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广轩[1]2016年在《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分权架构研究》文中研究说明金融监管是金融发展的基础和保障。长期以来,我国行政化调配金融资源的大一统金融监管体制,虽有效助推中国经济多年的快速发展,但也暴露出高度集中、高度统一、高度垄断的缺陷。传统集权型金融监管,强调中央统一集中行使监管权,制度设计上地方没有金融监管权,亦无金融自主发展权；金融法规也主要集中在中央层面,地方金融立法空白,市场监管多依靠政策指引,金融法治化步伐缓慢；监管多为政府行政的强行干预,监管对象的内控制度功能弱化,社会多元化监督积极作用没有显现。我国分业的集中监管体制,已造成金融在中央的高度垄断和地方的高度压抑,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制约和阻碍金融创新,已成为深化金融改革的障碍和桎梏。论文选题“中国金融监管体制分权架构研究”,以我国金融监管体制为研究对象,将金融创新、金融民生化发展和金融风险化解作为金融体制改革的动因逻辑和起点,并站在金融监管权收控伸展的视角,遵循和坚持金融监管的分权主线,展开监管的中央和地方行政分权、上层和下层金融立法分权以及横向的政府由内向外的政社分权等叁方面进行创新性研究,并提出了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分权架构的思路和设计。论文运用时空观分析法,以金融监管体制纵向历史之线追溯为研究发端,理性剖析汲取历史实践之鉴,并吸纳借鉴西方发达国家金融监管之经验和成果,同时探寻金融监管理论以此指导监管体制创新。论文以金融监管体制变革的动因为统领,秉持金融监管必须围绕服务经济、适应市场的主旨理念,探索我国金融监管新体制的改革重塑。主要围绕金融监管权的收缩和扩张,创新提出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分权架框：一是政府管理系统内部的行政分权顶层设计,探索中央层面的控权向地方的扩权；二是法治金融治理需求下立法体制革新的对称,探索国家立法权的压缩和向地方立法授权的拓展；叁是多元化金融监管的公私合力聚力迭加,探索约束公权拓展私权的政社分权。主要的路径选择：坚持中央和地方的金融监管行政分权重构,重新配置权力,中央土动简政放权,收缩金融监管权,推动权力向地方的下放、下沉、下移,强化地方监管；坚持多层金融立法体制构建,完善国家立法,扩大地方立法,拓展地方金融自主发展权,推动中央与地方依法行政、依法监管治理框架；坚持多元化社会合力监管,有效约束政府有形之手的过度行政干预,推动政社分权,科学适度放权社会,加强监管受体内控制度建设,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多元监督作用,有效构建政、社、企多主体参与的金融监管体制,形成全社会多元化金融监管合力。
郑爱民[2]2001年在《我国金融创新发展趋势及其监管研究》文中认为随着我国新一轮经济和金融的发展，金融创新这一主题已越来越受到金融领域的重视，特别是中国加入WTO后，可以预见我国将出现一个新的改革开放高潮。中央银行如何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鼓励金融创新，已成为当前金融工作一个迫在眉睫的热点问题。 本文试就如何加强金融创新条件下中央银行监管进行系统、深入的分析。全文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金融创新的历史演进和现实发展，并对金融创新的动因进行分析；第二部分，对金融创新的正、负面效应进行初步研究，并就金融创新、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监管的关系进行探讨；第叁部分，描述我国金融创新的发展历程、现状和发展趋势，剖析金融创新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我国金融创新的发展方向；第四部分，分析我国对金融创新监管的难点，研究如何加强金融创新条件下的中央银行监管，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李国庆[3]2015年在《中国金融脱媒化的经济影响与对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金融脱媒化是市场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金融行业所呈现出的发展趋势和方向。金融脱媒最早出现在美国,大萧条时期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颁布了Q条例,该条例要求商业银行不得对活期存款公开支付利息,并对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的利率上限设置限制。在大萧条时期,Q条例的实施有利于将融资成本维持在较低的水平,有助于恢复和重建美国的金融秩序,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经过十几年的恢复与发展,美国经济逐渐走上繁荣,与此同时,通货膨胀率也开始居高不下,甚至曾一度突破20%,而Q条例对银行存款利率上限进行严格的限制,导致投资者饱受财产流失的折磨,公众对银行存款的信心逐渐丧失。在这种环境下,投资者急于寻找其他投资渠道,实现保值增值的目的,大批资金开始流出银行,这也是促使美国货币市场基金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后,以葡萄牙、法国、意大利为代表的欧洲国家也相继出现金融脱媒现象。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自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夕,中国一直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一体制下,整个社会资源均由国家统一分配,社会融资方式非常单一,中国金融业缺乏发展的土壤,一直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金融体制上,也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积极推进由高度单一的金融结构向多元化的金融结构转变,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开始逐步趋于多样化,金融业务种类不断丰富和服务领域不断扩展。20世纪90年代,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不断加快,逐步建立了以中央银行为核心,以专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商业银行开始在社会融资中占据绝对主体地位。此后,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非银行金融机构开始蓬勃发展,中国金融业也开始呈现脱媒化趋势。金融脱媒化的出现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既有宏观角度的影响,包括对国家的金融体制和相关制度、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的影响；又有中观的影响,包括对区域、行业和产业等的影响；也有微观的影响,包括对居民、企业等微观主体的影响。论文运用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注重借鉴国际经验和个案分析的研究方法,在分析中国金融脱媒化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和借鉴发达国家金融脱媒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系统地研究了金融脱媒化对中国宏观经济、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商业银行、企业和居民的经济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金融脱媒化产生的原因。金融脱媒化可以分为资金供给端脱媒和资金需求端脱媒。从资金供给端来看,导致金融脱媒产生的原因主要有：资本的逐利性；技术进步；居民为了实现资产稳值、增值；投资理论的发展促使居民转变投资观念；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信用制度逐渐完善,资金借贷双方间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金融市场和金融创新的发展,大大拓宽了投资渠道；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打破了传统金融垄断金融市场的局面,进一步刺激金融脱媒化的发展。从资金的需求方来看,导致金融脱媒化原因主要是：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不断完善与发展,企业融资可选空间大幅增加；私募股权投资和风险投资基金在企业发展初期融资中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互联网融金融迅速崛起,企业能够通过互联网平台募集所需资金。中国金融脱媒化发展迅速。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此,中国的金融脱媒化也被赋予了中国特色。金融脱媒化的出现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发展至新的高度,预示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效。中国金融脱媒化出现的时间较晚,与国外金融脱媒化不同的是,中国金融脱媒最早是从资金需求端开始的,这也是与中国特殊的国情紧密相连的。随着金融产品创新的发展,金融脱媒逐渐从资金需求端蔓延至资金供给端。由于国内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金融脱媒化产生的原因也有自身的特点。资金供给端脱媒的原因主要是：银行存款利率低,导致大量存款资金流失；居民投资观念的转变；金融市场持续发展,金融产品日趋多样化,大大拓宽了投资渠道；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对商业银行经营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资金需求端脱媒的原因主要是：直接融资成本较低,且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银行借款对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规模要求较高,中小微型企业被迫转向其他融资渠道；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迅速发展和完善,市场融资能力大大增强,直接融资渠道逐渐打开；PE/VC机构迅速崛起,创投快速发展；互联网融资渠道的拓宽,企业能够以众筹、P2P平台等方式获取资金。中国金融脱媒化主要表现在：社会融资规模大幅增加,直接融资占比逐渐提升；银行存贷款余额增速有所放缓；以交易所市场和银行间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规模大幅增加；银行存贷款利差空间逐渐缩小；以互联网理财产品和P2P网贷平台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迅速发展。从居民的角度来看,组合投资理念已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投资者开始参与证券投资和互联网金融投资；从企业的角度来看,企业的融资方式更趋多元化,银行、交易所市场、银行间市场、互联网金融等都已成为企业融资的可选渠道；从银行的角度来看,银行资产业务和负债业务增速下降,而中间业务增速不断加快,银行的非利差收入在银行收入总额中的占比也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金融脱媒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并非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影响,即金融脱媒程度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反过来,经济发展水平也会制约着金融脱媒化程度。金融脱媒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金融脱媒化促进了资本市场的发展,融资渠道更加畅通,有利于刺激投资需求,充分发挥投资拉动经济的作用；随着金融脱媒化的发展,直接融资重要性逐渐增强,有利于改善和优化社会融资结构,进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金融脱媒化对银行业主导下的金融体系造成冲击,可能会引发金融风险,对宏观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应影响。金融脱媒化也对政府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财政政策等产生影响,通过政府行为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论文通过金融脱媒化对利率渠道的影响、金融脱媒对信贷渠道的影响、金融脱媒对金融资产价格传导渠道的影响具体研究了金融脱媒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面对金融脱媒化,中央政府的应对策略是：在处理金融脱媒化的问题上,既要具有全局性和前瞻性,又要准确把握节奏、稳步推进；要有规划、有步骤、坚定不移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强金融监管,营造良好的竞争环境,鼓励金融企业更加重视培养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意识,提升金融业的服务能力；通过政策倾斜缩小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的差距,促进各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继续推进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格局,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可选融资方式；采取政策措施,鼓励非银行金融行业的发展,充分发挥非银行金融在社会融资中的积极作用。各地方政府应当适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积极发挥金融脱媒化的优势,并采取必要的措施应对金融脱媒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以适应当前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和金融环境。金融脱媒化的产生和发展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产生一定的扭曲效应,从而对货币政策产生影响。因此,央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应当充分考虑到金融脱媒化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影响,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提高货币政策的效率和政策效果,以便更好的发挥宏观调控职能。金融脱媒化的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与对策。论文对金融脱媒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论是：第一,金融脱媒化程度对东部地区的积极作用显着大于中西部地区。除个别省份外,金融脱媒化对东部地区省份的经济增长的总效应都在2%以上；对中西部省份的总效应较低,大多在1%以下的水平。平均来看,对于东部地区,金融脱媒化程度每提升一个百分点,将会拉动经济增长0.28个百分点；对于中西部地区,金融脱媒每提升1个百分点,分别拉动经济增长0.11个百分点和0.06个百分点。第二,中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影响金融脱媒化的程度,进而又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由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为落后,金融市场尚不成熟,企业融资渠道单一,对传统的银行信贷渠道依赖较大,金融脱媒化的积极促进作用尚不明显。而对于东部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金融市场的成熟度较高,企业和居民不断接受新的投融资观念,对银行信贷的依赖性逐渐下降；随着金融脱媒化程度的加深,社会融资成本不断下降,企业和居民的财务负担有所减轻,极大的刺激了社会投资和最终消费,进而对经济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金融脱媒化的出现对中国的产业结构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金融脱媒化的发展有利于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有利于促进各行业改进生产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水平,提高行业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为新兴行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金融脱媒化对商业银行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环境下商业银行所面临的机遇主要是：金融脱媒化倒逼商业银行采取多种措施提高竞争力,大力推进经营模式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增强银行应对风险的能力。所面临的挑战是：商业银行在市场融资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金融脱媒化的出现意味着市场融资方式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银行的地位和功能；随着金融脱媒化的产生与发展,金融市场上的投资产品更趋多元化,银行理财产品、股票、债券、信托产品、基金等产品逐渐成为人们可接受的投资方式,资本市场的发展和金融产品的多样化严重威胁着商业银行的负债业务；在金融脱媒化的压力下,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也受到威胁；金融脱媒化会加剧银行存贷款期限不匹配,从而可能引发银行流动性风险。应对策略是：金融脱媒化环境下盈利模式的创新成为商业银行发展的新出路；转变银行的经营模式,大力发展中间业务；努力培养产品和服务创新意识,积极推进产品创新；深化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更好地实现互利共赢。金融脱媒化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更有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意味着企业融资渠道更加丰富、融资成本更低,有利于企业改善资本结构,特别是有利于解决中小微型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企业应对策略是：充分把握良好的融资机遇,合理调整发展战略；改善企业资本结构；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提高管理效率和生产效率；注重培养自主创新意识；根据自身需求选择最佳融资方式；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争取实现从小到大、从大到强到优的跨越式发展。金融脱媒化对企业和居民的影响与对策。金融脱媒化促进了金融产品创新,拓宽了居民的投资渠道；冲击居民的投资理念,组合投资理念逐渐被大众所接受；为居民融资提供便利,极大的刺激了居民消费。居民应对策略是：选择合乎自身需求的投资产品并保持良好的投资心态；通过分散化投资的方式降低投资风险,树立科学的组合投资观念；比较多种融资方式优劣,选择最佳融资方式。
李张珍[4]2016年在《互联网金融模式下的商业银行创新》文中指出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催生出了新的金融业态——互联网金融。当前,互联网金融创新受到社会各界的充分肯定,也引起国家层面的重视和支持。商业银行作为我国的核心金融部门,已经积累了几十年网络金融业务运行的基本经验,构建了一套较为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拥有了一批既熟悉金融、也懂互联网技术应用的人才,存储了大量体系内的“大数据”,同时还拥有资金、客户等优势,注定不会是互联网金融创新浪潮下的看客。但是从已有研究文献来看,对于互联网金融背景下商业银行的创新研究相对滞后。一是对互联网金融与商业银行创新的单独研究相对较多,而对两者结合的研究极少;二是关于互联网金融创新与商业银行创新之间的作用机理研究相对薄弱;叁是研究以定性评述为主,缺乏定量指标体系和理论实证;四是对策建议不够系统,往往缺乏对风险的考量。加强对互联网金融模式下商业银行创新的研究,有利于加快商业银行传统经营服务模式的深层次变革,促进商业银行运营管理模式、业务发展模式、产品服务模式、人才管理模式以及风险管控模式等的转型与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将文献研究作为分析问题的逻辑起点,在第一章中对已有文献进行计量分析,讨论相关研究的发展脉络和发展趋势,以及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第二章提出本文对互联网金融的定义,并对已有互联网金融的模式进行了简单的分类。接着对互联网金融的相关核心理论基础进行了分析,包括网络经济学、平台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理论、金融中介理论、交易成本理论、金融深化理论等。第叁章从当前互联网金融的主要创新入手,分析互联网金融创新产生的外部机制、内部机制,以及互联网金融创新的运行机制,认为互联网金融创新的运行机制是在交易成本、金融中介、金融深化等理论基础上,以信用为前提、以信息为核心、以技术为基础、以法治为保障的互联网行业和金融行业的产业融合。随后通过实证分析,从技术角度讨论技术对推动互联网金融创新与发展的作用,认为促进金融以及其他依赖于信息技术的产业的发展,政府因当尊崇公共设施投入优先。为了进一步研究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创新的影响,第四章从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创新的影响原因、影响的基本途径、影响过程以及影响结果来闸述互联网金融对商业银行创新的影响。采集了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业务创新和产品创新能力、技术创新水平、人力资源创新水平以及创新风险控制能力这五个方面的基础指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了反映其创新能力的指标。同时利用全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模型对中国各省区互联网金融创新能力和商业银行创新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互联网金融创新不管是在当期还是滞后一期,都对商业银行创新具有显着的影响。第五章利用态势分析法,从宏观视角分析商业银行创新的优势、劣势、机会以及挑战。从渠道创新、产品创新、资产创新、风控创新四个角度对商业银行的互联网金融创新进行梳理,并进行了国际比较。第六章通过案例分析对第五章的内容进行深化。选取了民生银行直销银行、中信银行“薪金煲”、招商银行“小企业e家”以及平安银行线上供应链金融四个案例,分析商业银行在渠道、产品、资产以及风控上的创新经验和启示。在前六章的研究基础上,第七章从制度创新、组织创新、产品创新、渠道创新、技术创新、风控创新六个方面,给出商业银行互联网金融创新的策略和路径。在互联网金融下,商业银行创新的法律风险、信息技术风险、混业风险、长尾风险等尤为突出,第八章通过对我国监管现状的分析以及美国、欧盟、日本等监管经验的总结,提出应当完善相关法律体系、构筑监管协调机制、构建统计监测平台、强化信息技术风险防范以及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建议。
崔鸿雁[5]2012年在《建国以来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演进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世界经济金融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世界各国的金融监管制度也在不断地变革中。从西方国家监管制度的变迁看,金融监管经历了自由—管制—放松管制的发展过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政治状况发生了深刻变革,国际经济金融形势与我国的经济金融在全球化背景下呈现出新的特征和趋势,国际金融监管理论和实践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这一切构成了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变迁的深刻的经济金融背景。本文旨在对建国以来中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的形成、发展和逐渐成熟的基本过程作一比较系统地回顾和分析。本文分导论和六个章节：第一章为导论,诠释金融监管及监管制度的含义,回顾国内外研究状况,说明选题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简要提示本选题的研究思路、内容框架、研究方法与特色。第二章开始至第五章,结合对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的分析和对监管制度、监管行为的根源性探究,把我国建国以来金融监管制度思想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章束缚与控制(1948—1978)：计划经济时期的金融监管制度与思想；第二章启蒙与探索(1979—1984)：金融制度改革起步阶段的监管制度与思想；第叁章冲突与融合(1984—1993)：金融制度改革构建阶段的监管制度与思想；第四章调整与突破(1994—2004)：金融制度改革调整阶段的监管制度与思想；第五章深化与再探索(2005至今)：金融制度改革深化阶段的监管制度与思想。第六章是对我国建国以来金融监管制度思想演进的总体考察,实际上也是全文的一个总结。在对每个阶段监管思想的分析过程中,先从分析当时的监管思想形成的背景入手,进而对监管具体制度建构等情况进行简要介绍,然后分析其中蕴含的思想特征与演变过程,最后对该阶段监管思想进行总体评价。在对每一发展阶段的分析中,既统一思路,又突出各自的特点、突出阶段特征。经济实践的发展与金融业的变革催生了不同发展阶段的金融监管思想,从而推动了制度的形成,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通常还伴随着国家和全球层面的广泛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同时这个过程也发生在特定的空间脉络中,在特定的经济背景下以金融监管组织制度、市场制度、法律制度的不同层次展开。因而,金融监管制度思想在时间脉络中呈现出历史的演化特征,而在空间脉络中又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特征,时间与空间脉络的交错与协同,共同构成了金融监管制度思想演化的动力。无疑,监管思想的变更来源于市场变革,而各个时期制度的创立和创新无一不受到思想的启发、孵化与引导。无疑,制度的变革和思想的创新互相促进、互为动力。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论证1949年以来中国金融监管制度的思想变迁,既可以使我们理解中国金融监管制度理论本土化的思想根源,又为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金融监管理念创新和政策选择提供思想资源。本文以经济思想成长为主线,分析了金融监管制度演变的思想脉络。所以,从思想史的角度对我国金融监管制度思想的演变加以系统地梳理,揭示其内在的发展演变规律,能够为探索监管制度继续完善的路径、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提供全新的思考视角。
冯超[6]2016年在《宏观审慎管理视角下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监管研究》文中指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金融机构的脆弱性彻底暴露出来,宏观审慎管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人们逐渐认识到微观审慎管理的局限性,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应该重视宏观审慎的管理思想。于是众多学者开始研究宏观审慎管理,在国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宏观审慎管理的理论研究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结合我国实际经济发展情况,如何将宏观审慎管理的理念运用到实际系统性风险管理上还需要进行大量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因此,研究宏观审慎管理视角下银行系统性风险的监管机制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本文遵循从理论到实践的研究路径。理论上研究宏观审慎管理的思想,分析银行系统性风险产生与传导机制;实践上回顾了国内外在宏观审慎管理与银行系统性风险监管上的不断探索与改革创新。本文以银行系统性风险与宏观审慎管理思想的理论基础为起点展开研究。系统性风险的形成,简单来说就是经济体受到冲击,再加上互相之间的传染,导致系统性风险的产生。银行系统性风险具有传染性、隐匿性、危害性等特点,可以通过银行间业务渠道、信息传染渠道、影子银行渠道进行传导,再加上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以及金融主体行为的同质性,更加加剧了系统性风险的传导。宏观审慎管理理念相对于微观审慎管理更为全面,突破了微观审慎管理的局限性,微观审慎管理与宏观审慎管理是对立统一的存在。以理论为基础,结合实际操作中的全面风险管理理论及危机处理4R理论,本文提出构建事前防范、事中监测、事后应对叁位一体的银行系统性风险监管模式,将宏观审慎管理思想运用到银行系统性风险监管中去。并针对事前防范、事中预测、事后应对这叁大环节分别进行实证研究,即进行银行系统性风险的预警研究、评估研究、处置研究,与叁位一体风险监管模式中的事前、事中、事后叁个阶段一一呼应。银行系统性风险的预警研究。本文运用叁大经典预警方法中的KLR信号法对我国银行业的风险水平进行了预警研究,从微观审慎指标、宏观审慎指标、市场综合指标叁个层次选取资本充足率、GDP增长率、市场结构等十个指标对我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情况进行监测,构建银行风险指数,与预警指数相对比完成对银行业的风险预警研究。银行系统性风险的评估研究。本文运用预期期望损失(SES)方法,结合我国商业银行实际情况对我国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进行时间维度和横截面维度的测算,现有文献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测度方法主要局限于指标分析法和网络结构法,这两种方法都集中在几个固有指标对风险的测度,而SES方法度量银行对整个金融系统的系统性风险承担,这使得实证结果关于每家商业银行对整个银行体系的风险损失贡献测算更具说服力,这一方法的运用同时实现了事中监测阶段对风险的识别和测量两大要求。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处置研究。本文从主体、手段与工具、资金来源、处置程序四个方面构建处置机制的基本框架,在银行间市场网络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服从马尔可夫决策过程的清算序列,清算序列存在最优解,可运用神经元动态规划进行求解,以最大限度减小系统性风险带来的损失,为金融监管部门如何处置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提供了意见和建议,最终达到将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冲击作用对金融经济的影响降到最低的目标。实证结果表明,对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的预警、评估和处置是可以实现的。在预警方面,通过对宏观审慎指标、微观审慎指标、市场综合指标叁个层次共十个指标的监测以及预警模型的构建可以发现指标的异动并且预测未来银行系统性风险的走势;在评估方面,运用期望预期损失模型计算商业银行的动态相关系数,构建动态相关系数来反映系统性风险期望状况,可以发现股份制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普遍高于城市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高于国有银行;在处置方面,构建马尔科夫决策过程的清算序列,运用神经元动态规划进行求解,可以为系统性风险爆发后的最后贷款人提供最优化的救助策略,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小系统性风险带来的损失。借鉴美国、英国、日本、巴西、韩国国家宏观审慎管理下控制银行系统性风险的经验,学习其在宏观审慎管理方面的改革与创新,我国要不断完善银行业的宏观审慎政策、强化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推动有效处置机制建设。加强宏观审慎管理视角下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管理刻不容缓,结合理论和实践,我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进一步加强我国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政策措施是未来前行的方向,我们要提升银行自身的系统性风险防控能力、制定有针对性的银行系统性风险监管政策、构建层次清晰的系统性风险处置机制,为金融的安全稳定保驾护航。
谢云英[7]2007年在《我国混业经营趋势下的金融监管模式选择》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的发展,混业经营已成为世界现代金融业的发展趋向。混业经营在促进金融业发展的同时,也促使各国进行金融监管体制的变革。我国在分业经营的法律框架内,也出现了银行、证券、保险业务交叉与渗透的实质性混业经营格局。在混业经营逐步推进的现实条件下,我国现行金融监管模式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本文主要采用理论分析、历史分析、对比分析、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对混业经营及其金融监管进行分析,针对我国混业经营趋势,从理论和实践方面提出,我国应在充分借鉴国际金融监管经验,并根据我国国情和混业实践的进程,对现行的金融监管模式进行相应的调整与改革,分叁阶段构建我国有效金融监管体系。第一章是全文的理论基础,全面论述了金融监管理论依据、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和目标、金融监管模式是一种制度安排、监管模式变迁的原因及其与监管效率的关系,说明金融系统内在的不稳定性和伴生的巨大风险性,不仅使金融监管成为必需,而且要求金融监管模式是有效率的。第二章列举了混业经营模式,并对混业经营收益成本效益和混业经营的供求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说明混业经营逐渐取代分业经营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趋势,在内在动力和外来压力之下,混业经营已成为我国金融业经营模式发展的必然趋势。第叁章通过介绍国际金融监管模式变迁,说明随着混业经营成为世界趋势,国际金融监管模式也出现了统一监管的趋势,并为我国未来金融监管模式的选择提供借鉴经验。第四章是文章的核心部分,根据混业经营在我国的发展进程,提出了对金融监管模式进行调整与改革所应遵循的原则和分“叁步走”的基本步骤,积极探索符合我国具体国情的最优监管模式。
王海英[8]2016年在《增量改革及产业政治：中国银行业金融形态变迁的历史制度分析（1984-2015）》文中提出近年来,互联网金融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形态异军突起,引发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与那些强调技术创新特质的观点有所区别,本研究试图以互联网金融为引子,将其发展放置到中国银行业金融体系的长时段变迁进程中,探寻(包含互联网金融在内的)中国银行业金融形态变迁的历史制度逻辑。中国银行业金融体系自1980年代中期初步确立起体制框架以来,其形态先后经历了叁个阶段的重要变迁:一是1984-2007年间从国有银行专业化分割垄断向多元商业化银行体系的转变;二是2008-2012年间民间金融的再度兴起与制度化发展;叁是2013-2015年间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作为一种宏大的产业制度变迁过程,中国银行业金融体系形态叁十多年间的变迁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转型。关于我国银行业金融体系的发展变迁,既有研究大致从叁个主要脉络展开分析研究:一是从金融抑制或金融深化的角度辨析我国金融体制对银行业发展的影响;二是从产权结构与市场结构的争论出发,讨论我国银行业金融体制变革的应然路径;叁是从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二元对立出发,讨论我国银行业金融体系制度变迁的推动力量及变迁性质。从这些脉络出发的相关研究为我们理解中国银行业金融体系的发展变迁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分析框架与观察视角,但是,既有研究不能为我们揭示出中国银行业金融形态变迁背后深层的历史制度逻辑,不能为我们理解诸如互联网金融等一系列复杂或新兴的金融现象给予有洞见力的解释框架。为此,本研究试图运用经济社会学历史制度主义的相关理论视角及推论工具,对1984-2015年间我国银行业金融形态叁阶段的重要变迁提供一种制度性的分析与解释。在分析框架上,本研究主要从决策者认知、增量式战略构建、产业政治叁个逻辑上紧密联系的维度出发,对不同阶段我国银行业金融形态的变迁进行具体而深入的实证分析,并试图勾勒或揭示出从体制内银行的变革、民间金融的再度兴起到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之间内含的一致性的历史制度逻辑。研究发现,1984-2015年间我国银行业金融形态的变迁本质上是由国家所主(引)导的产业制度变迁过程。从早期银行业金融体系的多元化发展到民间金融的再度兴起与制度化发展,再到互联网金融的异军突起,每一个阶段都持续性或贯穿性地呈现出国家所主导的银行业金融体系增量式变革的一致性历史制度逻辑。即第一阶段是以股份制银行等为代表的变革发展实现了相对于国有银行体系的增量式变革;第二阶段民间金融的兴起与制度化发展,实现了相对于以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等为主体的正规金融体系的增量式变革;第叁阶段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实现了相对于传统金融模式的增量式变革。正是通过上述一系列的增量式变革,国家试图持续推动我国银行业金融体系的适应性发展,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更好地满足多层次的金融资源与服务需求。
邸磊[9]2016年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的银行风险及其监管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从国际金融发展历程看,利率市场化的过程几乎都伴随一定程度的银行危机,不管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在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都出现了一定的银行危机。在改革时,贷款量会迅速增加、实际利率波动极大,在监管策略放宽的情况下,各种风险增加。从某种程度上看,利率市场化在提升金融市场运行效率的同时,对银行业带来的风险与危机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1988年,我国初步提出利率市场化的改革方案,在过去的30年间,利率市场化改革工作稳步推进,当前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已接近尾声。利率市场化改革对我国银行业带来的风险与危机已露端倪,本文借鉴国外利率市场化改革的经验与银行风险监管的策略,对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中的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展开探讨,总结利率市场化改革对银行风险的影响,剖析利率市场化条件下银行风险管理存在的新问题,针对国际国内的新形势,立足我国基本国情,提出我国利率市场化下防范银行风险与危机以及提升监管效率的可行性建议。本文首先对利率市场化、银行风险与银行监管的相关理论进行综述和评价,分析利率市场化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机理和传导机制,探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银行监管的必要性、目标、基本原则及主要内容,为后文实证分析提供理论支持。在此基础上,立足国际实践,探讨世界上典型国家的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及其影响银行业风险机制,总结美日韩等国渐进型利率市场化条件下银行风险和银行危机的经验教训。实证结果表明,随着利率市场化程度的提高,银行危机发生概率上升,利率市场化是诱发银行危机发生的重要因素。其次,从发达国家利率市场化过程中的银行监管层面入手,分别探讨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应对银行风险和银行危机的监管政策发展历程、现状及其效果。在此基础上,运用50个国家的经济数据和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在利率市场化下银行监管对银行危机的治理机制中的有效性。在总结国外利率市场化条件下银行风险及其监管经验的基础上,研究我国利率市场化的历程、特点、成效及金融格局的重大变化,并进一步分析利率市场化改革对我国商业银行带来的风险及其特征。以2007-2013年我国38家上市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基于银行传统盈利空间缩小即净利差降低的现实,对利率市场化过程中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进行实证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在商业银行的收入上,净利差的稳步收窄的现象能够有效减少波动,然而会导致价格竞争的局面,从而又加大其波动;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看,存款利率的市场化以及出现的价格竞争有利于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的,然而却难以促使其提升资本化水平。最后,针对利率市场化条件下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与危机,本文深入探讨了应对商业银行风险的监管政策及其效果。通过对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历史变迁过程进行划分,总结各个阶段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特征及其现实基础,探讨我国商业银行监管体系的基本框架及存在的问题。然后通过分析利率市场化对我国商业银行监管的挑战及商业银行有效监管的基本原则,梳理我国商业银行监管改革的方向,并提出完善我国商业银行监管体系的对策。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商业银行监管应实现功能化,走向开放性的监管道路,构建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建立事前防范危机的坚强防线。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叁点:一是明确利率市场化改革与银行风险或金融危机存在内在的正向逻辑关系,即利率市场化会增大银行风险,进而有引发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二是通过对利率市场化、银行风险及银行监管叁者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分析,确定加强银行监管,建立有效的银行监管体系是利率市场化后保持金融稳定的必要途径。叁是明确了利率市场化条件下有效银行监管举措,认为构建银行监管协调机制,实现由传统的机构性监管转向功能性监管,构建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建立事前防范危机的坚强防线可以提高银行监管的有效性。
张岱[10]2018年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健全现代金融体系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文中研究指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和命脉,金融改革是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稳定、包容、可持续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对于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和健康持续发展具有深远的至关重要的意义。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中国政府健全中国现代金融体系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是对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历届党中央、中国政府探索金融体系改革理论与建设现代金融体系实践的继承和发展。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为适应和满足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金融领域建立了“大一统”的银行体系模式。这种银行体系模式,存在组织机构单一、完全以计划为导向、银行集管理与经营于一身、没有独立的中央银行、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而不是经济和法律手段从事金融活动、对银行信贷管得过多过死等弊端,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缺乏活力和生机,没有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所以,在经济体制改革启动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金融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解决金融组织不健全、市场化主客体缺失、创新动力不足、金融市场结构失衡、金融法律不健全等问题。实行改革开放至党的十八大以前,中国金融改革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金融组织的恢复与金融体系的构建阶段(从1978年十一届叁中全会至1993年十四届叁中全会之前)。在这一阶段,党中央采取的以下重大决策对金融体制改革影响甚大,一是1978年12月十一届叁中全会决定实行改革开放,由此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二是1984年10月十二届叁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初步明确的顶层设计;叁是1987年十叁大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基本明确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要引入市场机制。经过这一阶段的改革,中国金融组织体系初步形成,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机制得到扩展。第二个阶段是全面市场化改革和现代金融体系初步形成阶段(从1993年十四届叁中全会至2012年十八大召开之前)。在这一阶段,党中央和国务院做出了两项决定,表明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全面加速:一是1993年十四届叁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二是同年12月25日国务院做出的《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两项决定为中国金融改革定下了基调。这个阶段的金融改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金融业的治理整顿和配套改革。具体措施是,将实行多年的官方汇率、调剂汇率和黑市汇率并轨;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加快推进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和世界金融体系的步伐;成立国家开发银行、国家进出口银行、国家农业发展银行叁家政策性银行,把政策性业务和商业性业务分离开来;将原城市信用社先是改造为城市合作银行,后又更名为城市商业银行。推动经济比较发达的北京、上海和深圳建立以城市命名的现代商业银行;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等,初步形成了规范金融活动的法律体系框架;对商业银行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取消信贷规模管理;完善金融监管,成立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证监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保监会),从而形成人民银行负责货币政策和银行业监管、中国证监会负责证券期货业监管、中国保监会负责保险业监管的分业监管体制。二是金融体系的整体改革,包括国有金融机构的市场化改革、健全金融监管体制、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推进金融业全面对外开放、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推进农村金融体系改革、大力推进金融设施建设、构建陆港金融业互惠互动关系、积极应对金融领域出现的新问题等等。总之,十八大以前的金融改革和金融体系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改革和金融体系本身仍然存在如下缺陷:一是在金融改革和金融体系建设过程中,比较重视问题导向而不太重视价值导向,或者说,对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处理得不够理想,始终没有建立起全面、系统、相互配套和立体化的金融改革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二是已经建立的金融体系存在着结构性和功能性缺失,导致其在全球配置资源和分散风险的能力还不够强大。叁是金融政策体系不完善,货币政策操作机制存在数量调控效力递减、传导机制不畅,利率政策调控效力低,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不能有效调节国际收支,维持汇率稳定的成本较高,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缓慢,企业风险意识淡薄等问题。四是金融机构混业经营趋势与分业监管模式不相匹配,不能充分保障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针对以上问题,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和中国政府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理论体系、制度体系、市场体系和监管体系,展开了深入、系统和全方位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作出了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判断,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和供给测结构性改革,引入金融改革实践和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明确提出将“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作为金融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和主要任务,提出了比较全面系统的金融改革和现代金融体系建设构想。这些构想包括: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体系、金融机构体系、国有金融资本管理体系和外汇市场体制机制;进一步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股权结构、激励约束机制和风险内控机制;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发展非国有中小型银行;构建多层次的资本市场,畅通股权融资渠道,发展并规范债券市场,增加直接融资比重;完善保险经济补偿机制,建立巨灾保险制度,发展普惠金融;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健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提高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健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提升资本双向开放程度、跨境资本和金融交易可兑换程度,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建设,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健全金融监管协调机制,补齐风险监管预警和早期干预机制短板,强化金融基础设施统筹监管和互联互通,明确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责和风险处理责任,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增强金融有序竞争,完善金融风险防控机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此外,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充分保障金融市场稳定和高效运行,从而初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理论体系架构。在金融改革实践和现代金融体系构建方面,随着中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党中央和中国政府积极探索并制定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加快推进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金融体系,纠正过分追求GDP增长,重视经济发展规模,忽视经济发展质量,产业结构不合理,金融发展“脱实向虚”,背离服务实体经济的偏向;总结国内外金融业发展经验,制定全面深化金融改革措施,健全金融组织机构,加强金融立法,引导和促进金融向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回归;全面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包括积极稳妥推进金融机构改革,加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建设,拓宽保险资金支持实体经济渠道,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健全金融调控架构体系;完善金融风险防控体系,健全金融监管制度,完善金融监管措施,提高金融监管专业化水平。经过五年蹄疾步稳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坚决破除金融体制机制弊端和制度障碍,着力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大拓展改革广度和深度,金融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基本实现了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叁中全会确立的金融改革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金融改革有效推进并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的主要经验在于:第一,始终坚持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严格遵循金融改革和发展规律,坚定不移地走市场化金融改革发展道路;第二,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正确处理金融和经济的关系,保障金融改革的正确发展方向;第叁,坚持正确认识和处理金融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始终把“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作为党在金融领域的叁项主要任务,强调叁项任务之间的内在联系性,在实践中体现金融改革、发展和稳定的辩证关系,即改革是发展的动力、发展是改革的目的、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第四,坚持把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增强金融风险防控意识和责任意识,构建与金融市场发展相适应的监管体制,明确金融监管对象和目标,规范金融监管范围,创新金融监管手段;第五,坚持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协调发展,推进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积极解决混业经营与分业监管不匹配问题,协同推进公司治理结构与监管体制改革,改变监管力量分散、效率低下现象,解决监管权责不对称问题。当然,改革是一个逐渐深化和不断发展的过程,金融改革和发展是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永恒主题。目前的中国金融体系仍然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而且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一是进一步构建符合国情的现代金融理论体系。具体包括:创新金融改革理念,完善金融理论体系,正确和科学处理金融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构建有利于金融稳健发展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二是继续审慎推进金融体系改革。具体包括:以法治思维和市场化方式推进金融改革,坚持整体性、系统化、协同性金融改革,构建稳健、高效、包容式发展的金融体系;叁是完善金融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具体包括:进一步加强公司内部组织建设,强化治理机构履职效力;构建科学合理的激励约束机制;提升防范风险的内控能力;充分发挥党组织在公司治理中的领导作用;四是构建综合型监管体制。具体包括:构建统一的监管模式,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强化市场行为监管,推进金融监管创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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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利率市场化条件下的银行风险及其监管研究[D]. 邸磊. 河北大学. 2016
[10].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健全现代金融体系的理论与实践探索[D]. 张岱. 河北师范大学.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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