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鲁番学中集检索与研究之大成的重要学术成果——评王素著《吐鲁番出土高昌文献编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吐鲁番论文,中集论文,大成论文,成果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50年代末期开始，我国考古文物工作者在对吐鲁番地区文物遗址和墓葬多次勘查发掘的基础上，获得了大批文物文书，这些文物文书为我国吐鲁番学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特别是自1981年以后，由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即今中国文物研究所）组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和武汉大学历史系的科研人员在著名历史学家唐长儒先生的领导下，对吐鲁番出土文书进行了科学整理，陆续出版了《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1—10册。1992 年以后又出版了《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和释文对照本（又称“图文本”）壹至叁册。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出版为吐鲁番学的研究掀起了新的热潮。就笔者所见，仅在国内每年刊发的有关吐鲁番学研究的著作和论文，不下数十篇部，但是关于吐鲁番学的基础文献编年研究整理却是空白。王素著的《吐鲁番出土高昌文献编年》就弥补了这个方面的空白。
王素同志自1981年于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获硕士学位后，即分配到古文献研究室，在唐长儒教授的直接领导下，一直从事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编纂工作，可以说载入录文本和图文本的每一件出土文书反复地都要经过他的手眼审视过。所以从这一方面说，他对吐鲁番出土文书接触得最多最熟悉；另一方面，王素同志勤于搜集学术资料，勤于笔耕，除他已发表的六七十篇论文外，还出版了《三省制略论》（齐鲁书社，1986年版）、《唐写本论语郑氏注及其研究》（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大河滚滚——隋代卷》（香港中华书局，1992年版）、《吐鲁番出土文书人名地名索引》等专著。这些都为他编撰《吐鲁番出土高昌文献编年》（以下简称“编年”）奠定了坚实基础。
“编年”是王素同志应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教授饶宗颐先生之邀，作为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香港敦煌吐鲁番研究中心与泰国华侨崇圣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合作的《敦煌吐鲁番研究》中的一项，以“补资治通鉴史料长编稿系列”之一的方式进行的。1997年1 月由台湾台北市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发行，十六开本，分精、平装，全书450页。
“编年”的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有总序、饶序、前言和收藏单位及征引论著略称；第二部分为文献编年，计收吐鲁番出土高昌文献1071件；第三部分是附录，有总目录索引和分类目录索引。现分别评介如下：
第一部分，总序，是饶宗颐先生为“补资治通鉴史料长编稿系列”而作，篇名为《史与礼》。在是篇中饶先生指出“史家注重纪时，为吾华史书传统之特征，谓为编年一体”。他强调，“史以礼为纲纪”。“史不能离乎礼，礼可以释回邪，增美质，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松柏之有心（见《礼记·礼器》），吾华重人学，史纪人事，必以礼为纲纪，此温公之历史哲学，以礼字贯穿整部历史，其说所以历久不磨者也”。由此可见，饶先生之爱史、重史和治史的态度。这也正是饶先生“鸠合同志，协力从事”，“发奋为《出土史料系年长编》”之动因。
饶序，是饶宗颐先生对“编年”一书而作。饶先生说：从1959年至1975年吐鲁番阿斯塔那与哈拉和卓经过十三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文书，为过去有名之斯坦因文书、大谷文书以外，填补了巨大文献上之空白。王素先生负责该文书图文对照本的全面编辑工作，已出版三巨册。十多年以来发表研究论文，无虑数十篇，贡献至巨。“余主张利用出土文献补茸通鉴系年工作，王君对此深感兴趣，大力支持”，“本书即其研究成果”。又说：“今君此书荟萃新资料，胪列逾千事”，“网罗中日暨西儒异说，著其根源，囊括无遗，诚高昌史事之渊薮。学者循是以求，引端竟委，触类旁通，定多创获”。
前言，为王素同志所写。主要说明他在1995年7月3日至10月29日期间，在香港中文大学编纂此书的步骤经过及其遇到的问题。他说编纂分三步进行：1、对每件文献的年代进行编定。2、对每件文献的质地（纸、木、砖、石、铜、陶器、织物）、现状（全、缺、行数、行字）、墨色（墨、蓝、朱）、特点（勾勒、印章、乌丝栏）及出土时间、地点、编号进行介绍。3、对每件文献的收藏单位、 图版与释文的刊载论著、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登记。有关编年的问题，也在这里作出解答。由于涉及的方面非常广泛，需要的资料也就非常繁多，可见任务是极其浩繁的。
收藏单位及征引论著略称，又分为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收藏单位略称、简称为
。收录国内收藏单位13处，除了我们平时所知道的新疆博物馆略称为新博、吐鲁番地区博物馆略称为吐博，以及新疆考古所、北京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旅顺博物馆、甘肃博物馆、陕西博物馆、北京图书馆、中科院图书馆、北大图书馆之外，还有安徽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等；国外收藏单位亦有13处，除了英国图书馆、大英博物馆、德国印度艺术博物馆、德国普鲁士文化用品图书馆、前苏联亚洲民族学研究所、日本大谷光瑞二乐庄、龙谷大学大宫图书馆、日本书道博物馆、京都博物馆和国立东京博物馆之外，还有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日本四天王寺的出口常顺和韩国中央图书馆。二、图、文征引论著略称，
为刊登的图版，
为释文的论著。又分八个方面：其中笔者统计，（一）简报类论著，计收12份；（二）目录类论著，计5份； （三）展览品类论著5份；（四）织物类论著2份；（五）书法类论著12份；（六）文书类论著23份；（七）碑志类论著21份；（八）综合类论著20份。三、注释征引论著略称（即研究论著略称）简称
。又分两类，笔者统计：（一）中国方面论著，计收348篇。 其中最早的为杨守敬《北凉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一文，发表在1908年《丁戊金石跋》一书中；最晚的为王素《吐鲁番出土北凉赀簿补说》一文，载于《文物》1996年第7期；（二）日本方面论著，计收174篇。其中最早者为大村西崖著《支那美术史雕塑篇》，出版于1915年；最晚的为关尾史郎《高昌国〈丁输〉考》，载《小田义久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集》，真阳社，1995年出版。四、附录，参考论著简目，共列15篇部。其中有黄文弼《高昌国麴氏纪年》、唐长儒《高昌郡纪年》、侯灿、孟宪实《吐鲁番出土墓砖题录》、荒川正晴《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坟墓一览表》和王素《麴氏高昌朔闰推拟表》等，其实都是研究高昌很重要的论著。
第二部分是文献编年，共收高昌文献计1071件，也是本书的主体部分。按文献的年代顺序编排。凡文献本身有内证纪年的按其自记纪年。凡文献没有纪年的，或按相关文献内容纪年，或以同墓所出文物文书纪年，或依书法风格、纸张质地定年，或据墓葬形制定年，或以今人研究成果定年。总之使每一件文献尽可能地给予明确的年代定位。文献中上起西晋泰始九年（273），下讫唐灭麴氏高昌延寿十七年（640），共计367年。文献中属于高昌壁的3件；属于高昌郡的231件。 其中有前凉文献11件，前秦含后秦6件，段氏北凉4件，西凉含东晋32件，且渠氏北凉52件，阚爽126件；属于高昌王国的837件。其中且渠氏高昌15件，阚氏高昌32件，张氏高昌3件，马氏高昌3件，麴氏高昌784件。 对于这些文献的每一件，首先按年代标示顺序号，再给以规范的定名，再定代编年，再在每一文献下又分别说明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每件文献的质地、现状、特点、出土时间、地点等说明；另一是对该件文献的收藏单位、图版、释文和研究论著等给予注明。例如：
238 凉王大且渠安周造寺功德碑，承平三年（445），石质。全23行，上稍残，满行47字。刻文。1902、1903年间，高昌故城内废寺遗址出土
历博（孤拓）O.Frande，附图（原石）。周肇祥D， 附图（原石）。国光6，附图（孤拓）。书法A，35—41页（孤拓）。碑刻拓本一，11页（彩拓） 真迹录附，1—3页。石刻录，4—5页。访古录一，14—16页。图志一，5—7页。池田温K，105页。碑刻拓本一，241—242页原石旧藏德国柏林民族学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毁于美军的空袭。1905年端方赴欧洲考察，获得拓本。回国展示，参观者甚众。今拓本四周，存有当时二十三位名人题跋，有的二人合识，有的一人数记，可见影响之大。此二十三位名人题跋，除法人某氏所写漫漶不清外，图、文具载碑刻拓本一（以下为题跋的二十三位名人，略）……迄今为止，还有许多成果。如：大村西崖，177—178 页。 方若，211—212页。书法源流上，北凉30页。内滕虎次郎B，577页。大谷胜真A，39页；又B，217页。小笠原宣秀B，3页。冯承钧B，61页。蒋文光A。（以下共列举了40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略）
这就把本件文献要查知的原委、出土情况、收藏单位及其研究情况，一目了然地查找出来了，因此极大地便利了读者和研究者。所以，笔者认为王素同志的“编年”为吐鲁番学的研究，确确实实地作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在这部分内容中，王素同志还有一项突出的贡献，那就是根据他多年从事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拼对、考释、研究和编辑，订正了已出版的吐鲁番出土文书的录文本和“图文本”。根据笔者的统计，订正录文本的有5件。按“编年”顺序号为36、37、38、54、63；订正“ 图文本”的有64件。按顺序号是55、59、61、65、67、68、69、100、107、111、118、119、120、121、122、123、135、136、137、138、 144 、166、168、170、178、182、184、185、186、191、198、219、 220 、221、226、229、231、235、264、266、268、275、296、297、 357 、438、472、474、500、529、550、566、748、751、769、833、 848 、856、903、904、922、1009、1010、1015。既订正录文本又订正“图文本”的有13件，它们是70、102、116、129、130、131、132、133、147、217、218、749、750。因此， 使用录文本和“图文本”者涉及上述各号的应当谨慎为是。
第三部分是附录，附了两份目录索引。虽然名为附录，但对检索“编年”文献的人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目录可以比喻为资料的眼睛，不会查检目录，也就不会检索资料。“总目录索引”是按总序号和文献年代统一编排，编排中还用黑体字突出了朝代年号和年数，极易查得，实际上起到了甚至超过了第一部分中所列的“目次”编年的作用。“分类目录索引”也编得很好。王素同志按文献功能及性质划分为二十类，据笔者统计，每类所收文献件数为：（一）敕令4件，（二）符牒21件，（三）奏状41件，（四）辞启50件，（五）簿疏27件，（六）条记56件，（七）籍帐173件，（八）券契123件，（九）条刺班示文书22件，（十）上言白事文书9件，（十一）差遣替补文书14件， （十二）责罚追捕文书11件，（十三）买卖借贷文书6件，（十四）傅勘调薪文书19件 ，（十五）随葬衣物疏53件，（十六）碑志214件，（十七）器物铭文 29件，（十八）诗词古籍34件，（十九）写经题记54 件， （二十）杂类文书110件。如是，按文献功能性质检索，也极易于查找。
总之，王素同志的“编年”一书，把吐鲁番出土的有关高昌的文献资料和研究资料汇集在一起，集检索与研究之大成，为吐鲁番学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确确实实堪称为吐鲁番学研究中突出而重要的学术成果。
当然，“编年”一书与任何事物一样，并非是完美无缺的，除了他在“前言”中已说明的收录体例上的问题外，还有一些问题也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探讨，有的可能还是比较主要的问题，笔者也想借此发表一些浅见，以供王素同志和有关研究者参考。
高昌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历史年代学的研究，而历史年代学的研究又相对集中在两个时段，其一是高昌郡末期即所谓阚爽治郡时期（如A表）；其二是高昌王国阚氏至马氏时期（如B表）。现据“编年”总目录索引的编排列表如下：
A表
高昌郡 阚爽 (奉北凉且渠牧犍)缘禾4年(435)
缘禾5年(436)
缘禾6年(437)
龙兴 中(439)
龙兴 末(440)
缘禾10年(441)
建平5年(441)
建平6年(442)
B表
大凉王且渠安周 承平18年(460)
高昌王阚伯周(奉柔然)
永康5年(470)
永康10年(475)
阚首归 永康17年(482)
末年(488)
张孟明
建初2年(490)
建初7年(495)
马儒 末年(500—501)
A表显示的阚爽时期的年号，显然使人难以理解。 缘禾年号有干支结合史籍记载，可以推定，然而龙兴和建平却是有些问题。龙兴，出土文书只有一件，即“龙兴？□年宋沣妻翟氏衣物疏”，是龙兴或是龙升？文书整理者曾著文推定可能是龙兴〔1〕， 而笔者曾查墓葬档案原始记录记的是龙升〔2〕。今查“图文本”壹第30页图版，仍不清楚， 年数也不明。笔者在“编年”总目录索引黑体字“高昌阚爽龙兴中（439 ）己卯岁”指引下查出了属于此年项下的177—191号文献15件。在这15件的每一序号后都冠上了“十六国时期×××”的定名，定名后又以括号注出（317—439年）。笔者在“高昌阚爽龙兴末（440 ）庚辰岁”的索引指引下查出192—199号文献8件，在这8件文献的每一件序号后也都冠以“高昌×××”，而且明书“龙兴（438—440年）前”或“龙兴（438—440年）某年”字样。笔者想再弄清一些究竟，细查了这23件（15+8） 文献的释，得到的又大多是“原件缺纪年及月”，“据书法，隶味甚重，应属十六国时期。下件同。”或“原件缺时间，据内容，应为高昌阚爽文书”等解释。阚爽有没有奉行龙兴或龙升？龙兴或龙升是否该定在439—440年？只从已有的出土文献是无法判定的。同时把“十六国时期（317—439年）”或438—440年归入阚爽中或末是否妥当，都需要进一步研究。
关于建平年号，据笔者所知，出土文献只有三件：一件为“建平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祠□受属文”；另一件是“建平六年正月十二日田地县催召诸军到府”文书；再一件是“建平六年润月二十八日张世容随葬衣物疏”。三件文献仅有年号和年数，没有干支，就其内证目前还不足以将年代定死。〔3〕王素同志却在“高昌阚爽建平五年（441）辛巳岁”和“高昌阚爽建平六年（442）壬午岁”下列出了十分肯定的206—234 号28件文献，似乎有些武断。
B表，仅从已列年号看似乎没有什么问题， 但从研究实际却是有问题的。阚伯周在奉柔然永康年号（446）之前的461—465 年间是否自建有纪年？张孟明是否奉行的建初年号？马儒在太和21年（496 ）立国之后是否也建有纪年？建的什么纪年？都还是些未知数。
以上所举，笔者是说在出土文献的内证尚不足以定代定年的情况下，仅凭旁证推定，而且有些推定学术界的研究意见还有比较大的分歧的背景下，作为检索与研究的工具书，这样来标注年号年数是否合适？是否反映了文献本身的真实情况和学术界研究的实际情况？是否可以采用更为适当的方式来表示？这仅是笔者的看法。
另外，“编年”中有些文献的定代似嫌过早。如1055、1056“高昌写本隋薛道衡《典言》残卷”，“高昌写本残佚书”等。如果文献本身年代内证不明或不足，只依同类文献或同墓出土物来定代时，按考古学的要求应以出土物的下限为准。查薛道衡曾官仕北周、北齐、隋文帝，炀帝即帝位后，因嫉其才华，遂遭深忌，终为炀帝责令自尽，缢杀而死。炀帝执位期间，虽然麴伯雅朝隋，但据其背景分析，仅依书法断定，《典言》不一定在640年8月前流入高昌。查该墓同出的有《唐龙朔二年（662）赵善德妻墓志》一方，按照考古学的一般要求，似应定在662与前为宜。又如1057“高昌写本《广弘明集·辨惑篇》残卷”定在“延寿十七年（640）八月前”也嫌过早。 根据吐鲁番地区文管所《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遗址清理简记》（载《文物》1985年第8期）介绍， 此件文献背面写有20行回鹘文文书，我们知道回鹘文盛行时期当在高昌回鹘时期（850—1250年），即使上推至漠北回鹘汗国时期，也早不过744—840 年间，即9世纪中叶。〔4〕如果解释说“古人用古纸”的话，似乎也不可能早到公元640年之前。
注释：
〔1〕参见吴震：《吐鲁番文书中的若干年号及其相关问题》，载《文物》1983年第1期。
〔2〕参见拙作：《西晋至北朝前期高昌地区奉行年号探讨》，原载《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收入《高昌楼兰研究论集》， 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再论四～六世纪高昌奉行的年号》，载《新疆大学学报》（哲社），1993年第1期。
〔3〕参见拙作：《西晋至北朝前期高昌地区奉行年号探讨》，原载《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收入《高昌楼兰研究论集》， 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再论四～六世纪高昌奉行的年号》，载《新疆大学学报》（哲社），1993年第1期。
〔4〕参见耿世民：《回鹘文》一文，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标签：吐鲁番论文; 博物馆论文; 出土文献论文; 王素论文; 高昌论文; 文献论文; 文物论文; 文化论文; 考古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