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以来瑞典社会党的理论与政策调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瑞典论文,理论论文,政策论文,社会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瑞典社会党因为领导瑞典人民走出了一条所谓的瑞典模式的道路而得到国际社会的普 遍认可，但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情况开始变化，所谓的瑞典病日益显露，瑞典社会 党在1976年至1982年首次下野。1982年重新执政后，瑞典社会党开始推行基金社会主义 ，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并没有从根本“医治”瑞典病，在1991年的选举中再一次下野 ，保守党、基督教民主党、人民党、中央党以及新自由党组成联盟上台执政，撤消职工 基金，推行以自由化和私有化为主要特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但是瑞典的经济状况并没 有好转，在1994年秋的大选中瑞典社会党以45.3%的得票率夺回执政地位。
面对先后两次下野的窘境以及得之不易的执政地位，瑞典社会党开始认真审视其理论 与政策，并开始逐步对以往的政策进行调整。那么，瑞典社会党在重新上台后在理论实 践方面作了哪些调整?瑞典社会党作出这些调整的具体原因是什么?这些调整对于瑞典模 式有何影响?如何看待瑞典社会党执政的前景?本文拟对这些问题作些分析。
一、1994年以来瑞典社会党的理论与政策的调整
1.调整社会福利政策
个人所享受的社会福利开始与个人所交纳的税额挂钩。改革养老金制度，取消全民附 加养老金，全民附加养老金(ATP)是在1956年提出，中间经过1957年全民公决以及1958 年的一会表决，最终于1962年实施的，附加养老金以职工退休前15个最高收入年份的平 均收入的60%来计算[1](P32)。1999年1月1日，新社会保障养老金制度开始实行，其最 大特点就是与雇员整个就业生涯中依收入而定的缴费有关，新制度由雇主和雇员分担费 用，各交9.25%，其中16%将构成养老金权利记入全国个人帐户，但是这部分缴费将用于 负担当年养老金支出的费用(即现收现付)[2](P22)。在其他社会保障金方面，个人帐户 制启用，社会保险的补偿程度由80%下调到75%，增加个人对各种风险金的承担程度，比 如，每个职工须将个人收入的7%作为养老金上交国家，当然也规定了缴费收入上限3300 0克朗[2](P21)。调整税率，提高资本税和财产税，将高收入者上缴国家的所得税率由2 0%提高到25%，对于不同收入的人群征收不同的税率，1996年通过税收对于社会福利贡 献的比率雇员是5%，雇主是25%[3](P7)，雇主税是所有雇员收入总额的32.82%[2](P21) 。二者之间对于社会福利的贡献率的差别是明显的。对于一些寄生于社会福利的懒汉， 社会党政府也采取了新的措施，政府要求失业者、无业者随时准备开始工作，对于不接 受所推荐之适合工作或辞职者，保险部门扣发其20到60天的失业保险金。
1991年保守党等四党联合政府上台后就取消了雇佣投资基金，社会党上台后，没有再 恢复这一政策，而是推行所谓科技福利社会主义。199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科技革 命浪潮的冲击下，瑞典社会党认识到科技创新的重要性，为此，政府大力抓科研和产业 结构调整，使其科研开支占GDP的比例自1997年起跃居世界首位，2000年更是达到了GDP 的3.8%[4](P146)，同时加强对公民的教育，扩大高校招生。瑞典社会党认为，在全球 化背景下，知识和教育对于增长和就业以及社会公正来说至关重要。为了纠正现存的社 会不公平，公平的分配受教育的机会比事后再分配社会财富更有效。
对提供社会福利的公共部门进行改革。取消社会公共服务部门的中央集中管理，推行 社会福利制度地方化改革，把一些社会福利方面的责任交给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向地方 政府提供一些财政资助，具体的使用权属于地方政府。这样，地方政府在提供社会福利 和公共服务方面有很大自主权。譬如，市镇和县一级税收由地方自己决定，税率大致在 29%～33%[5]之间不等，县一级政府负责医疗、公共交通等方面的开支和服务提供，其 他由市镇一级提供。此外，还推行社会福利的企业化经营政策，通过这一个策，把竞争 机制引入到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提供者中间，由作为消费者的公民进行选择，通过这种 做法最终达到在不增加政府财政压力的前提下优化和完善社会福利制度的目标。
2.外交政策的调整
长期以来瑞典一直奉行不结盟、中立外交政策，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主张建立国际新 秩序，在越南战争、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及南非种族隔问题上都是站在伸张正义维护小国 或弱者的利益的立场上。但是进入1990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1990年10月，瑞典社会 党表示，可以考虑加入欧共体，随后1991年7月向欧共体提交了加入欧共体的申请。199 4年举行全民公决，结果以52.3%的得票率获得通过。1995年瑞典正式成为欧盟成员国。 加入欧盟以后，虽然瑞典协同芬兰力图使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的发展更符合 其传统外交理念，但是，考虑到瑞典与那些同时为北约成员的欧盟大国的合作几乎涉及 到所有领域，它能否坚持“不结盟”或“不参加军事联盟”实际上是值得怀疑的。瑞典 于1994年4月同北约签署了和平合作关系框架协议(PFP)，瑞典也开始有选择地加入到北 约的活动中(比如以联合国的名义参加“维和行动”或“人道主义活动”)。实际上，瑞 典“不参加军事联盟”的承诺并没有阻止其国防部允许它的部队在北约框架之下(作为 联合国授权的一部分)部署在波斯尼亚。不仅如此，从1997年起，瑞典的战斗机还参加 了北约军事演习。而且，瑞典政府在巴以冲突、科索沃战争等问题上基本上采取沉默或 者模糊的态度。很明显，瑞典传统的和平中立的外交政策开始逐渐地被淡化甚至取代。 但是同时瑞典也并不是完全放弃了中立外交政策，在与北约合作的同时也尽力避免成为 其正式的成员，因此可以说瑞典的外交政策已经从中立主义政策转向“后中立主义”政 策[6](P109)。
3.瑞典社会党党纲的修改
在2001年11月6日威期特罗斯代表大会上通过了瑞典社会民主党新党纲，这是从1897年 以来的第八个党纲。新党纲仍然坚持自由、平等、团结的基本价值观，但从这一党纲中 我们可以发现瑞典社会党对于理论思想的一些变化。新党纲修改了党的目标，指出其目 标是建立一个以民主理想和人人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新党纲也承认瑞典仍然是阶级社会 ，而且随着政府对福利政策调整，近10多年来收入差别带来的阶级差别有些拉大。新党 纲还主张把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相区别。认为资本主义是“指这样一个权力制度：资本 所有者拥有决定其它所有利益的权力，人们的权利大小取决于他们的利润”，而市场经 济是一个以货币为媒介的资源“配置体系”，在国家的有效调控下为社会福利提供所需 的资金。并强调“在资本与劳动的冲突中，社会民主党始终代表劳动的利益。社会民主 党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反对资本主义的政党，始终是资本对经济和社会进步统治的反对 者”[7](P32)。对于税金的使用，瑞典社会党认为“税金是有限的，不能满足人们的所 有要求。鉴于人人都必须得到公平和同等高质量服务的总原则，必须对各种要求通盘考 虑。这种权衡应该在开放的民主程序下进行，以人们可以影响的方式，使如以代表性民 主的形式进行。”[7](P36)
二、瑞典社会党理论与政策调整的动因及影响
从上述可以看出，1994年以来瑞典社会党在理论与政策上作出了明显的调整，这些调 整与瑞典社会党传统的理论与政策有着明显的不同。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些变化?这 些变化是否意味着瑞典社会党已经成为右翼政党?这些变化是否也意味着一度为世界瞩 目的瑞典模式的消失?这些问题迫切需要研究。
1.1994年以来瑞典社会党理论与政策的调整有着多重原因，这是瑞典社会党面临多种 压力的情况被迫做出的选择
进入1970年代后期以来，瑞典经济进入到萧条时期。1980—1993年间每年GDP的平均增 长率为1.1%，而同期物价的平均增长率为7.1%，政府的公共开支巨大，到1993年更是达 到了71.3%，失业率也不断上升，1992～1995年的失业率(15～64岁之间)分别为5.3%、8 .2%、8.0%、7.7%[8](P8～10)。人们对社会对政府充满了怨愤和不满，严峻的社会经济 形势要求政府必须对社会政策作出调整。瑞典社会党下野的经历，使瑞典党充分认识到 ，作为一种社会政策来说，在一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社会福利政策有利有弊，它可以提 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获得人民的支持，增强执政的社会基础，但同时过分的福利，也会 催生人的劳动积极性不高，政府赤字严重等问题。此外，1991～1993年间执政的比尔特 政府推行以自由化和私有化为主要特点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并未能遏制瑞典经济形势的恶 化，由此便导致了比尔特政府在1994年秋的大选中下台，从这一事实中瑞典社会党认识 到，如果过分地私有化，大幅削减社会福利，鉴于福利的刚性特点，也会造成一些诸如 不平等、贫富分化等问题，引起民众的不满。从当时瑞典国内政治环境来看，瑞典社会 党的政治优势遭到削弱，瑞典政治的一致性(政府、工会与企业在相当程度上一致性)发 生动摇。1990年底，在左翼党的压力下，社会党被迫放弃一直实行的工会会员集体入党 制度，党员人数也迅速由1980年代的100万降到1991年的26万[2](P144)，与此相应，19 91年的大选中社会党的选票下降到37.3%，受到近60年的最大挫折，而整个右翼政党则 占据了45.7%的选票。在国际环境方面，随着冷战的结束以及新的一轮科技革命浪潮的 开始，全球化趋势进一步明显，全球化促使资本流向劳动力低廉、社会福利水平相对低 的国家，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作用遭到削弱，工会与雇主联合会集体谈判就业工资和劳动 条件的能力也大大削弱。在这种背景下，1990年代初的世界经济的总体萧条也直接加剧 了瑞典国内经济的不景气，在萧条的经济面前工会联合会(LO)与雇主联合会(SAF)之间 集体谈判制度也趋于崩溃；还有瑞典“黄金时代”在世人心目中树立的美好社会形象， 使得大量移民涌入，尤其是1992—1994年之间前南斯拉夫解体造成大量难民，赶在瑞典 经济的萧条期涌入，对于瑞典社会经济形势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再有，随着苏联东 欧国家的剧变，“历史的终结”、“大失败”等言论甚嚣直上，社会主义受到指责和怀 疑，以私有化和自由化为主要特征的新自由主义受到青睐，其他的社会党执政的国家也 纷纷开始采用某些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这就使得瑞典社会党一度陷入很被动的境地。在 上述综合因素的压力下，瑞典党上台执政后必须对其政策进行调整，以顺应改革创新的 时代潮流。
2.这些政策调整是瑞典社会党对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创新，不仅不是瑞典模式的覆灭， 而恰恰是瑞典模式的复活
提到瑞典模式，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高福利，高税收。其实瑞典模式所包涵的因素远不 止如此。较为全面的说，瑞典模式应该包括如下因素：一个主导政党，即瑞典社会民主 党；一种状态，即充分就业、公平分配、高社会福利的国富民强的社会状态；四方面政 策，即经济上的混合经济政策、政治上的阶级合作制度、社会政策中的社会保障政策以 及外交中的中立主义政策。因此我们可以说，瑞典模式就是瑞典国内各党中占主导的瑞 典社会民主党通过推行经济上的混合经济政策、政治上的阶级合作制度、社会政策上的 社会保障政策以及外交中的中立主义政策，使瑞典达到充分就业、公平分配、高社会福 利的国泰民安的社会状态的一种社会发展方式。由此，瑞典模式还存在与否就可以从对 上述三层因素的分析中得出结论。
首先，作为左翼政党，瑞典社会党的社会影响力自1994年以来稳中有升，继续保持议 会第一大党的地位。由于瑞典社会党能够及时调整政策，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求平衡， 瑞典经济形势与社会形势逐步好转，虽然瑞典社会党在民众中的支持率在1998年和2002 年大选中较之1994年有不少下降，但是社会党的盟党左翼党的支持率却有不少提升，这 样社会党在这两次大选中均获胜。瑞典社会党在大选中的接连获胜，一方面说明瑞典社 会党执政能力或者说推行的各方面政策得到认可，另一方面则很明显反衬出反对党在瑞 典民众中影响力的相对弱势。目前瑞典党对于国内政治生活有足够的影响力，其社会政 策处处体现着该党的价值观念。
其次，瑞典社会党在经济、政治、社会保障以及外交中的政策有变化，但这些变化并 没有突破社会党价值观的底线。事实上，瑞典社会党仍继续坚持其自由、公正、互助、 民主和国际主义等传统的基本价值，仍首先关注社会公正、机会平等、相互责任、社会 团结等中左政治目标，只是主张在追求这些目标的过程中要进行改革和创新。经济政策 方面，虽然采用了些带有私有化和自由化特点的政策，比如加快国有企业私有化进程等 等，但是并没有完全的私有化，而是在经济运行过程中，将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基础 调节作用与国家宏观调控作用，即“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混合起来，混合经 济制度并没有废弃，只是其中市场的作用相对加大了。政治政策方面，虽然作为阶级合 作制度的基石的两个协定一度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趋于崩溃，但是，瑞典社会党在 重新上台后依然奉行阶级合作制度，在制定政策时，注意与各级工会组织以及雇主联合 会沟通，协调不同阶层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在一些存在分歧并且通过谈判未能解 决的问题上，社会民主党采取了妥协的策略。在社会保障政策方面，瑞典社会党在上台 后，开始削减公共开支，把个人享受的福利与个人对福利的贡献联系起来，在福利制度 中加入就业指标，使“愿意就业”成为享受社会福利的基本条件。而这不但不是简单意 义上的削弱或者动摇整个福利制度，而恰恰是对福利制度的完善与保护。瑞典模式之所 以出现危机，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高福利造成的人们工作热情的丧失和懒汉思想的盛行 。而将个人享受的社会福利与个人的收入以及个人对福利的贡献挂钩，则有效地防止了 上述情况的出现，减轻了政府福利支出的负担，也在深层意义上保障和巩固了社会福利 制度。在外交政策中，虽然已经向后中立主义转向，加入欧盟，开始与北约展开某些合 作，很容易让人产生瑞典会完全放弃中立政策、加入北约或其他军事同盟的怀疑，但是 就目前瑞典国内民意以及瑞典社会党的政策导向来看，瑞典短期内不会完全放弃中立政 策，加入任何一个军事同盟性质的组织。
最后，虽然瑞典在1980年代以及1990年代初遭受了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增加、社会 福利水平下降的社会经济萧条期，但是在瑞典社会党1994年重新上台以来，推行了一些 改革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1994年以来，瑞典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虽然有的年 份仅仅是1%左右的增长率，但是这些年底平均增长率却达到了大约3%，大大超过1974— 1994年间的1.5%的平均增长率，这相对于处于萧条期的整个欧洲来说也是个不错的成绩 。该时期内瑞典国内消费物价指数基本保持平稳，没有出现大的波动，和经济的增长基 本保持一致。失业率也是呈现下降的趋势，到2001年是5.1%，据其官方公布的数据，现 在瑞典的失业率约为4%，中青年中80%的男性和78%的妇女充分就业，全体雇员的85%加 入到工会组织中[9]。在政府支出方面，政府支出总额占GDP的百分率一直呈现下降趋势 ，这和GDP的持续增长和失业率的不断下降一样共同说明了瑞典社会党政策调整的成效 。与上述成绩相对应，瑞典人民的生活水平进一步得到提高。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 布的《2002年人类发展指数》，瑞典的人类发展指数为0.941，仅次于挪威；基尼系数 为0.250，也就是说，如果将中等收入指数定为100，则最高收入指数为175，最低收入 指数为65，将最富的10%人群的收入下限与最穷的10%人群上限相比较，差距为3∶1[5] 。虽然现在还不能说瑞典已经达到了充分就业、公平公配、高社会福利的国富民强的社 会状态，但是瑞典已经俨然开始向着这个目标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从上述来看，能说瑞典模式覆灭了吗?恐怕不能。诚然，现在的瑞典模式已不完全等同 于危机前的模式。比如，社会福利与个人对福利的贡献挂钩，重视市场因素的作用等等 。但是，一些具体政策的变化并没有动摇瑞典模式的基本因素构成。而这些调整正是对 原有模式的补充和完善，是对原来模式弊端的修正。实际上，在经历了一段挫折和沉寂 以后，也在经过反思和调整之后，瑞典模式爆发了旺盛的活力，瑞典模式在人们一致的 悲观论调中以神奇的速度“复活”了。
三、瑞典社会党执政的前景与挑战
瑞典社会党理论与政策的调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可，在接连三次 大选中获胜，也预示着瑞典党执政的光明前景。但是摆在瑞典社会党面前还有不少问题 ，其执政历程也必将充满挑战。
首先，瑞典社会党之所以迅速从信任危机中摆脱出来，重要的原因就是注意在效率与 公平之间寻求平衡，尽力兼顾各社会阶层的利益，但怎样在二者之间找到平衡点却并非 易事，社会党既得维持标志其政党特色的社会福利政策，还得注意社会福利与经济发展 的协调，使得社会福利实行不至于影响经济发展；既要巩固其与左翼党(共产党)以及环 境党(绿党)的关系，还要注意采纳中派以及右派的一些合理意见，这对于社会党的执政 能力来说是一个挑战。其次，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资本的国际化，金融的全球化，商品 的世界化，会削弱瑞典企业的(高税收后的)产品的竞争力，也会削弱瑞典政府对于经济 的控制力，世界经济的荣损随时会影响到瑞典经济。瑞典加入欧盟，一方面可以为瑞典 提供好的环境，瑞典可以充分享受作为成员国的权利，但另一方面，也给瑞典党的政策 带来挑战，瑞典独立的社会政策受到欧盟统一社会经济政策的约束力会增大；成员国之 间的人员流动，带来两个层次的影响，大的企业或高收入者迫于瑞典的高税收会外流， 造成人才与技术的流失，同时，受到高福利的诱惑，其他国的人员会流入，大批的移民 流入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最后，人口老龄化严重，据世界经合组织的数据，2000年 ，瑞典的职员中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28%，以现在的人口增长率，预计到2040年这一 比例将高达60%[3](P23)，这样的人口结构对于以税收维持普遍的社会福利的国家来说 ，问题相当严重。
其实，上述诸多问题可以归纳到一个问题，就是瑞典社会党如何既能够保证其政策适 应不断变化的现实，又不会脱离社会民主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换句话说就是如何维护瑞 典社会党的身份(属于社会民主党)与地位(得到民众拥护的执政党)。按照托马斯·迈尔 的观点，具体的说，社会民主党的身份特征包括6个维度，在社会经济维度上，必须维 护政治责任对市场逻辑的优先地位，维护社会基本保障和就业，在生态维度上，必须坚 持可持续发展策略，坚持经济发展对对生态负责的态度；在参与性民主维度上，必须充 当直接的社会的民主的代言人和推动者；在文化和人权维度上，必须把人权和民主的普 遍性与对各种文化自我保护文化宽容结合起来，在超越民族国家的维度上，必须成为日 益发展的民主和全球化政策的推动力；在平等和自由的维度上，必须推行有差别的平等 政策[10](P157—158)。但是在上述许多挑战下，要做到上述六个维度的要求又谈何容 易。因此，在这些挑战面前，瑞典社会党要想维持执政地位，保持瑞典模式的特色，不 会一帆风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