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真相与有关名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语论文,相与论文,名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论语》真相——孔子的中心思想
我在二十年代匆卒写出《孔子哲学之真面目》一书，虽已有些涉及“礼”的重要性与汉儒的墨冠孔戴、宋儒的佛冠孔戴，但仍不免人云亦云。经过几十年来的认真研究，才能越发认识其真面目而有资格为孔子思想做总结。
孔子的中心思想决不是许多后儒和今人所说的“仁”和其他。孟子称他为“集大成”，主要的是集礼学礼制之大成，而成为礼教的祖师。
要认识孔子思想的真面目，首先必须注意到下列几个问题，根据原始资料进行具体分析：
第一、孔子的仁以礼为实
《论语》记载：孔子的第一个高足颜渊问仁，孔子答以“克己复礼”。只要视、听、言、动全身合礼便是“仁”了（《颜渊》）。这显然是问“仁”答“礼”，以“礼”为“仁”的。所以后儒如王夫之据此断定地说：“礼者，仁之实也。”戴震从反面来说：“礼失而仁亦未为得。”
第二、孔子的仁以孝为本
《论语》记载：有子说：“孝悌也者，其仁之本欤！”（《学而》）“有子”在《说苑·建本篇》、《后汉书·延笃传》均作“孔子”或“圣人”。孔子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泰伯》）“笃于亲”即孝于父母，厚于父母。这也是论孝与仁有密切关系的。
此外，孔子强调“君子不弛（怠缓）其亲”（《为政》）。反之，弛其亲，非君子也。所以墨子主张“兼爱”便是“小人”。孔子强调“非其鬼而祭之，谄也”（《为政》）。反之，非其亲而祭之，便如《孝经》所说：“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连他人之亲死后也不许兼祭他，何况他人之亲生前而可兼爱他么？孔子强调“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子路》）隐是隐讳。反之，不为父隐是不孝，不为子隐是不慈。孔子是主张宗法人治而反对法治的。
第三、孔子的仁与大忠相等
《论语》记载：孔子称殷的三个大忠臣为“三仁”（《微子》）。可知一般忠臣还不够称为“仁”，必须像殷的三个大忠臣才可等同于“仁”。
第四、在孔子心目中，礼高于仁
何以见得？《论语》记载：孔子评价管仲，已得称他为“如其仁，如其仁！”（《宪问》）而却认为“管仲而知礼，孰不知礼？”（《八佾》）显然是仁不如礼。孔子又说：“智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卫灵公》）“仁”只要不合“礼”，也还是“未善”的。所以张载解释道：“仁守之者，在学礼也。”“仁”还不够格而要去学“礼”，不是“礼”高于“仁”，又是什么呢？
第五、《论语》记载：孔子认为其他诸德，也都不可没有礼。
如恭、慎、勇、直、敬等，均必须有“礼”，才能避免种种过失（详见《泰伯》、《阳货》、《八佾》）。
第六、《论语》记载：孔子认为没有“礼”就根本不能立身、成人。
孔子经常教儿子与弟子必须“立于礼”（《季氏》）。“不学礼，无以立。”（同上）“不知礼，无以立也。”（《尧曰》）可见“礼”对于人太重要了！
第七、《论语》记载：孔子认为：礼不“从天子出”，就是“天下无道”（详见《季氏》）。先王以用礼为贵（《学而》）。
第八、《论语》记载：孔子主张“为国以礼”，以礼治国（详见《先进》、《为政》）。
第九、《论语》记载：孔子认为礼是三代相“因”，只能有些“损益”而不好大变革的（详见《为政》）。有些学人为了要美化孔子，而把根本性的相“因”与根叶性的有“所损益”二者完全等同起来，而断定孔子是主张变革者，未免太臆说了！
我看了很多书尤其牢牢记住上引《论语》的记载，所以益信下列各人所说为合事实而有道理。
清末阿沣为一部《论语》做出总结道：“《论语》所言皆礼也。”清初王源为六艺做出总结道：“六艺不出乎礼。圣人以礼修身，以礼齐家，以礼冶国，以礼尽性至命，……大小精粗显微，一以贯之。”足见礼在孔子思想中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都是占着首要的地位的。这在近现代著名人物如王先谦、柳诒徵、李大钊、陈独秀、鲁迅，吴虞、宋庆龄、侯外庐、赵纪彬等，不论新旧那一派也都能看出了。
我为了避免重复，只好说到这里，其余详见我最近完成由巴蜀书社出版的《论语导读》一书。现附入节录的拙著很小部分目录（大纲）于后，借以想见一斑。
正编第一章到第十章，从略。
第十一章 关于《论语》的中心思想与有哪些重要思想问题（细目太多，从略。下同）
第十二章 关于《论语》的精华与糟粕应当分开问题
第十三章 关于《论语》的影响与价值未必一致问题
第十四章 关于古人对孔学与诸子学的评价问题
第十五章 关于孔学的演变历史与研究的科学方法问题
副编 论语类编简释（这是古来第一次把最杂乱无章的《论语》全书改为类编，以便于人们阅读的）
我主张争鸣，欢迎批评，但有一个要求，就是“言必有据”。不能为了美化孔子，而出于曲解或空谈。我的态度一直是“我爱孔子，我尤爱真理，真理超过孔子”；不愿反而主张：“我爱真理，我尤爱孔子，孔子超过真理。”孔子只有一些真理而不完全等于真理。把孔子美化为中国第一人，甚至世界第一人，或“孔马完全一致”，或“真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这样贬低全人类，就太对不起全人类；而把假孔子说成真孔子，也太对不起二千多年前的真孔子了！我一直在研究孔子，就是一直在想对得起真孔子与全人类的！
二 与《论语》有关的名著——《论语新探》
在与《论语》有关的名著中，我特选赵纪彬的《论语新探》为代表。
赵纪彬(1905-1982)河南内黄人。历任许多大学教授、院长、所长。主要领域为中国哲学史思想史。著作很多，多已收入《赵纪彬文集》四卷本。他自认《论语新探》一书最可代表他。他的《论语新探》曾用《古代儒家哲学批判》书名，由中华书局出版。1958年才改名《论语新探》，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以后经过修改，到了1974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已出三版，也是最后的一版。据他的《三版自序》说：“欣逢批林批孔运动蓬勃发展，深受教育和启发，遂能重加修改，惟……除《有教无类》一篇而外，全书皆为多年前旧稿。”其实旧稿倒是他自己的心得创见，新增的那一篇，却已很受“四人帮”的影响而不免错误，至少也不免牵强了。
赵纪彬博学又很谨严，如他深于经学小学（文字学），为了言必有据，而一字一句，一言一语都不轻易放过。他引经据典，原原本本，不避烦琐地进行探讨。他对《论语》及其他一些古书，在许多问题上耐心费力去统计字数。又不仅熟悉古学，而对于马克思新理论也研究有素，能运用到中国学术思想上来，正如他说：“我作为哲学史工作者首先想到的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红旗插到经中去”（《谈谈批判地继承经学遗产》，见《困知二录》）。
他著作很多，《论语新探》尤为重要。他在生前曾对亲友说：“我这一辈子，就是这一本书。”确是真话。为他写传略者也说得好：“此书作者花费功力最大，影响最大，争议也最大”（《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第二卷《人物志》上册）。
我认为赵著此书不论今人“争议”怎样“大”，与他争议者多不如他的专心用功，人们应当平心静气与实事求是地多肯定他。他的认真探讨，多所创新，似为古来研究《论语》的学者所不及。
赵纪彬独能运用统计次数具体分析法，如“人”与“民”问题，他统计《论语》内“人”字二百一十三见，“民”字五十见，经过具体分析，才能得出孔子对“人”言“爱”，对“民”言“使”；对“人”言“诲”，对“民”言“教”（“教”不是“教育”而是“教练”）的结论。对“人”与“仁”问题，他统计《论语》中“人”字凡二百一十有三，“仁”字凡一百有五，才能得出“人”与“仁”关系的结论。对“君子”与“小人”问题，他统计《论语》言“君子”一百零六见，“小人”二十四见。《墨子》“君子”八十八见，“小人”十见。《孟子》“君子”六十四见，“小人”十见。《左传》“君子”一百三十九见，“小人”三十七见。《国语》“君子”三十见，“小人”九见。才能得出“君子”与“小人”是“分裂成为两个对立的政治派”，以“勤礼”“劳力”为划分“君子”“小人”政治界限的标准的结论。也才能得出孔丘从批判‘小人’中建立了‘君子’学派，墨翟却从批判‘君子’中表现其‘非儒’的‘小人’思想体系”的结论。请让我在这里插说几句话，赵纪彬与郭沫若相反的看法：郭认为墨子经常吹捧士君子与王公大人（详见《墨子的思想》），赵则认为“墨家将王公大人与士君子作为一类而批评之”（详见《困知二录》）。合乎事实的是赵说而不是郭说。这个问题就在于用不用统计次数、具体分析法的。
除上述外，其他如对于贫与富、学与问、知与智、仁与佞、仁与礼以及“说”、“言”等字，赵纪彬均一一统计次数，加以具体分析。
赵纪彬与一般学者不同，他能看出孔子的中心思想是礼而不是仁，而“仁与礼的关系问题，则在《颜渊》篇颜渊问仁一章中有明确规定”。“潜礼”与“不仁”同义，“以‘复礼’为‘为仁’的内容或方向。是‘礼’为第一位，而‘仁’为第二位，亦即不是用‘仁’来改造‘礼’，而是用‘礼’来限定‘仁’。”此说极为正确！请再参看前述我引证的张载、王夫之、王源、戴震、陈沣等人之说。
赵纪彬同时也存在问题，试举几点为证：
第一、对儒墨法三家思想分析的正确中带错误。他“最后确定孔丘所创立的古代前期儒家是‘人’中的‘君子’学派，而以继承文王周公，维护宗法遗制，为自觉的历史任务，妄图以‘复礼’来挽救奴隶制的危机，恢复西周奴隶制的盛世；并进而对‘小人’的变革路线肆行攻击。反之，与孔丘同时的法家先驱者邓析与少正卯以及较孔丘后起而与儒家对立的前期墨家，则均为‘人’中的‘小人’学派；当时儒法两家的斗争以及孔墨显学的对立，亦均为奴隶主阶级‘复礼’派与新兴封建地主阶级革新派两条政治路线斗争在学术上的反映”。这段话在正确中不免混入错误：说儒家与法家先驱者邓析与少正卯的对立，是正确的；说法家先驱者与墨家“亦均为”与儒家对立的“新兴封建地主阶级革新派”，却是错误的。不知所有法家都是代表劳心者，墨家则为代表劳力者，代表劳力者就不属于“新兴封建地主阶级”了。此其一。法家先驱者邓析与少正卯“是与儒家对立的；到了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与秦汉以后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却是儒法合作史而不再全是儒法对立了。儒法合作史的事实是阳儒阴法：儒主管文化、礼乐、风俗等方面，法主管刑法、军事、经济等方面，政治如君主专制、君位世袭等方面，则儒法二家完全相同。这有《二十五史》与正续《资治通鉴》等为无可否认的铁证。不仅如此，要知道奴隶制与封建制都同是最重宗法制的。法家虽然是今非古，异于儒家的是古非今，其注重宗法，始终不变，却同于儒家。“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独大力宣传“儒法斗争史”，赵纪彬也受其影响而有“儒法斗争史”的色彩了。此其二。
第二、《有教无类解》的半正确半错误。赵纪彬把孔子说的“有教无类”一语，“有”与“无”相对为文的“有”字改训为“囿”为“域”，以致上下不相对称，这实在太牵强了！他把“教”字根据孔子“诲人”与“教民”的不同而解释为对民教练而不是对民教育，是说得通的。至于“类”字，确如他说的是指“族类”而不是指“阶级”。他反驳后儒今人的美化孔子为“超阶级的全民教育”、“不分阶级的教育一切人”。后儒今人把“教”字解释为“教育”而不知“教练”，把“类”字解释为“阶级”而不知“族类”，都是病在知今而不知古、以今释古的。
第三、改“立人”为“位人”的错误。赵纪彬对孔子说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认为“立”字即“位”字，……意思是自己想官位，就要官位别人（《论语
字义疏》，详见《困知二录》）。这样解释太勉强，不能令人信服。其实根据他说的“人”与“民”是对立的阶级，“立”“达”均以“人”为限，而“民”不在内，已经说得通，用不着再如此用力气去转弯解释了！
一九九六年五月于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