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南地区最低保障农业与农村保障体系建设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南论文,体系建设论文,最低论文,农村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经济活动
现代工业进入农村，给传统的农业社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苏南作为高度工业化的农村地区，这种作用体现得更加明显。
苏南地区平均每个村庄社区有1360人，常住人口1331人，平均每个村庄406户，平均家庭规模为3.35人。平均每个村庄占地2049亩， 其中工业用地平均282亩，耕地面积1338亩， 耕地面积占土地面积的比重平均为65%。折算下来，人均土地面积为1.51亩，人均耕地面积0.98亩，劳均耕地面积1.70亩。工业目前已经成为农村经济的重要部分，平均每个村的劳动力有789人，其中有392人在乡村企业就职，在乡村企业中就职的职工占劳动力资源总数的48%。平均每个村庄有企业8家， 平均每个企业有70名工人，基本吸收了所有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工厂中有1／3以上（37.4%）是外来打工者。各村年平均社会总产值达9670万元，收入3109万元。工业在经济结构中占了绝大的比重，年平均工业总产值达9440万元，农业的比重相对很低，平均每个村年农业产值336万元〔1〕。
工业给农民带来生活的富裕，成为农民收入提高的主要途径，农民从日常生活中真正体会到“无工不富”给自己带来的利益。如果用工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将农村社区分为农业型社区、半工半农社区和工业型社区，表1说明， 虽然农业型社区的农民对土地的劳动投入和从土地上获得的农业收益远大于工业型社区，但是，工业型社区的社会总产值明显更高，其人均收入、劳均收入、消费水平、生活水平在整体上明显高于农业型社区。
早期苏南模式的研究中，“工业下乡”和农民经济活动的“兼业化”是突出的现象。随着乡村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步正规化，工业发展逐步迈上新的台阶。“开关厂”式的经营方式逐步向现代的管理经营方式过渡，苏南农村自发形成了从兼业化职工向专职化职工的分化。分化的主要原因是，苏南地区农民通过在农、工之间成本——收益比较中作出的最优选择，决定了劳动力在经济参与中的重新分配。工农不分的旧状况逐步改变，劳动力根据性别、年龄等因素发生分化，农户的农业经济活动逐步由老人、妇女承担。
表1 三类社区的经济和生活状况平均水平〔2〕
社区类型
农业型社区 半工半农社区
工业型社区
(工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 (0.25以下)
(0.25～0.5)
(0.25以上)
产值比重)
家庭土地面积(亩)5.9 3.7 3.35
年农业劳动投入时数
66 45
38
农户农业现金毛收入(元) 49723264 2791
社区年社会总产值(万元) 6291493 8273
社区年总收入(万元) 395 678 3796
社区年人均收入(元) 31233351 4139
社区年劳均收入(元) 40946041 9946
农户每月日用开销(元)363 481 567
农户高档消费用品总价值(元) 89811030011403
农户住房现价值(万元)4.6 4.4 5.6
通过男性及其配偶经济参与的比较，男性的就业机会比女性更多。男性无业人口比重占1.5%，女性为5.6%；男性在种田农民的比重为15.7%，远低于女性的35.4%，种田者中1／3是男性（35.9%），2／3是女性（64.1%）；男性女性在工人这一职业中的比重基本特平；如果我们把工作人员、企业管理、技术销售人员、企业经理厂长和农村干部作为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中上层次，男性在这些经济、社会部门所占的比重优势是明显的。
比较苏南农村40岁以下人口的经济活动和40岁以上人口的经济参与，可以看出，年轻人对企业的经济参与比例比中老年人更高（工人比重各为36.2%和30.7%，企业中层人员比重各为16.1%和10%）。农村工厂中的工人的平均年龄为32.3岁，64%的工人年龄在35岁以下。对农业的经济参与恰恰相反，40岁以下农民中农业人口比重为20.4%，中老年人口中务农的比重为31.7%。可见，目前苏南农田的劳作主要由中老年人口、妇女参与为主。
工业企业进入农村，立刻对农民产生的巨大吸引力，形成农业经济活动的逐步分化。原因在于，农民通过朴素的工农比较发现农业经济收益的低下，“理性”地认识到工业带来的巨大的收益。
苏南地区平均每户有土地3.63亩，在农业毛收入之中剔除农药、种子、机耕等成本，土地对农户而言，除了可以不用买商品粮的潜在收益，每亩地年净收入只能在500元左右，并随各村工业补农程度、 粮食产量、粮食销售价格的变动而变动〔3〕， 如果将农业活动的时间折算成工厂生产的机会成本，农业活动基本没有太多的赢余。
参与工业活动的劳动力年均工资收入达5000多元，同时，企业能够提供一些实物或货币的福利，如毛巾、手套等， 这些福利年均有近500元；在福利支出中，家庭特别困难的可以得到特殊的补贴；企业能够提供一定的养老和医疗保障，年人均也在500元以上； 企业还为退休职工提供一定的养老金；一些工业企业能够提供如娱乐室、幼儿园、医务室、食堂等公共设施；工业企业还能够为职工提供教育培训的机会等。考虑到以上货币化和实物化的、显形的和稳形的收益，农民进入工厂使生活方式得到很大改变，这些收益是农业远远无法相比的。
工业化给农村农业经济活动造成的两个相应变化，充分说明市场对社区居民行为起到重要的作用。在农村社区中市场作用的有效性，充分证明了“理性小农”的论点。该理论以萨姆尔·波普金（Samuel Popk-in）为代表，与“道德社区论”不同，该理论认为农民也表现出对个人利益极度的关切，相当关心个人的得失，对利益问题有理性的判断。当工业的力量深入农村后，农户根据对经济参与的理性选择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并因此逐步将传统社区带入现代生活。
二、最低生活保障形态的农业
对土地的态度是研究农业活动的重要变量。在传统的农村，田地和家族是家庭生活的主要保障来源，农耕社会下土地的多少，土地制度的界定，决定了农民的地位等级和生活富裕程度，土地成为农民的“命根子”。即使在目前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耕种土地仍是农民最主要的经济活动和家庭富裕的最主要途径。然而在苏南地区，自本世纪初开始“过密化”的人口压力已经推动农民在土地之外的家庭手工业中寻找家庭富裕的出路，成为中国最早的商品化、工业化的农村地区。建国以后，农民对土地的经济参与自60年代以来社队工业的兴起而发生转变，虽然乡镇政府一直用补贴的方式维持着高成本的粮食生产，但土地从农村家庭生活中逐步退出和乡村工业的不断壮大是不可改变的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目前苏南农村已经出现农民放弃土地耕种，转让和退还承包土地的现象。
苏南农民的农业经济活动同我国另外一些发达的农村地区相比，又呈现出自己独特的特点。如“珠江模式”下的典型农村广东雁田村，农民在工业化带来的丰厚收益下，纷纷洗脚上田，村集体将农户的耕地的使用权统一收回，田地的耕种主要包租给外地人。1995年包租地占全部耕地的36.86%。绝大多数农户已经和农业生产脱离了关系〔4〕。浙南地区农民从土地脱离的倾向也相当强。在苏南地区，虽然土地的让渡经营是存在的，但让渡的比重非常小（约为15%），农民不再从事农业活动的主要原因是土地收归集体和征地（城镇化或建设农村工厂）。从主观上说，虽然谁都认为种田没有多少收益，但主动想转让土地的并不多。农民仍将农田种植视为一项必备的家庭经济。苏南的农民似乎比其他经济富裕地区的农民更多地具有一种对土地的眷恋之情。这引起人们一个疑问，为什么农民在农业不赚钱甚至赔钱的情况下仍保留农业呢？为什么市场力量对苏南农村只是造成一种不彻底的转变呢？
在广东沿海和浙南地区，家庭的经济行为是纯粹利益最大化的，农户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新的经济方式，将农业置之脑后或把土地租让给他人经营；在苏南，无疑市场利益的动机影响了农户的经济参与选择，但利益驱动的力量到了一定程度就受到了限制，这种限制主要还不是来自于准不准抛荒的行政强制，而是出于“土地是命根子”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复旦大学人口所将农民的这种心理称为“风险最小化”〔5〕，即农民耕种土地不是因为家庭利益最大化的驱动，而是因为种植解决了家庭吃饭问题。虽然他们对于耕种土地的态度可能是非常不认真负责的，但土地具有生活最低保障的价值，因此，构成农民心理的支持力。在实地研究中，不少农户解释说仍然耕种的原因是种田不需要太多时间，虽然不能带来很多收入，但至少解决了全家的口粮，不用去买商品粮；也有人表达了对在工厂就业不稳定的担心，认为只要有土地，即使失业还可以保证生活，等等。所以可以说，就家庭经济参与而言，浙南模式是“瞻前”的，苏南模式是“顾后”的，这种心理趋向差别可以在苏南和广东、浙南经济、社会发展的许多方面表现出来，构成这些地方社区发展的不同的趋向。
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农业从家庭经济生活的逐步退出和由风险最小化力量决定的对最低限度保障的土地的眷恋，这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造成了苏南农业的现状，形成了“最低生活保障形态农业”。其特点为对农业收益的忽视、对农业投入的低动机、对农田耕种和维护的低效率和同时对解决生活口粮的土地的不舍放弃，在总体上形成了家家户户耕种小块土地的小农经济的土地经营方式。
不少学者已经论证，小农经济的土地经营方式对农业生产率和整个经济的效率而言都是低效的，所以最低生活保障形态的农业同时是处于变革边缘的农业经营形式。在苏南农业实践中已经出现一些变革，办法之一是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新的集体农庄，其二是出现了农业种植的大户。农业毛收入在10000元以上的， 可以认为是农业大户（他们平均每户拥有土地面积为13.79亩）。可以相信， 市场力量会以不可挽回的力量摧毁一切障碍，苏南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实践中已经提出了进一步改革的要求，只要实行适宜的农业制度，并通过相应保障制度解决农民后顾的风险，苏南的农业会在不久的将来呈现出新的面貌，社区居民的生活状况会发生革命性的变革。
三、农业现代化和农村保障体系建设
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中，针对传统小农特点提出农业现代化需要资本投入、现代技术、农业机械的使用等基本观念。农业现代化除了面临这些投资约束以外，土地对农民所具有的最低生活保障的意义，以及这种意义对农业发展本身带来的影响，也需要充分加以考虑。
最低生活保障形态的农业是在当前的农村工业化方式和水平下，农民“理性”地对风险环境的判断和行为安排，其所具有的小农经济的一切特点，以及小农经济所不具有的对土地使用的低投入和低效率，显然和现代农业格格不入。对最低生活保障农业的改变，必然要求改变农民对生活风险的应付观念和规避手段，即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制度创新，因此需要在农村保障体系中，建设能替代农民的土地保障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改造传统农业所需的另一种必要投入，对减少农业变革带来的社会震荡和实现农业的突破性发展是必不可缺的。
目前，农业经济活动承担者主要是老年人和妇女，这部分人口因为就业和年龄的特点很难进入社会保险体系，也很难享受企业给予的养老医疗福利，国家财政支出的约束和农村统筹能力的薄弱，限制了国家和农村对农民提供普遍保障的可能性。将他们完全推给家庭也不合适，并且随着家庭规模减小和人口流动的增强，家庭保障对农民生活的作用势必受到制约和削弱。所以，适当的办法是应该在农村中逐步加大社区补充保障的份额和作用。原因之一，是这部分人口为社区发展曾经作出了贡献，社区集体提供保障其实是对他们以往贡献的一种社会返还形式；原因之二，是社区可以根据土地资源重新分配后社区成员的利益损失为其提供一定的补偿。这种社区提供的补偿形式在我国农村是相当普遍的，如在一些近郊的村庄中，因为城市化修建道路、建设工厂等原因耕地被征用，村集体通过征地费用给损失土地的村民提供一定的补偿；在另外一些农村地区如广东雁田村，土地全部由社区集体来管理营运，每个村民根据属于社区成员的身份获得一定金额的社区再分配收入。
改变最低生活保障农业所要求的土地资源的重新分配，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农村保障体系建设，这种制度创新实现的可能性在于社会保障的利益补偿应该大于土地给予每个农民家庭的收益，同时其保障的风险抵抗能力应该比土地的风险抵抗能力更加可靠。
对于农村保障的提供能力问题，可以综合采用两种积累：一是通过农业规模化形成的规模收益，通过社区再分配的形式返还给失去土地的农户；二是继续通过社区工业化增强社区层面的资源积累和资源增殖的能力。后者正是“苏南模式”的成功给我们提供的重要经验。这两种社区保障资源的积累方式都应该保持适度的水平，不能够损害对农业规模经营和工业进步的激励。增强农村保障的供给，同时应该在农村地区积极完善现有民政救济等方式，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尤其应大力引入商业保险等新的保险供给方式以满足农村居民的需求。
至于农村保障对风险规避的可靠程度问题，关键在于通过制度的建立使保障体系逐步制度化。目前苏南农村比较普遍地存在着社区补充保障形式，如养老金、医疗补助等，但缺少制度性的规定，不同年份、不同的社区领导之间存在比较大的区别，弱化了农村居民对这种保障方式的预期。农村保障体系、尤其是社区补充保障，不应成为某一任社区领导提供的福利和“民心工程”，应该成为社区政府和群众的一项持久性契约。
对农村保障的研究比较多，多从农村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农村工业化带来就业和失业的新风险因素，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最低保障水平的相应提高等角度来研究。从促进农业现代化角度讨论建立全民化农村保障体系还是一个新的探索。现代化的力量改变着最低生活保障形态的农业，并推动着在农村地区建立适宜的生活风险抵抗体系。农村保障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增强农民对生活风险的认识和规避，同时和工业、农业、农村事业的进步共同构造着农村发展的整体。
注释：
〔1 〕这些数据由复旦大学人口所进行的“苏南工业化和农村社会保障课题”调查问卷整理而得。该调查随机抽取了苏州、无锡、常州3市12县72个村1300户的调查样本，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本文资料如未特别注明，都是对该项目研究资料的分析结果。
〔2〕需要强调的是， 该表中个社区类型间的差异具有明显的显著性，根据对各变量方差分析的结果，一般社区类型间差异是类型内差异的10倍至50倍，甚至上百倍。
〔3〕在苏南地区，普遍采取各种以工补农的措施，如机耕免费，用水免费，农田建设，道路建设等，本质上这是利用政府的力量实现工农收益的再分配，以维持苏南高成本的农业生产不致明显滑坡。经估计，年均每户的补农款达140元。农户这部分作为农业收益统计的收入，其实是整个社区工业收益的转移支付。
〔4〕参见王晓毅、张军、 姚梅著：《中国村庄的经济增长与社会转型——广东省东莞市雁田村调查》，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年3月。
〔5 〕“风险最小化”是复旦大学人口所在长期的农村人口发展研究中总结出的概念，认为西方“经济人”假设和在此基础上的“利益最大化”观点对中国农村的解释力不强，强调农村生活的“风险环境”对农民行为具有决定性影响，即现有生活环境中存在的各种风险决定农民对未来预期，并决定了对各种可能风险合理规避的行为选择。具有思路的形成可参考：《走出沼泽地——多孩生育的根源与对策》（江亦曼主编），《传统变革与挑战——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村人口问题》（彭希哲、戴星翼主编），《中国农村生育文化》（彭希哲、戴星翼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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