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资源研究中的若干理论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资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26[2006]03-0158-03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而执政能力建设又离不开执政理论的指导，那执政理论的深刻内涵何所指？为了帮助学界准确把握党的执政理论的研究重点，会议召开之前，胡锦涛在2004年的“七一”讲话和8月份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两次论述了党的执政理论需要重点研究的基本内容，即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执政环境七个方面。明确提出执政资源的概念，这在党的权威文献中还是第一次。此后，学界有关执政资源的研究成果逐渐丰富。但从这些研究成果中也不难发现，加强执政理论建设，深化执政资源研究，以下几个问题，在理论上必须有所突破。
(一)执政资源的概念界定问题
对执政资源的概念界定，学界莫衷一是。根据笔者手头所掌握的资料，大致可以归为如下三类：(1)“财富论”。这种观点将执政资源视为执政主体所拥有的一切财富，如陈小林认为：“所谓‘执政资源’是指执政党在领导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管理社会事务中可调动和利用的财富。”[1](2)“元素论”。这一观点将执政资源视为一系列“支撑元素”，如齐卫平便认为：“什么是执政资源？它是指执政党在领导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可供利用的支撑元素。”[2]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取得执政权力的政党，支配经济的权力不是直接的”，所以这一观点将经济资源排斥在党的执政资源之外。(3)“总和说”。这一观点认为，执政资源就是执政党为巩固执政地位、提高执政能力、顺利完成执政使命而可资利用的一切积极因素和有利条件的总和。[3] 虽然目前仍未形成较为一致的看法，但与前两种观点相比，学界赞成此定义的要多一些。
值得注意的是，第三种观点的科学性还在于，它明确将“党的执政”同“党的领导”相区别。十六大报告指出：“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从这一概念界定看，“党的领导”对象既包括国家政权，还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和许多其他社会事务。而执政则主要是针对国家政权而言的，是党的领导在国家政权上的具体体现和实现形式。所以执政资源的概念界定，在表述上更应该突出执政而不是领导。但这并不是说，执政资源就不包括经济、文化和社会方面的资源，这与概念表述中用“执政”还是用“领导”是两回事。
另外，执政资源的概念界定，还必须在理论上回答“党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问题。在一些研讨会上，有人认为执政资源的概念是个“敏感”话题。之所以“敏感”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政党始终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而执政资源似乎就成了党为维护自身执政权力、巩固自身执政地位而向社会提取的“私利”。所以在执政资源的内涵界定上，理论界必须将党为人民执政的道理讲清楚，党的执政资源既是党的，更是人民的，无产阶级政党代表人民利益的本质属性没有变。
(二)执政资源的类别划分问题
党的执政资源由哪些要素构成，对构成执政资源体系的各种要素，又如何进行科学的类别划分，也是执政资源研究中需要从理论上给予回答的。我们可以先简单梳理一下现有研究成果。
李忠杰认为，“哪些是执政资源？用列举法，强大的阶级基础是资源，人民的信任和拥护是资源，国家的人力物力财力是资源，社会的风气和价值观念也是资源。宝贵的历史经验是资源，光荣的历史传统也是资源。”[4] 这里实际上列举了党执政资源五个方面的构成要素。而林尚立则认为，党的执政资源主要由六个方面的要素构成，这就是阶级与社会、党员与组织、理论与信念、章程与制度、人才与政治家、权威与民主。[5] 这六个方面的要素有机统一，共同构成了党的执政资源体系。
对于执政资源的类别划分，学界的观点也是五彩纷呈。有两分法的。如将党的执政资源分为物质性资源和非物质资源；国内资源和国际资源；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等等。还有研究者将党的执政资源体系两分为主体部分和外围部分，主体部分包括合法性资源、权力资源、意识形态资源、组织和人才资源、统一战线资源，外围部分包括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6] 三分法的观点也很多。如朱兆中认为，“执政资源主要可以分解为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意识形态资源”；齐卫平将党的执政资源分为权力资源、组织资源和思想文化资源；李长印将党的执政资源分为物质、政治和精神三大门类；常宗耀等将党的执政资源分为政治资源、理论资源和组织资源；宋协娜提出了基础性资源、运行性资源和保障性资源的划分方法。[7] 持四分法的观点也大有人在。如乔耀章认为，“现阶段党的执政资源主要包括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社会资源等方面”；祝福恩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资源包括先进性资源、体制性资源、合法性资源、民心性资源四个构成部分”；侯远长将党的执政资源分为思想理论、政治权力、人才组织和历史经验四个方面，刘宗洪的观点与此较为一致；张振华认为，党的执政资源包括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和军事资源四个方面，突出强调了军事资源的重要地位。[8] 持五分法以及更多种划分方法的观点也不少。如陈先春将党的执政资源划分为理论、组织、制度、权威、人才五个方面；高国舫将其划分为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思想、组织、制度、物质、权力、历史等七个方面；由王章维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体系》一书，将党的执政资源划分为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群众、人才、组织、制度、国际和合法性等十个方面。周敬青也是持十分法的观点，但其内容各有差别，主要包括历史、理论、权力、经济、社会、政策、文化、组织、制度、能力等十个方面。[9]
从以上所列举的观点看，理论界对执政资源的类别划分很混乱。乱的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源于执政资源概念内涵的丰富和宽广，既然执政资源是“一切有利于党执政的积极因素和有利条件的总和”，那它自然就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等与执政党活动相关的方方面面；其二是到目前为止，理论界对执政资源划分的标准，没有专门展开任何研究和讨论，所以学界没有形成大体一致、较为权威的划分标准。在此，笔者认为，执政资源概念的提出，是为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服务的。从本质上看，执政资源是执政主体能力拓展的能量来源。在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中，党的执政能力被划分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国际五个方面，根据执政资源与执政能力的紧密关系，党的执政资源自然也就可以划分为这五个方面，每一方面的能力都需要一种资源来支撑。上文不同学者列举的所有资源，实际上都可以纳入到这五个方面之中。这样一来，五种资源中的任何一种，内涵都十分丰富，都可以用一本专著来进行具体研究。如果对执政资源的类别划分大而化之，泛泛而谈，结果只能是空洞无物。当然，这样是否科学，学界还可以继续讨论。
(三)执政资源在执政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及相互关系
胡锦涛提出执政理论建设的七个方面内容，被学界称之为“执政七谋”。深入研究执政资源，还必须研究执政资源在执政理论体系中处于何种地位，执政资源与其他“六谋”是一种什么关系。
从整体上看，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建设，终究是要回答好新的时代条件下，党“为谁执政，靠谁执政和怎样执政”的问题，以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准确把握执政规律，圆满完成执政兴国的历史重任。所以在这七个概念中，执政理念主要讨论的是党执政的价值取向问题。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走群众路线，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无论是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和“执政为民”，还是胡锦涛提出的“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及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都很好地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人民的问题。执政基础所要回答的是中国共产党靠谁执政的问题。毛泽东曾强调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因此，党的执政基础首先就应包括人民基础(也称群众基础)，以及由此衍生的阶级基础、社会基础和法律基础等等。剩下的五个概念，则主要是回答怎样执政的问题。中国共产党要执好政，掌好权，除了要有正确的价值取向和坚实的执政基础外，还应有良好的执政方略、健全的执政体制、科学的执政方式、丰富的执政资源和优良的执政环境。所以从哲学的高度看，前两个概念讲的是世界观问题，后五个概念讲的是方法论问题。经这样一梳理，执政资源在执政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也就一目了然了。
(四)执政资源建设和整合问题
执政资源的建设和整合，主要讲的是执政主体与执政资源的关系。这种关系体现在执政党的政治行为活动中，本质就是执政主体为完成执政使命、提高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而实现自身执政资源数量拓展和质量优化的动态过程。这一动态过程包括执政主体对执政资源的适时开发、科学利用、合理配置和竭力保护四大环节。
开发执政资源，体现在执政主体的行为活动中，主要就是收集信息，进行思想理论的发展和创新，做出相关的理论论证，并使之系统化。随着时代条件和执政环境的变迁，执政资源也需不断新陈代谢。对于一个开放的政治体系而言，要维持系统的正常功能，就必须能够根据变化了环境，合理调节政策和制度等方面的输出，寻找到执政资源新的生长点。由于各类执政资源的特性不一，对执政党的作用和功能也不尽相同，因此对不同执政资源的开发也应区别对待。但无论开发哪种执政资源，都应遵循一个适时原则。所谓适时，无非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当时机成熟时，应当机立断做出部署，绝不可犹豫不决。在信息社会，许多机遇稍纵即逝。二是在时机不成熟、条件不具备时，不可强行开发新生资源和提前代谢旧资源。
利用执政资源，就是执政主体进行政策的制定、调整和付诸实施的过程，用阿尔蒙德的表述，也就是政治体系输出政治产品的过程。这就好比是对自然资源的加工、提炼和能量转化一样，执政资源在经政治体系“加工提炼”后，必然也会在政策层面输出福利、自由、安全、秩序和稳定等政治产品，从而赢得更多民众对当政者执政地位的赞同，政权的合法性由此提升，执政资源的总存量，也得以丰富和拓展。执政资源的利用应该以降低执政成本、提高执政效率为目标，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实现科学执政的必然要求。
配置执政资源，主要指执政党对现有执政资源的整合。这种整合通常出自如下两种目的：一是为了实现执政主体的某种执政目标，而确保相关政策在特定地区或特定时间优先推行，如改革开放初期，给予特区的优惠政策就是如此；二是在客观执政环境发生改变的情况下，执政主体被迫对自身执政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和整合，以达到巩固执政地位的目的。如在私营企业主阶层中发展党员，拓展党执政的组织资源，就属于此种情况。执政资源的配置，通常包括地区之间、不同权力部门之间、党组织内部的中央和地方之间以及不同类别的执政资源之间的配置和整合。
保护执政资源，主要是针对那种不为完成执政使命、实现执政目标而导致执政资源白白流失现象的遏制。从当前中国社会运行的具体层面看，官员的腐败、黑金势力和社会恶势力的抬头、“群体性事件”的上升趋势、可能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等等，都会损耗党现有的执政资源，有些对党的执政地位直接构成威胁，必须提前预防和给予严厉打击。
(五)执政资源研究与执政理论建设问题
深化执政资源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逻辑上看，两者并没有什么矛盾。但在研究实践中，许多研究者必然会遇到如下的麻烦：研究执政资源的人必然要研究党执政的民心性资源，许多研究者将其称之为合法性资源，而且认为这是党执政的核心资源，因为民心向背自古就受到执政者的重视；研究执政基础的人也必然要研究党执政的群众基础(或人民基础)。群众性资源和群众基础区别何在？说到底都是在讨论党执政要如何取得群众授权，获取群众支持，争取群众拥护。这样必然会导致研究的前后重复，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必然会出现一种材料多处使用的情况。当然，这种麻烦不仅出现在执政资源和执政基础的研究中。在其他几个概念的研究上，也存在类似问题。如对执政环境的研究，通常在研究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方式和执政体制的变迁时，都要谈及导致这些变化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等到再来具体研究执政环境时，发现对前面几个问题的研究，把执政环境都说得差不多了。所以由王章维主编的有关执政理论研究一书中，干脆把执政环境去掉了。据笔者所了解，最近即将出版的几本专著中，对执政环境的研究也存在同样的困境，有的干脆把执政环境一章的重点放在自然环境的研究上，其他环境一带而过。如何避免重复劳动，做到研究的合理分工，这也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重点和难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