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历史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卢卡契文学史思想综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组成部分论文,思想论文,历史论文,卢卡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I109.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3-3637(2006)06-0099-04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匈牙利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哲学家、美学家，同时也是一个著名的文学史家的卢卡契，为清除法西斯主义对德国文学的恶劣影响和肆意歪曲，恢复德国文学真实的历史面貌而开展了对德国文学史的研究，先后撰写了《帝国主义时期的德国文学》（1944年）、《德国文学中的进步与反动》（1945年）、《现实主义论文集》（1948年）、《德国新文学史纲》（1953年）、《理性、毁灭》（1959年）等论著，这些论著均贯注着他独特的文学史观，一种属于精神史范畴的文学史观，它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文学史理论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20世纪西方文学史理论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其中，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对卢卡契影响巨大，并形成他从总体的高度，运用历史的辩证的方法来研究和审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和进入文学史研究。他特别强调社会、人类及理论体系的总体性，总体性原则成为他一生理论研究的一个基本原则，亦即在《作为文学史家的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一书中着重强调的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主客体辩证的和历史的统一，这一原则渗透到他理论的各个领域，也构成他文学史理论的哲学基础。
一、文学史：历史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
卢卡契的文学史观首先体现在对文学起源的探讨中，他接受并努力阐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劳动起源说，认为文学史的发生与发展只能在人类社会生产劳动发展史的范围内加以研究，文学创造的抽象形式与劳动密切相连，是劳动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人类有了余暇，进而有了进行艺术创造活动的可能。但他又同时指出文学史的生成还借助了巫术的中介作用，因为在巫术活动中就包含着尚未分化的，以后会成为独立的艺术态度的萌芽。巫术的模仿与文学对现实的反映之间是有共通之处的，且“产生模仿艺术形象的最初冲动只是在巫术操演活动中产生的”[1](P320)。当然，经过漫长且充满矛盾的过程，巫术与文学艺术终于分化开来。应该说卢卡契的观点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学起源于劳动说，又深化了以萨洛蒙·赖纳许为代表的文学起源于巫术说。它构成了卢卡契文学史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卢卡契认为，文学艺术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作为人类的意识形态，是现实的反映，是对不依赖于人的意识的现实的一种能动反映，他坚决反对把反映现实的文学毫无根据或不加分析地等同于现实的机械照相复制，他批评庸俗马克思主义者们没有充分估计到主观因素、人的觉悟和能动性等的作用，指责他们把各种意识形态看作是它们的基础的经济过程的机械而消极的产物，因而不能代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只是在丑化和歪曲它。他在《马克思、恩格斯美学论文集引言》一文中，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得出结论：主观的创造力，主观的活动在文学史上，尤其是在文学创作中能起到非常伟大的作用。因为这些作品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自我认识、自我觉醒，从而显示了文学创作过程中作家主观创造性劳动的最大价值，他还以陀思妥也夫斯基、巴尔扎克等作家为例加以说明。卢卡契斥责文学史上的自然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等小说流派为“颓废文学”、“破烂货”，矛头所指就是它们的“描写”方法，只注重偶然而不顾必然，抓住了个别细节却忽视了整个世界的发展和文学自身的有机整体性，将本质上动态的人和人类社会变成了静态的非人的画面，这些描写是非人的，不真实的。与此对应的现实主义文学所用的叙述方法，注重动态地把握人生与社会，注重对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的塑造，注重对世界本质及其发展必然性的把握，符合卢卡契所强调的文学反映现实应具有的整体性、必然性，同时应具有感性现象的真实、生动、形象。文学就是以这种不脱离感性的抽象区别于科学知识，所以文学是现实的特殊反映，是本质与现象、普遍性与特殊性、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所以，不存在仅仅由文学自身而产生的孤立于一切关系之外的内在价值和内在文学史，包括对文学进行所谓纯粹的“内在批评”。文学的起源、存在和发展是由社会生产的全部历史过程所决定的，它的审美本质和审美价值是人类通过自己的意识掌握世界所经历的普遍而又有联系的社会过程中的一个方面，只有借助历史唯物主义，才能科学地解释一切文学史现象，只有从社会的总体性出发，认识各种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和矛盾，把握时代的主要倾向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才能正确地理解文学史上作家的创作实际，才能正确地分析和评价文学作品的特点和价值。
二、文学史：在批判与继承中向前发展
对马克思所提出的艺术发展不平衡规律的著名论断，卢卡契也有自己独到的理解与阐释。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在社会诸因素中，经济基础是规定方向的原则，包括文学和艺术在内的全部意识形态在总的发展过程中仅仅是起次要决定作用的上层建筑。但是，卢卡契强调，这绝不等于说，文学艺术是经济基础的“等价物”，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因果关系”，文学艺术是由经济基础这个“原因”机械地产生出来的“结果”。“因此，承认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受经济基础的支配，承认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始终处于相互作用的联系之中，与承认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领域有相对独立性，有它特殊的发展规律，这两者不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彼此统一的。”[2]所以，马克思关于艺术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中心意识就是每一个社会和经济的繁荣并不一定带来文学、艺术、哲学等的繁荣，一个更高一级的社会所拥有的文学、艺术、哲学也绝非必然地比低一级社会所拥有的更发达。至于这种不平衡的发展在特定的国家和特定的时代的种种表现，卢卡契认为，这类问题都是一些具体的历史问题，只有通过具体的历史分析才能找到合理的答案。
卢卡契指出，文学史也有其自身发展的历程，他对文学的起源、文学与日常生活的相互作用，文学史上批判与继承等的论述，准确地标示出他的文学发展观。卢卡契一方面把文艺看成是人对自然的幻想性征服的巫术操演中分化出来，另一方面又从现实社会的横断面上观察，把文艺看作是从日常生活中分化出来，并最终通过它们对人类生活的作用和影响重新注入日常生活的人类活动。于是，文学满足了人类生活的需求，增强了人类的审美意识，同时人的审美需要又对文艺提出新的要求，以便在新的高度满足人更高的要求。文学的形式与内容就这样在生活的要求下逐渐趋于复杂和完美，不断发展着的文学又反作用于生活，逐渐提高人们的审美能力，这一辩证的观点体现了唯物史观的精神。卢卡契认为事物总是处于运动发展之中，这一发展过程是新事物对旧事物的扬弃，扬弃中同时包含着批判与继承，文学史就是在批判继承中向前发展的，因此人们应当批判地继承一切优秀遗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自己的现实主义文学。文学史的发展必定有其自身的连续性和继承性，所继承的当然是优秀传统文学中的人民性、人道主义思想等具体的历史性以及与这种具体的历史性相关联的“高度艺术形式的具体性”[3](P169)。
所以，卢卡契反对对文学史进行静止的和孤立的研究，在他看来，不把人类生活包括文学视为历史环境的组成部分是一个严重的缺陷，因为文学史是历史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他对德国文学的分析最为充分地体现了这一文学史观和总体性思想。当然，德国文学作为一个特定的对象有其与德国历史发展密切联系的特殊性。首先，德国文学的内容就缺少具体性，只具有一般性和抽象性，像人、人类、人性等一般性的观念，在德国文学中就比在任何其他欧洲国家的文学中都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另外，德国文学也缺乏法国文学那种战斗的精神，它所探讨的问题总是笼罩着一层理想主义、空想主义的迷雾，与现实的政治生活并无直接的联系。但是，卢卡契同时还指出，正因为德国文学提出的问题不超过意识形态的范围，德国作家就可以利用远离政治造成的“真空”，充分发挥自己的思考力和想像力，去进行深入思考和典型塑造。其次，从启蒙运动以来的德国文学在形式方面也不同于英法等国的文学。由于德国文学以德国哲学的伟大气魄具体地概括了人道主义最核心的问题，因此，德国文学在形式方面的发展就不是发展表现新现实的新形式，而是追求和保持古代希腊艺术的美，美成了一项重要的原则，这就产生了德国特有的古典现实主义，它的典型范例就是歌德的幻想与寓意的、席勒的古典与理想的、霍夫曼的幻想与怪诞的写作手法。利用这些手法，既可避开德国鄙陋生活的束缚又能表现出生活中的重要倾向，既可表达深刻的思想又能保持形式的完善和艺术的美。当然，这种古典现实主义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就是说，只有在作家以静观的态度来对待现实生活的时候，它才可以保持。一旦形势发生变化，作家被迫卷入现实的政治斗争时，这种古典现实主义也就随之瓦解。所以，当1830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式提到议事日程的时候，以歌德为代表的古典文学同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古典哲学一样都开始解体了。1830年以后，德国所有重要的作家都自觉地把他们的文学创作同现实的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但仍然没有产生批判现实主义，主要是因为德国作家提出的问题超出了德国鄙陋的现实，都坚持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都为实现民主而斗争。但在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由于俾斯麦自上而下实现了国家的统一，民主反而成了批判和反对的对象，德国最终走上了一条非民主的乃至反民主的发展道路，文学中从莱辛到海涅的发展路线就中断了。直到20世纪初，经过迂回曲折的发展，这条路线才在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身上又有了新的发展，由此，卢卡契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德国文学最大的特点是它发展的“非连续性”。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就是德国历史的非民主的发展。
三、文学史评价标准：是否达到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
关于文学史评价标准，卢卡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规定了研究文学史的基础和方法，而且也由此产生了评价文学史的评价标准，即看文学作品是否达到了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
卢卡契一生都在探讨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尽管在不同时期他对现实主义内涵的理解有一定的变化，但却能够始终贯彻一种纲领性的思想，即现实主义是伟大的，是任何真正伟大作品的基础。他认为，文学史在正常发展的条件下总是与现实主义的风格和创作方法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在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文学史才离开现实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学从1848年前后的自然主义开始，每一次革新都没有艺术价值，在意识形态上也是有害的。只有继承19世纪现实主义的风格，特别是从巴尔扎克到托尔斯泰的伟大作品所形成的传统，才能为民主和社会主义发展服务。可以说，卢卡契的“伟大的现实主义”理论开创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文艺——历史——意识形态这三者关系的传统。韦勒克之所以把他称为西方四大批评家之一，就是因为他系统地阐述了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且成为20世纪文坛上占有主要地位的现实主义理论的突出代表。
卢卡契认为构成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作品伟大胜利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作家的才华，也不在于作家采取何种政治立场和世界观，而在于正视现实的真诚和勇气。即在作家的政治观点同社会存在发生矛盾时，作家只有作现实主义的抉择，抛弃意识形态，至诚地按照现实的本来面目如实的描绘，即使现实违反了作家自己的理想和心愿，这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由此出发，他对恩格斯1888年致冯·哈克奈斯信中“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这一论断作出了较为科学的阐发，在他所列的文学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名单中便包括荷马、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等等。现实主义的原则是要求文学真实地反映现实，那么，伟大的现实主义必定真实地反映了人民的追求、愿望和痛苦，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就是为民主而斗争，因此，伟大的文学就是为真正的人民性、真正的民主而斗争的文学。在《欧洲现实主义研究》和《历史小说》等书中，卢卡契还从上述评价标准出发，提出最伟大的艺术家是那些能恢复和创造和谐的人类生活整体的艺术家，是资本主义的“异化”日益加剧了一般和特殊、概念和感觉、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分裂，但伟大的作家们是把这些东西辩证地结合成一个复杂的整体，并以小说这一缩影形式反映复杂的社会整体本身。伟大的作家通过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和分裂作斗争来展示丰富多样的人类整体形象，卢卡契称这样的艺术为“现实主义”。卢卡契的这一文学史评价标准对从理论上清算庸俗社会学，厘定优秀文学遗产，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从文艺学角度而言，把现实主义这种创作方法和评价标准单纯地理解为真诚和正直，这实际上是把创作方法简化为一个伦理态度问题，这当然是片面的和不科学的。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三个伟大的历史时期是古希腊、文艺复兴和19世纪初期的法国，现实主义作品中所具有的人、自然、历史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表现了一个特定的文学史时期最典型的东西，而“典型”又代表了这个时期最有历史意义和最进步的潜在力量，显示出社会的内在结构和动力。他认为，现实主义作家的任务便是通过真实可感的个人和行动，有血有肉地表现这些“典型的”倾向和力量。作家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是把个人与整个社会联系起来的，它使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具体的细节充满“世界历史的”，即历史本身的重大运动的力量。所以，卢卡契把文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加以认识，而不是当成纯粹的“自我表现”或纯审美形式来认识的。在《叙述和描写》一文中，卢卡契根据文学史的事实阐明了叙述和描写这两种基本方法，强调文学作品首先要表现人的命运，人与人及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他通过对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分析指出，艺术创作离不开对社会运动的洞察力，且并不一定非是理性认识不可，或非要有意识地坚持一种对将来的社会主义的信仰不可。即使作家有意识地公开宣布的观点是反对进步的，只要他有能力忠实地描写他所见的社会，他就可以而且也能够显示这种洞察力。
卢卡契认为现实主义作家应透过社会生活的偶然现象揭示出某种状况下的本质或要素，并将它们结合在一种完整的形式中，用具体的经验赋予它们以血肉。而一个作家能否做到这一点并不取决于他的个人技巧，而是取决于他在历史中的地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往往出现在一个明显地正在形成中的历史时期，莎士比亚、司各特、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等作家之所以能创作出伟大的现实主义艺术，就是因为他们处于一个历史时代诞生前的动荡之中，把自己所处的当代作为历史来把握，或把过去的历史看作是“当代的先前历史”，作家们能够戏剧性地参与到所置身其中的社会中所充分暴露出来的、“典型的”冲突和动力。整个社会进程的丰富和深刻造成了人物塑造的丰富和深刻，且这种具历史深度的内容又为作家们形式上的成就奠定了基础。但到福楼拜时代，历史已经是一种停滞的东西，一种外在的既定事实，现实主义丧失了产生它的历史条件，它便走向瓦解和退化，于是产生了自然主义和形式主义，卢卡契认为转变的关键是1848年欧洲进步力量的衰落，再就是迫使资产阶级以可怜的、非英雄的姿态去巩固资本主义。以左拉为代表的自然主义只是照相式的消极被动地记录一个已经堕落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现象，琐碎的细节代替了“典型”特征的描绘和生活本质的揭示，人物性格陷于平庸僵化，以心理学或生理学解释人物行动的根本原因。作家们从历史的积极参与者转变为冷漠的旁观者。自然主义实乃畸形的现实主义。
形式主义更与现实主义南辕北辙，自然也就丧失了历史的意义，人除自我之外没有现实，客观现实变成了不可理解的混沌模糊。由于形式主义破坏了内心和外界的辩证统一，它在失去社会意义的同时，同样也丧失了个人的意义，个人充满着绝望和焦虑，陷于失去社会联系的真实之中，因而也被剥夺了真实的个性，历史变得毫无意义，只是形式化地周而复始地维持时日，一切均成虚妄和偶然。在卢卡契看来，如果自然主义呈现出抽象的客观性，形式主义则是一种抽象的主观性，两者都背离并介于具体和一般、本质和存在、典型和个别之间的辩证统一的现实主义。卡夫卡、穆西尔、乔伊斯、贝克特、加缪甚至布莱希特均属“形式主义”作家之列。因而卢卡契断定，在文学史上有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的分野，有民主与反民主的对立，这可以概括为进步与反动的斗争。因此，划清进步与反动的界限，就成为卢卡契研究文学史发展历程所遵循的一项重要原则。按照这样的划分，他认为在德国文学中就有两条对立的发展路线，一条是现实主义——民主——进步的发展路线，一条是非现实主义——反民主——反动的发展路线。前者就是我们已经谈到的从莱辛到海涅再经迂回曲折到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的发展路线；后者按照卢卡契的说法起源于浪漫派，他认为，早在施莱格尔的早期著作中就已经预示了日后颓废文学的各种特征。1848年革命失败以后，德国的反动势力取得了胜利，文学史上的进步的路线暂时中断，反动路线通过叔本华思想的影响占据了统治地位。1890年左右，德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尼采思想支配了整个思想文化界，德国文学随之走向颓废。卢卡契不因为某些作家，诸如巴尔扎克等人的世界观是反动的，就否认他们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当今国际和平运动的实践表明，把评价一个艺术家的政治和社会态度与评价他的艺术现实主义特性截然区别开来是完全可能的”[4](P114)。可以说，卢卡契运用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作为文学史的评价标准，包括了对作家赖以产生的时代的考察，文本的考察，作家主观意识的考察及对作品影响和价值的衡估，其重心不在社会分析，而在于文学分析。
四、总体评价：一种非此即彼的评价性理论
综上所述，在卢卡契较为完整的文艺理论体系中已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文学史理论，其主要成就体现在：
首先，他确认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完整的美学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将它运用到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的实践之中；其次，他的现实主义理论在肯定文学客观源泉的同时，重视人的能动作用，坚持唯物主义立场，强调了辩证法的作用，同一切唯心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划清了界限；再就是卢卡契的文学史理论突出了文学的审美特性，反对将文学与政治宣传等量齐观及图解概念，认为审美反映必然渗透着作家的主观成分，作家的审美趣味、思想感情等主观因素不可避免地要伴随着整个审美反映过程。另外，审美反映亦是一种拟人化的反映，此乃文学艺术与科学、日常生活活动根本区别之所在。其实现途径便是要求文学塑造出以个性反映社会发展趋势的典型来反映社会本质，典型应是活生生的形象，既非席勒式的抽象理想的化身，亦非左拉式的“平均数”，而是“将人物和环境两者中间的一般和特殊加以有机结合的一种特别的综合”[4](P48)。强调文学的情感体验和情感激发作用，这对当时的文学创作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对庸俗社会学也是一个有力的回击；第四则是他对文学史上自然主义和一些现代主义作品的批评有其合理之处，诸如对左拉等人的作品游离于主题之外的繁琐的细节描写、现代派文学对文学史传统的虚无主义态度的批判便是辩证的、合理的。
另一方面，卢卡契的文学史理论也有其不恰当，甚至背离马克思主义，不符合文学史实际的地方。诸如，他把人道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中心，这显然是缺乏依据的，马克思早已在他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为自己的美学思想提出了最重要的哲学基础，即以实践为特征的历史唯物主义；还有，他用现实主义的标准衡量文学史上所有作品，是一种主观武断的做法，并把一切现代派的文学斥为颓废文学，这明显不利于文学的丰富多元和文学史的多样化发展。事实上，卢卡契颇像一个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者，怀念着昔日的好时光，走不出传统的阴影。但文学史的发展一再表明，文学首先应立足于现实，坚持当代性标准，那样才能有所创造，哪怕现在的日子很糟糕。因此，严格说来，卢卡契的理论不是描述性的，而是非此即彼的评价性理论，布莱希特谴责卢卡契为现实主义制造了一个纯形式主义的定义未必全无道理。他盲目崇拜一种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才能产生的文学形式，即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然后教条主义地要求其他一切艺术按此范例办理，这明显是无视形式产生和存在的历史基础，不能适应文学中不断产生的、正在变化着的各种新条件；再就是卢卡契的文学史理论概括的文学样式较少，带有一定的片面性，即仅仅局限于叙事性文学，其中十之八九是关于小说的理论，很显然是受黑格尔的启迪，卢卡契进而认为这种整体性的再次实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可能的，这便是他专注于小说很少兼及其他文学样式的原因。就文学而言，其基础显然是狭隘的，属于冥思默想的、学院式的批评，缺少实践运用价值；另外，卢卡契的文学史理论不是一种和语言密切相关的理论，他在分析语言时只是把语言看作像人物或体裁那样的形式的某种较高原则的一种功能或工具，换言之，他并不认为语言是文学作品的实体，而是这些模糊不清的形式的显而易见的媒介，这无疑降低了“语言”的作用，文学毕竟是一种语言的艺术。
尽管如此，卢卡契运用他的文学史理论对德国文学史等所进行的全面深入地研究，提出了许多深刻独到的见解，代表了继梅林之后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德国文学史的新水平，对德国文学史研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进而形成了他系统的独具个性的文学史理论，在中外文学史理论发展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