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的局限性_人民内部矛盾论文

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的局限性_人民内部矛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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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没有明确提出何谓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并进行概念上的阐释;对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阶级斗争形势估量失误,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的两大缺陷。导致该文局限性的原因,既有历史环境方面的,也有自身认识方面的。该文在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认识上的缺陷与不足,已经显露出“左”的错误理论的端倪,并成为1957年后中国共产党内“左”倾错误不断发展在理论上的萌芽。

【关键词】《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毛泽东 社会主要矛盾 阶级斗争 中共八大

1957年6月19日, 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一文,这是他在社会主义时期和晚年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从总体上看,完全可以这样说, 《正处》是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马克思主义的光辉著作”〔1〕。然而, 该文又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在已往的研究中,专门探讨此问题的尚属少见。本文仅对导致《正处》一文局限性的原因及其局限性的后果谈一些粗浅的看法,并以此纪念《正处》发表40周年。

没有明确提出何谓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并对其进行概念上的阐释,这是《正处》的第一个缺陷。《正处》一文是在毛泽东1957 年2月2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基础上,经过多次修改而成的。但无论是讲话稿,还是发表稿,都没有提到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先回顾毛泽东写作《正处》的背景。薄一波曾这样说:“毛主席为什么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概括地说,不仅是我国由革命时期转入全面建设时期的迫切需要,也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以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的深刻总结。”〔2〕也就是说, 毛泽东写作《正处》的背景和原因不外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从当时国内的情况来看,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由于几千年的私有制和剥削制度在中国的消灭,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剥削阶级——资产阶级也随之消灭。与三大改造前相比,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民内部矛盾替代了过去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而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在社会矛盾发生重大变化的历史转折时期,如何正确处理普遍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便成为全党必须解决的重大而迫切的问题。从国际背景来说,由于苏共二十大公开批判并全盘否定斯大林,引发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局动荡不安,社会出现了不稳定。最严重的是相继发生了波兰“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而匈牙利事件到后来则发展成流血事件。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匈牙利事件,最大的教训是没有正确区分和处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因而,正确总结和及时吸取当时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的经验教训,避免东欧社会主义的悲剧在中国重演,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冷静思考和慎重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探索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的。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可以说是在《正处》之前, 对全党探索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初步成果的一次总结。大会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所作的理论概括和表述是:“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3 〕“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4〕。 历史表明,中共八大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与分析是正确的,但在表述上却是不够准确的。“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不甚精确的表述,“一则是容易使人误解为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各方面都超越了生产力,而事实并非如此”,“二则是容易使人误解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很完善了,不存在需要进行改革和调整的问题了”〔5〕。所以, 在中共八大上,毛泽东虽然同意了八大政治报告决议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但始终对自己的看法持保留态度。他不仅在八大期间再三强调应该更多更主要地从人和自然界的矛盾角度来讲主要矛盾的实质,而且在《正处》中仍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和观点, 如提出“向自然界开战”等提法。 在1957年3月12 日(即毛泽东发表《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半个月后)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毛泽东甚至直言不讳地公开批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不准确,并指出在理论上不完善。后来,他还多次在不同场合讲过类似的话。毛泽东之所以不同意八大对主要矛盾的表述,主要是认为“这个提法是拿现在同将来比,拿中国同外国比,不符合实际,等等。”〔6〕那么,在文字表述上准确、 在理论阐述上完善的社会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不仅他在八大上没有讲,而且在《正处》这篇专门以对立统一规律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的著作中也只字未提,甚至在《正处》发表到八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段时间里也没有明确提出。这个原因大致有三点,一是毛泽东本人在理论上的思考和认识尚未成熟。譬如,他在八大前后多次讲过应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以便集中力量向自然界展开斗争等,特别是在《正处》中提出了诸如“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7〕、“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 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8〕。 但这些论述仍然只表达了相同或近似于八大的思想,而且没有明确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并对其进行概念上的界定。这充分表明,毛泽东对主要矛盾的理论还处在进一步探索中而且并不成熟。二是毛泽东写作《正处》前后较长一段时间里,对主要矛盾的认识处于一种矛盾的、不稳定的状态。一方面强调应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去概括主要矛盾,另一方面对阶级斗争仍然很重视。匈牙利事件后,毛泽东认为“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9〕; 反右斗争开始后,他认为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10〕,并对国内的敌对势力和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不切实际地夸大阶级斗争的形势,势必会导致他对国内发生的一系列矛盾和事件产生阶级斗争的错觉,把阶级斗争看得比较严重,这多少会动摇他在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原本形成的一些正确看法和认识。三是毛泽东认为对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提法如果修改,会引起党内的争论及麻烦,因之主张不急于进行改正。同年9月—10 月的八届三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曾讲道:“八大决议的那句话是不适当的,但也没有坏处,它不妨碍生产,不妨碍反右派等。同时它也反映了一个要求,要求加强物质基础。既没有害处,现在就不必去改它,否则会引起麻烦、争论,将来再作适当的解释。”〔11〕这个讲话尽管是在《正处》发表以后,但它无疑是《正处》中没有改正八大提法及明确提出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原因。

由于上述三点原因,毛泽东在《正处》中回避了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这个问题,而对我国社会的矛盾问题作了如下表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12〕,“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13〕。这样论述,确实比八大更准确、更科学,但只使用了“基本矛盾”而没有使用“主要矛盾”的概念,所以也就不可能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了。

《正处》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不仅使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理论光环多少有些黯然失色并显得美中不足,而且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很难做到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因为,在理论上正确判明和提出社会主要矛盾,直接关系和决定着正确解决其他矛盾和确定社会主要任务。而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上含糊不清,则必然导致实践中在这些问题上的失误。所以,“《正处》是两类社会矛盾学说的丰碑,又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失误的滥觞”〔14〕。

《正处》的又一缺陷是对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阶级斗争的形势作出了不切实际的估量,主要是对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估计过高、过严重。在《正处》原讲话稿中,对我国阶级斗争的形势和特点是这样论述的:“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15〕,“目前关于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来说明: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16〕,“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17〕。这些论述,包含了这样两层意思:在社会主义社会,随着剥削阶级的消灭,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阶级斗争在一定范围内仍将长期存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这种认识和论断是符合我国阶级斗争实际的。但在后来修改过程中,增加了一些与八大精神及原讲话稿很不协调的论断,这就是把本来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不加任何条件和限制地扩大到整个社会主义社会,指出在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18〕。从理论上说,它违背了八大关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基本解决的论断;从实践上看,它不符合三大改造后我国阶级斗争的实际。

考察《正处》在我国阶级斗争认识上的偏差,其原因也大致有三。首先,反右斗争是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上出现偏差的直接原因。历史已经判明,1957年整风运动中,毛泽东亲自部署反右斗争,率领全党对极少数右派分子乘整风之机向共产党发起进攻进行有效的反击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问题在于反右斗争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把从阶级属性上来说其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9〕的知识分子重新当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人为地把知识分子划归资产阶级的范围,所以,夸大资产阶级力量是自然的事情。1957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3次会议上的讲话就是证明。他说“现在知识分子有五百万人,资本家有七十万人,加在一起,约计六百万人,五口之家,五六就是三千万人”〔20〕。而夸大资产阶级力量的结果必然进一步影响到他对全国的敌对势力和阶级斗争的形势作出不切实际的估计,所以他又说:“在全国总人口中间,大概有百分之十的人,是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六亿人口的百分之十是多少呢?是六千万人”〔21〕,而最顽固的反动分子“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左右。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是多少呢?就是一千二百万”〔22〕。无论是最顽固的一千二百万反动分子,还是六千万的敌对势力,的确都不是一个小的数字,果真如此的话,那么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当然不容忽视。然而,这种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把知识分子划归资产阶级所造成的,并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毛泽东的这个讲话虽然是在《正处》发表之后,但对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计则是在反右斗争一开始就有了的,并随着反右扩大化进一步发展。因此,不能不对在反右斗争中完成修改并公开发表的《正处》一文在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上产生“左”的影响。其次,中共八大没有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在我国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已经消灭,这是《正处》夸大资产阶级力量的认识根源。八大一方面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23〕,另一方面又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在我国“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24〕、“已经处在消灭的过程中”〔25〕。“两个过程”的提法小异大同,即都没有正面提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这主要是从三大改造完成后资本家还拿定息这个经济因素来考虑的。而正由于此,八大实质上认为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仍然存在。既然资产阶级仍然存在,那么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不仅仅是意识形态上的斗争)不但是存在的,而且有时还是很激烈的。显然,《正处》关于三大改造后我国社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判断,从认识根源上说是从八大那里来的。第三,纵观毛泽东一生,他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和经验丰富有余,而经济建设的经验则相对不足,尤其是他驾驭阶级斗争得心应手,所以稍一遇到阶级斗争的激化,就很容易以过去惯用的阶级斗争的方法来看待新情况、新问题,从而就难免把阶级斗争扩大化。李维汉曾经如是说:“从历史根源说,我们党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之中。毛泽东同志一生几十年,都是在战争和斗争中度过的……这些长期的阶级斗争实践,对他脑子不能不发生影响。”〔26〕他的这番话虽然是针对反右扩大化的原因和教训而言的,但反右扩大化的实质就是阶级斗争扩大化,因此,这一论述同样可以用于解释毛泽东在《正处》中为什么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看得相当严重,并在某种程度上实际已否定了八大提出的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基本解决的正确论断。

总之,由于上述原因所致,毛泽东在《正处》中把我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看得过于严重,从此,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上以《正处》为开端,其认识开始出现偏差。随着以后形势的发展,这一偏差愈来愈偏离正确的轨道。到八届三中全会,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错误论断被全党所接受。

众所周知,我们党和毛泽东在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之前,大多数时间里比较正确地区分和处理了两类矛盾;然而,恰恰是在提出这个理论,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之后,我们党相继犯了反右扩大化、反右倾等错误,乃至最后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也就是说,《正处》发表以后的20年中,混淆两类不同矛盾的事情不断发生,阶级斗争扩大化愈演愈烈。根本原因就是毛泽东在1957年以后,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出现了失误,而《正处》正是这一失误在理论上的萌芽,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谈到。最后,我们再来考察一下从《正处》发表到八届三中全会全面修改中共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在社会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形势上认识错误的发展脉络与轨迹。

1957年7月,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 毛泽东写了《1957年夏季的形势》一文,该文对正在进行的反右斗争的意义作出了过高的估计,认为“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27〕。何谓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革命呢?当时的解释是:“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是对敌视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进行坚决彻底的斗争”,“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主要地就是对中间派说的”,“是要使他们在思想上同右派划清界线,克服自己在资本主义立场和社会主义立场中间动摇不定的两面性,是要在思想上进行自我改造,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28〕。这些论点至少包含了这样两层意思:一是社会主义革命并未结束,因为还有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革命任务,这样,在毛泽东的认识上“实际上已经产生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仍然是国内主要矛盾的思想”〔29〕;二是混淆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这两种性质不同的革命,这样就产生了“要以阶级斗争为纲来解决敌我问题和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问题”〔30〕的思想认识。关于这篇文章,毛泽东曾经说它是对《正处》的必要补充,如果把该文有关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论述部分与《正处》相比较,可以看到,在《正处》中尚处于萌芽状态的错误理论在此有了较快较大的发展,即毛泽东在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认识上的失误在《正处》的基础上越来越偏离正确轨道。

1957年10月7日, 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讲了他对国内主要矛盾的看法和认识,他说:“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一半,私有制搞掉了,政权拿到无产阶级手里,但上层建筑问题(政治战线与思想意识形态上)还没有解决。从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起,给了资本主义经济以严重的打击,基本上改变了所有制,反映到八大文件上是肯定基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现在看这也没有错。基本上解决,并不是完全解决,所有制解决了,政治思想上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中有一部分人不服,八大没有看清楚,所以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得不够,因为他们表现服服贴贴;现在他们又造反,所以又要强调。”〔31〕与青岛会议上的认识比,毛泽东的这个讲话认为八大对阶级斗争强调不够,并且较为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的主要矛盾。

两天后,即10月9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结束时, 对主要矛盾问题的讨论作了结论性的总结发言,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32〕这个论断为八届三中全会所接受,从而代替了中共八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

总之,毛泽东关于我国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估量和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从《正处》萌芽,逐步发展,到八届三中全会进行了理论上的概括并趋于定型。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形势上的认识失误,势必要影响到对其他矛盾的正确认识和解决,特别是必然会影响对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正确确定。“从客观历史进程看,195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思潮的发展,也确实是从对国内阶级形势估量的不当和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误断开始的”〔33〕。探求这一错误的源头,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正处》的局限性所致,它在社会主要矛盾问题上潜伏着向失误转化的可能及在阶级形势和阶级斗争的认识上已经显露出“左”的错误理论的端倪。所以,《正处》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内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理论上失误的萌芽和开端。

注释:

〔1〕〔2〕〔6〕〔11〕〔31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595、567—568、628、 627 页,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

〔3〕〔4〕〔23〕〔24〕〔25〕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选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八)第523、524、523、290、355页, 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5〕〔33〕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4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

〔7〕〔8〕〔10〕〔12〕〔13〕〔15〕〔16〕〔17〕〔18〕〔20〕〔21〕〔22〕〔27〕〔32〕《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7、375、438 、374、373、375、378、390、389、484、482、483、461、475页, 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9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刘吉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第547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4〕萧延中《晚年毛泽东》第46页,春秋出版社1989年版。

〔19〕《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2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6〕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第843页,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

〔28〕《人民日报》社论《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1957年8月18日)。

〔29〕〔30〕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第75 页, 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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