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上半期文学史上民族主义理论的语境还原和语义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义论文,语境论文,史上论文,二十世纪论文,主义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着重于对二十世纪上半期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理论做一纵向的考察，力求避免单一的政治判断而将其纳入到其所产生的特有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特别是在其与世界主义的文化取向的对立、对话关系中来分析其语义指向，一方面指出其产生的现实依据，一方面揭示其文化特性和偏失。本文倾向于将其与世界主义的关系视作是一种对立但又是互补性的关系。中国新文学并非象西方学者所言是一种单纯的“民族寓言”，它也有其占主导性的世界主义的文化取向，同时它也在努力寻找自身民族文化的根基。虽然由于民族救亡的急务，本时期的民族主义突出表现为一种政治民族主义。
关键词：民族主义 世界主义 对立互补关系 二十世纪文学
要探讨中国本世纪上半期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问题，首先要将“民族意识”与“民族主义”作一区别。“民族意识”是一种普遍存在于本时期文学史中的民族救亡意识。它与“世界主义”等文化价值取向并不构成对立关系，甚或它本身就趋向于“世界主义”。而“民族主义”则是一种“民族至上”主义，它是在与“世界主义”等相对立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民族本位主义。“世界主义”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视作是一种特殊与一般的关系，而“民族主义”则将其与世界的关系界定为一种“体与用”的关系。本文所要作的是要将本时期文学史上出现的“民族主义”理论纳入到其所产生的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中去，考察其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及原因，对本时期文学史上出现的“民族主义”理论作一历时性的研究。不仅在政治的、阶级对立的语境中对之进行考察，而且更注重分析其在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对立的文化语境中所具有的特定的语意指向，以求对本时期文学史上出现的民族主义理论有一个全面地把握。
一、“外竞”与“内存”——本世纪初两种民族主义思潮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民族生存危机的现实是民族主义思潮产生的特定背景。在此背景下，出现了两种具代表性的民族主义思潮。一种以梁启超为代表，其民族主义的主张及理论主要见诸他写于1902年至06年的《新民说》。《新民说》中的民族主义主要是作为一种民族国家救亡的政治文化策略而提出的。梁启超认为：“自十六世纪以来，欧洲所以发达，世界所以进步，皆以民族主义所磅礴冲激而成。……此主义之发达既极，驯至十九世纪之末，乃更进而为民族帝国主义。民族帝国主义者何？其国民之实力，充于内而不得不溢于外，于是汲汲欲求扩张权力于他地以我为尾闾，故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未由”。[①]而“新民”的目的在于让国民树立国家至上的观念，要求国民能达到“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的要求。可见他的民族主义的确切内涵即国家至上主义。促使他提出这种国家主义的思想基础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世界观。社会达尔文主义所提供给他的是一种人类群体陷入一场殊死的生存竞争的世界意象。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只有强权、没有公理，要想生存，只有使自己强大起来，以适应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梁启超曾引普鲁士首相俾斯麦话说：“天下所可恃者，黑铁而已，赤血主义”。人类生存竞争的残酷性需要这种“铁血主义”，“力本论”。梁启超在倡导他的民族国家主义时有一个主要的批驳对象那就是在本世纪初也曾盛行一时的世界主义思潮。这个思潮的代表人物是李石曾、吴稚晖等，他们创办刊物，倡导无政府主义，号召进行“三纲革命”，“孔丘革命”，“祖宗革命”，推至个体的人的绝对自由，以实现无政府、无国家的世界大同为奋斗目标。这种乌托邦主义的理想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产生过一定影响。章太炎也曾提出过“五无说”，并说：“国家之事业，是最鄙贱者，非最神圣者”。康有为也有他的《大同书》。虽则他们也自知所提出的是一个飘渺遥远的目标，但都表现出他们对国家主义的超越性。梁启超则在《新民说》对世界主义作了如下的批评：“宗教家之论，动言无国，言大同，言一切众生。所谓博爱主义，世界主义抑岂不至德而深仁者也，果可期乎？此其事或付之万数千年后，吾不敢知，若今日将安取之？夫竞争者，文明之母也，竞争之一日停，则文明进步立止。”梁启超信奉的显然是一种“唯实政治”，他的以“力”为核心的进化论的价值观与世界主义者的个人的自由为核心的价值观形成了鲜明的对立。总之梁启超的民族主义实质上是一种着眼于“外竞”的“大力国主义”，他缺乏的是一种着眼于内争的民权意识。他的“新民”设计缺乏存在于西方国民中的那种社会的自我和个人的自我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这种紧张关系对近代民主国家国民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梁启超的国民设计只具有单一的国家至上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他的民族主义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策略提出的，可以说是一种政治民族主义，其目的是要利用国民的民族主义的情感力量来达到一种政治目标。梁启超的政治活动和文学活动正是围绕着这种政治目标展开的。
章太炎的民族主义思想与梁启超截然不同，首先他的民族主义是一种在中国进行种族革命的主张，他提出“华夷之辨大于君臣之义”，[③]，所以他号召被压迫的汉民族起来革命，推翻满清、兴复中华。他的民族主义显然不同于梁启超的国家主义，他所要争的是汉民族的独立、自由和生存权。其次章太炎的民族主义在面对西方政治文化的侵犯时采取的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立场。他的具体主张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热肠”。[④]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国粹派不仅擅长藉经史为革命酿造激情，而且更关注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他们把民族文化的危机视作是更本质更深刻的危机，他们倡导国粹的目的在于“保种、爱国、兴家”。民族传统文化即“国粹”是作为其民族主义的内聚力在发挥作用的。所以章太炎等国粹派的民族主义带有明显的民族文化复古主义倾向。这种文化民族主义与梁启超政治民族主义的区别在于梁把西方近代“争于力”的战国规则引进中国，想以其人道还治其人之身，在中国推行一种国家至上主义。而章太炎的民族主义则是一种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天下主义精神的文化民族主义，他关心的不只是本民族的生存，他还关心世界的人类的命运。它不带有急近的政治功利性，它是作为一种文化信仰而存在的。这个时期的鲁迅的民族主义思想显然受了章太炎一定的影响，但与章太炎等国粹派的区别在于他只是把倡导“国粹”视为是一种进行民族革命的策略而不是象国粹派将其视为信仰。在《随感录·三十五》中鲁迅写道：“从清朝末年，直到现在，常常听人说“保存国粹”一句话。……志士说保存国粹，是兴复旧物的意思”。[⑤]所以满清被推翻，进入民国之后，他认为就没有再倡国粹的必要了。在日留学时的鲁迅，虽受章太炎的影响，不乏文化复古主义的热情，但他与章太炎之间毕竟存在着由年龄，阅历，文化选择上的差异所构成的代沟。这首先表现在他的民族主义对西方近代的“适者生存”的战国规则的认同，在这一点上他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拥有同一个前提。但是他走的是与梁的民族国家主义相反的路子即对于个体的人的强调，以“立人”来救国，“立人”来兴邦，“立人”成为立国的前提，“立人”成为并列于国家民族之间的价值核心。那么鲁迅的民族主义理想是怎样的呢？他认为应该是：“内既弗失固有之血脉、而外又不后于世界之思潮”的，融现代性和民族性于一体的开放性、独立性民族形象。由此可见，青年鲁迅试图调和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对立的努力。鲁迅从其独特的“立人”的文化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对当时流行的思潮进行了批判和剖析，这也是其文化民族主义产生的特定语境：“聚今人之所主张，理而察之，假名之曰类，则其为类之大较二：“一曰汝其为国民，一曰汝其为世界人。前者慑以不如是则亡中国，后者慑以不如是则畔文明”。[⑥]两者的错陷都在于灭裂人的个性，使人丧其自我。那么这种“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民族主义的内凝力何在？用鲁迅的话来表达它是一种“灵台无计逃神矢”的无从选择的血缘文化的规定性，一种个人之于民族的认同和归属感。其外指性则表现为它以世界人的标准来要求中国人，以一种解放了的个人来使中国世界化，使中国这个特殊性向一般性转变，所以他的民族主义带有更多的世界主义的成份。鲁迅的民族主义秉承了近代西方的浪漫主义精神。罗素曾这样描述浪漫主义与西方民族主义的联系：“在革命后的年代，他们（指浪漫主义者）通过民族主义逐渐进到政治里，他们感到每个民族都有一个团体魂。在十九世纪上半期，民族主义是最有声势的革命原则，大部分浪漫主义者都热烈支持它”。[⑦]《摩罗诗力说》表明了鲁迅与浪漫主义的密切联系，象“心声”，“内曜”等场出于浪漫主义的源头，而“立人”之说则受启发于尼采的“超人”哲学，由此可知鲁迅的民族主义具有极强的文化包容性。
二、“中国人”与“世界人”——五四时期民族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异声同啸
第一次世界大战民主阵营的胜利增强了中国人的“公理战胜强权”的信念。李大钊曾这样写道：“这回大战，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政治的，一个是社会的，政治的结果是“大……主义”的失败，民主主义的胜利。……“大……主义”就是专制的隐语，就是仗着自己的强力蹂躏他人欺压他人的主义。有了这种主义，人类社会就不安宁了，大家为抵抗这种强暴势力的横行，乃靠着互助的精神，提倡一种平等自由的道理。这些道理表现在政治上，叫做民主主义，恰与“大……主义”相反，民主主义的胜利，就是庶民的胜利”。[⑧]总之，一战中专制主义，军国主义的失败，使相信战国规则的社会生物进化论者遇到了一个反证，而民主阵营的胜利则开始使人们对民主、科学、人道等西方近代价值观念产生进一步认同，并将其作为使中国人思想意识现代化的中心内容，这使得世界主义的倾向有进一步发展。鲁迅在《热风》中这样说：“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我以为“中国人”这名目，决不会消灭；只要人种还在，总是中国人。譬如埃及人及犹太人，无论他们还有国粹没有，现在总叫他埃及犹太人，未尝改了称呼。可见，保存名目，全不必劳力费心”。[⑨]鲁迅所担心的是“中国人”要被从“世界人”中挤出，那么当务之急，也就是要实现中国人的世界化。在“中国人”的观念与“世界人”的观念发生冲突的时候，鲁迅显然是将“世界人”观念推到了首位。发生于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将爱国者和思想革新者集合在一起发出的合唱，反帝运动告一段落之后，就出现了分化，与世界主义相对抗的国家主义思潮开始兴起。国家主义主张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它主要是作为一种政治思潮出现的。它的宗旨是“本国家主义精神，采全民革命手段，以外控强权，力争中华民族之独立与自由，内除国贼，建立全民福利国家”。[⑩]五四时期影响较大的知识分子团体“中国少年学会”即带有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发表过大量新文学作品的《学灯》副刊也倾向于国家主义。国家主义的兴起在特定环境中是对当时兴盛的个性意识，阶级意识的对抗。国家主义在文化思想上主张：“消极地纠正个人主义，家族主义，部落主义，阶级主义，积极地建设组织化，纪律化、科学化、民主化的现代国家精神”。[11]它与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倡导的民族国家主义颇有相承之处。国家主义在青年学生中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它以“强国梦”的理想激动了弱国子民的心，是有极大的号召力。《醒狮》杂志作为他们的机关刊物曾这样表述其刊物命名的用意：“国人因对外之屡败，而怀疑民族本身，不觉自疑为劣等，而应受天演之淘汰。国人有鉴于此，因是特标醒狮主义”。二、三十年代文学中有比较明显的国家主义色彩的诗人、作家是闻一多和老舍。闻一多对五四浪漫主义文学中个性意识的反拨及其诗作中鲜明的民族主义倾向是不难发现的，典型的如《我是中国人》等，更不必说他还曾组织过一个国家主义派的团体“大江社”。而老舍的创作也始终存在着一种民族、国家至上的观念，他写于三十年代的寓言体小说《猫城记》可以说是一部较典型的国家主义文本。其中对“马祖大仙”和“红绳军”的讽刺，对个人利己主义、颓废派的批判都表明了他的民族国家主义的态度，其中以死来唤醒国人觉悟的“大鹰”，正是作家所推崇的民族主义英雄。
三、对三十年代“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再考察
三○年出现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一向被认为是一场由国民党官方操纵的、旨在抵制左翼文艺运动的法西斯主义的文艺运动。作出这种判断的依据还是当年鲁迅、瞿秋白、茅盾对他们的批判和指控。今天看来这种批判与指控有一种当时局内人难以摆脱的简单化倾向，对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评价有有欠公允之处。首先我们需把这次文艺运动的产生纳入到它特有的历史背景中去，也就是了解其理论话语产生的语境，我们就会发现“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并不只是统治者排斥文坛异已的策略，它也是当时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在文学中的反映。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冲突都非常剧烈的年代。1925年“五卅”惨案的发生，就激化了中国与帝国主义的矛盾。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就发生在上海的“一二八事变”，更使中日民族矛盾冲突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民族主义文艺”提倡者沙亚所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中国文学》，正表明这种文学主张的产生与二战前夜的民族生存危机感是有直接关系的，所以它的提出有其客观的社会基础，不乏合理性。并且它所倡导的民族主义情感与当时统治者“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也有冲突之处，这从其对“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态度上就可看出它与当时政府当权者的距离。与此同时，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也处于一种极端激化状态。27年的“四一二”政变，使阶级矛盾显现为公开对峙，共产党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从世界文化背景来看，三十年代是世界范围内的“红色三十年代”，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影响达到鼎盛时期，国际共运也高潮叠起，这种潮流影响到中国，也就出现了声势浩大的左翼文化运动。中国的左联与国际共运有密切联系，有时甚至直接接受共产国际的指令。左翼文化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价值取向使其倾向于将民族问题分解、转化为阶级问题，因而认为：“世界上没有单纯的社会组织，所以被压迫民族本身内也一定包含着至少两个在斗争的阶级——统治阶级与被压迫的工农大众。在这种状况下、民族主义文学就往往变成了统治阶级欺骗工农的手段，什么革命意义都没有了。……至于在中国，民族文学的口号完完全全是反动的口号”。[12]鲁迅也在答《文艺新闻社记者》问时如此说明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这在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膺惩”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膺惩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在另一方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13]然而鲁迅关于日本进攻苏联的预言并未言中，他犯了“远视”的毛病，忽略了迫在眉睫的中国的民族危机。左联虽也曾在“九一八”事变后，连续发表了《告国际无产阶级及劳动民众的文化组织书》和《告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及一切爱好文艺的青年》的公告信，但都是诉诸共产国际社会，并没有意识到民族矛盾将要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表现左联有严重地脱离中国现实的教条主义倾向。直到1936年，周扬又将在苏联提倡的“国际文学”口号直接拿到中国，并断言以后的文学只有两派即“国防文学”和“汉奸文学”，其它各种复杂派别都要被消灭了，这就引发了它与鲁迅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激烈论争。总之，左联的历史功绩不容低估，但它极左的教条主义的倾向也很明显，他们只看到了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对应，没看到在特定情况下两者的统一，因此把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单纯地看作是国民党官方企图剿灭左翼文化的政治行动，而对日益迫近的民族生存危机和民众中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估计不足，这构成了它的历史局限性。其次“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是一个倾向性比较复杂的文艺运动，提倡者之间的观点不尽统一，并曾进行过争辩。总的说来，它大致可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一种政治民族主义，以潘公展、傅彦长、林振镛、王通权，何遒黄等人的观点为代表。这些人大都有国民党的官方政治背景，他们提倡“民族主义”或“三民主义”文艺具有较直接的政治目的即抑制左翼文学其它文学派别。他们强调“三民主义文学”的排他性（林振镛），强调文学的宣传性、通俗性和政治功利性（王通权），意在通过民族主义文学的提倡建立起一种主宰文坛的“民族中心意识”（傅彦长）（以上所列观点均见诸吴原编《民族文艺论文集》），形成一种直接服务于政治的文化专制主义。“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中也提出“民族主义文艺的充分发展，一方面依赖于政治上的民族意识的确立，另一方面也直接影响于政治上的民族主义的确立”。[14]总之，这种民族主义就是梁启超民族国家主义观点的继续。它以民族、国家的生存为由让人们付出个性独立、思想自由的代价。所以它在当时多元文化并存的环境中，不仅遭到了来自左联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批判，而且也受到了自由主义者如梁实秋的抵制和反对。但“民族主义文学运动”还有另一层面，即文化民族主义的层面。这个层面以周子亚、忆初、许尚由、程景颐、马星野等人的观点为代表。他们一方面强调文学要具有民族意识、个性意识、阶级意识要向民族意识转换；另一方面又强调文学之为文学的特性，反对将民族主义文学政治工具化。他们将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作了明确地区分，认为“由于血统、生活、语言、宗教以及风俗习惯等类的方式相同，而形成民族；由于武力的克服，而造成国家”。民族主义的最后目的，是使“人类趋于和平大同的境遇”。[15]而国家主义则是拿国家来欺骗民众，使他们都作富国强兵的梦，而结果只是徒然地牺牲。他们痛感三十年代文学中民族意识的淡薄因而提出民族主义文学应从民族学、社会心理学和民间文艺中吸取营养，表现一种中国的民族文化精神，这都不乏合理之处。另外如杨民威的《中国的建筑与民族主义》等文章，也是值得肯定的民族化探索。总之，它可以视作是对三十年代过于西化的文化倾向的反拨。第三、评价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应将民族主义文学提倡者与创作者作一适当地区别。从事所谓“民族主义文学”写作的作者，黄震遐，万国安辈都是信奉“铁血主义”的青年军人，他们缺乏基本的民族文化意识，只是被一种非理性的偏狭的民族主义情绪所推动的写作者。法西斯主义对于他们有一定的吸引力。蒋介石虽曾将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作了明确区别，但他也将法西斯主义视为：“进化阶段中统治最有致能者”[16]。他看到的是德国国社党统治力量的强大。黄震遐的《黄人之血》和万国家的《国门之战》都带有一种偏狭的、仇外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但应该看到他的民族主义本质上仍是弱者的自卑感而非强者的扩张欲。他们所宣扬的那种尚武的、嗜血的残暴，与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精神背道而驰。如万国安小说中写道的行刑者斧劈俄国间谍的复仇的快感，实在是一种悖逆人性的描写。这种无根的民族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了。梁漱溟先生曾这样说过：“历史上中国的发展是作为一个世界来发展的，而不是作为一个国家”[17]。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天下主义的文化，它不是国家至上、种族至上主义，而是文化至上主义，它关心的是天下、人类的问题。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世界主义的文化倾向比较容易接受，这只是他们“天下”的概念有所扩大而已。中国不象欧洲国家那样有一个在混战中民族立国的阶级，也不象日本养成一种自觉的强烈的民族意识，只是在近代民族生存受到直接威胁的情形下，才由“天下主义”退居“民族主义”，“以谋公益而御他族”，以民族意识来对抗西方的民族扩张主义，所以就出现了民族主义的思潮。然而民族主义须与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并举，构成一个有机体。“三民主义文学”的提倡者，只倡民族主义，不及民权，民生主义，甚至损害居权、民生主义，那就会走上一种民族国家专制主义。
四、“争于力的世界”——四十年代“战国策”派对中国文化的民族国家主义改造
抗战时期，是中国民族意识空前高涨的时期。日寇的入侵，激活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感，也使民族意识成为超出于个性意识、阶级意识之上的中心的意识，但它也并不是唯一存在。从世界反法西斯主义的眼光来看，中国的抗日战争还是人道的、民主的，文明的阵营同野蛮的、专制的，法西斯主义阵营的决战。因而其民族主义的价值指向应与民主主义与世界主义倾向是同一的。与之相反的是抗战时期“汉奸”的“大东亚主义”民族观。它以抹煞、化解“民族主义”为特征。新民会的缪斌曾提出：“‘有德此有士’，站在新民立场上讲民族主义的话，那就不是国家的民族主义，而是天下的民族主义。天下之民只有教化不同，没有类别不同，车同轨、书同文、用文化使天下之民化为一民，使天下之土，化为一土”[18]。显然这是一种为侵略者张目的“大东亚共荣圈”的中国版。周作人提出的所谓“道义之事功化”的口号也只是为自己的附逆所作的辩解和开脱，其欺骗性毋庸多言。民族意识的强化，促使抗战文艺界开始进一步探讨使中国新文学民族化的问题，并由此展开了“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向林冰提出“民间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将五四新文学视作是一种“畸形发展的都市的产物”。因为中国社会的变革动力在人民大众中，所以“如果脱离了中国社会变革动力的理解，如果抹杀了主导契机和从属契机的差别，则必然在文艺运动的政治实践上导出偏向来”[19]。显然这种极端的民族化立场已与文学的世界化构成了对立，所以它受到了大多数人的反对。但利用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文学创作，以求使其切实地服务于当下进行的抗日的民族战争。这确乎是一种时代的需要，也是对新文学过于欧化倾向的反拨。与上述民族主义倾向迥异的，是四十年代出现的“战国策派”的极端民族主义立场。首先，战国策派以一种非道德化的态度将“二战时期”界定为一种“争于力”的战国时代”。“国与国之间，只有强权，没有是非”。[20]因此，一个民族、国家如要生存，就必须适应这种残酷的生存竞争，否则就只能灭亡。因此，他们信奉一种“唯实政治”和“尚力政治”因而形成一种与世界主义对立的民族国家主义立场。这种立场与本世纪初梁启超的立场一脉相承，它是一种“一报还一报”式的应激型的民族主义。其次，他们受斯宾格勒等文化形态史学研究的影响，试图在中国引进与建立一种“文化形态史学”，并由此推导出“战国时代重演论”，为中国由“大一统文化”向“战国文化”的转变开出药方。斯宾格勒的文化形态史学打破了西方史学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和直线进化论，重视对不同文化形态的个性研究，这投合了战国策派立图建立民族主义的文化形态史学的需要。他们通过对中国文化形态的考察，提出了以下几个主要观点：一、中国文化如要适应“战国时代”的需要，首先要完成从“无兵的文化”向“兵”的文化的转变。即“我们的观点是恢复战国以上文武并至的文化”，打破“大一统时代”偏重文德的畸形文化。二、张扬“强力意志”和“英雄崇拜”，以完成从“个人的狂飙到民族的狂飙”的转变。他们受尼采的唯意志论的哲学影响较大，弘扬倡导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精神。三、建立“民族至上、国家至上”的观念，强调个人对民族、国家的绝对服从，并由此出发对五四以来的个性主义文化进行了批判。总之，“战国策”派的主张作为战时的文化构想，也有其合理的因素。如他们对国家实力的强调，对传统文化消极面的剖析和批判，在今天也不失其参考价值。但其局限性也相当明显：首先，他们昧于世界大势，看不到“历史向世界历史转换”的主导潮流，以非道德非理性、非历史的眼光来看待四十年代的侵略与反侵略，民主与专制的战争，一味陷入对非理性的“力”的崇拜之中，对历史的发展作了错误的判断。其次，乍看“战国策”派的文化主张在某些方面与青年鲁迅的思想有某些相似之处，实则两者有极大差异。鲁迅主“文化偏至”，倡“立人”学说，旨在养成“独持我见，不合众嚣”的个人，他将此视为立国之本，而“战国策”派的个人，只不过是“国之爪牙”而已，它要求个人对国家权威的绝对服从，这只能导向一种带有国家主义色彩的个人英雄主义，如陈铨《野玫瑰》中的主人公。所以“战国策”派反民主的倾向在客观上适应了国民党压制民主的统治需要，因此，它一出笼就受到了来自民主进步的文化界的批判。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主流是包含了世界主义在内的民族复兴文学，将它称为是有鲜明民族意识的世界主义文学也许更合适，它代表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化，现代化的趋势。与此相应的是与世界主义文化价值取向相反的、极端的民族主义文学主张一出现，就会受到主流进步文化界的批判与抵制。从本世纪初梁启超的“民族国家主义”到二十年代的“国家主义思潮”，再到三十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直至“战国策”派的“民族文学”，命运都是如此，这表明偏狭、极端的民族主义主张在中国缺乏它们生长的土壤。因此，对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的世界化趋势应有明确的认识。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家杰姆逊将鲁迅的小说单纯解读为一种“民族寓言”，就包含了对鲁迅小说中世界主义倾向的忽视。再者，在评价本时期文学史上出现的民族主义思潮时，应尽量作到客观公正一点。首先要将其与宣传“种族优越感”具侵略扩张性的“法西斯主义”作适当区别。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一种自卫，应激型的民族主义，它之走向极端会导致一种专制主义，会导致以民族国家的名义对个人权利的剥夺和压制，这是应予警惕的民族主义的负面效应。但民族主义作为国家与社会共同体的凝具力的功能意义也非常重要，特别是一种开明的民族主义，文化的民族主义，也是本民族的文化发展所必需的，它可以对“民族文化虚无论”者的过于“西化”倾向起到反拨作用，但也应该避免因急于同西方文化分庭抗礼而导致的盲目认同。在现代精神匮乏的情况下，倡导民族主义也有它的负面效应，如目前一些青年学人对萨伊望“第三世界文化理论”的误解误用，也正表明了这一点。
来稿日期：1996年10月5日。
注释：
① ②梁启超《新民说·叙论》P5，P14，辽宁人民出版社94.9。
③ ④章太炎《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P278，《壬寅政艺丛书》政学编卷五。
⑤ ⑥ ⑨ 13鲁迅《鲁迅杂文全集》P97，P999，P97，P412，河南人民出版社，94.12。
⑦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册，P216，商务出版社63.9。
⑧李大钊，转引自《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摘编》P23上册，北京出版社85.6。
⑩ 11余家菊，转引自《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P305，306，华夏出版社96.。
12茅盾（石萌）转引自《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摘编》P337上册，北京出版社，85.6。
14 15转引自《民族文艺论文集》P136，P69，吴原编，杭州正中书局，34年。
16蒋介石《自反录》二集，卷3。
17梁漱溟《梁漱溟学术论著自选集》P332，首都师大出版社。
18缪斌，转引自《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P668，华夏出版社。
19向林冰，转引自《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摘编》下册P103，北京出版社，85.6。
20陈铨，转引自《中国现代文学史料摘编》下册P58，北京出版社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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