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词汇衍生的方式及其流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词汇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02)05-0068-09
任何语言的词汇都是不断从少到多地衍生、替换，从而逐渐丰富起来、不断地增强其表现力的。同其他语言现象一样，词汇的衍生在全世界各种语言中应该有共同的规律，各民族的语言也会有自己特殊的规律，同一种语言的词汇滋生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也一定有不同的情况。有关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了解不同民族、不同时期的语言的特征，了解语言和社会生活、语言和人类思维的发展的关系，都是十分重要的。因此，这应该是词汇学的重要研究课题。本文是对于汉语词汇衍生方式及其流变的初步研究。
这里说的词汇衍生方式指的是创造新词的方式，有的学者称为“造词法”（孙常叙，1956年；任学良，1981年）或“构辞法”（徐通锵，1998年），只要是从词汇学的角度去理解，和语法学所研究的“构词法”区别开来，怎么称述都是可以的。
不少新词是从旧有的词的某一个义项独立出来的，词形并没有发生变化（从多义词变成同音词），这种情形可以理解为词汇衍生的微观过程。本文所讨论的不包括这类现象。
从古到今，汉语词汇衍生的方式大体上都可以归入下列四个大类。
一、音义相生
关于语词的音和义的关系，德国语言学家W.V.洪堡特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有过很精彩的说法：“有三个原因促使一定的语音与一定的概念相联系”，“第一种方式是直接的模仿”。“第二种方式是非直接的模仿，即不是直接模仿声音和事物，而是模仿声音和事物所共有的属性。我们可以把它称为象征指称方式……通过这样的途径，导致类似印象的事物便获得了大体相似的语音”。“第三种指称方式的根据，是通过所表达概念的类似性而形成的语音相似。像上面谈到的第二种指称方式一样，意义相似的词也获得相似的语音……根据这种指称方式，概念和语音在各自的领域里得到类推，从而取得二者之间的和谐一致。我们可以将之称为类推指称方式。”[1](p88-89)直接的模仿范围是很有限的，洪堡特说：“他很少与纯正有力的语言意识共存，会随着语言的发展和完善逐渐销声匿迹。”后两种指称方式则制造了大量的语词，奠定了词汇系统的基础。
这种观点和中国传统语言学是十分相近的。汉代的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所概括的“六书”的“假借、谐声、转注”，刘熙在《释名》中试图“论叙指归”“百姓日称而不知其所以之意”的“声训”，北宋王圣美和清代乾嘉诸子所阐发的“右文说”、“因声求义”以及近人杨树达、沈兼士等人的有关发挥，都是认为语词的音义之间是有一定的联系的。徐通锵在总结中国学者的这一思想之后指出：“直觉性、联想性和系统性，这是在研究编码理据性时必须考虑的三项重要内容，其中的直觉性是基础，联想性是扩大编码的途径，而系统性则是理据性字族的结构原则。”[2](p287)按我的理解，直觉性是声音的映像，联想性是“因音生义”和“因义生音”，系统性则是假借、转注、叠音、联绵字、四声别义及其他异读别义等“音义相生”的规律。
“因音生义”就是洪堡特所说的“类似印象的事物”“获得了大体相似的语音”，用汉语的习惯说法就是：在已有的音义组合的基础上用相近或相关的语音来表示一个相近或相关的意义。属于这类造词法的有下列各种：
1.近音滋生近义词
《释名》中的大量“声训”（“负，背也”；“福，富也”）和《说文》中的大量“亦声”（“婢，女之卑者也。从女从卑，卑亦声”；“忘，不识也。从心从亡，会意，亡亦声”），都是这类近音滋生的近义词。王力先生1978-1980年先后发表的《同源字论》和《汉语滋生词的语法分析》对这类现象作了深入的研究和详尽的分析，他为同源字下的定义是：“凡音义皆近，音近义通，或义近音同的字，叫同源字。”“同源字，常常是以某一概念为中心，而以语音的细微差别（或同音），表示相近或相关的几个概念。”[3]他说的滋生词和同源字实际上是一回事，只是角度不同的说法。他把同源字分为完全同音的（如鱼——渔，合——盒，受——授）；声韵相同声调不同的（如家——嫁，坐——座，弟——悌）；双声的（如内——入，辨——别，迎——逆）；叠韵的（照——耀，茶——荼，见——现）。从滋生的角度出发，他把滋生词分为“转音的”（如“背——负，内——入，辨——别”）、“同音不同调的”（如家——嫁，弟——悌，陈——阵）和“同音不同字的”（如鱼——渔，合——盒，兽——狩）。王力的同源字、滋生词理论对于我们理解上古时期的“因音造词”是非常有效的[3]。
李如龙《论音义相生》（1997年）[4]一文中列举了《说文解字》共有27个帮、滂、并母字都有与“分”相关的字义：分开、分离、分散、分别、分裂、分布、分辨。例如：八，别也，博拔切；分，别也，甫文切；必，分极也，卑吉切；半，物中分也，博幔切；判，半叶，薄半切；判，分也，普半切；剖，判也，浦后切；副，判也，芳逼切；剥，裂也，北角切；辟，开也，房益切；贫，财分少也，符巾切；派，别水也，匹卖切；片，判木也，匹见切。类似的近音滋生在韵母方面也有许多表现。“右文说”所列举的就是这类例子。
2.同音假借滋生虚义词
许叔重所说的“本无其字，依声托事”的“假借”，是属于“造字的假借”，是新词滋生的一种方式——借用已有的音，来表示另一个与原意不相干的意义，从意义来说，原意往往是具体名物的实意，假借义则多是意义空灵的虚义。这便是同音假借滋生的虚义词。例如：
八，本义“别也”，假借为数词之八。
权，本义是“黄华木也”，假借为名词“秤砣、权力”，又引申为动词“称重量、衡量、平均”。
余，原是语气词，“语之舒也”，假借为第一人称代词。
有些字，假借表示的新义写成新的形声字形，例如：
或——惑 止——趾 反——返 禽——擒 要——腰 责——债
还有些字，假借表示的新义更加常用，原字后来改变形体，被称为“后起字”，例如：
来，原指麦，假借为动词之后，原意写成了“麦”。
莫，本义是“日晚”，假借为否定词后，本义另写为“暮”。
州，本义为水中地，假借为行政区划名之后，原意改写为“洲”。
孰，本意就是熟，假借为代词“谁”之后，本义写成“熟”。
近音滋生近义词是语音辗转滋生音义相近或相关的新词，同音假借滋生虚义词则是语音不变滋生意义很不相关的新词。二者都是“因音生义”，一虚一实、对立互补、相映成趣。
因义生音则是洪堡特所说的“通过所表达概念的类似性而形成的语音相似”，早期汉语中的辨义异读应该就是属于这种语词滋生的类型。辨义异读可以是异声别义、异韵别义。也可以是异调别义，这些异读别义的语词在词义上应该是有关联、有先后的。以下举一些《广韵》里的例子：
塞，先代切，注：边塞；苏则切，注：满也，窒也，隔也。 （异韵别义）
乐，卢各切，喜乐；五角切，音乐；五教切，好也。 （异韵、异调别义）
断，都管切，断绝；徒管切，绝也；丁贯切，决断。 （异声、异调别义）
亲，七人切，爱也，近也，《说文》至也；七遴切，亲家。 （异调别义）
揣，丁果切，摇也；初委切，度也，试也，量也，除也。 （异声、异韵别义）
肚，当古切，腹肚（今指猪肚）；徒古切，腹肚（今指肚子） （异声别义）
这类异读别义究竟是先有异读再产生新义，还是为了表达新义而产生异读，有的还必须经过分析。至于哪一种音义是先有的，哪一种是后来才产生的，这就更是需要一番考证了。例如：
《切韵》揣，丁果切，摇；又初委切，度量。从现今的闽南话可以证实当时确实存在着这两种音类。丁果切读为[
tai]，指走路摇摆的样子；初委切读为[tshe]，以为推算，测算。从语音的角度看，丁果切和初委切上古都属于歌部，声母属于“旁转”；从意义来说，“摇动”的意义比较具体、原始，“运算、度量”较为抽象，应是后起的。此例应是意义的滋生引起语音的旁转，属于因义生音。
又如，《广韵》冠，古丸切，首饰……所以贯发弁冕之总名也；又，古玩切，冠束。前者指帽子，如《左传·哀公十五年》：“君子死，冠不免”；后者是戴帽子，如《庄子·盗跖》：“冠枝木之冠”；又指出众，如《史记·萧相国世家》：“位冠群臣”。本义应该是帽子，后来词义转化为动词“戴”，再引申为“位在顶端”。究竟是与词义的转移和引申同步变读为去声，还在词义转移引申之后，先读为同音动词，然后增加去声的读音呢？现在已经很难考察了。若是后者，也是“因义生音”。
沈兼士说：“凡义之寓于音，其始也约定俗成，率由自然，继而声义相依，辗转孳乳，先天后天，交错参互，殊未可作一概而论，作如是观，庶几近于真实矣。”[5](p259)他的意思是，最早形成的一批基本词是音义偶然结合的，后来，以此为基础，辗转孳乳，音、义都可以成为派生的中介，这是对于音义相生的最早、也是最精辟的说法。
从上古汉语开始的双音化过程中，有一路是经过叠音和双声叠韵的方式实现的。据向熹研究，有些双声叠韵的双音词是从单音词、叠音词递变而来的[6]。例如：
猗（《周颂·潜》：～与漆沮）——猗猗（《魏风·淇奥》：绿竹淇奥）——猗傩（《桧风·隰有苌楚）：～～其枝）
发（《桧风·匪风》：匪风～兮）——发发（《小雅·蓼莪》：飘风～～）——觱发（《豳风·七月》：一之日～～）
这类单音词和叠音词、双声叠韵的词之间，基本意义是相同的，经过重叠和半重叠（双声叠韵实际上是半重叠，也可称为准重叠），在表现情状上可能有一些差异。这类语音延展的双音词可以认为是另一种“因义生音”。
用音义相生的办法来衍生语词，应该是盛行于上古汉语的。否则就不会有《释名》的“声训”和《说文》的“亦声”。关于四声别义，周祖谟经过考证认为，“以四声区分词义，远自汉始，至晋宋以后，经师为书作音，推波助澜，分辨更严，至陆德明经典释文，乃集其大成”[7]。青年学者孙玉文经过深入的研究，进一步提出了，“变调构词是汉语口语的反映”；“变调构词是构词法”；“上古汉语已有变调构词”；“汉语的变调构词是在单音词占绝对优势的时代出现的一种构词现象……反映在说话人和听话人那里，人们习惯于在原始词和滋生词以及其他同源词的音义之间建立起联系。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声训’产生和流行的语言基础”[8]。
到了中古汉语，由于语素合成的异军突起，音义相生就逐渐衰歇下来了。蒋绍愚说：“由词的引申、转化、音变而产生新词，在上古是一种非常能产的构词方式，但到中古以后，就逐渐让位给合成这种方式了。这也是汉语词汇系统在历史发展中的一大变化”[9](p294)。梅祖麟也认为，以音别义的现象到六朝时期已趋消亡（见梅祖麟《内部构拟汉语三词三例》，载《中国语文》，1988年）。
二、语素合成
任何语言的结构都是从简单发展为复杂，词汇的构成都是从单音词发展为多音词，那些最早形成的、意义单纯的、口语常用的基本词汇多半是单音词，后起的、意义复杂的词汇更多是多音词。世界上的语言，音节总数大多是几百个，像汉语这样的声调语言也才有一千四百个左右，有限的音节和无限的表义需要是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增加多音词是解决这个矛盾的惟一办法，也是各种语言的词汇发展的共同规律。
就汉语的情况说，从上古时期起，就开始了从单音到多音的词汇衍生。据程湘清研究，《论语》共有单音词126个，占总词数的74.9%；复音词共有378个，占总词数的25.1%，但若除去专名165个，只占总词数的14%。《孟子》全书有单音词1589个，占总词数的71%；复音词651个，占总词数的29%，若不计280个专名，只占总词数的16.5%[10]。另据毛远明统计，《左传》全书共有复音词437个，占总词数9671个的56%；扣除专名后复音词512个，占总词数的15.6%。这些数据所反映的复音词的比例是比较接近的，《左传》因为是历史书，所以人名、地名、书篇名等占的比例大，这是容易理解的[11]。
到了汉代，总字数21万的《论衡》全书的复音词达2300个之多[12]，《说文解字》全书出现的复音词有1690个[6]。反映唐代口语的《敦煌变文集》全书27万多字，共有复音词4347个，其中，语素合成的复音词3633个，占83.58%[13](p1)。可见，从上古汉语到中古汉语，复音词是大量地、迅速地增长的。
汉语早期的复音词中有些是双声、叠韵的连绵词或者是叠音词，从词的结构说，这些都是单纯词。有的学者把它称为“语音造词”。在复音词中，这是少数的、非典型的，作为复音词的主流是语素合成词。据程湘清统计，《论语》和《孟子》里，复音的语音造词只有24和44个，语素合成则有118和226个[10]。另据毛远明研究，《左传》的语素合成词有1164个，占1372个复音词的85%[11](p103)。
语素合成的复音词从合成的方式说，可以分为联合式、偏正式、述宾式、陈述式和补充式等。早期出现的语素合成复音词主要是联合式和偏正式。据程湘清统计，越早出现的语素合成词联合式和偏正式所占的比例越大。下面是先秦到唐代四部书的合成词的有关统计[10-12]：
合成词数
联合式
偏正式
占总词数的百分比
《论语》1184867
97%
《孟子》226115
100
96%
《论衡》2088
1404
517
92%
《敦煌变文集》 3317
2113
800
87.8%
早期汉语的语素合成词的形成是经历过一个历史过程的。开始时先作为词组，用得多了，意义也经过整合和浓缩，后来就变成了词。例如：
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
万乘之君无备，必有千乘之家在其侧，以徙其威而倾其国。是以奸臣蕃息，主道衰亡。是故诸侯之博大，天子之害也；群臣之太富，君主之败也；将相之营主而隆国家，此君人者所外也。（《韩非子·爱臣》）
以上两段引文中，“国”与“家”有分有合，这种可分可合的说法，说明当时还没有完全词化。
士之失位，犹诸侯之失国家也。（《孟子·滕文公下》）
小人少而君子多，故社稷常立，国家久安。（《韩非子·安危》）
这里的“国家”指的是国，是为偏义复合词。
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孟子·离娄上》）∥为巨室，则必使工师求大木。（《孟子·梁惠三下》）
“巨室”，前者用的是引伸义，是单词；后者是字面的语素义的相加，是词组。
物相杂，故曰文。（《易·系辞传下》）∥和故百物皆化。（《礼记·乐记》）
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文化不改，然后加诛。（《说苑·指武》）
由此可见，先秦时“文化”还没有成词，到了汉代，“文化”用来指“君臣之道”，就凝固为合成词了[14](p352)。
不少联合式的合成词初起时两个语素的顺序并不稳定，这种情形在名词、动词和形容词都可以发现。例如：
朋友（《诗经·大雅·既醉》）；友朋（《左传·庄公二十二年》）
室家（《论语·子张》）；家室（《诗经·周南·桃夭》）
服从（《礼记·内则》）；从服（《荀子·非十二子》）
讴歌（《孟子·万章上》）；歌讴（《荀子·儒效》）
整齐（《商君书·赏刑》）；齐整（《荀子·不苟》）
危险（《韩非子·有度》）；险危（《韩非子·用人》）
有的这种语素顺序的摇摆可以一直持续下来。例如：粮食——食粮，名声——声名，离别——别离，长久——久长，等等。
除了联合和偏正之外，上古汉语还有述宾式和陈述式。以《左传》为例，述宾式的名词有：“司马、将军、继室、载书（盟约）”；动词则有：“奔命（救援）、即位、告老、稽首、食言”。陈述式的名词有：“心疾、日食、天命”；动词有：“搏击、自杀、自用”等等。到了《敦煌变文集》，据程湘清统计，已有补充式合成词194个，占合成词总数的5.34%。例如：“烧死、杀害、隔绝、剪断、摧倒、吹散、获得、判定、修成、送来、来到、救出、飞翔、放过、延长、添满”等等。可见，到了唐代，各种合成词的构成已经和现代汉语相差不大了。
语素合成的复音词为汉语词汇的衍生开辟了无限宽广的道路，许多意义相近的语素结合起来往往更加具有表现力。下面的复合词都是《说文》里的互训或递训的两个语素合成的：杀戮、攻击、聆听、排挤、提携、酝酿、饥饿、缔结、呻吟、声音、更改、缠绕、追逐、反复、谈论、议论、逃亡、谨慎等等。许多常用的语素借助这种方法顿时衍生了大量的新词。例如，以“大”字构成的复合词在先秦就有：大一、大方、大块、大略、大梦（《庄子》）、大士（《管子》）大义、大人、大化、大凡、大过、大行、大法、大言（《荀子》）、大归、大去、大经（《左传》）、大同、大白、大圣、大学、大祥、大道、大数（《礼记》）；以“人”字构成的复合词则有：价人、众人、倌人、私人、哲人、大人、先人、硕人（《诗》），夫人、丈人、小人、佞人、承人（《论语》），天人、神人、津人、至人、真人、畸人、流人、没人（《庄子》），舆人、野人、王人、山人、倌人、大人（《左传》），门人、庶人、圣人、庸人（《荀子》），孺人、室人、故人（《礼记》）。正因为如此，自从“语素合成”兴起之后，“音义相生”便衰歇下来了。一两千年之间，运用语素合成的方式衍生的语词怕是很难穷尽地统计了，但是，这类语词已经成了汉语词汇的主体，这是没问题的。《现代汉语词典》共收复音词50479个，其中双音词39887个，三音节以上的词目10589个。在双音词当中，叠音词和带前后缀的词只是少数，大约语素合成的双音词可能要占双音词的60%左右。可见，语素合成到了现代还是汉语词汇滋生的基本方式。
三、语法类推
这里说的语法类推指的是运用虚化的语法成分来构成新词。如果说，语素合成是单个实现的“零售”的话，语法类推便是大量类推的“批发”。从词汇衍生的效率来说，这是更加快速、便捷的方式。
语法类推的词汇衍生方式有两种基本形式：一是词缀的附加，一是实词的虚化。这两种衍生方式也是在上古时期就存在了，但是，当时只是用于少数场合。以《左传》为例，许多国名、姓氏、部族名、人名、地名的前面常常冠有前缀“有”。例如：有虞、有夏孔甲、有穷后羿（人名），有济有阎、有莘之虚（地名），有过、有仍、有鬲氏（国名），有缗、有烈山氏（部落名），有妫、有仍氏（族姓名）。往往是记述远古的历史名称时才用，可见只是一种残迹，秦汉之后再没有这种前缀[11](p141)。王力还认为上古的“爰、曰、言”也是动词前的语缀。如《诗经》里的“爰居爰处，爰丧其马”，“曰归曰归，岁亦莫止”，“言告师氏，言告言归”[3]。
作为后缀的“者”和“然、焉、尔、乎”等，用得比较普遍。“者”的前面可以是动词、形容词及其他谓词性词组。例如：“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论语》），“君子知大者、远者，小人多知小者、近者”（《左传》），“国之不服者三十三”（《韩非子》）。“焉、然、尔”用于谓词、副词之后。例如：“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孟子·梁惠王》），“潸然出涕”（《诗·小雅》），“彼国错者，非封焉之谓也”（《荀子·王霸》），“子路率尔对”（《论语·先进》），“夫子莞尔而笑”（《论语·阳货》）。
上古汉语的助词只有结构助词“之”（句末语气助词还是称语气词好）。有的用法含义比较实：“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参国之一”（《左传·隐公元年》）；有的含义和作用比较虚：“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左传·宣公十五年》）、“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论语·卫灵公》）。
汉唐之后，语缀和实词的虚化都有较大的发展。名词的前缀汉代有了“阿”，唐代有了“老”：“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乐府·十五从军征》）、“见阿恭，知元规非假”（《世说新语·雅量》）、“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木兰辞》）、“登阿侬孔雀楼”（《异苑·鬼仙歌》），“每被老元偷格律”（白居易诗）、“老可能为竹写真，小坡今与石传神”（苏轼诗）、“我两个不曾娶老婆哩”（《元曲选·儿女团圆》）、“阿六，汝生活大可”（《南史·临川正传》）。
名词后缀“子、儿、头”也是魏晋之后的中古汉语普遍使用开来的。例如：
子：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杜甫诗）∥莫抛破笠子，留作败天公（李群玉诗）∥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诗）∥将遣秦郎供贴子，尽驱青色入毫端（苏轼诗）。
儿：世祖武皇帝……小讳龙儿（《南齐书·武帝本纪》）∥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杜甫诗）∥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金昌绪诗）∥深注唇儿浅画眉（苏轼诗）。
头：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汉乐府·陌上桑》）∥水头宿兮草头坐，风吹汉地衣裳破（《乐府诗集·胡笳十八拍》）∥城外土馒头，馅草在城里（王梵志诗）∥快活枕石头，天地任变改（寒山诗）。
从近代汉语开始，动词、形容词产生了表示各种生动情貌的后缀。像“苦恹恹，硬赳赳”之类的说法，在《宋语言词典》[15]中还是偶见的，到了《元语言词典》[16]就大量出现了，如：
薄设设 勃腾腾 颤巍巍 卒律律 长掺掺 村棒棒 都速速 滴溜溜 骨崖崖 黄甘甘
20世纪以来，不但形容词、动词有大量的生动形式作后缀或前缀，例如：黑洞洞、黑压压、黑乎乎，响当当、哗哗响，老实巴交；还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中缀，例如：稀里糊涂、灰不溜秋、傻里呱唧。口语里的这类现象（尤其是在官话方言里）是举不胜举的。可见，汉语的语缀是顺着时间的先后不断扩展的，花样越来越多，数量越来越大。
中古之后，汉语的助词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不但表现在结构助词分工更加细密精确，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批表示动作的状态的动态助词和事态助词。曹广顺说：“动态助词是近代汉语中新产生的一类助词，它用于表达动作的状态、情貌。在古代汉语中，动态助词的这些功能是由一些语法结构（连动式、动补式）或某些词汇（时间词、副词等）来表达的，动态助词的产生，取代了旧有的词汇、语法手段，使表达更清楚明白，手段更简明精密，是汉语语法的一个进步。”[17]这些助词大多出现于唐代，开始时混用，宋代之后逐渐调整，日趋明确，并且稳定下来，和现代汉语的说法接轨了。例如（下例多转引自曹书）：
却：汉帝不忆李将军，楚王放却屈大夫（李白诗）∥和尚关却门，便归丈堂（《祖堂集》）∥除却不弘便是弘，除了不毅便是毅（《朱子语类》）。
了1：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李煜词）∥见了师兄便入来（《敦煌变文集》）∥若使当时身不遇，老了英雄（王安石诗）。
着：行背曲江谁到此，琴书锁着未朝回（贾岛诗）∥师曰：“钉钉着，悬挂着”（《祖堂集》）∥已有六七十人随着他参请（《朱子语类》）∥喧天画鼓要他听，把着花枝不应（辛弃疾词）。
过：谁知花雨夜来过，但见池台青草长（李贺诗）∥虽是旧曾看过，重温亦须仔细（《朱子语类》）∥待打过醋炭，却叫客人吃酒（《警世通言》）。
将：凭人寄将去，三月无报书（元稹诗）∥道书虫食尽，酒肆客偷将（姚合诗）∥从自己胸襟间流将出来，与他盖天盖地去摩（《祖堂集》）∥你可传将寡人圣旨，说与李师师（《大宋宣和遗事》）。
取：少年留取多情兴，请待花时作主人（刘禹锡诗）∥今又留取药在，却是去得一病，又留取一病在（《朱子语类》）∥青亦留取住，人却推将去（郭应祥词）。
得：摘得菊花携得酒，绕村骑马思悠悠（白居易诗）∥两地三江踏得遍，五年风月咏将残（同上）∥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柳永词）。
了2 （事态助词）：昨夜遭霜了（《景德传灯录》）∥共和尚商量了也（《祖堂集》）∥几日行云何处去，忘了归来，不道春将暮（欧阳修词）∥自家是换了几个父母了（《朱子语类》）。
来：野外狐狸搜得尽，天边鸿雁射来稀（姚合诗）∥悟来皆是道，此别不销魂（刘禹锡诗）∥有一座桥塌了来，如今修起了不曾（《老乞大谚解》）。
去：莫怪杏园憔悴去，满城多少插花人（杜牧诗）∥任你大悟去，也须淘汰（《祖堂集》）∥这个师僧患疯去也（同上）∥老去惜花心已懒，爱梅犹绕江村（辛弃疾词）。
生：师问黄檗：笠子太小生（《祖堂集》）∥怕君不饮太愁生，不是苦留君住（辛弃疾词）∥师曰：怎生滋味（《景德传灯录》）。
到了现代汉语，由于接受外国语的影响又产生了类似前缀的“非、半、次”，类似后缀的“化、性、主义”等等。有了这些语缀，就能衍生大批的新词语。至于时态助词“着、了、过”和结构助词“的、地、得”，也由于和各种谓词及体词相结合，衍生出大量的语词。可见语法类推确实比语素合成有更强的衍生能力，这是人们抽象思维能力向前发展的标志，也是汉语不断走向丰富和精密的标志。
四、修辞转化
所谓修辞转化，指的是经过修辞加工的多音词或作为词用的固定词组。从词义说，这些多音词的词义往往不是由语素义的简单相加，而是经过一定的修辞手段加工而成的；从词形说，从音节数到语音的组合，也都经过适当的修饰。
词义上的修辞加工是很早就有过的现象，上古汉语就出现的合成词有些就是语义上经过修辞转化的。例如：“社”原是土地神，“稷”原是五谷神，“社稷”联称用来喻指“国家”，“布衣”喻指“平民百姓”，“陛下”用以借代“皇帝”，“心腹”喻称“亲信”。属于此类语词还有：
先生（老师） 后生（后辈） 将军（武官） 学问（知识）
四海（天下） 玉帛（财富） 干戈（兵器、战事） 二毛（中年人）
黔首（黎民） 九州（中国） 瓦合（凑合） 草芥（微末之物）
早期在构词形式上的加工集中表现于四字格成语。先秦汉语就出现不少成语，有许多是世代相传、经久不衰的。因为这些成语内容上经过提炼，意义完整；形式上经过修剪，朗朗上口，可谓言简意赅，生动活泼，所以受到广泛欢迎，大量进入日常口语，成为汉语词汇库中的瑰宝。例如：
见于《左传》的：唇亡齿寒 狼子野心 利令智昏 畏首畏尾 叹为观止 天经地义 困兽犹斗
见于《诗经》的：充耳不闻 耳提面命 高山仰止 小心翼翼 战战兢兢 忧心忡忡 优哉游哉
见于诸子的：塞翁失马 生杀予夺 令行禁止 道不拾遗 百战百胜 以卵投石 知己知彼 直言不讳 十年树木 吹毛求疵 善始善终 守株待兔 博闻强记 千虑一得
见于《论语》的：不教而诛 巧言令色 道听途说 成人之美 三十而立 三思而行 学而无厌 诲人不倦 欲速不达 过犹不及
见于《孟子》的：不远千里 夜以继日 似是而非 左右逢源 始作俑者 事半功倍 为渊驱鱼 言近旨远
见于《战国策》的：势不两立 同甘共苦 战无不胜 扶老携幼 高枕无忧 画蛇添足 积羽沉舟
据孙维张研究，古来成语的修饰方法有概括式（精卫填海、南柯一梦、揠苗助长、完璧归赵）、摘取式（一鼓作气、曾经沧海、南腔北调、不堪回首）、节缩式（后来居上、倒行逆施、投鼠忌器、老生常谈）、改造式（胆大心细、摧枯拉朽、谨小慎微、千虑一得）等等[18]。又据他统计，《汉语成语词典》（上海教育出版社，1978年）收成语5500条，注明出处的约3300条，其中，出自宋以前典籍的有2800条左右，占85%，见于元以后典籍的只有500条，约占15%。可见，现代通行的成语大多数是中古以前的汉语创造出来的。
近代以来也创造了一些四字格成语，和以前的成语相比较，内容没有那么浓缩，语言手段则比较口语化。以带常用数词的成语为例就有：
一步登天 一干二净 一呼百应 一应俱全 五颜六色 五花八门 五毒俱全 五彩缤纷六亲不认 七拼八凑 八面玲珑 八仙过海 十万火急 百年大计 千年树人 千秋万代 千依百顺 千姿百态 万事亨通 万象更新
到了现代汉语，在双音词、四字格成语之外，滋生了大量三字组的惯用语（有时也有四音节或五音节的），这些惯用语都是来自口语，都是用修辞手段衍生的，不用字面义为词义，而是用的比喻义、引申义。这类惯用语真是俯拾可得，在日常口语中也用得十分频繁。最常见的是用比喻义造词，许多这类惯用语造出来就是用的比喻义。例如：
穿小鞋 戴高帽 吹鼓手 传声筒 走过场 开后门 打小算盘 打退堂鼓 打圆场 打秋风 打闷棍 打边鼓 割尾巴 炒冷饭 命根子蹲牛棚 爬格子 泼冷水 垫脚石 骑墙派 挖墙脚 修地球 铁饭碗
有些惯用语是从一个行业移用到日常生活口语的。随着科学文化的发达，这类惯用语增长很快：
冷处理 寄生虫 红眼病 后遗症 免疫力 小儿科 短平快 二传手 擦边球 唱慢板 跑龙套 对台戏 独脚戏 空调子 慢半拍 冷血动物 指南针 透明度 孙悟空 诸葛亮 陈世美 包龙图 马大哈 口头禅 归正果 副作用 炒鱿鱼
有时本义（字面义）和引申义（词义）同时存在，并行应用。仅以带着万能动词“打“字的惯用语为例：
打预防针 打硬仗 打头阵 打先锋 打埋伏 打折扣 打游击 打掩护 打哑炮 打太极 打天下 打速决战 打水飘 打入冷宫 打前站 打冷战 打擂台 打老虎 打基础
因为是口语化，许多惯用语受到方言的影响，用字和结构都不十分稳定，例如：栽跟头／栽跟斗，笑掉了牙／笑掉了下巴，花哩狐哨／花里胡哨，活蹦乱跳／欢蹦乱跳，打鸭子上架／赶鸭子上架，脚踩两只船／双脚踏双船，拉后腿／拖后腿，等等。
现代汉语中通行的成语、惯用语究竟有多少？就近年来所编辑出版的词典说，《现代汉语词典》所收三音节以上的成语、惯用语10589条，约占收词总数的1/6。2000年长春出版社出版的李行健主编的《现代汉语成语规范词典》收词5000条左右；1987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成语大词典》（含古代使用过的）收词18000余条；1989年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胡省之主编《中国成语分类大辞典》收词2万多条；199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周宏溟编《汉语惯用语词典》收词3423条。说现代汉语通用的成语、惯用语有上万条之多应该不会是过高估计的。其中的成语是古今并茂的，惯用语则是现代汉语形成之后才大量产生的，来势正锐不可当。
可以归入“修辞转化”的造词法的还有两个小类，一是缩略词，一是半音半义的外来合璧词。这两个小类都是为了避免词的音节太长而加以修剪的，通常是二音节或三音节。例如：
高峰会议——峰会 公共关系——公关 计划生育委员会——计生委 驾驶执照——驾照 报考研究生——考研 陪吃、陪喝、陪玩——三陪 立体交叉桥——立交桥 加入世贸组织——入世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共产主义新人——四有新人 乒乓球 奥运会 马达声
沙发椅 冰淇淋 苏区 啤酒 芭蕾舞 道林纸 扑克牌 汉堡包 桑拿浴 保龄球 卡车 卡片
这些未经缩略的词组在造句时是当成一个词用的，因此，音节太长了就加以简省，通常是紧缩成双音词或三音词，这样既省力又符合汉语双音化节律的特点要求；吸收外来词时加以汉语固有的语素，一来便于本族人理解，二来也可压缩音节。因此都可以列入“修辞转化”的小类。这两类词显然是20世纪以来才兴起的，也就是与现代汉语的形成同步产生的。近二十多年来，由于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了，内容扩充了，往往作为新词语不断冒出来，来势也十分迅猛。历年来所编的新词语词典就收录了许多新产生的缩略语和外来合璧词。
古今汉语词汇衍生的各种方式大体上都可以纳入以上所述的四种方式。而从历史发展过程来说，音义相生出现最早，也是上古汉语的主要衍生方式。上古后期兴起的语素合成，到了中古汉语成为主要的词汇衍生方式。而语法类推则酝酿于上古，兴起于中古，发展于近代。至于修辞转化这种方式，从词义的整合说，上古也有了，真是源远流长；词形上的加工则历经流变。四字格成语大量产生于中古以前，三字组为主的惯用语、紧缩词、中外合璧词则是现代汉语特有的衍生方式。上文所列举的初步材料和例证，大体上还能说明这样的演变过程。当然，如果要用更加广泛、准确的语言事实来论证这样的兴衰流变过程，还需要运用大量语料进行必要的计量研究。
从人类思维的发展过程来看，汉语词汇衍生的四种基本方式的更替也是符合逻辑的。有声语言一经形成，词汇的滋生沿着音义辗转相生相承，这是和初民的具体思维和音响感觉相适应的。有了语素的观念和语素合成的理解能力，这是思维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的重要标志。而语缀及虚词的产生，则标志着抽象思维的进一步发展。由语法类推到修辞转化，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齐头并进，是语言表达水平进一步发展的结果。从汉语语词的结构形式说，由单音到双音、多音，而又由多音紧缩为双音，也是和语词衍生的这种流变过程相适应的。可见，深入研究古今汉语（也包括南北方言）的语词衍生方式及其流变，对于我们了解汉语词汇的结构规律和演变规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收稿日期：2002-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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