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定义_市场经济论文

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定义_市场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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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切合中国国情,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走共同富裕道路的社会主义,也是实行市场经济和“一国两制”、具有高度民主和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同时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的产物,它汇集了人类文明又体现了时代精神。

关键词 邓小平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

从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命题之后,理论界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其中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所涉及的内容讨论很多,而对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含义,虽然也有些讨论,但很不够,特别是邓小平本人是怎么论述,怎样界定这个问题的,更是很少。本文就介绍一下邓小平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和界定,以就教于同仁。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切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

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走自己的路,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也是邓小平反复强调的根本观点。他说:“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①]。类似的话还有:“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②]“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③]“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取得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④]在这些论述中,邓小平一再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必须和中国实际结合。这里的关键是“中国实际”。因为世界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社会主义模式也多种多样。中国的实际不同于别国,不能照搬别国的社会主义模式,也不能照抄马列书本上的社会主义模式,而只能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来自中国实际,来自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实践和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界定。这个界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照搬别国模式,照抄马列书本的社会主义区分开来。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实际”是什么?邓小平认为,中国最大的实际是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初级阶段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要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在我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阶段。它“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⑤]这个阶段从50年代开始到下世纪中叶要经历上百年时间。

中国的最大实际既然是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切合实际,从实际出发,就是“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我们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正是从这个实际出发,制定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并强调基本路线要100年不变;正是从这个实际出发,制定了分“三步走”,先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再实现小康,到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也正是从这个实际出发,确定了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以多种经济成分、多种分配形式为补充的所有制形式和分配制形式;还是从这个实际出发,提出了先农村、后城市、再全面推广的逐步前进的改革方案;如此等等。总之,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都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实际出发的,也只有从这个实际出发,才能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才能在这样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指引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果照搬别国模式,照抄马列书本,那是绝对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实际”是一个整体性概念,它包括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中国实际。因此,切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要切合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实际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苏南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温州模式、苏州模式、张家港模式等等,都是有其必然性的,都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多姿多彩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综合。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指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⑦],而在生产力中,又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又一个界定。这个界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生产力停滞或发展很慢的社会主义(如苏联、东欧某些社会主义国家)区分开来。

邓小平之所以从社会生产力方面来界定社会主义,是因为:

——只有这样,才抓住了社会主义本质,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一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之一,就是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一切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战胜资本主义。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文明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⑧]“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⑨]“否则,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⑩]

——只有这样,才能区别于“四人帮”的“穷社会主义”。针对“四人帮”鼓吹的“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的谬论,邓小平鲜明地指出: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它就站不住。“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11)]

——只有这样,才能区别于传统的社会主义。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出问题,原因当然很多,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社会生产发展太慢。邓小平说:“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没有饭吃,没有衣穿,工资增长被通货膨胀抵销,生活水平下降,长期过紧日子。”[(12)]他指出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13)]同时要重视科学技术,发展高科技,并实现产业化,使中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一席之地。

——只有这样,才能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物质基础。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搞共产主义,“那是一个物质极为丰富的社会”,“而这个‘物质极为丰富’,不发展生产力,从哪里来?所以,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使人民的生活得到改善,然后为进入共产主义奠定基础。”[(14)]

邓小平从社会生产力来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在“社会生产力”之前加“不断”两字,这是很有意义的。要使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关键在于把握发展速度。在我国这样一个地广人多、生产落后而又发展不平衡的大国,既不能搞“大跃进”、“洋跃进”之类的高速度,又不能搞没有危机感、紧迫感的慢吞疲塌的低速度,而要搞把速度和效益统一起来的“适度”。“适度”的标准,就是至少要确保到2000年能够再翻一番。“适度”的要求不仅有量的界限,也有质的界限。量的界限主要决定于扩大再生产的现实物质能力、市场容量、劳动者的积极性,以及现有生产能力调整挖潜的程度。质的要求是优化产业和产品结构,合理利用资源,促进科技进步,提高人的素质,使人民得到实惠,使生产发展有后劲。“适度”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情况是不同的,有的时期、有的地方,生产力发展快一些、好一些,有的时期、有的地方慢一点、差一点。总之,生产力的发展要从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的实际出发,力争快速、持续、健康地发展,使我国经济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是新时期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邓小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也指出:“拥有十一亿人口的中国正在创造着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这不是一个一般提法,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又一个重要界定。这个界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僵化的、封闭的社会主义区分开来。

改革开放是相互要求、相互促进、相互包容的。邓小平一方面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政策,“总的来说,都叫改革”,“对外开放也是改革内容之一”[(15)];另一方面,他也把改革称之为对内开放,说“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没有这两个开放(指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引者)不行。”[(16)]只有改革开放,中国才有活力;而有活力的中国,又能推动进一步改革开放,所以改革开放与充满活力是紧密联系的。

从改革开放来界定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对僵化的、封闭的社会主义所造成的长期停滞落后的历史教训深刻总结的结果。他说:“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17)]同样,不开放也不行。“中国在西方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18)]“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19)]所以不开放是没有出路的。

从改革开放来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邓小平对当代政治、经济、科技等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进行敏锐观察的结果。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改革的世界。各国政治、经济、科技等等的联系日益密切,竞争也日益激烈。为了适应这种形势,各国都在不同程度进行改革开放。如果社会主义中国不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不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不好政策,不在开放中吸收和借鉴国外一切文明成果,就会在竞争中落后,就会挨打,就会失败,谈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在从改革开放角度来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一方面强调中国必须改革开放,不改革开放,“只能死路一条”[(20)],“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21)]另一方面也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22)],“是对体制的革命”[(23)]和“选择好的政策”[(24)],而不是对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革命,也“不是对人的革命”[(25)];开放也是吸收和借鉴国外的文明成果,而不是照抄照搬,更不是“全盘西化”。这样,就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在坚持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根本制度的同时,选择了适合我国国情和时代潮流的新体制和好政策,在吸收和借鉴国外优秀文明成果的同时,又防止了一切反动腐朽落后的东西。这样的社会主义必然是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

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众所周知的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明确规定了中国走什么道路,实行什么制度,谁是领导力量,用什么思想作为理论指导等根本问题。这是立国之本。

我们现在谈论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前提是要坚持社会主义,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如果离开了这个前提,就根本谈不上要提出和讨论这个问题。如果不从总结经验教训中,从研究中国实际和时代发展中去弄清这个问题,就不能坚持好社会主义。所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前提和目的包含在我们要弄清的问题之中。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因此,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理所当然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以四项基本原则来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完全正确的。这一界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等等社会主义区分开来。

在谈到四项基本原则时,邓小平强调:“必须坚持,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动摇,并且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26)]“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27)]他认为:“只有坚持我们党历来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坚决克服妨碍实现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不良倾向,我们才能坚定地向着我们的宏伟目标胜利前进。”[(28)]这里说的“宏伟目标”,在1979年时,是指“中国式的现代化”,而现在,则是指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相辅相成的。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政治保证,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则使四项基本原则获得新的内容。我们所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不是那不变的教条,而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不断获得新内容的科学。这就使以四项基本原则为内容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有高度原则性,又有创造性。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非常重视共同富裕对于社会主义的根本意义。他一再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化。”[(29)]“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30)]“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31)]“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力,第二是共同富裕。”[(32)]“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33)]邓小平把“共同富裕”视为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目的、本质,视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表现,视为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特点。因此,用共同富裕来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完全正确的。这一界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贫穷的社会主义”区分开来。

邓小平所说的“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因为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同步富裕,因为同步富裕在中国行不通;而是以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说:“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并说:“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34)]这是一“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35)]。所谓老办法就是平均主义的共同贫穷。而“新办法”则是“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36)]

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共富的致富道路,是根据中国国情提出的。中国是一个地广人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发展不平衡的大国,在这样的大国如何进行革命和建设,那是一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革命胜利的发展战略和革命道路,这对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正确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就是提出了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共富的致富道路,这对建设有特色社会主义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搞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

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从来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重要标志。不仅社会主义的某些论者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不能搞,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优越性,就是资产阶级的许多论者也认为,市场经济这种好的东西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搞,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

邓小平与这两类论者不同,他认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他之所以认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是因为在他看来:“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8)]他在总结我国搞计划经济的教训时指出:“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39)]他批评了把市场经济和计划控制对立起来的观点,指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计划和市场都得要。不搞市场,连世界上的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40)]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重大发展,也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又一个重要界定。这个界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搞计划经济的传统社会主义区分开来。

社会主义虽然搞市场经济,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第一,经济基础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他多种经济成分为补充的基础上;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那里也有公有经济,但那是资本家“公有”。第二,分配制度不同。前者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形式为补充,兼顾公平和效率;后者实行按资分配,虽然重视效率,但忽视公平。第三,宏观调控不同。虽然两种制度下的市场经济都注意宏观调控,但社会主义更能集中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重点建设;资本主义由于受各种力量的牵制,宏观调控往往受到影响。第四,领导力量不同。前者在共产党领导下有组织地进行,而后者虽受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控制,但比较松弛。第五,根本目的不同。前者是为了加快经济发展,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而后者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为了维护和延长资本主义统治。这些不同,又使搞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同搞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区分开来。

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民主更高更切实”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指出:民主是我们的目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41)]“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42)]。他还认为,要把我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关键在于不断地总结经验,使我们党的生活民主化,使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民主化。”[(43)]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到,邓小平把民主和社会主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就从民主角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了又一个界定。这个界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封建专制主义、资本主义区分开来。

邓小平之所以从民主角度界定社会主义,首先是因为民主在社会主义中占重要地位。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是民主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44)]在建立政权后,要建立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相适应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完善保障人民民主的法律。因此从民主角度来界定社会主义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其次是因为民主在我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主要历史教训,一是没有集中力量发展经济,二是没有切实建设民主政治。”[(45)]“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发生,除了历史、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之外,民主制度不完善也是重要原因。邓小平把民主提高到关系社会主义和现代化成败的高度,并以民主来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是值得国人深思的。

邓小平所说的民主,是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民主的,这种不同,在他看来是两个方面:

其一、从民主的内容和形式来说是“更切实”。所谓“更切实”,就是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为中国人民所接受所喜欢。他认为,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实行民主集中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比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更适合中国。所以,“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如果以是否搬用这些“来判断是否民主,恐怕不适宜”[(46)]。

其二、从民主的发展的层次来说是“更高”。这里说的“更高”是从民主发展的进程说的。民主发展进程是从原始民主、奴隶制民主、封建制民主、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到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民主在发展层次上高于资本主义民主。但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发展起来的,而中国封建的东西多于民主的东西,因而要在中国建设高度民主,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邓小平说:“象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人口这么多,地区之间又不平衡,还有这么多民族,高层搞直接选举现在条件还不成熟。”[(47)]社会主义制度本质上的人民性、民主性和民主实现程度的不平衡性、不完善性,是我国民主问题的重要特点。当我们用“更高”的民主来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必须注意这点,否则,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

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指出:“我们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度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48)]他认为,“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49)]“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50)]甚至“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51)]这样,邓小平就从正反两方面说明了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表现。这就又从精神文明角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了界定。这个界定又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物欲横流的资本主义区分开来。

任何国家都有其精神文明方面的建设,我国精神文明建设不同于别国之处在于:

从内容方面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52)]。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又强调在全国各民族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加强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教育,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强调要大力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勇于创新,艰苦奋斗、知难而进,学习外国、自强不息,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同心同德、顾全大局,勤俭节约、清正廉洁,励精图治、无私奉献的创业精神,强调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些内容既有时代特色,又有民族特色。

从目标方面看,提出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其中又特别强调理想和纪律,“没有理想和纪律,建设四化是不可能的。”[(53)]

从方法方面看,提出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重在建设”,重在教育,重在经常,不搞大批判,不搞运动。这些都是总结过去“左”的历史教训提出的,是新经验。

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行“一国两制”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在谈到“一国两制”时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特色,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对香港、澳门、台湾问题的处理,就是‘一国两制’。这是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提出来的,不是日本提出来的,不是欧洲提出来的,也不是苏联提出来的,而是中国提出来的,这叫做中国特色。”[(54)]

“一国两制”这种特色,是由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的。中国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至今仍存在一个香港问题、澳门问题、台湾问题。如何解决这些历史遗留的问题,只能有两种方式,即和平方式和非和平方式,而用和平方式解决,必须寻找一种能为各方所接受的方式。邓小平认为,只有“一国两制”才能为各方所接受而又能保持香港、澳门和台湾的长期繁荣和稳定,“除此之外没有其他办法。”[(55)]

“一国两制”这种特色事物,如果进一步分析,有两个特点:其一是一国之内存在两种不同制度。传统观念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部,只能允许存在一种社会制度,不允许另一种对立的制度长期地合法地存在。“一国两制”打破了这种传统观念。其二是一国之内存在三种不同的地方政权组织形式。我国是单一制国家,过去存在有普通行政区和民族区域自治两种地方政权形式,现在又增加了特别行政区,这在中国乃至世界是没有的。

“一国两制”这种特色事物还有其特殊的作用。第一,它把和平共处原则用于解决国内问题。和平共处原则是处理国际关系的普遍原则,而邓小平把它用于解决国内问题。他说:“根据中国自己的实践,我们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这也是一种和平共处。”[(56)]第二,把“一国两制”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式。他说,用“一国两制”的办法解决国际争端,“我认为是可取的。否则始终顶着,僵持下去,总会爆发冲突,甚至武装冲突。”[(57)]

“一国两制”这种特殊的形式和特殊的作用,使它既具有强烈的中国特色,又具有广泛的作用。

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

邓小平说:我们搞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58)]这是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又一个界定。这个界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霸权主义(如美国和苏联)区分开来,突出了坚持社会主义与坚持和平的统一性,突出了国内经济建设与国际和平的内在统一性。

在当代世界,主张和平的不一定是社会主义者,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必须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社会主义如果搞霸权主义,那就不再是社会主义了。邓小平说,我是反对霸权主义、主张和平的,不仅我,还有中国其他领导人,包括已故的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都多次声明,中国最希望和平。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他从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的情况出发,及时调整和完善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主张在处理国际关系时,必须坚持如下诸点:

——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在这个问题上绝不示弱。

——维护第三世界的团结,支持他们的和平行动。第三世界国家是维护和平的主要力量,对他们反霸权、反强权、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斗争,要坚决支持。

——中国不称霸,也不当头,现在不当,将来强大起来了也不当。中国永远不称霸,不当头,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和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

——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用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不以武力或武力相威胁。

——建立和平、公正、稳定、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反对以强凌弱,以大欺小,以富压贫。

——努力办好自己的事,建设好管理好自己的国家。只要中国发展了、强大了,和平力量就强了,和平希望就多了。

从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述十个方面的界定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是体现马克思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是反映时代特征的社会主义,是汇集人类文明的社会主义。

社会实践在发展,科学技术在发展,国际形势在发展,人的认识也在发展,作为时代产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会发展,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界定也会发展。

注释: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63页。

② ③《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144页。

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页。

⑤《十三大以来》上册,第9页。

⑥ ⑦ ⑧ ⑨ ⑩ (11) (12)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2、328、63、116、116、116、354、375页。

(14)《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专题摘编》,第48~49页。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6、210、237、64、90、370、368、142、135页。

(23) (25) (26) (27) (28)《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97、358、173、178页。

(29) (30) (31) (32) (3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0~111、123、364、172、111页。

(34)《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52页。

(35) (3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3、142页。

③⑦《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6页。

(38) (39) (40)《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148、364页。

(41) (4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8、322页。

(4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9页。

(4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

(45)《十二大以来》下册,第1183页。

(46) (4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0、242页。

(48) (49) (50)《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8、367、367页。

(51) (52) (53) (54) (55) (56) (57) (58)《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4、154、191、218、218、96~97、49、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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