对独立性的要求。为了避免“民主赤字”(democratic deficit，Briault，Haldane，King，1997)，独立的中央银行常常会遭遇民主责任的要求。中央银行独立之后，一方面，可能转变为追求自身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的官僚机构；另一方面，可能会使用隐秘方式来掩藏其错误、愚蠢或者无能。所以，一定程度的透明成为必然。Crowe和Meade(2008)使用由Cukierman、Webb和Neyapti(1992)收集的69家中央银行的样本数据，分析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2003年，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中央银行的独立性都有明显的提高。同时，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增强与这些国家通货膨胀的最初水平及民主程度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Crowe和Meade(2008)测算的C-W-N指数与Dincer和Eichengreen(2009)收集的E-G指数，均表明68家中央银行法定的独立性与透明度呈现微弱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096(表4)。其中，只有行政透明度与全部的中央银行独立性指数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397(P值为0.001)。这可能是由于行政透明度指数和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指数的内容有部分重叠，如都关注正式的货币政策目标和政策操作的独立性。事实上，行政透明度与C-W-N指数的四个组成部分的每一方面都表现出了正相关关系，即：(1)中央银行官员的任命程序、任期和免职标准；(2)政策制定和政府对经济冲击的解决方式；(3)中央银行的目标；(4)货币政策传达到公共部门的时效。
C-W-N指数中涉及中央银行官员的部分与总的透明度、行政透明度、程序透明度以及操作透明度都表现出正的相关性。这表明，任期较长的中央银行官员，若其任命和罢免不会受到政治的影响，则在实践中更愿意采用透明度形式。中央银行目标的C-W-N分类指数与政治透明度和操作透明度也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说明法定目标集中于物价稳定的中央银行，更可能在宏观经济效果偏离政策目标时对公众进行解释。
总而言之，如果忽略行政透明度与独立性部分内容重叠，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和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仅与中央银行官员和货币政策目标两方面具有正相关关系。虽然，政策透明度和经济透明度取得了最显著的增强，但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与行政透明度和经济透明度却并未表现出相应的联系。因此，透明度的增强不能简单地认为是中央银行独立性提高的结果。
(二)宏观经济环境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究竟透明度发展的原因是什么？Dincer和Eichengreen(2007)使用横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研究透明度的决定因素，发现在人均GDP较高、开放度较大以及汇率体制较灵活的国家和地区的E-G指数增长较快；而透明度指数与过去的通胀水平没有明显的相关性。另外，货币政策透明度与政府的治理策略，尤其是中央银行的声誉、可信度以及政府效率之间存在着正向的截面相关性。Crowe和Meade(2008)对40个国家的相关数据(其中12个是欧盟成员国)进行了横截面回归分析也表明，透明度记录与汇率的灵活性、政府的监管质量、中央银行的声誉以及政策的可信度具有正相关关系。
为了探究透明度发展趋势的宏观经济环境，表5展示了1998年到2006年E-G透明度指数的变化趋势与两个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1998年的通胀水平和人均GDP对数值(以购买力平价理论为基础)的相关性。可以看出，最初的通胀水平与随后透明度指数的提高呈现强烈的正相关关系。在对通货膨胀率做统计处理以减少对极端情况的敏感度后，相关系数仍然是显著的。因此，似乎是较高的通胀水平导致了更大的透明度，尤其是当货币政策目标和未预料到的传递干扰引起通胀结果，偏离了中央银行的意图时，效果更明显。同时，人均GDP水平与透明度的提高也有正的相关性，特别是经济透明度与人均GDP之间表现出极为显著的关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更多的发达国家会采取更大透明度，甚至会对外公布制定政策所使用的宏观经济模型以及央行内部的预测分析。
另一种相反的观点却认为，是较高的透明度导致了较低的通胀水平，即通胀率跟随透明度。表6表明，2003年的透明度水平与2004年到2007年间的通胀水平负相关，而且所有的相关性都很显著。如果选择同一样本期的平均通胀率，上述结果仍然是稳健的。然而，若采用1998年到2002年间的通胀数据替换时，透明度与通胀的负相关性变得很微弱，有时甚至表现出略微的正相关。有趣的是，经济透明度的相关系数很强，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经济透明度在中央银行的透明度中如此普遍。
总的来看，这些结果提供了有趣的经验事实：长期透明度趋势与初期通胀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具有较高货币政策透明度的国家在提高透明度之后往往会出现较低的通胀率。
当然，对宏观经济环境描述性的研究并不能确定透明度提高的因果关系。理论界也有一些对透明度的宏观经济效应的研究。Chortareas，Stasavage和Sterne(2002)使用Fry等人的调查数据分析发现，若控制一些制度特征(如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政治动荡)和宏观经济特征(如人均GDP和经济的开放度)，在中央银行公布前瞻性分析和预测的国家，平均通胀水平有明显的下降趋势。Chortareas，Stasavage和Sterne(2003)还发现，较高的透明度降低了货币政策的牺牲率(sacrifice ratio)。
Ball和Sheridan(2003)认为，在通货膨胀目标制下，通胀率的大幅降低只是简单地反应了其对均值的回归而已。在短暂的价格冲击后，通胀率往往会恢复到“潜在的”或“核心的”通胀水平。如果没有中央银行的政策调整，高水平的核心通胀率不会莫名其妙的消失。然而，Ball和Sheridan(2003)均值回归趋势的观点很难协调这样的事实，即许多国家从持续的高通胀率中受害。
Dincer和Eichengreen(2007)利用面板数据指出，如果控制一些宏观经济特征值(如开放性、金融深度和过去的通胀率)，并且使用工具变量(特别是法律)来考察透明度可能的内生性问题，就会发现透明度对通胀和产出的变化性有很强的负相关关系。Crowe和Meade(2008)发现，透明度措施和私人部门通胀预期的相对准确度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Van der Cruijsen和Demertzis(2007)的研究也表明，更高的透明度往往会降低私人部门通胀预期对过去通胀水平的敏感度。也有证据显示，透明度确实提高了货币政策行动的可预见性(e.g.Gerlach-Kristen，2004；Swanson，2006)。总之，经验证据表明，到目前为止，货币政策透明度具有显著的积极的宏观经济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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