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亮程散文创作中的二重文化心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文论文,心理论文,文化论文,刘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针对刘亮程的散文创作，绝大多数论者异口同声地认定——这是一个需要全体国人来保护的奇迹。诸如郭小东、周立明两位竭力从道德重建的角度论证刘亮程散文的深刻性(见《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5期)，而蒋子丹则从哲学的角度宣称刘亮程建构了生命体大彻大悟、顶天立地的哲学(见《天涯》1999年第5期)——此种高调不绝于耳，令人应接不暇。更有甚者，有的论者如林贤治在刘亮程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序言》里将其创作抬高到了令人难以接受的地步，他认为萧红、沈从文与汪曾祺等人无非是在故事、风俗里添加了一点抒情的气息，而唯有刘亮程独辟蹊径从心理文化的角度为散文的创作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我并非刻意要去维护经典，然而，我却真的无法承受这种另类“经典”，这是令人感到悲哀的。无论是从文本的美学角度还是思想、文化角度来看，刘亮程的散文创作都不具备上述评说所认定的那样一种深厚的价值内涵。刘亮程不断重复的散文面貌，以及杂于其中的一点不免牵强的哲学意味，无论如何，也不够给他一顶“经典”的帽子。他的浮躁、矛盾、迷惘与刻意掩饰的灵魂无处逃遁，这才是真实的刘亮程。
但也有的论者表达了自己相对独立的心声，“与其说刘亮程为现代社会提供了一种值得珍视的乡村哲学……，毋宁说其所表达的不过是被抛到了现代进程之外的一种极具悲剧色彩的乡村呓语而已。”(注：沈义贞《现代进程之外的乡村呓语——评刘亮程的散文》，《文艺争鸣》2002年3月。)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此种评说依旧没能进入到刘亮程散文创作的灵魂深处，“城乡对立”其实是他所精心营造的一种模式而已。躲在“村庄”和“库车”背后的其实是一个非悲剧性的刘亮程，表层的边缘与对处于边缘、落后文化里的下层人事的“同情”只是他为了获取现代文明认同的一种叙述模式而已。
从遥远的“黄沙梁”走来的刘亮程，以表面上的对故土极端疯狂的迷恋与守护，获取了世人慷慨的同情与惊叹，其文本所谓之“异类性”恰恰满足了那些久居都市、饱经现代文明困惑的文人干枯的精神上所需要的慰藉与安抚。这又不得不使我们提及一个永恒的概念——乡愁，鲁道夫·伯耐特为之作了一段极具哲学性的描述：“在回忆中，我们不仅体验了一个用过去和将来相互交织的当下时间，而且还将时间体验为流逝的运动这种短暂而复杂的乡愁体验的巨大魅力，同回忆者逃离世间的现实化活动密切相关。这样，回忆就不仅保证了我的生活时间有一个连续性，而且保证了我自己在时间过程有一个同一性(identity)。”(注：赵敦华编《欧美哲学与宗教演讲录》(海尔曼·德丹 麦尔维尔·斯图沃特等讲演)，P32，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事实就是如此，我们对乡土的依恋在现代文明的挤压下产生了巨大的时空断裂感，而刘亮程散文的出现，在心理上延展了我们对乡土的记忆，重新找到了一种几近丧失的内心上的安全感。诚如安登尼·吉登斯所言：“前现代性情境中的地域性既是本体性安全的焦点，也有助于本体性安全的构成，但是在现代性条件下，这种地域化的本体性安全实际上已经被消解掉了。”(注：安登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P90，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7月。)而聪明的刘亮程却凭借他假性的执著，试图逆转这种模式。然而从实质上来看，这种逆转不过是逃离的一种方式而已。随着中西文化越来越明显与激烈的交融和碰撞，我们任何一个人特别是作为现代文明代言者——知识分子在理性上面临作出选择的时候，都绝不应该选择逃避，而是勇敢地面对这种“本体性安全”的消解，承受时代巨变所带来的空前压力。
二
还是让我们来剖解一下刘亮程的双重文化心理吧。单从《一个人的村庄》这个题目来看就大有可解之处，刘亮程突出强调“一个人”其实质就是想凸显黄沙梁的边缘角色，他试图借此渗透给读者的巨大荒凉感恰恰暴露了他的伪农民心态。在摆出荒凉、孤独姿态的同时，他已于无意中凌驾于整个村庄之上，一切有生命或无生命物都成了他施舍爱的对象，甚至连牛粪都成了他向世人展示其博爱胸怀的象征物。“博爱行为含有一种破坏性本能和动机力量。首先，这种行为使你在和接受这种博爱的人之间的关系正处于优越的地位，因为博爱行为中并非那么无私的一点就是希望得到受惠者的感恩。而这种感激的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臣服的行为，尼采称接受博爱行为的人为牺牲者。因此博爱者仍然从隐秘的角度希望控制别人”。(注：杰姆逊讲演《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P9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月。)尽管刘亮程巧妙地把“受恩对象”置换成了大量无生命的物以及牛、马等低等生物，但通过这种置换，他却成功地实现了对阅读对象的控制，颇有戏剧意味的是众多读者与评论家成了牺牲者。刘亮程的此种希望突出自己边缘角色以获取进入现代文明前列的通行证的意图，偏偏弄巧成拙，暴露了他的根本上无法融入黄沙梁世界的伪农民身份。
刘亮程从原初的纯农民身份逐渐演变成一个城郊乡农机站管理员，并最终挤入省城乌鲁木齐，成为一名报社编辑，其妻原先就是一名县城银行职员，很显然他个人包括他的整个家庭在内都在努力向现代文明挺进，这样就不可避免地无法保证他的单纯农民心态与偏执的自我压迫的农民身份认同，这种二重身份与心态在他的系列散文中是以两种强大的隐性方式存在着：
借重边缘角色强烈拒绝现代性 “我没有骑马奔跑过，我保持着自己的速度。一些年人们一窝蜂朝某个地方飞奔，我远远地落在后面，像是被遗弃。另一些年月人们回过头，朝向相反的方向奔跑，我仍旧慢慢悠步，远远地走在他们前头。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骑马(着重号为笔者所注)。”(注：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P27，P30，P166，P143，P120，P97，P151，P170，P290，P181，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显然，刘亮程是抱持着一种不变的态度来抗拒现代性的征服，“马”在这里实质上成了现代文明的象征性器具。“我不骑马”显然是作者对自我边缘身份的大力张扬。这一点与其最近发表的《库车》系列散文中的《生意》篇里所表达的含义具有高度的统一性，“毛驴车，这种古老可爱的交通工具，悠悠晃晃，载着人们，在这块古老绿洲上，一千年一千年地，原地打转。永远都跑不快，跑不了多远。也永远不需要跑多快、多远。不远的绿洲之外，是荒无人烟的千里沙漠戈壁”。(注：刘亮程《库车》，《中国作家》，2002年5月。)落后的乡土文化在刘亮程的臆想中成了“绿洲”，“千里沙漠戈壁”却成了他刻意制造的现代文明的代名词，他拒绝走向不远的绿洲之外，而绿洲的外面恰恰是现代文明的领地所在。在《龟兹驴志》里他又一次重复道“即使整个世界的交通工具都用四个轮子了，他们仍会用这种四只小蹄的可爱动物”。(注：刘亮程《库车》，《中国作家》，2002年5月。)再如在《最后的铁匠》里他再次补充说：“那些从铁匠铺里，一锤一锤敲打出来的镰刀，就像一弯过时的月亮，暗淡、古老、陈旧，却永不会沉落。”(注：刘亮程《库车》，《中国作家》，2002年5月。)这种时空假定性之永恒实质上隐显了刘亮程固守自己边缘姿态的伪哲学性思考。
“而我，正在世上苦度最后的几十个春秋。面朝黄土，没有叫声。”(注：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P27，P30，P166，P143，P120，P97，P151，P170，P290，P181，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这种“寂寞的独语”则是他试图从正面来让我们永远记住中国农民几千年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边缘、贫穷命运。当他在《荒芜的家园》里卖掉“老宅”后，又呻吟道：“我们一大家人成了没有城市户口的城里人，没有土地和家园的农民。”(注：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P27，P30，P166，P143，P120，P97，P151，P170，P290，P181，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在这里，刘亮程依旧不愿承认现代性对他的征服，依旧竭力借助“农民”这个字眼来表达他的乡村文化立场。诸如此类的言语，在他的《一个人的村庄》里时时回荡，宛如黑暗旷野上迷失的孤魂悲怆的自白。“它将成为一座荒野中的门。进出的只有时间和风。”(注：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P27，P30，P166，P143，P120，P97，P151，P170，P290，P181，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这两句话无论如何不能不让我们想起张爱玲《倾城之恋》中范柳原在面临毁灭与死亡之时的那段经典自白：“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注：张爱玲《张爱玲经典作品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6月。)范柳原的“墙”与刘亮程的“门”其实都是面对现代性危机时内心恐惧的象征。不同的是，刘亮程在和平的年代里极度张扬自己的抗拒性；而范柳原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选择的是臣服。
此外，刘亮程机智地利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固定思维模式来强调这种抗拒性。国人自古以来就有“轻生死重承诺”的义士情结，丢失了五袋麦子与一辆马车的冯七为了证明自己身上的这种“优秀的传统因子”而心甘情愿地付出了20年光阴的代价，“我要对太平渠有个交代，干完这件事，我就再不管世上的事了”。到了《托包克游戏中》，这种义士情结隐隐地在作家的心灵上产生了危机感，然而最终他又强迫自己回到了上述的模式之中。“还有什么被遗忘在成长中了?在我们不断扔掉的那些东西上，带着谁的念想，和比一只羊更贵重的誓言。生活太漫长了。托包克游戏是否在考验着我们日渐衰退的记忆”。(注：刘亮程《库车》，《中国作家》，2002年5月。)刘亮程正是在对这种义士情结的不断强调与缅怀中来保持自身与现代性之间的距离，从而试图形成一种具有厚重历史感的强大张力，但是在现代文明高速发展的世纪之交，以此种方式来强调这样的一种边缘角色难道真的具有经典的文化意义吗?无论如何，我们找不到它有必要继续存在下去的理由。如果一定要找出一个理由，我们只能作如是说：“在不可抗拒的现代性危机面前，人们在无意识中产生了一种集体性的自我压迫式的焦虑感，而要进入现代文明的前列而不至于遭受历史的抛弃，以这样的挑战与反叛姿态来向现代文明挺进便成了某些人所喜好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现代翻版。”
三
当刘亮程从实质上进入现代文明的行列之中后，他依旧念念不忘他的乡村边缘角色，但与此前的那种较为单纯的农民心态已然有了质的不同。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刘亮程的此种二重文化心理在他的全部创作中是纠缠在一起的，并没有一个泾渭分明的界限，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对他的创作心理与他的终极创作意图作出合逻辑的梳理与分析，羚羊挂角却并非真的无迹可寻。
通过现代性角色竭力强调自己的伪边缘身份 从刘亮程进城以后的系列创作来看，他渗透于字里行间的对现代文明的向往之情，尽管带有一定程度的隐蔽性，但其已然成了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他之所以要高张自己的贫穷、落后的边缘角色的目的其实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某种独特性，以便能够持久地保留自己向现代文明挑战的资本，从而免于使自己沦为一个文坛上的过客。“对于黄沙梁，我或许看不深也看不透彻，我的一生局限了我，久居乡野的孤陋生活又局限了我的一生。可是谁又能不受局限呢?那些走遍天下、学识渊博的人不也没到过黄沙梁吗。他们熟知世间一切深奥的道理，却不认得这个村里的路。我这位农夫有朝一日给他们指一回路真是荣幸莫大”。(注：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P27，P30，P166，P143，P120，P97，P151，P170，P290，P181，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作者把自己定位成黄沙梁世界里的一个农夫，向现代文明的代表——知识分子——所摆出的调侃姿态使人不难察觉到他内心深处的那种无奈的辛酸与苦涩感，此中调侃实际上仅仅只是一种虚弱的象征性自慰。《一个夜晚》是刘亮程自认为最重要的诗篇，“读着这首诗，曾经的那段生活又完整地回来了。”(注：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P27，P30，P166，P143，P120，P97，P151，P170，P290，P181，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但无论如何黄沙梁的生存方式已经成了一个再也回不来的“曾经”，他在精神层面上刻意表露的回归感终究只能是一种矫情的故作姿态。在《荒芜的家园》里，他又写道：“我辞掉安逸的工作，孤身进入乌鲁木齐。我想，我若能在这个城市打好基础，同样会把全家人从沙湾县城搬进首府。就像当初把他们从黄沙梁村搬到县城一样。一户农民，只能靠这种方式一步一步地走进城市，最后彻底扔掉土地成为城市人。可我没想到，家园荒芜的阴影又一次，蔓延到我的家里。我追求并实现着这个家的兴旺和繁荣，荒凉却从背后步步逼近。它更强大也更深远地浸透在生活中、灵魂中。”(注：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P27，P30，P166，P143，P120，P97，P151，P170，P290，P181，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从这一大段话里，我们起码能意识到他思想表面上的那种矛盾、混乱与困惑的焦灼感，“繁荣”与“荒凉”象征了“城市”与“乡村”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他一方面竭力追求现代文明，另一方面却更固执地顽守他的前乡村文化立场。这种表达模式使人很自然地回忆起沈从文来，“沈从文是在原始文化和宗教的身心交融的体验中来寻找自我与灵魂所共有的回忆，从而直接向矫饰的城市和人生模式提出挑战。这一深层内蕴注定超越了时代的精神氛围，而显出了孤独特定的节操。也许只有文明毁灭后的地老天荒时，才会有人忽然记起，有这样一位乡下人曾经营造过的古朴的生命绿洲。可那时，一切还来得及吗?”(注：肖同庆《世纪末思潮与中国现代文学》，P258—259，2000年9月。)但千万别把这种类似等价于相同，沈从文终其一生从真正意义上坚持了自己乡下人的独立品格，他在讴歌人性之美的同时却也并不否定它丑陋的另一面，无论他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沈从文首先以一个“凡人”的身份来观照现世，而不是作一些浅薄的哲学言说；而刘亮程做不到。“荒凉”只是他的面具，“繁荣”才是他真正渴望拥有的现实家园。挤进城市后的刘亮程还特意通过印象画方式来让世人铭记他的西部边缘农民身份，他竭力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扛着铁锨”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游荡的都市流民。“我只是这座城市的客人，永远是。”(注：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P27，P30，P166，P143，P120，P97，P151，P170，P290，P181，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他对自己城市“流民”与“过客”角色的强调，并不能消解现实中的他对现代文明的迫切追求。这从他的一系列的具有悖论色彩与勉强意味的讥刺言语中是不难体会到的。
从上述论证来看，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刘亮程获取成功的途径与爱德华·赛义德之流的成功方式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杨乃乔曾经尖锐地指出：“从骨子里剖解，赛义德就是那种以自己本土文化之落后和受压迫为资本，向西方中心主义挑战成功的学者。的确，在后现代理论和后殖民批评语境那里，‘落后’、‘边缘’、‘少数族’与‘非主流’是一种极为有利可图的身份。”(注：[英]巴特·穆尔—吉尔伯特等编撰《后殖民批评》(杨乃乔等译)P15，P39，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传统的背景及普世主义的原则下，落后、贫穷与边缘化就是一种充足的理由，他者给予的同情正是在这一充足理由下可以获得”。(注：[英]巴特·穆尔—吉尔伯特等编撰《后殖民批评》(杨乃乔等译)P15，P39，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赛义德成功地利用了西方学者对差异的接受及其在基督教文化下对非我族类的普世同情向第一世界挑战。在这个意义上，赛义德在骨子里十分得意于他的本土文化所保持的落后、愚昧与边缘，否则他就失去了向美国或西方发达国家挑战的贫穷资本。而刘亮程何尝又不是如此?他同样地利用此种双重身份在城市与乡村里游走，博取世人廉价的赞誉。他嫁接赛义德式的双重身份是试图通过向现代文明做出决绝的“挑战与反叛”姿态并以此作为通往经典之路的旗帜。
德国著名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舍勒提出了一种颇有意味的“怨恨”论，如果借来探讨一下刘亮程的创作心理，我想大概也不至于显得牵强吧。受舍勒的启发，刘晓枫在《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中对中国现代“怨恨”现象作了颇富见地的分析，认为“自卑与自傲的多样组合构成中国现代思想中怨恨心态的基本样态”。王一川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怨羡情结”说，他认为，“怨羡情结是一种怨恨与羡慕相交织的深层体验……怨恨既产生于面对自身的贫穷和弱小时，也产生于面对西方的难以企及的强大和霸权时。另一方面，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人们在怨贫恨弱时也会急切地渴望实现现代性目标……羡慕具体地时而呈现为对于西方现代性状况的极度倾慕和向往，时而表现为对于中国古典性文化的怀慕与悲叹。”(注：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P74，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1月。)刘亮程在《天边大火》中哀叹道：“所有的人都在朝一个叫未来的方向奔跑，跑在最前面的是繁华都市，紧随其后的是大小城镇，在后面的是稀稀拉拉的村庄，黄沙梁太小了迈不动步子，它落到了最后面。”(注：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P27，P30，P166，P143，P120，P97，P151，P170，P290，P181，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他对这种三级世界的划分明显地暴露了其内心的怨羡情绪，黄沙梁隐性地象征了刘亮程的古典情结，然而，对现代文明的追求却折射了他骨子里试图获取另一种身份的当下性与现实性，这种怨羡情结之无法消除的存在，构成了刘亮程双重文化心理的强大背景。
刘亮程的散文里存在着一种巨大的紧张感，他渴望走进现代文明的殿堂，却又拒绝离开他的遥远的黄沙梁，“发现自己置身于‘遥远的’空间是一种令人紧张不安的经历；冒险去远方意味着到某人视野之外，意味着感到别扭及不得其所，意味着遭受麻烦和害怕受伤。”(注：[英]齐格蒙特·鲍曼《全球化——人类的后果》(The Human Consequences)，P13，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8月。)寻找失落的“安全感”的刘亮程作为边缘乡村文化的代言者恰恰从这个层面上推开了通向现代文明的那扇沉重的大门，并最终获取了现代性合法身份。
总之，刘亮程从根本意义上来说并不是乡村文化的真正代表者，他对边缘身份虚假的自我认同与夸张叙述仅仅只是他谋取现代性合法身份的一种写作策略。热闹与繁华的背面常常是掩盖不住的巨大的荒凉与悲哀，而刘亮程只是一个复制了此种荒凉与悲哀的过客，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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