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年代与都市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产论文,年代论文,都市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个题目，恐怕得承担一定的风险。因为在这个国家半数以上的空间里，很多人还在为最起码的生存而挣扎，想必有的批评家会大为光火，而坐在书斋里的绅士阶级，也未必同意将之变成公共空间里的一个话题，这大概有违他们同情普通劳动者的人道主义立场——在这个国家的一个世纪里，“人民至上”曾经是压倒一切的主流哲学。
不过，我这篇文章专指近10年来兴起的都市文学，而且是一种以中国中心性大都市为描写对象的文学现象。我注意到，随着全球化的到来，一些生活在都市并以都市为创作题材的作家，已不耐烦于再用“知识分子”向“人民”忏悔的策略编织文学的神话了，他们的目光投向了大都市中正在兴起的一个新兴阶层——中产。在他们看来，中产阶层的人生观和生活态度，也许代表着这个国家未来的走向，他们的社会价值观将会改变以前的价值体系，并将会主导今后本民族的历史生活和精神生活。这种对未来中国的乌托邦想象即使缺少现实意义，至少也不是空穴来风。
中产阶层在中国都市的迅速崛起，已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然而，何为中产年代？衡量它的标准是什么？这又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按照北京某些媒体设置的“标准”，年收入在7万元以上的家庭，可以称之为“中产”家庭。这个标准虽然未被官方确认，它在媒体上屡屡被披露，至少说明这一界定已为广大民众所默认。北京“中产”年代到来的另一个标志，是政府支持的“经济适用房”和“高尚社区”在京郊周边地区的大量涌现，以及由此兴起的“购房热”；据说，在北京每100万辆汽车中，就有60万辆为私人汽车，而且现在家庭购车的速度和数量已经大大超过了单位；仅今年上半年，从各种驾校就“毕业”了7万多名学员。上海、广州两市的情形应该大致相似。有人因此惊呼：“住房和汽车的时代已经到来！”虽然汽车的时代未必等同于中产的年代，但无可否认，它已经凸现出了中产年代的表征，宣布了一个现代神话的开始。
如果媒体特征的“无边主义”容易模糊这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话，那么社会学家更倾向于对其作严格的界定。2001年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专家共同完成的《亚洲现代化透视》一书指出：“主要由从事技术性、专业性和管理性工作的人员构成的‘中产阶级’(这里所采用的是学术上的习惯用法，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阶级划分，实际是指一个阶层，因此，也可以称之为‘中间阶层’)”，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在战后亚洲现代化进程中，日益成长壮大的新中产阶级提高了自身为现代社会的制度、组织和活动的产生提供主要资源和机会的能力，而且还成为将现代化引向深入的主要力量”。因此，“中产阶级作为一个消费阶级的含义在于：它除了维持必需的生活外，还拥有一些可以用来消费的这种或那种商品。伴随经济的增长所带来的生活水准的提升，许多亚洲的中产阶级家庭开始购入彩电、汽车、电话等，从而形成以往在西方发达国家才存在的、对工业化能够起到巨大拉动作用的耐用消费品市场”。这本书还认为，假如说中产人数接近或达到一个国家总人口的50%可以称之为已经进入了“中产时代”，日本、新加坡、韩国达到这一标准大约是在80年代中期前后。“日本包括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事务从业人员等新中间大众阶层占劳动者总人数的比例，1955年为28.9%，1985年为43%，到90年代，有超过90%的人口认为过上了中等水平面生活。据《海峡时报》于1987年进行的采访调查，新加坡华人有74%、马来人居民有75%回答自己享受着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即与象征着中产阶级的洗衣机、保险、订阅杂志、汽车、道德教育、活期存款、海外旅行、空调、微波炉、股票投资等相关。80年代中期，韩国79%以上的人认为他们属于‘中产阶级’。”①
我清楚地意识到，现代中国离上述的“蓝图”还为期甚远。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虽然中国地域广袤的广大城乡就生活水平而言，目前还没有完全脱尽“农业时代”的胎记，然而，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中心城市和沿海及江浙的许多中小城镇，正在以超常的速度向“中产社会”迈进。由于篇幅所限，我未把上海、广州、深圳三市不断上升的生活指标，也即社会学的统计数字列入本文，不过，大量资料显示，它们在某些方面甚至要远远高于北京目前的水平。最近几年，这几座城市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已把“2010年”作为实现“现代化”的最后期限，北京市政府甚而认为，它将在“2005年”率先达到这一“宏伟目标”。所以在我看来，尽管在学理意义上中国社会的“中产时代”还没有真正到来，但是，一些中心城市显然已抵达了它的门槛。一个“预叙”的中产时代的“图景”，早已不是梦中的想象。
无可否认，中产年代的出现，将会深远地改变中国现有的社会结构、阶层分布和体制格局，改变中国历史的路向。“中产阶层”不仅与商业、消费、现代传媒、时尚、大众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其世界观、生活态度及行为方式，也将会对革命时代形成的世界观、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产生极大地冲击。可以想象，在未来的20年中，中产人物系列可能会对传统的工农兵人物系列、知识分子人物系列取而代之，变成文学创作中的“主流形象”。在文学的意义上，“中产”的人物形象已经具有了独立的审美价值，载入了当代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它作为一种新兴的人物类型、文学范式和写作经验，还将会刷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文化记忆。显然，中产年代造就了都市文学，而都市文学又以特殊的形象符号描绘了中产阶级时代的价值观念、思想感受和心理情绪。它已经走出了“理论预设”和“文学想象”的阶段，变成了一个文学阅读的事实。
为便于我对中产年代的都市文学作基本的观察，我想把作家和作品文本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心城市；如果需要，其他作家的作品也可能被纳入这种观察之中。
表面上看，公司大楼、咖啡馆、舞厅、公园、电影院、霓虹灯、晚会、汽车等等构成了经典性的都市意象，但实际上，这一切“表象”背后的感受才是它的核心：怀旧。怀旧是中产对他们对曾经有过——又一度失去——最近重新续上这段历史的一种无以言传的复杂感受。怀旧往往不在小说中直接表达出来，而是借助都市的典型意象有所寄托、暗示或象征，因为20世纪30、40年代塑造的都市在21世纪早已经变成了一个文化传统，而这一文化传统所蕴涵的30、40年代式的价值观，才正是令今天的中产们所深情眷顾而又无限感慨的。怀旧不是要简单地回到“过去”，它还暗含着对曾经破坏了这一切的革命时代的温和的责备和反思；它指称的也不只是“重返传统”，更主要的是一种“长恨歌”式夹杂着爱与恨、思与怨的对历史的兴叹。总之，怀旧的主题是多方面的，它的语义也是歧义丛生和多解的，有如一盆水银在月光下四散流去，完全是一种令你长吁短叹却又无法把握的各奔东西的感觉。
在当下的文学中，上海作家作品中的都市意象是最具代表性的，王安忆则是一位把对它的文化想象和表现发挥到了极致的作家。在我看来，对老上海都市意象的“重温”，是王安忆小说留给读者的极深的印象。《长恨歌》第二章“沪上淑媛”中，有一段对上海“意象”的精彩描绘：
上海的夜晚是以晚会为生命的，就是上海人叫做“派推”的东西。霓虹灯，歌舞厅是不夜城的皮囊，心是晚会。晚会是在城市的深处，宁静的林荫道后面，洋房里的客厅，那种包在心里的欢喜。晚会上的灯是有些暗的，投下的影就是心里话，欧洲风的心里话，古典浪漫派的。上海的晚会又是以淑媛为生命，淑媛是晚会的心，万种风情都在无言之中，骨子里的艳。这风情和艳是四十年后想也想不起，猜也猜不透的。这风情和艳是一代王朝，光荣赫赫，那是天上王朝。上海的天空都在倾诉衷肠，风情和艳的衷肠。上海的风是撩拨，水是无色的胭脂红。
这“风情万种”的上海都市意象好像是专为衬托主人公王琦瑶而精心设计的，而王琦瑶正是从上海弄堂中走出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儿。她一生的虚荣与悲欢、曲折与享乐，无不一一被镶嵌在大上海纷纭复杂的都市意象中，就连她的死，也离不开前者的“观照”：
……那鸽哨分明是哀号，只是因为天宇辽阔，听起来才不那么刺耳，还有一些悠扬。它们盘旋空中，从不远去，是在向这老城市致哀。在新楼林立之间，这些老弄堂真好像一艘沉船，海水退去，露出残骸。
在这里，作者笔锋突然一转，在弥留之际的王琦瑶的潜意识中，再一次地呈现出了上海的“老照片”：
在那最后的一秒钟里，思绪迅速穿越时间隧道，眼前出现了四十年前的片厂。对了，就是片厂……
四十年前，就是通过这个电影公司，王琦瑶第一次“走进”了上海的繁华梦——在这个意义上，她的死，也几乎就像是一个原先安排好了的“宿命”——是一种中产式的“死”。
如果存在着中国社会阶级之“分析”，那么我们发现，在20世纪以现代性、革命性等话语所主导的现代中国的叙事中，中产不独难以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就连塑造了30年代新兴中产阶层的远东第一都市上海，最终也难逃被国家宏大叙事所“叙述”的命运。基于对中国社会的深刻观察，王安忆小说中关于中产阶级的时间记忆，在我看来是虚拟的、暂时性的。由于这种时间观念缺乏历史主体的支撑，所以它经常给人以昔日黄花、稍瞬即逝的苍凉印象，它的“繁华”只是暂时的繁华，它的繁华梦也只是一个“梦”而已。然而，正是这样一种稍瞬即逝的美好的时代、美好的梦，才令今天的王安忆们如此地“怀旧”，那令人难忘的老上海的意象才会一再出现在她小说的叙述图景之中。
那么，在今天上海走向中产年代的进程中，陈丹燕为我们提供的是另一组这座城市的“老照片”。从1998到2000年，作家出版社连续推出了她的《上海的风花雪月》、《上海的金枝玉叶》和《上海的红颜遗事》。有趣的是，“上海”不仅出现在这些“传记体”的小说和文化随笔中，而且突显为这些作品主体性的“意象”。看得出来，作者是把那个曾经在历史中辉煌过的老上海当作“老照片”来重绘的，正像被出版社印在《上海的风花雪月》封底作为“宣传广告”的一段话所“赤裸裸”地描述的那样：
上海，曾经被称为东方的巴黎，曾经是个浮华璀璨的花花世界，曾经最西化，最时髦，有着最优雅精致的生活方式。三十年来的对外封闭，使上海昔日繁华掩埋在厚厚的历史烟尘中，仿佛美人迟暮。今天的上海人回首往昔，不免深深怀想，那未曾经历过的旧日时光，竟有着巨大的诱惑力呵……
这段广告虽然带有迎合读者的商业企图，但是你得承认，它道出的恰恰就是今天希望过上富足的中产生活的上海社会大众的普遍心声。更有趣的是，这些作品不仅有诱人的中产人物的人生故事，还有一幅幅生动地记载着当年繁花似锦的上海都市意象的照片，例如1918年建成的永安公司、著名的逸园舞厅、奢华的法租界、外滩、淮海中路上的时代咖啡馆，等等。这些“老照片”表面上是为了吸引读者，但实际上，它还包含着一层更深的寓意——在《上海的金枝玉叶·跋》中，陈丹燕坦然承认：“我在1996年遇见戴西，在1998年决心要为戴西写一本书，在戴西的葬礼上，我曾说，我希望她能在我的书里得到永生，现在，我热切地希望自己做到了这一点。”②显然，作者希望在她书中“永生”的，不只是戴西，还有一个30年代的活生生的上海。
如果说王安忆对老上海的重绘带有某种凭吊的悲剧意味，那么，陈丹燕则试图把它重新整合到今天人们的心目中。对陈丹燕来说，这些老照片不单是“复活”了上海的旧场景，在精神的意义上，它们其实是从未从现实中“消失”的。这一叙事模式，被运用到《上海的金枝玉叶》、《上海的红颜遗事》这两部记述“真人”的长篇小说之中。中产心目中的偶像郭婉莹(戴西)，是老上海著名的永安公司郭氏家族的四小姐，曾经锦衣玉食，享尽人生的奢华生活。然而由于时代变迁，所有的荣华富贵随风而逝，她本人经历了丧偶、受辱挨打直至一贫如洗的坎坷命运。但数十年的磨难并没有使她心怀怨恨，相反，她依然美丽、优雅、乐观，保持着中产阶级的自尊和骄傲，正像小说中所说的那样：“她一生的经历令人惊奇，令人不禁重新思考：一个人身上的美好品质究竟是怎样生成的？”作者没有告诉我们答案，但显然，她的答案就在她的小说当中。《上海的红颜遗事》的主人公是著名红星上官云珠的女儿姚姚，出现在小说中的是60、70年代的上海。在故事中，主人公经历了母亲因为不堪羞辱而自杀、失去情人，最后在马路被突如其来的汽车压扁等一连串的悲惨境遇。然而，即使如此，小说的字里行间仍然透露出某种文本之外的信息：生长在上海的心理优越感、淮海路上浓浓的林荫、修剪得十分平整的法国公园的草坪、精美的大洋房、罗曼·罗兰的小说——这些豪华的都市意象，都与落后、混乱的外省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因此，这个被时代悲剧包装的中产阶级的故事，由于是发生在“上海”，反倒更能引起读者的不安和同情。好像这个悲惨故事应该发生在外省，而不是发生在上海才更合理似的——一种对“老上海”的同情，就这样被转移为对中产阶级安逸、稳定和幸福生活的认同上来。
如果说上海人的意识中，多少都储藏着十里洋场欧洲式的中产基因，那么可以说，广州和武汉则主要是以市民为主体的都市。即如它们中产精神的遗传，也带有某种“市民”的气味。在我看来，这种市民意义上的都市叙事，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它的当下性。它喜欢直截了当地面对人生的尴尬，并把与人生困境的斗争，看作是生命价值的实现；而它对金钱、性、商业圈套和赤裸裸的利益交换，非但不作伦理的批判，反而当作人生真实的一面展露于读者面前。但广州和武汉的文学叙事也有它们特有的浪漫，尤其是人生遭受一连串的挫败，故事情节接近尾声的时候，这种浪漫中夹杂的可以说是令人同情的无奈。
90年代以来，张欣写下了一系列反映广州中产生活的作品，例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情同初恋》、《如戏》、《城市情人》、《遍地罂粟》、《岁月无敌》和《浮世缘》等。当她试图从一个文学的角度“重构”广州的时候，发现广州与上海的差异并不只是一个文化边界的问题。30年代的上海早已是一个现代都会，一个电车、巴士、汽车和人力车的都市，而广州(包括香港)当时还处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边缘，是一个不甘寂寞但实际却较为落后的“外省”。但是，由于首先享受中国近20年“改革开放”政策的优惠，广州、深圳和珠江三角洲地区在中国南部迅速崛起，甚至一度超过上海成为这个国家的“淘金”之地。这种历史所造成的“时间差”，和“后来居上”的异常心理，更使作者感受到广州社会竞争的激烈紧张，以及那里人们实际、直率和袒露的生存状态。所以，张欣文学叙事的意图和技巧似乎没有了王安忆们的象征与含蓄，没有了枝蔓摇曳的从容和多变，它表现为一种急切表达的欲望，一种直接进入主题的间接明了，它也许缺乏精心的设计与深沉的揭示，但它文体的现代感和节奏的快捷，却比前者更适应于都市读者前卫性的阅读口味。
《岁月无敌》也许可以看作是一段上海人的“广州传奇”。方佩、千姿母女从上海南下广州，希望在此创造她们更为富足的中产阶级生活，然而现实的残酷和命运的挫折，最后把她们逼到了一个广州式的荒诞圈套中：是为艺术而“献身”，还是继续迂腐地坚持上海人的“矜持”？是耽于中产的幻想，还是直接面对改革开放前沿的“现实”？显然，这是90年代中国的现代式中产阶级理念对古典式中产理念的一场全面的战争。就在这“怪圈”式的人生选择中，这对母女挣扎于文化记忆的上海与现实体验的广州之间。为凑足音乐学院余教授的学费和准备出个人音乐专辑，千姿做过现代车展上的“美腿少女”，违心地去与某房地产商人“约会”。同样是为了在广州“打拼”，为了给女儿一个“锦绣”的人生前景，方佩这个曾在上海乐坛红极一时的骄傲然而过气的歌唱家，甚至登台到贵族夜总会演唱赚钱。在作品中，简松这个充满玩世意味的广州前歌手，是方佩母女最后完成由“古典”到“现代”转型的一个关键人物。在某种意义上，简松可以说就是今天广州社会的某种“缩影”。正是这个难以捉摸的、很难说上“好坏”的前卫青年，使方佩、千姿接受了广州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一次彻底的精神洗礼。请看母女之间的一次“对话”：
这时方佩望着千姿道：“你不准备放弃费雷吗？”(笔者按：费雷是广州歌坛大哥大式的人物，凡想借他出名的女歌手，都必须与他上床睡觉。)千姿没表情道：“我想豁出去，费雷自有办法叫我与艾娆、乔晓菲齐名。”方佩平静道：“我并不把肉体关系看得至高无上，跟自己喜欢的人上床是一件很自然的事。可是如果靠睡觉解决问题，我想问你一句，你睡得过来吗？何况事情还没那么简单。”……千姿并没有瞪大眼睛，她对母亲说：“所以我觉得我也必须付出代价。”方佩意味深长道：“我们会付出代价的。”
在解剖她们两人心理转变的过程中，小说还有这么一段直接而犀利的描述：
母女两人常搭公车去夜总会，半夜乘计程车回家，在街边大排档吃馄饨作夜宵。其他歌星对她们爱理不理，只当是潦潦必须照顾的穷亲戚。反差这样大，加上简松不如人意，令千姿倍感失落。她不知道自己在守什么？是忠贞还是本分？！还是什么正直和真诚？！即便守住了这些又有什么用？！
从这个意义上看，张欣写的不是中产的胜利，而是中产阶级生活的惨局。她意在表明，在真正上升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并最终获得历史合法性之前，新兴的中产阶级们必须为自己的历史选择付出无法回避的代价。但在我看来，也许正是意识到了这一“过程”的残酷性和漫长性，张欣的小说一直试图用小资式的浪漫结尾来消解现实的紧张，例如《岁月无敌》、《访问城市》中的结局等等。然而困难在于，广州毕竟没有上海半个世纪“半殖民”的历史积淀，没有古典和贵族文化的深厚记忆，说到底，它只是一个赤裸裸的现代都市——而在我看来，张欣的小说恰恰是对现代广州的忠实记录。
借这个话题，我想把目光投向另一个中国中部的都市武汉。在我心目中，武汉也许是中国最市民化的一座城市，池莉是当今文坛一位最熟悉市民题材的作家。但我并不看低池莉，恰恰相反，正是池莉使市民题材在当代中国文学中变得这么重要——这一现象，让人情不自禁地想起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另一位杰出的市民诗人老舍(我不赞成把题材作为评价作家创作的一个等级性“标准”)。我之所以认为武汉是最市民化的都市，是因为“市民化”，正是这座城市最为典型的外部特征和精神特质。在池莉的作品中，《来来往往》可能是属于那种虽说不是她本人最好、然而却是一部令人难忘的小说。当康伟业这个新兴的中产阶级人物走在武汉最繁华的江汉路上时，我们不禁会发出一阵会心的微笑。可以说，康氏虽然英俊潇洒、身材伟岸、腰缠万贯(要知道，这是当下都市女孩最欣赏的男人形象)，但是绝不是那种知识精英式的思想界之人物。他头脑简单，生活观念实际，崇尚一种新近出现于大都市社会的“行动主义”；因为有了钱，他产生了走出“旧家庭”、“旧生活”模式的原生态的生命冲动(注：这是20年来所有康伟业式新兴中产阶级人物必然选择的“人生轨迹”)。因此，在我看来，与其说大武汉的骨子里存在着生活哲学的“直接性”、“当下性”，不如说是池莉通过她锐利的眼睛“发现”了它们，并把这一长期沉埋于历史之中的武汉人的现实叙事提升为一种形象化的文学叙事。是池莉这支极具叙事能力的笔，赋予了90年代武汉这座中部都市生存环境与生存状态的“直接性”和“当下性”，她成功地为我们“重绘”了这个兴起于30年代但眼下并不景气的现代都会。
有意思的是，池莉无意像过去那样倾心于武汉市民生活场景和细节的描绘，而是把注意力转向了康伟业的婚姻——爱情的危机。按照中产的逻辑，康伟业满以为通过“钱”这个现代社会最有效的“契约”就能达到离婚的目的，但没想到妻子妮娜(在小说中，她实际是旧时代的象征，因为她的地位和生活都是“出身”和“单位”提供的)——这个妇联干部特别地勇敢善战。然而，当他在东湖为情人林小姐秘密买下豪宅，试图用这种折衷的形式逼妮娜放弃时，却未料到林小姐这个现代白领不能忍受一妻一妾的尴尬格局，她远走澳洲，并把豪宅转手给了别人。最后出场的那个更为现代、也更为放荡的街头少女，也许是康伟业减轻危机重压的戏剧性因素，但是，她激进的人生哲学和行为方式，却把这个新兴的中产阶级击得一败涂地。所以，当康伟业不得不在婚姻介绍所里与各种各样的半老徐娘频频见面的时候，你会感到作家在不经意之间流露出的嘲讽意味。
在广州和武汉这样的直面人生的城市，张欣和池莉不可能使自己的文学叙事变得缠绕和摇曳多姿。在近百年的现代都市发展史中，它们已经型构了自己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秩序，型构了自己的人生哲学。但可以想象，这两座城市中的中产做不到上海的中产阶级那样的优雅，这不仅因为它们缺乏上海深厚的洋场背景，和现代文化的底蕴，还更由于，在严格的意义上，它们迄今为止还没有形成自己一部卓然于中国其它大都市的“都市史”或说“都市文化史”。在我看来，一个作家的叙述方式、叙述节奏以及叙述经验，与他们生活的城市(或地域)有极大的关系，这种方式、节奏和经验说到底并不完全依赖于阅读，依赖于观察和体验，而是生活的直接给予。这正如鲁迅的尖刻来自“绍兴师爷”传统，沈从文的从容宁静来自湘西，福克纳重叠交叉的小说结构来自美国南方，而菲茨杰拉德的明快简洁与纽约等东部城市有精神上的亲缘关系一样。
30年代，郁达夫对当时的北平曾经有过“都市中的乡村，乡村中的都市”的形象比喻。1988年，李俊国在他出色的论文《三十年代“京派”文学思想辨析》中也指出：“上海地处沿海，是在西方国家的经济入侵刺激下，迅速发展起来的现代工业城市和商业基地。上海的工业生产规模和商业贸易额一直为全国之冠，是近现代中国的经济中心城市。比较而言，北平承袭着古国帝都的城市格局，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它较少受到现代工业文明和商品经济的冲击。直到三十年代初，北平没有上海那样的大规模工业生产基地和商业金融市场，它依然保留着农业社会里古国帝都的消费特征”。他认为，“北平和上海在社会风貌与文化上的差异也很显然。例如，在城市外观方面北平多古都风貌，皇家宫廷建筑与市民四合院并存；而上海多现代建筑，外国租界、工厂厂房、商埠码头、夜总会、跑马场等”，所以，“聚集着东方文化传统，处处显出迟缓而单调、诗意而幻想、矜持而温和，则是北平的主要文化特性。”③虽然21世纪初的北京江山代谢、斗转星移，30年代的北京与之已经无法比拟，然而，其文化心理和价值趋向并没有根本的变化。
郁达夫、李俊国对北平出色地感受和论析，事实上给了今天的北京准确的定位。在所谓“国际大都市”的现代想象和命名中，每逢春天都要遭到沙尘暴袭击的现代都市北京，其发展实际上一直犹豫不决在城乡之间。一方面，摩天大楼、城市轻轨拔地而起或交叉延伸，中产的“时尚”小区和汽车不断涌现；另一方面，城市平民这些老北京的儿女和京郊农民仍然固守着千年不变的社会伦理秩序，他们的存在，使北京这个现代都会时时散发着某种乡村的气味。有心人想必会注意到，20年来，主导北京文坛的仍然是官绅题材、市民题材的小说、电影和电视剧，例如小说《班主任》、《蝴蝶》、《沉重的翅膀》，电视剧《渴望》、《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不见不散》、《雍正王朝》、《康熙王朝》等等，严格意义上的都市题材一直处在边缘，成为上述题材的某种点缀。在我看来，都市题材一直不很兴旺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官绅题材和市民题材在北京有着十分广大和丰富的读者、观众市场，有着基础广泛的文艺接受阶层。这种文化接受现象使我们注意到，虽然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中产在不断发展壮大，然而，中产阶级文化却始终处在萎缩的状态，并没有获得自我扩充的社会空间。④在“城”和“乡”两种文化的强大合击下，中产和他们的意识形态一直是飘零凋落的情状，与上海、广州的中产阶级社会相比，北京的中产似乎还处在工业革命的前夜。
这决定了，虽然陈染、林白、邱华栋等都擅长都市题材，他们(她们)笔下的人物都或多或少与中产阶级生活有关，但是对现代都市的文化想象、作品格调和审美旨趣，却都与上海、广州和武汉的作家有很大的不同。所以，他们的小说表面上是以北京为“背景”的，然而骨子里，却明显有一个“故乡”(在陈染那里，则表现为一种“诗意的家”)的支撑；他们的人物和情绪表现出对“现代”、“都市”的向往，但同时，又夹杂着一种乡村道德的失落。正是一种犹豫在“城乡”之间的矛盾性的叙述，建构了这些作家的作品结构、叙事意识和情感取向。在我看来，陈染所写的是一种典型的现代“闺阁”小说，“街景”、“书房”、“浴室”等只是表面上的都市景象，而在其中，隐匿的却是中产阶层怨男怨女的曲折心态。《私人生活》是一部仇恨男人世界的“愤怒小说”，两代女人都曾受过男人的伤害，因此，在作品中这种伤害被转移成对自我的过度欣赏和对周围环境与人的警觉。有人认为《私人生活》是表现“女性意识觉醒”的作品，我有同感，但却认为，它的文本意义实际远远超出了女性世界——而表达了作者对都市新兴社会阶层——中产阶级生活“境遇”(包括女人身体自由)的强烈关注。因为，不光女主人公是一个中产，而且她对传统观念的反感与挑战，恰恰正是中产对传统社会的一种很自然的反应——要求获得本阶层的生存权、自我保护权和相对独立的阶层意识形态。在这里，女性意识与中产阶级意识出现了非常有趣的历史性的“重合”现象。林白的《枕黄记》是想象力和艺术形式都很奇特的一部作品，但我们发现，它的叙事是建构在北京—黄河沿岸之间的。主人公奇特的旅行(扮作古代女侠到黄河去历险)，可以看作厌倦于都市繁华生活的中产阶级的一次文化消费。作者也承认：“对我来说，走黄河很像是逃避生活的一次行动。”她又说：“我四次进出北京，到达了山东、河南、山西、陕西、青海等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从地图上看，足迹就要遍及半个中国了，行程也有了两万多华里。这真像我生活之外的一次长征，一次浮浅的、没有胜利可言的长征。”⑤有意思的倒不在林白为我们提供的这个有趣的文本，而在“文本之外”的意义——主人公对都市北京心理上的厌弃。与上海的中产那种欣赏都市的繁华，并且为那30年代繁华社会的消失而扼腕叹息明显不同，在她这里却是一种“面向民间”的文化还乡式的强烈冲动。更需要观察的，是她在书前“作者简介”中的文字：“林白，广西土著，现居北京，著有《一个人的战争》、《守望空心岁月》……”显然，林白并不“忌讳”自己的“土著”文化身份，但同时，又表现出对“现居”北京这种社会身份的现实认同——在我看来，这一对文化“背景”的自觉坚持和对“现状”的满足——该是多么矛盾——然而，这恰恰就是北京这个典型的移民城市中相当一部分中产人物(大都有“移民”背景)的普遍心态！
有一段时间，我一直把邱华栋认作北京文坛的“愤怒青年”，最近，在读了他许多作品之后，才发现这是一个错觉，他的小说实际还存在一个隐匿的双层结构：都市的批判者与都市的向往者。在中篇小说《手上的星光》中，作者对主人公在这个都市的“飘泊”状态有出色的描写：
这时天已黑了下来，我的提议得到了她的赞同。我们一同下了楼。夏天的气息一天深似一天，走在庞大的小区中，我再一次地感到了这座城市令我恐惧的魅力，它就像一个黑洞一样吸食所有的光线、理想、梦境与时间。“你看，我们仿佛置身于一座外星城市。”我说。
但是，同一篇小说的人物对都市景象又怀着强烈的认同：
汽车上了安慧桥，视野顿时开阔了起来。奥林匹克中心、五洲大酒店、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在四面矗立，每当看到这样开阔的城市景物，我的心便显得激动。我是爱着这座肿瘤般膨胀的伟大的城市的。
……杨哭慢慢地品着酒说，“我一定要自己拥有一辆奔驰600SL型跑车。”
对一个从外省“走进”北京的人来说，两种感受都同样地刻骨铭心。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即将或正在跨入中产门槛的“青年野心家”的一段必然经历的充满矛盾与冲突的心理历程。在小说结尾，“我”和杨哭尽管失去了爱情，但都有望加入到中产阶级的阶层之中，而两个女主角林薇、廖静茹，一个到香港做了电视主持人，一个嫁到了国外，虽然有“亡命天涯”之嫌，但毕竟终于摆脱了飘泊的生活。这个结尾暗寓着一个分裂的都市想象，既然“故乡”已无法回去，那么不如进入城市的主流社会——转换成中产阶级社会身份——于是，外省的道德与北京现代生活的奇怪“结合”最终得以在小说中实现。
从对上述都市的社会学和作品文本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印象：这个国家虽然还没有真正进入中产年代，但一些中心城市的作家敏锐地感觉到，未来的中产图景已经在文学叙事中出现；但是由于这个国家幅员辽阔的国土造成的文化差异，这些城市对中产价值理念、生活方式和精神趋向的反应，又存在着较大区别；正是这种文学话语和叙述的差异，使得目前都市文学的书写还带有一定的实验色彩，同时，也产生了文学叙事扩张的活力。在这意义上，我之所谓“都市文学”的设定，应该说只是一个有限的叙述，而不是一个武断的结论。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意思即在，希望把一些前瞻性的文学话题从我们对目前中国文学的思考中抽引出来。
注释：
①张蕴岭主编《亚洲现代化透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398-406页。
②该书1999年9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③李俊国：《三十年代“京派”文学思想辨析》，《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1期。
④我注意到，在北京的“中产”阶层中，相当一部分人其实十分迷恋“官绅文化”和“市民文化”，他们虽然具有现代白领的外部社会特征，却缺乏自觉和独立的中产意识，对前者带有很大的精神依附性。
⑤林白：《枕黄河·后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