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的民生思想——《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九九七）》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谱论文,九九论文,民生论文,一九论文,七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08)07-00015-07
民生，意为人民生活、生计。关注民生，也就是关注人民的生活、生计，始终把人民的物质利益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邓小平年谱（一九七五——一九九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内容及其形成、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仔细研读邓小平年谱，不难发现，邓小平尽管没有直接使用民生这一词语，但他在对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论述中都蕴涵着丰富的民生思想，可以说，“民生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准确地认识和把握邓小平的民生思想，不仅是对邓小平理论研究的丰富和发展，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加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邓小平民生思想产生的认识前提
邓小平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战略家，他认识问题的方法具有宏观性、系统性、辩证性的特征。他的很多思想都是在对一些相互关联问题的整体思考中提出来的，其民生思想也不例外，也是在对一些关乎“大局”的重大问题的认识和把握中提出来的，而对这些重大问题的认识和把握便成为邓小平民生思想产生的认识前提。
第一，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关系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
自从社会主义从科学理论成为现实后，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巨大发展。但是，世界上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建立在经济文化落后基础上的，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理想社会主义有很大的差距。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又发生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资本主义进行自我调整和改革，取得了较大程度的发展。鉴于世界社会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状况，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产生了怀疑，认为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邓小平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从不同的角度多次批判了这种错误认识，分析了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性。同时，又从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以及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的角度深刻揭示了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极端重要性。
首先，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邓小平深刻指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面对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的现实，邓小平进行深刻反思和冷静思考，以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根据告诉人们：“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过程发展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进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1](p.1345)邓小平的这一论述加强了人们关于“两个必然”的信念和信心。
其次，邓小平深刻指出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邓小平以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国情为根据指出：“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有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社会才能稳定，才能发展。”[1](p.1312)“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1](p.1281)
再次，邓小平认为，只有不断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着力解决民生问题，才能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最终战胜资本主义。邓小平反复强调这样的观点：“社会主义要显示它的优越性，它的优越性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然还要社会主义干什么。”[2](p.531)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2](p.380)由此可见，在邓小平的视野中，能否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着力解决民生问题，关系能否战胜资本主义，关系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
第二，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最终决定性力量，人类社会形态的更替，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最终都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前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甚至出现把发展生产力说成是“唯生产力论”而加以批判，鼓吹“宁要穷的社会主义”的谬论。针对这种错误观点，我国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出发反复强调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性。
邓小平意味深长地指出：“马克思主义认为，归根到底要发展生产力。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2](p.381)“马克思主义归根到底是要发展生产力，贫穷不等于马克思主义。以前我们犯过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错误，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1](p.791)他坚定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1](p.1037)他反复强调这样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他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总之，“永远丢不得祖宗，这个祖宗就是马克思主义”。[1](p.1332)
正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为理论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以非凡的勇气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认识分析方法，在不断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刻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换言之，也只有不断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把我党真正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二、邓小平民生思想的基本内容
第一，把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容。
邓小平总是把发展生产力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作为整体进行思考。拥有发达的生产力水平和实现共同富裕是人类千百年来为之探索、为之奋斗的共同理想。但是，在私有制社会里是谈不上共同富裕的。邓小平认为，只有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才确保了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统一。邓小平的这一论断包含着以下几个关联的方面：
其一，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他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p.1343)
其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1983年3月2日他在一次谈话中以一个具体的例子动情地说：“我这里一位护士的丈夫，是个医生，从一九五九年起当医生，现在还是七十多元工资，这太刻薄了。怎么穷也要解决这个问题。”[2](pp.892-893)因此，他反复强调：“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1](p.986)
其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认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但共同富裕不是平均富裕，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人民生活改善不了，积极性调动不起来，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所以改革首先要改革平均主义和大锅饭。根据我国的现实国情，要实现共同富裕就要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通过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政策。
其四，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要避免两极分化。两极分化是少数人越来越富，大多数人越来越穷，那显然不符合人民的利益。由此可见，邓小平的民生思想直接体现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容之中。
第二，把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
恩格斯曾指出：“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3](p.628)“‘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4](p.443)在这里恩格斯告诉了我们对待社会主义的正确态度，即要根据社会发展的事实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看待社会主义社会的变化。为了推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从20世纪中叶开始，我国实际上就进行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关键问题——如何处理好计划和市场关系的探索。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从我国商品生产落后的实际出发，明确提出我国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提出要利用价值规律。由于当时没有能够突破传统观念，把计划和市场看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属性，因而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没有取得应有的成效。但是，这些思想为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有益启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深刻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领导我国开始了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
首先，邓小平指出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具有必要性。他从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规定性深刻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我们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含义是什么？就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要求社会主义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所以，社会主义阶段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而“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1](p.1069)
其次，邓小平指出要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他反复强调老祖宗不能丢，但又不能思想僵化，要说出新话。可以说，邓小平在1992年初南方谈话中的一段话集中概括了他关于这一问题的观点：“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p.1343)从而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再次，强调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而不是对经济制度的改变，为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提供了制度保障。邓小平指出：“搞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进行一系列的体制改革，这个路子是对的。这样做是否违反社会主义的原则呢？没有。因为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1](p.1091)由此可见，邓小平的民生思想直接体现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之中。
第三，把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党和国家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出发点和归宿。
振兴中华，实现现代化，是中国人民的历史愿望。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53年党中央就提出了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后来把交通运输现代化改为科学技术现代化。1975年，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周恩来所作的第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在20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
1987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西班牙客人时，第一次使用“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这样的提法，提出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步骤。同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把邓小平“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构想确定下来，指出我国经济发展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始终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每一步都有相应的人民生活水平的标准。由此可见，邓小平的民生思想直接体现于党和国家制定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之中。
第四，把切实关心和改善人民的生活作为社会保障的基本内容。
社会保障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对国民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对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权利给予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社会保障是当今一切国家必须建立的一种控制体系，是“社会的安全网”。2004年3月，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明确规定：“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可见，享有相应的社会保障已经成为我国公民依法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尽管邓小平没有直接使用“社会保障”一词，但是，他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了丰富的社会保障思想，从而也进一步表达了他的民生思想。
邓小平认为，党和国家要关心人民的吃饭、就业、住房问题，建立退休制度，以解决人民生活的基本问题。1983年3月邓小平在视察江苏等地后的谈话中，以苏州为例，畅谈了未来发展的前景。关于人民生活的基本问题，他谈到：“第一，人民的吃穿用问题解决了，基本生活有了保障；第二，住房问题解决了，人均达到二十平方米……；第三，就业问题解决了，城镇基本上没有待业劳动者了。”[1](p.892)他强调这样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不要担心路子走不对。他针对改革开放过程中城市出现的就业问题还指出：“要开辟各种途径，扩大就业。”[2](p.632)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一些管理干部和工人可能因考核不合格而离开工作岗位，对于这些人，邓小平也指出：“要组织他们学习，对他们进行培训，开辟新的就业领域。”[2](p.384)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邓小平又开始提出要建立退休制度，解决退休问题，使人们退休后得到基本的生活保障。他指出：“要有退休制度，不仅军队要有，地方也要有。”[2](p.608)
生产力与经济发展水平是社会保障发展的物质基础，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保障的水平和覆盖范围。邓小平不断强调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保障水平也就会得到相应的提高。由此可见，邓小平的民生思想直接体现于社会保障的基本内容之中。
第五，把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判断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
邓小平曾自我评价说：“我是实事求是派。”[1](p.1171)1978年5月，邓小平支持和领导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邓小平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出发，把实践标准进一步具体化，提出用生产力标准来衡量改革开放中的各项工作。
1980年5月他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2](p.629)1983年1月他指出：“各项工作都要有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都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1](p.828)根据邓小平的这些重要思想，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的标准。中共十三大报告确认，一切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东西，都是符合人民根本利益的，都是社会主义所要求和允许的。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改革开放中一切工作得失、是非、成败“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p.1342)这“三个有利于”标准是生产力标准的具体化，体现了追求真理和实现价值这两个根本原则。坚持真理原则就是人们要按客观规律办事。唯物史观告诉我们，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遵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发展过程。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思想揭示了社会主义的进步水平，体现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价值原则，就是用真正反映了人的需要和要求的价值目标指导实践，社会生产力发展所取得的巨大的文明成果应该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要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思想揭示了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体现了人类主体需要的客观规律。追求真理和创造价值是人类活动的两大原则。这两大原则统一于人类社会实践活动中，只有在二者的有机结合中，人类才能合理、有效地进行各种活动；反之，失去了哪一方，都会使人的活动偏离正确的轨道。真理原则和价值原则的内在统一为“三个有利于”标准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由此可见，邓小平的民生思想直接体现于判断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之中，也使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得到了升华。
三、邓小平民生思想的特征
第一，人民性。人民性，就是把人民群众作为推动历史前进的主体，不断满足人的多方面需要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从民生这一角度讲人民性，就是真诚地关心和热爱人民，把实现人民的物质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邓小平的民生思想充分体现了这种人民性。从关心和热爱人民的角度讲，1981年2月14日，邓小平在为英国培格曼出版公司编辑出版的《邓小平副主席文集》英文版所作的“序言”中指出：“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1](p.714)这句话直白地表达了他对人民的深厚情感，体现了他对祖国和人民的深厚情谊。从实现人民的物质利益角度讲，1979年1月31日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等11个新闻媒体的联合采访时，邓小平讲到：“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政策的持续性，不是由个人因素决定的，关键在于这些政策是否正确，人民是否赞成，对人民是否有好处。如果这些政策是正确的，对人民有好处，又得到人民的支持，政策的持续就有了根本的保证。”[2](p.481)1984年10月3日在会见港澳国庆观礼团成员时说：“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政策不会变，谁也变不了。因为这些政策见效、对头，人民都拥护。既然是人民拥护，谁要变人民就会反对。”[1](p.998)关于邓小平民生思想的这一特征，江泽民做过总体性概括：“他尊重群众，热爱人民，总是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5]
第二，实践性。邓小平的民生思想也是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1](p.1218)无论是社会主义本质，还是改革目标和目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社会保障基本内容以及判断各项工作是非得失标准等都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摸索出来的。
第三，创新性。首先，邓小平的民生思想是对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民生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和出发点。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他们的唯物史观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6](p.79)因此，关心人民的生活是马克思、恩格斯思考问题的出发点。邓小平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把民生问题作为思考一切理论问题，制定一切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所蕴涵的民生思想。其次，邓小平的民生思想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民生问题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和价值目标。《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6](p.283)还指出：“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6](p.286)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所包含的解放、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在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始终强调要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为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确立制度保障等，是对蕴涵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民生思想的发展。
第四，动态性。恩格斯指出：“不言而喻，在事物及其互相关系不是被看作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作可变的东西的时候，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会同样发生变化和变形；我们不能把它们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7](p.17)邓小平的民生思想也体现了这种过程性、动态性。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生产力水平低而且发展不平衡，改革开放前又出现了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个人吃企业的大锅饭的平均主义，结果导致共同贫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反复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不实行共同富裕，将会导致两极分化，这会带来很大的危害；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等等。但是，邓小平讲的共同富裕又不是同时、同步富裕。1978年底，他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指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是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政策。”[2](p.451)后来他多次表达了这样的思想。
四、邓小平民生思想的现实意义
第一，邓小平的民生思想对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人类社会是以共同的物质生活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共同体，并以建立在一定生产力水平基础上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为根据划分为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不同的社会形态。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又被划分为社会经济结构、社会政治结构、社会意识结构，这些结构的组成部分是一个社会形态的本质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特性、状态、外部联系和表面特征，即该社会形态经济、政治、文化三位一体的本质属性。这三方面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推动该社会形态的发展。在理论创新的引领下，2005年初，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从而把社会建设作为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并列的范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以发展社会事业和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中共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由此看来，民生问题不仅直接关系社会建设，而且关系“四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大局。中共十七大报告围绕社会建设列举了教育、就业、城乡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安全稳定等七个方面的的内容，其中，就业、城乡居民收入、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等直接体现为民生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已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焦点问题。
第二，邓小平的民生思想对强化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邓小平的民生思想最主要的内容就是要不断发展生产力，努力实现人民的物质经济利益，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的民生思想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方面的延伸，就是党要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正因为这样，邓小平指出：“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真正相信和依靠群众，细心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一刻也不脱离群众。”[2](p.182)“选干部，要选扎扎实实的人，艰苦朴素的人，联系群众的人，以身作则的人。”[2](p.284)显然，邓小平的民生思想对强化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邓小平的民生思想对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建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与此同时，我国的分配制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建立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但是，自从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有人根据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断中没有提到过去长期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就断言要取消对这二者的要求。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错误认识，混淆了社会主义本质及其属性的关系。所谓本质是指事物的根本性质，事物的内部联系，是事物内部比较深刻的一贯的和稳定的方面，是该事物区别于它事物以及该事物存在和发展的依据。所谓本质属性，即本质的属性，偏重于强调属性的规定性，是本质在一定关系中的表现，是本质的特性、状态、外部联系和表面特征，以本质为存在依据，实质上属于现象的范畴。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断中没有提到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但是，它们仍然属于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范畴。如果取消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要求，社会主义的本质也实现不了，邓小平的民生思想所关注的问题也解决不了。
第四，邓小平的民生思想对深化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中共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极其重要的内容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与邓小平的民生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的要求是一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邓小平的民生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邓小平的民生思想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深刻认识和领会邓小平的民生思想，对深化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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