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与变迁——藏族传统文化观与现代文化观的矛盾及解决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藏族论文,传统文化论文,矛盾论文,方式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面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所发生的种种关系与矛盾，尤其是那些对于外在环境变化缺乏快速应对机制的文化观念体系，更应着力关注。藏族传统文化中，虽然不乏内在的积极进取精神，但是由于在藏族传统文化中占据影响力最大的宗教文化本身属于稳定的、缺乏快速反应力的一种意识形态，所以，在现代化进程中，藏族传统文化必然会与现代新型文化观之间发生矛盾。在藏族地区现代化建设迅速发展的今天，对传统文化进行“去除糟粕，吸取精华”的探讨和实践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今天，这个工作已具备了全面展开的良机与基础。本文即试图基于这样的想法，发表一些浅见，供大家参考。
一、藏族传统文化观主要特征
文化是多层次、多功能、多形式的意识形态统一体。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广义上的文化可以反映这个民族的全部特征，包括物质生活特征与精神生活特征。
就藏族的传统文化来看，由于历史上的原因，藏族传统文化中存在两大体系，即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官方文化是古代吐蕃奴隶制政权及后来的西藏地方政权所控制及扶植的文化，它是以宗教为主体的文化体系，本教文化与佛教文化分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官方文化中占据重要地位。应当承认，长期以来，宗教文化对藏族的文化观或意识形态有着深入的影响，以至在整个藏文化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
民间文化渊源古老，早在原始社会就已形成，在藏族历史发展中，民间文化始终保持着世俗的、积极的、活泼的精神，这是藏族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所在。
由于藏族传统文化本身存在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两大体系，在文化观上就呈现不同的特征。就官方宗教文化来说，吐蕃王朝时期主要有两种宗教为官方所支持，先是土生土长的原始本教，随后是自印度、汉地所传入的佛教。由于政治斗争及统治集团内部的各种矛盾所致，本教势力与佛教势力在吐蕃王朝时期尤其是中后期发生剧烈的争斗。结果，佛教占了上风，自10世纪以后得以在政治上获得稳固而长久的崇信地位。在佛本斗争之中，外来的佛教为了取胜，逐渐本土化，它大量吸取本教的一些信仰，并与统治集团结成牢固的关系，使西藏的政治制度形成独有的“政教合一”体制。在此基础上，藏族官方的宗教文化是以本教为先导，以佛教为主体的观念形态。其所呈现的文化观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宗教信仰浓郁强烈，直接影响了人们的世界观。 从宗教教义及理论看，本教与佛教有很大的区别，但就宗教的本质而言，二者并没有不同。宗教的核心思想是神权的观念，认为世界是由神灵创造，只有神是第一性，其余的创造物包括人只能是第二性的。佛教还主张只有佛是真实的、永恒的，其余皆为虚幻。人的生活离不开“苦”字，所以人的生活目的必须是认清“苦”的根由，通过敬仰佛祖菩萨等而获得最终的解脱。就对宗教的信仰来看，历史上的藏族曾经几乎全民信教，并且在今天宗教对藏族群众也有着较大的影响力。过份地对宗教进行崇拜，无疑影响了人们对科学的世界观及各种新事物、新思想的敏锐的反应，产生迟钝、麻痹的心理，只知唯命是从，不知用自己的头脑去独立判断，独立思考。同时，宗教的世界观还导致文化教育的偏差。从历史上看，一千多年以来，藏族历代的著述典籍大多属于宗教性著作或具有很浓的宗教色彩，因为掌握文字的人都是僧人或宗教徒，他们的思考与研究无不与宗教相关，相对而言，对于科学技术的研究、实践所投入的太少，因此，藏族历史上的所谓“教育”其实就是寺院教育，培养的人才也大都是宗教信徒。科学在这里成为宗教的奴仆，这必然造成科学技术的停滞与落后。
2、在人生观上，受宗教影响，注重于来世幸福， 轻淡于现世的物质生活。按照藏传佛教的思想，现世的人的生活源于前世的行为，即所谓因果报应说，人的灵魂在“六道”中轮回不已，乃是由于人受欲望的支配所造成的种种行为方式的结果（即“业果”），所以为了来世能获得解脱或在轮回中获得更高的阶段（六道中的“三善趣”），现世受苦受难都是应当的，必然的。这种思想把阶级压迫、剥削都给予合理化，似乎农奴主、贵族之所以成为农奴主、贵族，乃是他们前世行善的结果，而农奴受苦受穷则缘于前世的恶行，是命运的安排。无疑，佛教的思想麻痹了人们的心灵，使人们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看轻现实生活，以为人对于此生的幸福的追求是要建立在佛教信仰上的，而没有信仰地去计较此生的名利、财富、荣辱得失则是可笑的。这种轻淡现实的观念与现代人生观有着天壤之别。过份迷信宗教，把虚无飘渺的来世幸福当作最高理想来追求，其结果是使人失去了个性，并沉陷于愚昧之中。一位藏族学者对此不无感叹地说：“处于贫困的善良的人们为了得到来世的幸福，则几乎放弃了一切人世的（今世的）享乐，为了行善求善而艰苦地在今生受难。藏人有罕见的受苦受难精神。”（注：丹珠昂奔：《藏族文化与现代化》，载《安多研究》1993年第1期。）
3、宗教对人的价值观也造成深远的影响， 致使藏族群众在道德观上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具体表现在为人处世上，重和谐忍让。佛教的道德观讲求“普度众生，建立善缘”，这一点对社会安定有好处，它所提倡的“行善、慈悲、怜悯、知足、正义、宽容、自谦、诚实、和谐、义务、利他、贡献、责任”等道德准则带有突出的理想主义色彩，对于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推动人心向善，消除敌对仇视的心理是有益的。不过，宗教的价值观对人也有消极的作用，如佛教要求人们顺从、忍让、无争。这种道德说教很容易导致人们在善恶之争、敌我之争的问题上陷入矛盾的痛苦之中，面对强暴力量的忍让、顺从无疑会致使自我毁灭，面对猛兽、毒蛇而“慈悲为怀”，无疑既害己又害人。同样的，在现实生活和人际交往中也不能一味地忍让顺从，与世无争，那样就丧失了做人所应该具有的原则了。另外，忍让还容易导致人们沉陷于被动的、谦卑的心理状态，以至于连自己正当的权益与利益都不争取，这与现代社会所提倡的竞争意识、开拓精神是格格不入的。
4、宗教自身的学术体系占藏族文化整体的主导作用， 这是宗教文化观的又一特征。藏族所崇奉的本教与藏传佛教在历史上都拥有自身的学术体系。本教发源于原始宗教，带有浓烈的巫术色彩，在吐蕃王朝时期，本教巫师利用占卜、巫术参与政事。为了使这类占卜问卦、呼风唤雨的法术（或称宗教仪式）令人信服，本教对此也有一些理论上的阐释，即所谓“囊辛”、“垂辛”、“恰辛”、“图辛”等。在与佛教的斗争中，本教吸收了佛教、摩尼教、道教的一些观念、理论，形成有教派、有理论体系、有教法传承的宗教。它的许多思想也被佛教所吸收和利用，比如10世纪以后的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中常有专门负责代神宣谕的代言神巫、占卜师及天气咒师，这类法师所行使的巫术在佛教中是没有的，显然这是吐蕃时期本教巫师参政议事传统的延续。本教许多信仰方式、习惯及崇奉的神灵都被藏传佛教吸收，显示出本教作为土生土长的宗教所具有的生命力。藏传佛教在取代本教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后，其理论与观念对于藏族的政治及社会都产生广泛的影响，尤其是它自身的学术体系——五明之学对于藏族传统文化整体起主导作用。在一段时期内，有的学者甚至认为藏族文化实际就是以宗教为主体的文化，或者说就是以五明之学为核心的文化。今天看来这种看法有些以偏盖全。不过，就藏族文化整体而言，宗教文化中的五明之学的确在其中占据突出的地位。五明之学，即大五明与小五明之学，所谓大五明是指工巧明（即工艺学）、医方明（医药学）、声明（声律学）、因明（逻辑学）、内明（佛学理论）。小五明是指修辞学、辞藻学、韵律学、戏剧学、历算学。大小五明之学原是印度佛教的有关学术理论，但传入西藏后便被本地化了，并且与本教文化、汉族文化及其他民族文化交融汇合，形成了具有藏族特色的地道、纯厚的雪域文化。应该说，大小五明文化对于藏族传统文化是一种完善与深化，藏族的哲学、文学、医学、天文历算、建筑艺术、数学、物理学、文字学、戏剧、音乐、舞蹈等等都可与大小五明之学建立联系，在藏族文化史上，五明文化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显然，宗教的学术体系使宗教的影响力更深入，更细致地渗透到藏族文化观念的方方面面，这是使藏族传统文化具有自己的特色的地方，但反过来看，宗教味道过份浓郁的文化在适应社会变迁方面是较为迟缓、吃力的。
5、官方宗教文化还有一个特点即它的社会学功能， 这是我们在评析宗教文化时不能忽略的。藏传佛教为什么会在官方的推崇下而如此兴盛？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历代西藏地方政府不遗余力地鼓吹支持，将宗教作为巩固政治地位、打击异己势力的工具；另一方面还与雪域高原的物质条件有关。长期以来，藏族地区社会生产力低下，物质财富贫乏，生存环境恶劣，宗教对于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生活的人们来说无疑是调剂品、润滑物，它从精神上调整了人们面对贫穷和困苦的的所遭受的心理压力，佛教的出世思想，把人们对现实美好幸福生活的希望转移到未来，使之成为精神上的终极理想与动力，成为藏族广大群众的精神家园、祈福场所。藏区寺院众多，寺院除了是宗教活动的核心核所外，还担负着消灾避祸，保佑家庭子孙及牲畜兴旺，安抚心灵的功能。对于一个地区来说，寺院对于藏族社会起着重要的社会作用。千百年来，宗教在藏族地区兴盛不衰，寺院林立，僧徒众多，广大群众把自己毕生积蓄的财富中的大部分作为供养奉献给寺院及上层僧侣，更促进了寺院的发展，以至寺院的规模、人数、经济状况成为这个地区经济状况及老百姓虔信程度的代表或象征，这个现象在世界其他地区是较为少见的，值得我们深入考察。
下面我们再看民间文化所具有的特征。
民间文化本质上属于世俗文化，它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民间文化相比官方宗教文化更古老，是藏族传统文化中最底层、最广泛的意识形态。在形式上，民间文化包括语言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节庆文化、婚丧礼仪文化、礼俗禁忌文化以及民间文学、歌舞、音乐、娱乐消闲活动等等在内。从总体上说，民间文化代表了藏族精神的面貌与风范，我们可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1、民间文化的主流意识是乐天吃苦的精神，这是藏族生存、 延续的精神支柱。过去人们常以为藏族全民信教，似乎在藏族百姓的生活中除了拜神、祈福、转经、念佛以外就没有别的什么了，其实，藏族百姓除了在某个特定时间关注宗教以外，更多的时间是快乐的，豪放乐天的。贫瘠的土地、严酷的气候、低下的生产力并没有给藏人的意志力带来损伤，相反，艰苦的物质条件反而促成这个民族具有能歌善舞、幽默风趣、豁达欢悦的性格，我们可以从丰富的民间歌谣、神话、故事、笑话中以及随时随地都能看到听到的舞蹈音乐中很容易地发现这一点。对宗教的虔信以及对生存的坚毅乐天的精神在藏族的精神世界中并不是互相矛盾的，它恰好反映了藏族感情生活的丰富与心理上的宽舒、博大。
2、从民间文化中我们还能发现藏族具有重义理、讲诚实、 轻权财的精神。藏族是一个热情好客的民族，喜欢交朋友。朋友之间可以不计较一切得失，彼此忠诚，义气当先。反过来，一个人如果对朋友有不忠的言行，则立即会获得对方与自己彻底断交的待遇。由于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原因，藏族更重视诚实信用乐善好施等道德准则，而轻视权利及财富等。在人们的心目中，追逐世俗权利是罪恶的渊薮，一个人过于看重权利，并对于本不属于自己的权利去一味地追求是不正常的。同样，物质财富也充满着危害，容易使人陷入其中而不能自拔。在藏人看来，“金银好听不能当饭吃，珠宝好看不能当衣穿”，即金银财富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不必过份地追逐贪求。藏区曾流行一条名谚：“海洋所以深，乃是它永不平静，金库要有充足的聚积，必须让钱财流动不停。”意思是，人只要淡泊物质财富，善于花费投资，比如对于友谊、对于来生的幸福，该投入的一定要投入，这样才会有所得，否则，一辈子当一个守财奴，只会一辈子受穷。所谓“最幸福时不忘记痛苦的人，乃是最聪明的人”。反过来说“贪婪者的恶欲望，最后会全转到自己头上”。
3、在民间文化上，我们还能发现藏族有很强的群体意识。 民间谚语常说：“饭要一同吃，酒要一起喝，话要一起说，心要一条心”；“千言一意，百牛一绳”；“家中不睦，外事无成”；“没有竿子支不起帐房，不团结百事不成”；“五个指头称兄弟，手心手背都是肉”，等等，种种说法都表明一个意思，即社会群体是个人生存的保障，群体中的所有个人必须团结和睦，互助互利。有的学者认为，藏族群体意识强主要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形态有直接的关系，比如直到本世纪中期，若干藏族地方还保留着部落群体的组织形式，而宗教在一千多年来在信仰上基本归于一致，这些对于藏族的群体意识的增强，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藏族强烈的群体意识实际也代表着藏族的整体价值观及民族自觉意识，对于藏族的团结、凝聚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以上我们就藏族传统文化中的不同构成体系所表现出的文化观念或民族精神的特征作了大致的总结。对于任何民族而言，传统的民族文化观生长于其悠久灿烂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中，它是不可割舍的，是一个民族的自豪感、自信心、凝聚力皆赖以维系的关键或核心所在。传统文化中有许多优秀、有益的东西，但也存在不少糟粕。以藏族传统文化两大体系来说，历史上兴盛一时的官方宗教文化今天看来不尽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其中有些观念对现代化甚至起阻碍作用。民间文化绝大多数内容都是健康无害的，是藏族赖以生存、发展的依托，但也有少量的观念落后了，需要加以鉴别及剔除。总的看，在藏族传统文化如何适应现代化的问题上，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二、藏族传统文化观与现代新型文化观的矛盾及解决方式
我们先概述现代化及新型文化观的起源。西方社会学家S·N艾森斯塔德曾在其著作《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开篇明义地说：“现代化以及追求现代性的热望，或许是当代最普遍和最显著的特征。今天，大多数国家均置于这一网络之中——成为现代化的国家，或延续自己现代性的传统。”（注：〔以〕艾森斯塔特《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大出版社，1988年，第1页。）的确， 现代化作为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及新的社会界定标准或模式，自17世纪开始于西欧以来，迄今为止已扩展到全球，现在任何不加入现代化行列的国家或地区，都将面临被淘汰的危险。
就历史的观点而言，现代化是以西欧及北美国家的工业化及资本主义化为开端的，因此社会学家在解释与研究“现代化”问题时，往往将西欧、北美作为“成功范式”或参考对象。西方国家在领先进入工业化及资本主义社会以后，曾通过血腥掠夺及殖民主义侵略等手段来推行他们“经验”，事实证明这种作法并不完全成功。从近两个世纪全球各国的历史发展情况看，不同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基于各自文化传统有着不同的道路。在西欧，它们发轫于有着兴盛的都市的封建或专制国家，在东欧，则来自高度独裁而低等城市化的国家或社会，在美国和英属第一批自治领地如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等，它们是经由殖民化和移民过程而形成的，其中，有的源于强烈的宗教动机，并由宗教的拓殖团体所组成，其余则基于为寻求经济良机和更高的地位、财富等的大规模的移民。在大多数亚洲和非洲社会，现代化过程与殖民体系相关联，但其中许多国家的原有的中央集权的君主制社会和完整严密的宗教文化传统及部落组织、结构及其文化传统等在它们向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作用，致使这些地区的现代化呈现不同的面貌。从目前形势看，被社会学家认为可列为现代化模式的大致有三类：一是高度发展的西方工业资本主义模式，二是前苏联、东欧及中国的高度发展的工业社会主义模式，三是以日本及东亚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工业资本主义模式。（注：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此外，诸如在世界经济中逐渐发挥重要作用的伊斯兰国家及“东南亚国家联盟”中的几个国家也引人瞩目。这些地区的经济成就尤其是非西方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的成功道路使社会科学家及其他研究人员不得不去深入研究、讨论所谓“东亚发展模式”、“苏联模式”、“中国模式”等等。许多西方及亚洲的学者在研究中一致认为非西方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它们各自的社会文化传统决定了其现代化的特点。美国学者彼得·伯格及台湾学者萧新煌甚至还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即“亚洲资本主义精神”，以此用来区别西方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具有新教伦理色彩的“西方资本主义精神”（注：彼得·伯格《一个东亚发展的模式：战后台湾经验中的文化因素》，台湾《中国论坛》第19卷第6期，1984年12月。）。 对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理论及指导原则，海外有些学者以及国内一些社会学家将之列为同西方精神相对等的一种新的概念。认为这将引导中国社会主义走向成功。
在新一代现代化理论研究者的眼中，现代化主要体现于社会生产的工业化、城市化、社会群体的结构化及多样化等等。但就现代化的本质来看，我们认为，现代化并不仅仅意味着经济的发展，因为经济是一种社会的、文化的基础，它关联到社会整体中的各种因素与组织。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会有不同的经济运作体系，而现代经济的日益趋同的运作方式为我们揭示了经济运作体系为适应全球一致的运作方式所必需进行的调整与改革，要实现这种调整与改革只有仰赖政治的、道德的、宗教的及其他文化方面的力量，所以，经济改革只有在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文化观念更新的基础上才能顺利完成。就此而言，现代化发展实际是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的共同组合，而且只有文化发展顺应了经济发展的时候，现代化才能获得成功。
现代经济运作方式的核心是市场经济，这里面又包含两个层面：即底层的以公平、自由竞争为原则的市场经济及上层的以国家、政府或管理组织适当调控干预的市场经济。这两种层面的经济在文化上的表现各有不同。在公平、自由竞争的原则下产生了竞争意识、商品意识及社会分工的高度专门化，与之相应的还产生了独立意识及个人尊严等观念。在对于市场进行管理的基础上形成的商品流通机制无疑使社会政治趋向于法律化、民主化。也就是说，现代社会所具有的种种意识形态其实归根结底是取决于现代经济的运作方式的。市场经济在西方促成了城市革命、工业革命及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从而导致全球的“近代化”、“现代化”。现代化发展的高峰表现就是现代新型文化观的形成，艾森斯塔特认为这是现代化最富有渗透性的一面。
现代新型文化观表现了政治上的民主观念和政治组织多元化，社会上的法律化及和谐的道德秩序，在宗教、哲学、科学等主要文化及价值体系日趋分化、识字和世俗教育日趋普及时，“新型文化观注重进步、改良、幸福、能力与情感的自然表现，强调个性是一种道德，同时也强调个人的尊严、讲求效率。凡此种种均可由某些新的人格取向、品性和特征的形成而表现出来，其中包括：对日益广阔的社交圈有较大的调适能力，‘自我’是有一定程度的弹性，兴趣更广泛，……”（注：艾森斯塔特，上揭书，第5—6页。）。
相对这种新型文化观，我们认为藏族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观念已不能适应甚至与现代化观念完全矛盾。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西藏的经济有了飞跃发展，但目前的问题是，由于文化教育落后，人们还没有改变传统的、落后的一些思想意识，这对现代化建设是不利的。在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中，西藏要跟上全国的发展步伐，必须要在思想意识上进行自主的检讨与反思，这是当代藏族知识分子及一切关注西藏发展的命运的学者们所要迫切进行的课题。
从根本上看，我们认为藏族传统文化观与现代新型文化观有如下矛盾：
第一，独立意识与听命意识的矛盾
独立意识是现代人重视人权、强调个人尊严和自我价值的体现。现代社会是工业化社会，社会分工高度专门化，人的自我意识增强，为适应在日益竞争激烈的社会中生存，人必须要有个性，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及创新精神。但是在藏族传统文化观念的深处，由于宗教的影响，许多人对于“佛”的旨意从不怀疑、从不违背，不知也不敢自己思考和判断，再加上长时期内官方对教育的垄断，使广大人民缺乏相应的文化知识，更加强了这种遵从神命的心理，以致造成一种习惯和心理定势。这种情况现在虽有所改变，但在不少人的观念中依然存在。听命意识与现代独立意识是格格不入的，藏族要想发展自己的经济，步入现代化社会，必须要消除这种心理缺陷。
第二，民主意识与封建等级意识的矛盾
民主意识尤其是现代民主意识起源并发展于西方，其核心观念是“天赋人权”、主权在民及分权学说。天赋人权论提出人人生而自由平等，这是人的自然本性和与生具来的权利。主权在民论则认为人是社会的人，“是政治的动物”，国家政事的真正权利应归属于人民。或者说，每个人都有参与社会事务及国家政事的权利与机会。分权学说则是西方民主思想在政治上的具体实践，近现代资产阶级的普选制、议会制、两党或多党制以及“三分权力”制（即行政权、司法权、立法权分别由不同的组织或个人来承担）便是这种观念的产物。资产阶级的民主意识相对古代的奴隶民主制及封建等级、特权制是一个进步。（注：见施治生、沈永兴：《民主的历史演变》“绪论”，北京出版社，1982年。）马克思主义产生后，一种新的更科学、合理的民主观念也形成并在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实践，于是就有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其核心观念是：其一，民主的基本含义仍是“人民的权力”（Democracy 为希腊文意译，Demo是Demos的简略，意为人民，cracy则为权力）；其二，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认为“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其三，民主作为上层建筑，受经济基础的决定，并反过来为经济基础服务，毛主席就曾说：“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368页。）；其四，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召开后，社会主义的民主在中国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这就是民主发展与法制健全及发展紧密结合，实行依法治国，这被认为是中国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它对于尊重与保障人权、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提高决策水平、加强民主政治监督，充分贯彻党的民族政策都有极大的决定作用。
相比现代民主意识，藏族传统中的神权观、封建等级观和特权观念的遗存与糟粕需要彻底地清理与抛弃。藏族文化中的等级观与特权观念有古老的渊源。据史料记载，西藏在公元7世纪时已进入奴隶制社会， 当时已出现奴隶主贵族与奴隶及平民间的阶级区别，到10世纪吐蕃王朝解体，西藏社会逐渐发展为封建农奴制社会，政治上以“政教合一制度”维护封建农奴主的统治，这种制度以神权、教权为掩护，通过僧俗封建农奴主联合的形式对广大农奴及贫民进行剥削与压迫。在这种制度下，社会、人口两极分化，官家、贵族、上层僧俗虽然人数不多，但地位高，并占有几乎的全部土地和大部分牲畜，主宰着农奴的身家性命，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包括奴隶）基本没有生产资料，没有人身自由，遭受三大领主的奴役、剥削，在贫困、死亡线上挣扎。列宁在论及农奴制时就曾深刻地指出：“农奴制的特点是：世世代代的停滞，劳动者的闭塞无知，劳动生产效率很低。”（注：《列宁全集》第20卷， 第297页。）这句话很精炼地概括了农奴制的普遍状况。封建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往往在文化教育上进行垄断，禁锢人们的思想，利用宗教等工具实行愚民政策，阻碍、反对科学技术文化的发展。在西藏，这一状况更加突出。官方对佛教的大力推行，使藏族传统文化在13世纪以后的几百年的时间内根本地改变了其格局。原来的本教文化、佛教文化、民间世俗文化并行发展的状况被打破，本教势力受到政治上的排挤而被赶到偏远地方，官方对佛教文化的大力推行而使传统文化结构形成以宗教文化为核心的体系。宗教意识通过其系统的理论、迷惑人的说教而深入人心，成为藏族传统社会意识的一部分。我们前面已说过，宗教意识对于人的自主、独立、创新意识的形成具有很大的束缚力，而西藏政治、经济的封建等级制及农奴制又直接是民主制度及观念的死敌，要想在西藏建立并健全民主制度，必须首先要从意识形态的深处肃清封建意识残余，这是艰苦而长远的任务。
第三，竞争意识与封闭、守旧意识的矛盾
在现代社会，人不仅是独立的、自由的，同时也要有创造性和积极主动的精神，也就是要有竞争意识。现代社会排斥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类型的人，由于社会生产越来越趋于专门化，现代社会要求人们在意识上不断加强专门知识的学习及专门技能的训练。同时，一个人要适应社会需要不仅要接受专业教育，更要积极主动地去提高并扩大自己的知识水平和个人工作能力，实现“一专多能”。在现代社会，商品经济异常活跃，商品经济追求经济效益，鼓励竞争，刺激竞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就是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的刺激下通过物质生产竞争、商品市场竞争，以及人才竞争、科技竞争直到政治竞争、社会竞争、国家间的竞争（包括极端手段——战争）而发展起来的。当今中国为了实现现代化，也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经济，鼓励各方面的竞争尤其是人与人之间的素质、能力、对社会的贡献方面的竞争。这种竞争要求人们要有独立自主的判断力与思考能力，即“自主的人格”，有开放的心胸与宽阔的心理素质（即宽容的精神），有良好的知识与专业技能（即基本的社会参与权利），有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良好的道德素质（即完善的品格），等等。在这里，人作为人，人的社会属性得到充分的体现，所以现代社会鼓励人们尽情发挥自己的能力与才干，通过积极的、良好的竞争而对社会作出贡献。现代社会最响亮的口号就是：“做一个有用的人！”
这种竞争意识，西藏广大贫困地区的受教育甚少的青少年无疑是不具备的，再加上传统文化中本身因宗教所造成的封闭、守旧、保守的意识的影响，这种状况更为突出。据一些社会调查研究，现今西藏的文盲在藏族人口中还占有相当一部分比例。缺乏教育导致人面对新生事物没有较高的、准确的判断力及独立思考能力。当社会经济中商品经济的色彩越来越浓的时候，在西藏，面对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人们不能及时把握时机，同时，也缺乏应有的竞争意识。从根本上说，广大农牧区的群众缺乏竞争意识，其主要原因是长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造成的生产习惯及心理惯性的作用。西藏虽然搞了多年的人民公社，但在广大农牧区，人民公社并没有完全改变固有的生产方式尤其是生产习惯，所以后来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及包产到户的制度推行到西藏后，又使农牧民旧有的自给自足观念重新抬头，在生产生活中只求温饱，安于现状，轻视商业。虽然改革开放已有20年了，这种心理及精神状况在贫困地区仍然很普遍存在，值得我们重视。
第四，现代科学意识与传统宗教意识的矛盾
现代工业社会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同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科学技术在能源、通讯及应用技术领域内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在此基础上，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包括对自身的了解也获得极大的深入，客观的科学的世界观业已建立，宗教迷信思想已不能垄断和主导人的思想，现代科学意识成为主流意识。
但是在西藏及其他藏区，由于长期的封建农奴制统治，藏族社会在思想领域处半封闭状态，在一定程度上，藏族的创造力与发明精神受宗教需要的左右，从而造成藏族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畸形发展的缺憾。今天，在社会主义建设及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宗教意识无疑不能适应新环境的需要了，消除宗教思想对发展科学技术和社会文化事业的各种限制是当今最为紧要的任务。
以上我们大致列举了现代思想观念中的四个主要特征以及藏族传统文化中与之相矛盾的一些弊端。接下来的问题是，对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新文化观的矛盾，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方式予以解决呢？
从我们的分析看，藏族传统文化中的两大体系——官方宗教文化与民间世俗文化二者间，官方宗教文化的糟粕更多一些，相对现代文化而落后的、阻碍社会生产及科技发明创造的东西也较多，因此，在解决上述诸矛盾时，只要抓住主要的症结，对症下药，将会有显著成效。
首先，官方宗教文化中属于纯宗教的东西如佛教哲学、佛教的教义与实践，大小五明之学等等作为藏族文化中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当予以充分地评定并继承、发扬。但其所宣扬的神权观、阶级观、种姓论以及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方面的消极思想等等则须坚决地批判与摒弃。也就是说，对于官方宗教文化我们需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一分为二地认真评析，不要全盘肯定，也不要全盘否定。这是我们在进行具体工作中应持的基本原则。
其次，在当今的现代化建设中，当务之急是改变或引导广大农牧区群众树立正确的商品观念及消费观念，使他们把主要精力从一心向佛的状态中脱离出来。众所周知，宗教的影响深入到藏族社会生活各方面，尤其是在消费方式、消费观念上最为深入，以至老百姓将其一生中收入的大部分用在布施、朝佛等宗教消费活动中，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比例极小。显然，消费观念的转变已成为引导藏族群众树立现代商品意识及走向现代化的关键环节。
第三，对于至今在藏族人口中仍占一定比例的僧人包括藏传佛教组织——寺院要引导他们为藏区的现代化服务。在这方面，有的学者已提出极好的设想，如让藏传佛教界人士积极参与发展民族教育，让他们协助各级政府稳定社会治安及政治环境，开展“以寺养寺”，利用自身优势发展民族经济，开展与社会生活切息相关的学术研究（如藏医药研究、工艺学研究等等），为社会服务，等等。（注：杨勇、昂巴《藏传佛教与甘肃藏区现代化》，载《甘肃民族研究》1997年第1期； 丹珠昂奔，上揭文。）这些设想切实、合理、可行，值得政府有关人员借鉴、参考。
第四，在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上加强投入，作为政府行为，这是当务之急的一项工作。现代教育自西藏和平解放后已在广大藏区搞了几十年，但问题与困难还有很多，现在，藏区的普及义务教育及基础教育还没有完全深入到每一个村庄及偏远的乡间牧区，受过良好的专业培养的教师还远远不够用，相关的民族语文教育体系不健全，教师待遇、教学质量问题还没有有效的解决办法。从根本上说，教育是促进并提高一个民族整体文化水平的关键，党中央之所以在现阶段提出“科教兴国”的口号，就是认识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培养同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及专门人才，乃是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对广大藏区而言，发展教育、学习科学还是扫除宗教思想及愚昧、迷信活动的最重要的手段，这无疑关系到21世纪西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全局。
第五，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吸取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与精华的成份，有利于提高社会文明水平及程度，推进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藏族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好的方面，如世俗民间文化中的群体意识，团结精神，乐天吃苦精神，重义理、讲诚实、守信用等社会道德及乐善好施、正义感、荣誉感、宽容精神等美德都应该充分地继承和发扬。这一工作是长远而艰苦的，需要伴随经济的发展，教育的发展同时进行。
总的说，对任何民族而言，文化传统是无法彻底割舍的东西，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文化传统会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或多或少都要发生变迁。这类变迁或者是“自适应”的，或是“他适应的”。藏族传统文化的变迁是必然的，这意味着在现代化进程中藏族文化传统中某些落后于时代的东西会被改变或抛弃。今后的问题是在藏区的现代化过程中如何进行“人的现代化”，这不仅是藏学界要研究的，也是一个紧要的社会实践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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