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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C951;K280.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22(2000)03-0074-06
我国东北地区历来是个多民族的地区。古代，除华夏—汉族外，还曾同时或先后出现过山戎、东胡、肃慎、
（貊）、夫余、高句丽、乌桓、鲜卑、挹娄、沃沮、勿吉、豆莫娄、库莫奚、契丹、室韦、靺鞨、渤海、女真、蒙古、乞列迷等古族；直到近世，生活在这里的民族主要有汉、满、回、蒙古、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赫哲、锡伯、朝鲜等族。古往今来，这些民族有的消亡了，有的壮大了，有的则有过较大的变迁。他们之间存在什么联系？各族的形成、发展和演变如何？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中，他们曾起过什么作用？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弄清各族的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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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东北民族的源流，首先要明了“民族”的定义及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对于这个问题，我国学术界曾进行过较为热烈的讨论。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定义，即“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注：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A].）基本上是科学的，尽管它是就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民族来说的，仍可作为我们研究前资本主义阶段民族的理论依据。正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民族是个历史范畴，并不是人类一开始就有的，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作为民族的特征或要素，也有其发育、形成、发展的过程。因此，有人把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时限上溯到原始社会氏族繁荣时期，有人上溯到部落联盟阶段，有人则认为人类进入阶级社会时才形成民族。于是，有人将民族分为原始民族、古代民族和现代民族；有人将民族分为广义民族与狭义民族，前者泛指各个历史阶段（包括原始社会）的民族共同体，后者系指阶级社会以来的民族共同体；有人则将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分成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诸阶段，等等。诸说立论的观点虽有不同，但认为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发展也是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过程却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既然社会组织和社会生产是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逐渐发展的，那么民族共同体的不断发展，民族特征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水平和完备性，也就毋庸置疑了。
在这里，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则是如何用民族定义去认识或衡量古代文献记载的东北民族。早在先秦时期，人们已开始从不同方面看到了不同民族的特征。例如：孔子说过，“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就是说的发式和服饰不同；《左传》襄公十四年记载戎子驹子说过，“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贽币不通，言语不达”，就是说的两族在经济生活、习俗、语言等方面的区别。可以说，那时民族内含的一些要素成为人们区别不同民族的标志。在先秦典籍中，对东北民族记载较集中的要算《逸周书》了，其中《王会解》就载有稷慎、秽人、发人、俞人、青丘、周头、高夷、不屠何、山戎、东胡等。这些称谓的出现，当表明各族体先已存在。他们分别向周朝进贡各具特色的贡物。可以想见，当时华夏人士对他们来自何处，说什么语言，穿戴什么服饰，留什么发式，喜欢什么饮食等等是了解的，只不过史册没有记载下来而已。所以，治史者往往以不同的考古文化类型来区别或印证不同民族的文化特征。秦汉以后，中原王朝加强了对东北地区的经营，各族间的交往益频，相互了解加深。《史记》始为周边少数民族立传，着重记述了各族的地理位置、语言、经济生活、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等。《三国志》成书先于《后汉书》，比较全面地为东北少数民族立传，以挹娄为例，载曰：“挹娄在夫余东北千余里，滨大海，南与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极……其地多山险。其人形似夫余，言语不与夫余、句丽同。有五谷、牛、马、麻布。人多勇力，无大君长，邑落各有大人。处山林之间，常穴居……其俗好养猪，食其肉，衣其皮……其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长尺八寸，青石为镞，古之肃慎氏之国也。”这里，也从地理位置、语言、经济生活、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等方面较清楚地记述了其民族特征。后世史家大都继承了《史记》、《三国志》以来的传统。
总的来看，历代史家对东北各族的记述，并不是他们个人凭空想像出来的。《三国志·东夷传》在其序言中写道：“周观诸国，采其法俗，大小区别，各有名号，可得详记”。也就是说，他们的记述来自对诸族的观察了解。然而，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对东北民族的了解既不全面，也不深入，不仅记述简略，而且失实之处难免。特别是历代史家所记的东北诸族，其中大多数尚处于原始社会，他们是否属于民族？是什么类型的民族？至今学界还没有定论。
有的学者认为，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部族是早期民族共同体的不同类型，尚未形成古代民族。而东北地区的古族，诸如肃慎、东胡、貊、挹娄、勿吉、室韦、靺鞨，乃至尚处于原始社会的乌桓、鲜卑、契丹、女真等，虽然在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风俗习惯等方面具有本身的特征，但它们各自只包括一些具有共同民族特征的氏族、部落及部族，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对于这些古族，他们称之为“族系”。（注：“族系”的内涵有两层意思：一是指同时存在的具有民族共同特征的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一是指先后出现的具有民族共同特征的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此为前者。）这种看法不能说不存在问题。首先，它是从原始社会不存在民族的观点出发的。事实上，自古以来东北各族的社会发展就很不平衡，大都处于原始社会阶段，且不说古代东北各族的情况，就拿近世鄂伦春、鄂温克、赫哲等族来说，解放前他们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建国初期认定他们皆属于民族，难道解放前他们就不属于民族而仅仅是一些氏族、部落吗？在民族识别中，各民族不分大小，其文化不分高低，社会发展不分先后的原则，也当适用于古代民族。其次，这种说法还不大符合史实。有些古代族称，如貊、靺鞨、室韦等，在不同时期或不同史籍上他们则具有不同的内涵。与夫余、高句丽并称的貊，自然不包括夫余和高句丽，称不上“族系”；《魏书》所载“失韦（室韦）”，不可与《隋书》所载“室韦”等同，前者大致相当后者的“南室韦”，可以说属于同一族系，而其他诸部，有的属于这个族系，有的则不属于这个族系；隋代靺鞨“凡有七种”，分布地域不太大，可以说属于同一族系，而唐代的靺鞨“离为数十部”，分布的地域辽阔，不限于同一族系。
有的学者注重上述诸族内部的血缘关系，把他们称为“种族”，认为在原始社会还未形成古代民族，这些种族又分别包括许多原始民族（部落、部落群）。这里，要指出的是：尽管处于原始社会的各族之血缘关系还相当强烈，但他们具有一定的民族要素，把他们称为“种族”，很容易与人类学上的“种族”相混，以致造成概念上的混乱。再者，这种“种族”是否属于民族范畴？如果不属于民族范畴，它又怎么能包括作为原始民族的部落或部落群。如果把历史上的肃慎、貊、东胡、挹娄、乌桓、鲜卑、勿吉、室韦、靺鞨、女真等皆视为“种族”，那么东北民族源流岂不成了种族源流了。恩格斯说过：在“小民族内部，氏族、胞族和部落仍然完全保持着它们的独立性”。（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100.）小的原始民族是这样，而大的原始民族当然包括多个具有独立性的部落或部落联盟。从我国历史实情出发，文献记载的“部”，有的是部落，有的则属于部落联盟。某古族各部之间虽然“不相总一”，但只要它们具有共同的民族要素，即相互认同为一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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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东北民族源流，还要弄清民族与种族、语族的关系。民族、种族、语族是不同性质、不同形态的人们共同体。民族属于社会和历史范畴，其定义前文已述。种族又称人种，是指“在体质形态上具有某些共同遗传特征的人群”，它属于生物学范畴。约在旧石器时代晚期，由于地理环境不同，居处不同区域的古人类逐渐形成了不同的种族。人类学家将种族划分为三个大人种，即蒙古人种、欧罗巴人种、澳大利亚—尼格罗人种。每个大人种各有分支（亚人种），分支下面又包括几个地区性的人种类型（种族类型集团）。我国各民族大都属于蒙古人种。蒙古大人种可分为北方蒙古人种、南方蒙古人种及与澳大利亚人种混杂而产生的波利尼西亚人种。其下又可分成北方蒙古种族类型集团、远东种族类型集团、北极种族类型集团、南亚种族类型集团及波利尼西亚人种的一支。我国东北各族大都属于北方蒙古种族类型集团和远东种族类型集团。（注：干志耿，孙进已.从民族与种族、语族的相互关系看黑龙江各民族的归属[J].北方论丛，1983，(5).）语族是由于人们在长期共同劳动和经济文化联系中形成的具有不同语言的人们共同体，它属于语言学范畴。人们根据语音规律、语法结构与基本词汇的异同及其亲疏关系而划定不同的语系、语族、语支等。我国东北各族，除汉族属于汉藏语系汉语族外，大都属于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族和通古斯满语族。可见，民族、种族、语族是三个不同的概念，有其不同的内涵，因而三者的划分标准及分类系统各异。但是，三者往往又复合并存，有着内在的联系。就东北民族来说，有的学者已将三者的对应关系大致理出了头绪。诸如满族，在种族上属于北方蒙古种族类型集团及远东种族类型集团，语言则属于阿尔泰语系通古斯满语族满语支；蒙古族，种族属于北方蒙古种族类型集团，语言则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蒙古语支，等等。（注：干志耿，孙进已.从民族与种族、语族的相互关系看黑龙江各民族的归属[J].北方论丛，1983，(5).）
应当指出，民族、种族、语族三者的对应关系并不那样简单，事实上要复杂的多。由于民族的迁徙、杂居、通婚、交往等因素，各民族互相渗透、吸收，乃至同化、融合的现象越来越多，各族的体质特征也在逐渐变化，可以说世上没有什么纯种的民族。一般说来，同一种族包括若干不同的民族，而同一民族内也可能纳入出自不同种族、具有不同体质特征的成员。同样，民族语言也存在混杂的现象。按常情，民族共同体应具有共同语言这一特征，即操本民族的语言，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的民族放弃了原有的语言而采用别族的语言，有的民族同时采用两种语言。例如：满族在清初入关以来，由于受汉族的强烈影响，大多数人改说汉语，而汉语与满语是属于两个不同语系的语言，其差别很大。
弄清民族与种族、语族的关系，对我们探索民族源流具有重要的意义。如前所述，种族特征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在社会经济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影响下，各种族的体质特征也在不断地变化着。当然，这是一个渐进而漫长的过程，各种族类型仍有较大的差异，而各民族内部成员的体质特征仍大体上是一致的，况且越是古代越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地理障碍使得不同地域的人们彼此隔绝，社会相当封闭。所以，越是早期的民族，其社会结构就越受血缘关系的支配，民族内血统较纯，其体质特征也就越一致。因此，我们在探索民族源流时，往往要借助于人类学提供的有关各族人体特征的数据或典型的标本，以考察各族间的亲疏远近。
在相互关系上，语族与民族的关系比种族与民族的关系更为密切。这是因为共同语言在民族诸要素中占居首要地位。首先，语言是维系民族内部关系最强有力的纽带。一般来说，只有在具备共同语言的前提下才会形成民族的内聚力—民族的认同感和民族的排他性。其次，在民族诸特征中，语言最具稳定性，变化最慢。这是其他民族特征难以比拟的。以共同地域为例，当民族形成后，地域便逐渐失去其重要性，以至许多民族之成员散居各地，仍不失为同一民族。于是，语言的相近性常可用作判断民族源流和民族亲缘关系的主要标志。当前学术界通行的民族分类，就是以语言学上的谱系分类为蓝本的。就东北民族分类来说，所称肃慎系、貊系、东胡系等，其实也是采用民族语言学分类法，按语系语族划分的。
民族的多源多流是不是普遍现象？回答是肯定的。但是，若仔细推敲一下，觉得它还是存在问题的。民族有不同类型，其形成和发展也有不同的阶段。处于原始社会的民族共同体，当属于原始民族，其族体小，源流也就较单纯。这里，试以鄂温克和鄂伦春两族为例：
鄂温克族早在清初南迁之前分成三大支：一为居住在贝加尔湖西北勒拿河支流威吕河和维提姆河的使鹿鄂温克部，包括12个民族，史称“喀木尼堪”或“索伦别部”；一为贝加尔湖以东赤塔河一带的使马鄂温克部，有15个氏族，史称“纳米雅儿”或“那妹他”；一为石勒喀河至精奇里江一带的鄂温克，史称“索伦部”，是最大的一支，已形成一个较大的部落集团。这三支鄂温克分处三个不同的地区，各有名号和各自的社会组织，尽管其语言相同，而经济生活及习俗略异，可以说是三个较小的原始民族，后来皆纳入鄂温克族，也算是“多源多流”吗？
鄂伦春族主要分布在四个地区，即呼玛尔河流域一带（原库玛尔路）有玛拉依尔（包括吴卡尔库）和葛瓦依尔（包括古拉依尔、魏拉依尔）两个氏族；逊克、嘉荫一带（原毕拉尔路）有玛哈依尔、莫拉呼、杜宁肯等氏族；诺敏河流域一带（原托河路）有柯尔特依尔和白依尔两个氏族；多布库尔河、甘河流域一带（原阿里多普库尔路）有柯尔特依尔、阿其格查依尔两个氏族。早先由这四个地区的不同氏族分别组成的部落，也可看作四个小的原始民族共同体，其源流也属“多源多流”吗？
像鄂温克、鄂伦春这样的源流情况，在东北古史上广泛存在。那时原始民族共同体林立，只是因为史籍缺载，我们无从考究；即使见诸史册的那些尚处于原始社会的古族，我们对他们的内部构成也难以述说清楚。不过，应当看到，由于血缘的束缚，地理的阻隔，外族的逼迫，使得这些古族局限在狭小的天地里，与外界的交往较少，其源流也就比较单一了。可见，所谓任何民族都是“多源多流”的说法，并不全面、准确。
在探讨民族源流时，可将他们的源流分成不同的层次。若从血缘关系方面着眼，且可分成近亲与非近亲两个层次；若按语言谱系来分，则可分为语文、语族、语系和不同语系四个层次，即同语支、语族、语系诸族的源流关系和非同语系诸族的源流关系。大体上讲，原始民族的源流是在诸近亲民族共同体或同一语支各族共同体的范围内进行的，而诸古代民族方渐次地突破近亲或同语支、语族、语系的界限，不断扩大民族源流的范围。
在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到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产生、个体家庭的形成，地缘关系逐渐取代血缘关系，而后古代民族形成了。当今一些学者所说的民族多源多流，主要是就古代民族来说的。诸如：高句丽的族源，既有当地的貊各族，又有南徙的夫余人和东徙的汉人等。当高句丽灭亡后，该族有的加入了汉族，有的加入了朝鲜族，有的则加入了渤海或突厥族；渤海的族源，既有粟末、白山等靺鞨人，又有高句丽人和汉人等，而渤海亡后，有的加入汉族，有的流入朝鲜族，留居故地的则加入了女真族。这些民族的兴起和壮大，往往伴随着武力征服，先统一同语支、语族的各族，而后拓展势力，广泛地吸收其他民族成分；当他们趋向分流时，则伴随着内部的衰落离析和外族的逼迫或入侵。
在民族源流中，“异源同流”和“同源异流”是多源多流的两种表现形态。不过，前者大都发生在一个民族的兴盛时期，而后者大都出现于一个民族的衰亡时期。某些民族的“同源异流”，就是另一些民族的“异源同流”。这两种形态的交叉运动，就构成了民族间相互渗透、吸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血肉关系。
当然，在民族的多源多流中，必有其主源主流，它决定这个民族的族属，是什么民族？是属于哪个民族系统的民族？早年金毓黻先生曾把东北民族归纳为汉族、肃慎族、扶余族和东胡族四个系统（《东北通史·总论》），而当今有些学者则在金光生开创的基础上，仍将东北民族划分为四大族系，即：华夏—汉族；肃慎系统—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满族及赫哲、鄂温克、鄂伦春、达斡尔、锡伯等；貊系统一貊、沃沮、夫余、高句丽、朝鲜族；东胡系统—东胡、乌桓、鲜卑、柔然、室韦、契丹、奚、蒙古等。大体上讲，这样划分基本上反映了各族间的亲疏关系，也反映了一些民族间的主源主流关系，对我们研究东北民族史还是有帮助的。
应当指出，上述四大族系的划分并不全面，尚不能反映东北各族的全貌。前面曾说过，现在通行的民族分类是以语言学上的谱系分类为蓝本的。历史上的东北民族，除上面提到的四大族系之外，还应当有个古亚细亚族系，他们主要分布在黑龙江下游及鄂霍次克海岸一带，以渔猎为生，语言属于古亚细亚语系。据有的学者推论，上古时，古亚细亚语系诸族的分布区域比现代要广阔的多。其次，四大族系内的民族归类有些不确切。例如室韦，唐代室韦诸部的分布范围较广，其族属相当复杂，一般认为它混杂着古蒙古语族（东胡系统）和古通古斯语族（肃慎系统）中的一些民族。简单地把他们都划归东胡系统，有些失之片面。同样，唐代的靺鞨也较复杂，其主要部分属于肃慎系统，另外则包括一些非肃慎系统的部落。还应看到，各族系所属诸古代民族的源流并不是单线联系，他们已打破了语族、语系的界限，无论来源或流向皆是多方位的。也就是说，各语族、各族系间已形成了交叉而复杂的源流关系，例如乌桓、鲜卑，其主要来源各为东胡的一支，而他们的主流则先后归入了汉族。所以说四大族系的划法很难全面反映东北民族的源流关系。
在探索东北民族的起源中，也存在一个本地说与外来说的问题。所谓“本地说”，即起源于本地区；所谓“外来说”，主要是南来说，即许多东北民族是从中原等地迁来的。要解决这个问题，还得从考古发现所取得的重大收获说起。
东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在新中国诞生前，几乎还是空白点。建国以来，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已先后发现了一批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主要有营口金牛山、本溪庙后山、海城小孤山、瓦房店古龙山、东沟前阳、喀左鸽子洞、锦县沈家台、建平南地沟、榆树周家油坊、安图明月沟、前郭尔罗斯查干泡、奈曼旗蚂蚁河、哈尔滨闫家岗、五常学田、齐齐哈尔大兴屯、龙江缸窑、呼玛十八站、漠河老沟河、饶河小南山、扎赉诺尔蘑菇山、鄂伦春旗嘎仙洞等。（注：孙进已，冯永谦.东北历史地理：第一卷[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其中已发现的古人类化石就有“金牛山人”、“庙后山人”、“鸽子洞人”、“安图人”、“榆树人”、“哈尔滨人”等。这些古人类化石及其文化遗存，最古的距今约二三十万年，较近的也有一万多年，包括了旧石器时代的早、中、晚三期。从现有的资料看，东北南部地区已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较多，早、中、晚三期皆有，而中部和北部地区，目前只发现晚期遗存。尽管这样，上述考古发现已证明旧石器时代的远古人类已在东北大地活动生息。
东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考古，成绩斐然。人类社会发展到新石器时代，人们普遍制造陶器，使用磨制石器，有了原始农业和家畜饲养，社会生产较迅速地发展起来，人口大幅度增加，母系氏族社会达到了高度繁荣并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此时期，众多的氏族部落广泛地分布于东北各地，因而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极为丰富，遍布四面八方。这里，我们只列举一下各地颇有代表性由文化类型，诸如东北西南部地区的兴隆窪文化、查海文化和红山文化，辽南地区的小珠山文化，辽河中游的新乐文化，辽东地区的后窪文化，西喇木河以北地区的富河文化，呼伦贝尔地区的铜钵好赉文化，嫩江流域的昂昂溪文化，三江平原地区的新开流文化，牡丹江流域的莺歌岭下层文化，吉林—长春地区以左家山遗址和元宝沟遗址为代表的文化类型，延边地区以金谷早期遗址为代表的文化类型，等等。这些新石器文化类型，已是一种区域性文化，其分布各自都不是一个小地方，而是一个面积相当大的地区。其内涵，相互间虽有一定的共性，但更加显示出各自的特征。从民族学的角度看，创造各种文化的主人，不仅仅是个别的氏族部落，而是若干个氏族、部落或部落集团，他们分据各自的地域，已初步有了共同的经济生活、文化习俗以及原始的宗教信仰等，语言上也形成了不同属系。可以说，创造这些文化的人们已属于不同的民族共同体，这就表明原始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一般说来，新石器时代各文化类型与旧石器时代诸文化遗存的内在联系，我们现在较难弄清楚了；但新石器时代各文化类型与后来的金石并用时代及青铜时代各文化类型的内在联系，则有可能弄清楚。在这方面，一些研究者已作出了有益的尝试，如有学者认为：属于青铜时代的西团山文化，“是在继承当地新石器时代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又吸收毗邻地区较早的几种青铜文化的诸多因素，并经过因地制宜地改造后而形成的”。（注：董学增.西团山文化研究[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357.）这里所说的“当地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是指以农安左家山遗址和元宝沟遗址为代表的新石器文化类型，其存在年代，上限距今约6000年，下限约4000年。也就是说，早在距今6000年～4000年期间，西团山文化创造者的先人们已在当地活动了。
东北地区的青铜时代，约当中原地区夏、商、周时期，较之新石器时代又有了明显的进步，社会生产力提高了，经济发展了，分布于各地的氏族部落较前密集，一些民族共同体有所壮大了，他们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也加强了。于是，我国古代史册便有了东北诸族的记事。这些记载虽然零星简略，但却粗略地指明了他们分布的方位及基本特征。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不同，东北各地各族的发展呈现出不平衡的状态，南部地区发展较快，几乎与中原同步，而北部地区发展较慢，其新石器时代有的延续到秦汉，乃至魏晋时期。不过，此时古代文献的记载相当明确了，可以直接与一些考古文化相印证。
综上所述，东北地区既有丰富的考古文化类型，又有前后连贯的文献记载，这就是我们研究东北民族史的基本依据。根据考古资料所提供的信息，再参征文献记载，人们认为古代东北诸少数民族的起源，大都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诸文化类型，就是较晚形成的民族，也主要来源于东北地区原有的族体。当然，自古以来我国境内各民族的迁徙流动时而有之，各族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更是日益加强。作为中华主体民族的汉族，一方面接受四方汇聚而来的少数民族，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同时又陆续地成批地进入少数民族地区，为之输送新鲜血液。这种现象的出现也是有条件的，因时因族而异。在探讨古今东北少数民族的起源时，要分清主次，首先要着眼于本地区与本民族存在固有联系的族体。
〔收稿日期〕1999-0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