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经济体制是“第一个伟大的生产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第一个论文,经济体制论文,生产力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认为，社会经济体制是“第一个伟大的生产力”，这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观点之一。文章对这一理论命题的涵义及其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深入探讨，指出它科学地揭示了交往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对正确把握生产力质与量的规定性、理解社会科学亦属科学、理解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性、理解“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均具有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我国理论界往往把社会经济体制——生产力的组织机制和运行机制——看作是外在于生产力的一种社会体制，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的革命，然而却又很难对之作出深入透彻的说明。马克思把社会经济体制作为“第一个伟大的生产力”[①a]的思想，为我们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科学的方法论，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
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是在《资本论》第一大手稿《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提出的：
“共同体（部落体）的特殊形式和与它联系的对自然界的所有这二者的原始统一，或者说，把生产的客观条件当作自然条件，当作以公社为媒介的单个人的客观存在这样一种关系，——这种统一，一方面表现为一种特殊的财产形式，——在一定的生产方式本身中具有其活生生的现实性；这种生产方式既表现为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又表现为他们对无机自然界的一定的实际的关系……表现为一定的劳动方式……共同体本身作为第一个伟大的生产力而出现（着重号系引者所加）；特殊的生产条件（例如畜牧业、农业）发展起特殊的生产方式和特殊的生产力，既有表现为个人特性的主观的生产力，也有客观的生产力。”[②a]这里的“共同体”范畴，指的是人类早期原始部落的社会经济体制，讲的是生产力的组织制度和运行机制；结合马克思在同一著作中的其它有关论述，对之可作如下理解：
这种“共同体”是自然形成的，其内部保持着血缘、语言、习惯的共同性；这种自然形成的“共同体”不是生产的结果，因为它不是历史主体人在生产过程中生产出来的，它是“生产的原始条件”；“共同体”体现了生产主体和客体的天然统一，这里生产主体指的是“共同体”而不是孤立的个人，生产客体指的是与生产主体（“共同体”）相对应的客观条件——土地，因为“土地是一个大实验场，是一个武库，既提供劳动资料，又提供劳动材料，还提供共同体居住的地方，即共同体的基础”。“人类朴素天真地把土地看作共同体的财产，而且在活劳动中生产并再生产自身的共同体的财产”。[①b]所以，土地是“共同体”赖以生存和活动的自然条件，因而也是其生产的自然条件。正因为如此，“共同体”体现了生产主体和生产客体的天然统一。
概言之，作为原始部落的“共同体”涉及到其生产力的各个方面及其相互关系，是一种最初的生产力组织机制和运行机制的社会经济体制，马克思称其是“第一个伟大的生产力”。
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之所以把社会经济体制看作是外在于生产力的东西，原因在于对生产力范畴的理解存在以下两种偏颇。
其一是，长期以来，人们把生产力看作是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认为它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然而，生产力不仅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时体现了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是因为，任何生产都是社会性的生产，任何现实的物质生产的主体都是社会性的主体，鲁滨逊式的物质生产主体只能是小说家的想象虚构。马克思说：“人是最名副其实的社会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个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偶然落到荒野中的已经内在地具有社会力量的文明的人或许能够做到——就像许多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可思议的。”[②b]在这个意义上，生产力若不体现人与社会关系，是不可能产生和存在的。
马克思之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探讨财富增长的原因时，早就提出了“劳动生产力”、“自然生产力”等范畴，但正是由于他们把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人仅仅纯粹虚构地假定为单个的和孤立的人（如渔夫和猎人），进而把生产力仅仅看作人与自然关系的体现，他们最终都不能科学地解决这一问题。马克思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在创立科学的生产力范畴的过程中，非常注重对现实物质生产主体人的社会性的探讨，扬弃了费尔巴哈抽象、孤立的人类个体以及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个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联系起来的唯心史观观点，否定了个体→种→类的思路，代之以个人→集团→社会的思路，从而把人与人的关系从个体与类的关系转变为人与社会的关系，正确地说明了“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③b]
对生产主体人的本质的正确理解，为马克思纠正古典经济学生产力理论的失误、科学地揭示生产力所体现的关系，确定了方法论视角。马克思在与恩格斯合著的标志唯物史观诞生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强调生产力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同时，十分注意强调生产力同时体现了人与社会的关系：
“生活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活的生产或他人生活的生产——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是指许多个人的合作”。“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④b]这里的“共同活动方式”，指的也正是社会经济体制。
其二是，我国理论界通常把生产力看作是实体范畴，并由此产生了“二要素”和“三要素”的长期争论。然而，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生产力并不是一个实体范畴，而是一个体现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关系范畴，它本质上是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能动关系和过程，是人类使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从而创造和发展其生活条件的能力。所以，生产力本身不是实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人与自然关系时指出，人必须通过一种“力的活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才能实现“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①c]。这种“力”是一种“自然力”，包括人自身和外界的“自然力”，然而它不是一般的“自然力”，而是受人类控制并为人类服务的“自然力”，本质上是一种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及其作用过程的能力。正是出于上述考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生产主体因素（人的因素）和生产客体因素（物的因素）仅仅看作是“生产条件的要素”、“劳动过程的要素”，而不是生产力的要素。他说：“劳动过程的进行所需要的一切物质条件都算作劳动过程的资料”。在“生产条件的要素”中，生产力以能力的形式潜存于生产的主体要素和客体要素以及相互关系之中；在“劳动过程的要素”中，生产力通过以“活劳动”使用“死劳动”（劳动资料）从而改造劳动对象的“现实活动方式”才得以表现出来。
应当肯定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以及其它有关论著中，又把机器等生产工具称作生产力，但这是就人类生产力这种能力的物化而言，因为作为生产结果的生产工具体现了人类的这种能力。据此，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②c]。他把劳动资料的性质、尤其是劳动（生产）工具的性质，看作生产力性质和发展水平的测量器：“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在劳动资料中，机械性劳动资料比只是充当劳动对象的容器的劳动资料更能显示一个生产时代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③c]“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④c]。由上可见，生产力是关系范畴，不是实体范畴，而社会经济体制正是一种社会关系而并不是实体。如果我们把生产力理解为实体范畴而不是关系范畴，就必然逻辑地把社会经济体制看作是外在于生产力的一种东西而导致理论偏颇。
二
毋庸置疑，马克思明确提出社会经济体制是“第一个伟大的生产力”的思想，是就原始部落这种“共同体”而言的，但这一思想具有广泛的方法论意义，因为作为生产力的组织制度和运行机制的社会经济体制，虽然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具有不同的形态，但它们都是作为“第一个伟大的生产力”发挥作用的，当它不能起到优化生产力系统的整体功能时，就必然被一种新的、能够优化生产力系统整体功能的社会经济体制所取代。所以，如果把社会经济体制排斥在生产力之外，就不能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基本内涵和实质，不能认识社会经济过程的本质，就会导致对唯物史观作简单、片面和公式化的理解，从而无法正确回答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实践所遇到的难题。
把社会经济体制理解为“第一个伟大的生产力”，具有如下重要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第一，只有把社会经济体制看作是“第一个伟大的生产力”，才能正确说明既然社会经济体制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属于生产力，那么作为体现了人与社会关系的生产力就不能离开交往，从而能够科学地揭示交往在生产力发展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交往是生产力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因为任何生产力都只能是社会性的生产力，生产力作为生产主体个人的力量，只有通过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才有可能使之真正实现“他们的力量就是生产力”（马克思语）；交往又是生产力得以代际相传的必要条件，因为每一代必须继承上一代遗留的生产力，它既是前人活动的物化，又是后人活动的基础和出发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离不开交往，否则，是无法说明为什么对每一代人来说生产力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从而使生产力的代际相传变成神秘而不可理解的东西；不仅如此，交往又是保存已经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的必要条件，这是因为，只有当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生产为基础时，才能避免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方都必须重新开始的局面，使已经创造出来的生产能力得以广泛保存与传播；最后，交往又是生产力得以加速发展的必要条件，由于交往的发展以及世界交往的开创，推动了世界分工的形成、世界市场的开辟，形成了巨大的生产需要，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为生产力发展水平各不相同的国家之间的交流发展直接提供了“实在的可能性”。
第二，把社会经济体制理解为“第一个伟大的生产力”，有助于对生产力质和量的规定性作出科学的把握。在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的生产力理论中，生产力被看作是一个生产物质财富的量的范畴。针对这种只见量不见质的拜物教观点，马克思突出强调了其主体性质的质的规定性，指出：“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正是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岂不正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岂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①d]“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②d]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出现这一失误的原因，正是没有看到生产力的社会性质以及它所体现的人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通过把社会经济体制看作是“第一个伟大的生产力”，达到将生产条件、生产过程和生产结果三个逐次递进环节予以有机统一，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对生产力质和量规定性的辩证统一作出科学的说明。
就生产条件而言，生产力以能力的形式不仅潜存于作为生产主体的劳动力和客体的生产资料中，而且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关系中，这种相互关系在质上表现为二者之间的相互适应性和在量上表现为二者之间的比例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就是资本的有机构成）。所以，在生产条件中，生产力只是一种可能性的力量；就生产过程而言，生产力由一种可能性的力量转变为现实性的力量，通过生产（劳动）的具体方式表现出来，这一转变说明生产力在质上表现为“活劳动”通过使用劳动资料从而改造劳动对象的具体方式，在量上表现为同一“活劳动量”实际创造物质财富的数量；就生产结果而言，生产力通过自己的对象化活动，由现实性的力量进而发展为已经实现的生产力，这一已经实现的生产力既表现在其产品的有用性和绝对数量上，更重要地表现在生产结果对生产目的实现的相对程度和生产结果对生产条件消耗的比例上。
马克思的上述分析表明，对生产力质和量的规定性的科学把握，一个必要条件和前提正是必须把社会经济体制看作是“第一个伟大的生产力”，而不能把它排斥在生产力之外。也正是按照这一逻辑，马克思在科学地揭示生产力质和量的规定性的辩证统一的基础上，深刻地总结道：“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③d]
第三，把社会经济体制理解为“第一个伟大的生产力”，有助于正确认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命题中的“科学”不仅包括自然科学，而且包括社会科学。
我国理论界在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命题的研究中，往往把其中的“科学”解释为自然科学，否认其中包括社会科学，这是不正确的。造成这一理论偏差的一个重要原因，亦在于把社会经济体制看作是外在于生产力的一种东西，因而，社会科学作为社会经济体制在理论上的反映，相应地被排斥在这一命题中的“科学”之外。这是违背马克思的本意的。我们可以从《资本论》及其三大手稿中看到，马克思对生产力空间上的组成和时间上的发展的分析，表明他把社会科学包括在生产力之内。
在空间的组成上，生产力不仅体现在生产主体人（“活劳动”）和生产客体生产资料（“死劳动”——指生产力的物化）上，而且体现在二者结合的社会经济体制上，不同的结合形成了不同的生产力：封建主义的生产力、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社会主义的生产力莫不如此。由于生产主体在一定的社会经济体制中形成一定的“共同的活动方式”从事生产劳动，而“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从而形成一种在质和量的辩证统一上大大高于同等数量单个生产主体力量机械总和的整体生产力。在马克思看来，“共同的活动方式”越发达和先进，所形成的整体生产力就越大，资本主义社会“共同活动的方式”由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再到机械大工业的生产力发展史实就是有力的证明。由于“共同的活动方式”的不断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使社会经济体制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对这一反映的社会科学也日益转化为生产力。因为运用社会科学指挥这种日益发展、复杂的“共同的活动方式”，协调人与物的关系，不仅使社会科学日益转化为生产力，而且日益使社会科学工作者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所以，“文明的一切进步”都意味着“社会生产力（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增长。”[①e]
在时间的组成上，可以把生产力划分为“自然的生产力”、“生产出来的生产力”和“一般的生产力”逐次递进的三个阶段辩证统一过程的动态性有机整体。“自然的生产力”阶段指人类的早期，由于生产力受自然条件的制约，生产主体人本身的“自然”（指身体的强壮、素质、种族的群体等等）和人周围自然的条件的好坏，往往对生产力的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而这一决定作用的大小又是由社会经济体制“共同体”所决定的；在“生产出来的生产力”阶段，历史跨进了文明社会，由于这时人本身的“自然”的不断发展和“自在的自然”日益转化为“人化的自然”，使自然条件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日趋变小，而由一定社会经济体制构成的“生产出来的生产力”的作用日趋变大；进入“一般社会生产力”阶段后，随着生产日益向社会化大生产的转化，社会经济体制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因而社会科学作为对之反映的理论结晶，也日益转化为生产力，它和自然科学一起，共同被包括在生产力中。
其实，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本质上是一门科学。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指出：“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②e]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更为直截地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密切相联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制约。”[③e]
当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是有区别的，但这种区别只是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具有共同的基础和本质上统一的区别，因而它们都包括在生产力中。如果人为地夸大这种区别，只看到自然科学而看不到社会科学，是有悖于马克思关于“生产力里面当然包括科学在内”这一著名论断中“科学”的本来涵义的。
第四，把社会经济体制理解为“第一个伟大的生产力”，有助于完整、准确、系统地理解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性，真正把握住“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实质。
生产力相对生产关系而言，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它更为根本，其发展有如人的成长一样，作为一种既得的物质力量，在历史上呈现为前后继承、因果转换、从简单到复杂、低级到高级的自然历史过程，人类无法更改和超越其中任何一个阶段。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第一个伟大的生产力”的社会经济体制也同样如此，必然要经历三种形式的依次更替演进而不能跳跃，这就是：自然经济体制、商品（市场）经济体制和未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对此，马克思曾深刻地指出：
“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体系（指全面发展的生产力——引者注）。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共同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阶段创造条件。”[①f]
在马克思的这一著名论述中，蕴涵着两个极为深刻和有启发的思想：
其一，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生产关系的存在和发展与生产力的存在和发展之间呈现出一种甚为复杂的关系。就一般而言，生产力的依次更替大致决定了生产关系的一般发展，但不同的生产关系却可以反映相同的生产力。例如在马克思上面论述中的第一大形态中，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都反映了自然经济体制中的生产力。推而广之，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都可以反映商品（市场）经济体制的生产力。
其二，只有经过商品经济发展的阶段，生产力才能获得全面的发展，形成“全面的能力体系”。相对于自然经济体制而言，市场经济体制在优化生产力的整体功能和发挥生产的社会结合力的作用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是生产力发展进程中一个不可跳跃的阶段。
以此为立论的根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是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其落后的自然经济体制的生产力不可能随着生产关系的变革而一步登天、上升为社会化的大生产，因而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然而，作为生产力自身发展的一种内在规律，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不可跳跃的阶段；而由于不同的生产关系可以反映同样的生产力，因此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品，这就决定了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性。对此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为什么谈市场就说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呢？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只要对发展生产力有好处，就可以用。它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的；为资本主义服务的，就是资本主义的。”[②f]“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③f]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改革“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社会经济体制，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体制＝资本主义”的传统偏见。这一突破的深层历史观根据也正是在于社会经济体制是“第一个伟大的生产力”。所以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和发展不仅要经过第一次革命——生产关系的革命，而且要经过第二次革命——社会经济体制的革命，两次革命具体内容不同，但目的是共同的，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因此，它们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命运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邓小平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础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①g]为此，他提出了“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的重要思想。
从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上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因此第二次革命的对象不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而是指生产力中深受“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影响的社会经济体制，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一体制无法优化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整体功能、发挥生产的结合力的作用，从而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邓小平同志对此指出：“总之，这是一场革命。当然，这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②g]“如果我们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③g]
从“第二次革命”的性质来看，只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取得“第二次革命”的胜利。邓小平指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行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展开的。”[④g]
“第二次革命”的目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充分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因而它不同于变革过时的、旧的生产关系的第一次革命。邓小平提出的衡量“第二次革命”成败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其中的核心是生产力标准，因为贫穷落后不是社会主义。
“第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工人（知识分子是其中一部分）和农民，团结一切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调动一切能够调动的积极因素，而不同于“第一次革命”的暴力革命，这是由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非对抗性决定的。邓小平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在一定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⑤g]
由上可见，如果我们把社会经济体制视作是生产力之外的东西，是不可能科学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必然性，更不可能真正把握住“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实质，从而可能导致对这一革命的对象、性质、根本问题、道路、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的模糊认识。
总之，社会经济体制是“第一个伟大的生产力”，这是一个亟待深入研究的课题，对它的研究直接关系到对唯物史观基本理论真谛以及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本质的正确把握，具有不容忽视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必将引起理论界的关注。
注释：
①a ②a 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95页。
①b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6卷上册，第472页。
②b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7页。
③b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8页。
④b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页。
①c ③c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204页。
②c ④c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7、144页。
①d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86页。
②d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Ⅱ册，第124页。
③d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页。
①e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268页。
②e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页。
③e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0页。
①f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4页。
②f ③f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3、373页。
①g ④g ⑤g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138、244页。
②g ③g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52、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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