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论坛 关系：一个初步的经济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分析论文,博士论文,关系论文,论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试图把人际关系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视野，用现代经济学的规范语言来描述、分析人际关系，并初步构造了关于人际关系的“投资模型”。本文发现，这个理论模型与短缺经济理论中用来分析国有企业行为的理论是一致的。文章最后还对关系的“生产力”、关系在资源分配中的作用等做了初步的分析。本文只是一个初步的理论探索，希望借此引起同行对关系做理论研究的兴趣、将分析引向深入。
在中国，“关系”一词具有很高的含金量。你每天都会遇到关系的打扰，你每天也会碰到需要寻求关系的问题，总之，你的生活中可能离不开关系。对于一个西方人，他们到中国首先碰到的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就是人际关系网，除非他自己被给于某种“特权”。人际关系在中国不仅存在于个人的生活当中，同时也存在于个人生活之外的活动，如生产活动，分配活动和社会关系中的各个方面。人们寻求和维持人际关系是为了增进个人的效用，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这种关系是循环的，是互惠的，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在他愿意寻求某种特殊关系链的“终端”一方，一定存在着一种“权力”是这个权力的存在才使得这个关系能从对方通达这一方，同样，这个“权力”的拥有者也会在他的权能之外的某个问题上需要寻求与别的权力的拥有者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所以，可以这么说，人际关系网的背后隐藏着权力的分布网和行动路线。一旦你有了特定的关系，你就等于有了“特权”。
在经济学的文献里，似乎还没有对人际关系做过系统的理论分析，人际关系也没有被纳入经济学的理论之中。但是很显然，根据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已经发展起来的理论，我们有可能对人际关系做出初步的经济分析[1]。
一、关系的性质
在中国，我们对人际关系的理解常常难以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相剥离。这很自然，我们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和封建社会的演进，人际关系早已扎根于中国社会的结构当中，封建社会的高度集中的等级组织结构和儒家的思想相互作用和适应，造就了以人际关系来组织交易活动和维系家族关系的重要制度。但是，除了这个解释一直引起争论的原因之外，我们认为还有一个原因使我们不打算沿用这个观点来研究人际关系，这个原因是，我们所关心的更多的是由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特权与人际关系问题，虽然我们也许难以说，这个时期的人际关系可以与历史和文化的背景与渊源完全隔离，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由计划经济体制及其短缺经济造就与培育的人际关系，并且这种人际关系在不同文化或跨文化的计划经济中普遍存在着[2]。
因此， 我们对人际关系的研究从一个“控制经济”（controleconomy）入手。我们知道，一个控制经济或命令经济的典型特征是，私人产权和自由交易被法律禁止或受到很大的限制。张五常教授在早期的一篇论文中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他在“价格控制的理论”一文中使用“价格控制”概念用来指代一切控制私人产权和私人合同条款的政府行动[3]。 他指出了传统的供给——需求曲线在分析“价格控制”问题上的不足，而主张把这个问题纳入产权经济学和合同理论。在此分析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关于价格控制的两个理论命题：
命题1：当获取收入的权利部分地或全部地从一个签约方拿走以后，拿走的收入便趋于消散，除非这个获取收入的权利排他性地分配给了另一个人。收入的消散可能是通过改变使用或生产物品的方式（导致价值下降），或通过改变合约的行为（导致签约和履约的成本提高），或通过二者的结合来达到的[4]。
命题2：在收入趋于消散的情况下， 每个当事人都会在一定的约束下去寻求使消散最小化的办法。他可以通过寻求不同的方式来使用或生产物品，也可以通过寻求交易成本最小的合约安排来重新约束对物品的生产或使用，或者通过将二者以成本最小的方式的结合来达到[5]。
张五常的命题意味着，在控制经济中，如果私人产权和自由签约受到了禁止或严重的管制，那么就会出现不同的制度去完成市场的某些功能。很显然，在控制经济中，这种“进化”出来的制度并不是计划本身，相反，它是既不同于市场，又不同于计划的一种“杂交的、非正式的交换关系”[6]。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特别是在计划经济中引入市场机制之后，人们常常习惯于使用“计划”与“市场”的两分法，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关系交易”（relational contracting），这是很容易被误入歧途的[7]。
根据张五常的理论命题，我们也许可以从理论上推论出关系交易赖以发生的“基础设施”，它们包括：第一，对私人产权和自由签约的全面禁止或严重控制；第二，经济的高度短缺程度；第三，非完全标准化的生产和服务供给；第四，信息的严重不完全和信息渠道的扭曲。关于第一点，张五常的论文“价格控制的理论”已经做了详细分析，这里不必重复。第二点在短缺经济学的文献里得到了非常深入的研究，特别是亚诺什·科尔内的著作《短缺经济学》对此做了系统的讨论。科尔内还讨论了非标准化问题，因此也部分地与第三点有关，他在描述国有企业的生产行为时特别提出了所谓“强制替代”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8] 。至于第四个条件，在绝大多数研究中央计划经济（CPEs）的理论文献中都必然研究这个问题，这些文献包括“比较经济体制”在内，几乎一致得出结论，认为中央计划经济下的信息常常不仅不完全，而且严重扭曲，特别是在信息渠道垂直单向的情况下，信息不仅扭曲而且扭曲会放大[9]。
威廉森（O·Williamson）在“交易成本经济学：合约关系的规制结构”一文中从合约的特性、合约时间又其复杂性出发曾把“关系合约”单独列出以区别于古典合约和新古典合约[10]。按照威廉森的划分，古典合约是一种经常性的和标准化的合约形式；而新古典合约是一种偶尔发生的，因地制宜的灵活的合约形式。与这二种合约形式不同，关系合约则是一种具有较长的持续时间和较复杂的合约形式，而且，按照威廉森的说法，关系合约是一种经常发生但又非标准化的合约形式。但是，威廉森的关系合约概念只是强调了一种不同于古典和新古典合约的类型，而且三种合约形式彼此适应于各自有优势的场合，因此威廉森的合约理论并不能很好地用于解释控制经济下的人际关系，虽然他的理论能提供一些有益的见解。
那么我们这里所指的关系到底有什么特点和性质呢？在西方的市场体制下，关系偶尔也起作用，如托人找工作等，但是在市场交易机会和信息畅通的情况下，人们不必利用人际关系，即使是找工作之类的事完全可以通过市场轻而易举地解决，人们没有理由，也没有动机去利用人际关系。但是，如果在一个交易权利受到控制乃至禁止，信息不畅且严重扭曲的普遍短缺经济里，人际关系趋于普遍和流行。举一个假想的但又不失真实的例子可以说明：
假设A是一位普遍工人，没有什么权势， 但他的哥在派出所负责登记户口，利用他哥哥的特权，A可以帮助B的兄弟报上户口，作为对A 的回报，B可以免除向A的姐姐的私人餐厅征收税款。再假定C 在国营菜场，她可以为D留出漂亮的精肉，而D是医院医生，可以给C 开出假的病假证明。E是某单位负责基建的科长，他可以为F提供搭建厨房的砖瓦，而F有权将E的小儿子进入重点中学。G是某单位办公室的收发员， 但她的丈夫是火车站的售票员，你可以通过她利用她丈夫在开车前5 分钟买到一张卧铺车票， 因而她的亲戚可能在你的单位里找到一份临时工作[11]。其实，这样的关系网不仅仅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它也同时出现在计划经济中的生产、流通和分配等诸领域。作为一种关系网，上述假想的例子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有了关系，人们就可以获得短缺的物品、服务和权利，因此人们趋于为建立关系和维持关系进行投资，实物投资、金钱投资、非金钱投资（包括注入时间和精力）都可能产生关系效益。
有一个问题是我们需要从经济学上加以研究的。也许对于西方人不能完全理解的问题是，为什么关系交易中很少出现“机会主义”行为？我今天为建立某个特定的人际关系而投资，有什么可以保证今后对方会对我的投资做出回报呢？也许几年后，对方的职位发生了变化，我与他的关系变得不再有什么价值。要回答这个问题，绝对地说“是”还是“不是”好象没有什么意义。对于西方人来说，真正的感受是，在中国人们对关系的投资远远大于比如美国人的投资，这个事实说明，在今天的中国，关系投资的预期收益（私人收益）比在美国要高得多，或者同时也说明，关系在中国比在美国更可能产生较长期的私人收益。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使中国人对“丢脸”或“失面子”的成本估算过高，而丢面子在西方人看来并不怎么严重。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的“面子”大致相当于西方人的“声誉”，声誉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积累起来，它代表一个人的“社会资本”存量。所以，对中国人来说，丢脸就相当于丧失了宝贵的“社会资本”存量。
第二，传统计划经济下，人们的流动性不大，这与西方社会形成了鲜明对比。由于人们往往固定于一个社区、一个单位和一种职业，使人们趋于抑制“机会主义”动机。同时，非流动性的存在也使人们之间对“机会主义”动机的监督成本大大降低，关系的重复频度大大提高。与第一点结合起来考虑，我们大概可以说，一个人在关系网中出现机会主义倾向将给他和他的家庭带来较大的成本。
二、对关系的投资分配：一个简单的分析模型
接下来我们用基本的经济学分析工具来对关系投资做个简单的分析。其实，这个分析的简单性表现在，我们只需要在一个我们大都十分熟悉的时间分配理论，也就是消费者的效用理论框架内增加一个新的时间变量（即用于建立关系的时间量）和增添一个个人的生产函数即可达到分析的目的。
我们知道，对于一个人来讲，我们可以把他的效用函数写成以下两个变量的函数，即：
三、一个相关的应用
有一个理论的分析可以看成我们这里的关系理论的一个相关的应用。这个分析是关于国有企业与国家关系的更为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本框架是建立在科尔内的“软预算约束”基础之上的，但却应用了“寻求关系”的处理方式，因而与我们这里对关系所做的经济分析存在着基本的相似性。由于这个分析是针对中央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行为，因此，我们把这个分析视为关系理论的一个相关应用。
这个分析是由伦敦经济学院的斯各特（C·Scott）做出的[13]。他的分析是针对科尔内和高缪卡（S·Gomulka）对“软预算约束”概念的争论而引起的，因此在表述上更加清晰。高缪卡的论文试图重新表述“软预算约束”与短缺现象，对科尔内的短缺概念提出了某些批评[14]。但是，斯各特在很大程度上坚持了科尔内的理论逻辑和概念体系，而且还把高缪卡的表述与科尔内调和起来，其中最主要的见解是把“软预算约束”与“寻求关系”结合了起来并且纳入了他提出的一个简单的分析模型。
我们知道，在科尔内的短缺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内，国有企业常常与主管部门处于不断谈判的过程中。企业知道，为了争取到投资项目为了得优惠的信贷或拨款，为了减免税收，或为了得到国家的财政补贴，必须与主管部门建立和维持良好的上下级关系，用科尔内的话说，企业要取悦于主管部门。所以，在科尔内看来，国有企业预算约束的软化程度取决于企业与主管部门之间的讨价还价的结果。他说：
“软预算约束综合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外部援助是为了更多的补贴、免税、为了得到所允许的行政价格等而进行的讨价还价的问题。一切都是可谈判的——不是在市场上，而是在父爱主义的官僚制度内”（着重号是原文所有的）[15]。
在《短缺经济学》一书中，科尔内更加明确地对国有企业的两重行为做了这样的描述：
“企业在实际行为中可能会对价格的变化作出反应，即适当地变动其投入——产出构成。这就改变了投入品的实际购买量（y[b]）和实际销售（y[s]），并因此而影响企业的财务状况。但是，企业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作出反应。它可以试图影响价格p[b]和p[s]，以及各个财务变量（税收、国家补贴、贷款条件等等）。在第一种情况下，企业是在实际领域中作出反应。在第二种情况下，则是在控制领域中作出反应，在第一种情况下，它是在工厂中作出反应，部里、税务部门、或银行的办公室中进行活动。在第一种情况下，反应的主要内容是生产、调整投入和产出的构成以适应形势；在第二种情况下，主要内容则是要求、抱怨和讨价还价——换言之，试图操纵那些靠他们可以获取免税、补贴、软贷款等的人。预算约束软化并不排除第一种反应，但也不保证实行它。而同时，约束的软化为第二种反应提供了广泛、 甚至是诱人的活动场所。 ”[16]
科尔内的分析十分清楚地表明，国有企业在父爱主义的体制环境里趋于将“走上层路线”或进行疏通当作一种“生产活动”，但这个生产活动不是发生在“生产领域”，而是发生在“控制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经理们面临的时间分配问题大概与我们前面分析的问题就十分相似了。斯各特要做的正是试图把国有企业经理们的时间分配问题纳入一个简单的分析框架。他说：
“做这个模型的出发点是科尔内的说法，即经理们对于是否在实际领域即通过提高生产力或降低成本来实现其目标，还是通过控制领域里的行动即得到外部援助来实现目标具有某种相机选择。这个思想或许是说，可以把经理的努力视为两个生产函数的投入”[17]。
这里，生产函数被定义为“内部生产函数”和“外部生产函数”两种以代表经理们的相机选择问题。“内部生产函数”与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函数相同，它代表企业的投入品与产出品之间的某种技术关系。“外部生产函数”被斯各特定义为一种转换函数，它代表企业经理寻求与主管部门的良好关系的努力如何转化成企业获得的“外部援助”。这样，企业的两种生产函数就可写成如下两种形式：
内部生产函数
Q[,r]=Q[,r](l[,r],x)（1）
这里Q[,r]代表企业在实际生产领域里的产出量，l[,r]为经理在生产领域里的努力，它可以简单地由时间来代表。当然，l[,r]不会等于零，我们总可以假定l[,r]大于某个最小值l[,min]。X是企业的其它投入要素向量， 包括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等。外部生产函数
Q[,c]=Q[,c](l[,c])（2）
这里，Q[,c]代表企业在“控制领域”里的“产出”，它可以由企业从上级获得的外部援助的水平来衡量。l[,c]是经理人员用于走关系的努力，同样，也可以用其时间来衡量。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把经理的效用函数写成：
u=u(Q[,r].Q[,c]（3）
根据斯各特的分析，我们所以把经理的效用函数用Q[,r]和Q[,c]来定义，原因是经理的效用与实际生产领域里的产出（特别是计划指标）有直接关系，但同时，也与奖金有关。奖金又与企业的利润有关，而利润直接取决于该企业的产品价格订在多高的水平上，因此如果能通过关系获得更加有利的价格许可，那么经理的效用水平也将增加。另外，在考虑经理的效用水平时，还必须考虑“棘轮效应”（ratchet effect）。虽然当实际的生产完成指标时可以带来经理的奖金，但过多的超额产出并不一定导致经理效用水平的增加，因而按照计划指标制订过程中的“层层加码”倾向，这次过多的超额产出会使下一期的计划指标提高，从而会花费经理更多的劳动才能完成指标[18]。
另外，经理的时间约束自然是硬性的，即
L=L[,r]+L[,c]
（4）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经理效用在约束条件（1）、（2）和（4 ）之下的最大化。这个最大化问题被斯各特用几何方式表示了出来（见图2）。
在图2中，Q[*,R]是计划指标，Q[*,R]+X是“棘轮效应”开始起作用的实际产出。很显然，实际产出超过Q[*,R]+X并不增加经理的效用， 所以效用线U[,0]在此呈垂直状态。另外，如果企业未完成计划指标Q[*,R]，那么不管理经理用于拉关系的努力多么大，也不会增加他的效用，所以效用函数U[,0]在Q[*,R]处呈水平状。只有在Q[*,R]和Q[*,R]+X之间， 经理才有可能面临最佳的时间分配问题，用多少精力用于生产领域，多少精力用于走关系方面，对经理才有意义。图2没有显示出经理的时间分配是怎样的， 只刻划了在均衡点E的时候，实际生产领域里的产出（OH ）和控制领域里的产出（OF）组合是什么样的。但是既然我们有了两个生产函数，那么我们自然也就决定了经理的时间分配（L[,R]和L[,C]）的结果。
四、经济分析
我们前面的简单模型及其分析能为我们对关系和特权做出进一步的经济分析提供帮助。首先，它向我们表明，寻求关系包含着一定的资源投入，这大概相当于我们通常所说的寻租成本。前面的模型已表明，寻求关系包含着大量的个人资源（时间和精力等）用于建立关系和维持关系，而这些资源的投入虽然给个人带来私人收益，但从社会来看，这些资源无疑被配置到非生产性的活动中去了，因此其社会收益则为负，这可以用这些资源本来可用于生产性活动的收益来衡量，这些收益无疑代表了寻求关系机会成本。不仅如此，如果我们把寻求关系视为一种竞争性过程，那么不成功的寻求者所耗费的资源理应成为寻求关系的成本的一部分了。让我们仍以国有企业寻求与上级主管部门的关系作为例子来说明。对于国有企业，控制领域里的产出Q[,C]是非生产性的，因为它仅代表某种资源的转移，并不生产出什么，因此，国有企业寻求关系的社会成本不仅包括这部分外部援助（图2中的OF ）——这部分援助代表了这个经济中的其它生产单位不再能得到的资源量——还应包括这个得到外部援助的企业自身因有外援而少生产的产出量（图2中的HZ）。 从我们假定的生产函数可推知，这个少生产的量也就是经理用于找关系的劳动所代表的机会成本。但是，这还不是全部的成本，全部的成本还必须包括那些在竟相寻求关系的活动中未成功的资源投入及其机会成本在内。
在分析关系时，另一个值得强调的问题是，关系在配置资源过程中的影响。一个十分明显的后果是，关系在很多方面决定了资源配置的方向。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一个与上级主管部门具有良好关系的企业可以得到许多项目的投资和信贷指标，因此在关系效应起作用时，计划分配实际上是关系分配。我们常常听到关于“关系贷款”、“关系户”、“条子”、“领导人工程”等之类的故事，都反映了关系对资源配置的影响。那么在资源配置中，关系调节是否与价格调节有差别呢？关系调节是否等于计划调节呢？我们知道，计划体制下价格信号被严重扭曲，因此价格信号（一般低于均衡价格）不能有效地调节资源分配，相反引起对资源的普遍过度需求（表现为短缺）。以银行利率为例，过低（实际为负）的利率引起企业对贷款的争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有效地分配银行贷款呢？当然，只能按计划指标进行配给。如果没有关系效应，那么计划指标分配的结果大体反映了计划者的偏好体系，因为在信息条件不可能完全满足的情况下，只能如此[19]。但是，如果考虑到关系效应，那么计划分配就未必完全体现了计划者的偏好，基层与主管部门的关系会加入进来进一步影响计划分配的流向。特别是在计划的总盘子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关系效应的存在会直接影响计划分配的实际流向和计划分配的多寡。问题是，没有价格的真实信号，很难保证计划分配和关系分配的“效率”，即配置效率。一个靠关系弄到贷款和投资项目的单位是否就是资源在真实价格信号下应该流向的单位呢？我们说，一般情况下是难以保证这一点的。首先，一个具有良好关系网和善于拉关系的人或单位并不完全等于在市场上的出价最高者。一个在拉关系方面具有较高“生产力”的人也不等于他在其它方面（包括工作方面）也具有相同的“生产力”，不仅如此，一个在拉关系方面具有较高“生产力”的人往往可能在其它方面“压制”了那些在其它方面具有较高“生产力”而没有很好关系的潜在的对手。举例来说，一个通过关系被安置到某个特定部门和职位的人，同时也就意味着某个具有相应的“人力资本”的人被排斥在外了。这自然是一种典型的“配置低效率”。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关系特权有没有“社会收益”。有一种观点认为，关系在一个没有市场的经济里起着筛选和过滤风险的作用，能相对有效地监督“道德风险”问题[20]。这种观点也相当于马克·卡森（M·Casson ）在研究商业文化时提出的关于人际关系能加强履约程度的说法[21]。我认为，这些观点有待于进一步分析。如果上述观点成立，也就是说，如果关系效应在资源分配过程中起着过滤高风险的作用的话，那么这意味着关系有助于把资源分配到风险较低的用途。对于银行信贷而言，较低的风险本身就意味着效率。但是，低风险并不是衡量资源配置效率的决定性指标。另外，关系虽能帮助过滤风险，但关系也应该能在别的方面“抬高风险”，比如，关系的存在可以使贷出的资金无法按期归还，或者，关系的存在可以使很多贷款项目成为“钩鱼项目”。因此，只强调关系的一方面作用而忽视更为复杂的其它作用是片面的。上述分析差不多也能同时说明关系并不能保证合约的履行，在中央计划经济里，关系往往能在违反合约乃至凌架于合约之上起着决定性作用，这恐怕是人际关系在短缺经济中与在市场经济中发挥着不同作用的地方吧。马克·卡森曾指出，在东南亚，人际关系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替代市场合约，节约大量的缔约成本；同时，人际关系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加强履约，节约大量的纠纷成本，因此他得出结论说，人际关系在东亚趋于降低市场交易成本[22]。但是，很显然，这种所谓的“商业文化”的基础仍然是市场经济，没有市场经济和发达的市场制度，便没有商业道德。而如果人际关系不是以商业道德为基础，它便会破坏商业道德。卡森的研究实际上正是为了弄清楚为什么在以市场制度和商业道德为基础的经济里，人际关系在东亚地区会比在共它地区发挥着更大的作用。至于商业文化如何在市场经济里形成，最近的一个相关的博弈论的解释来自于克瑞普斯（D·Kreps）的工作[23]。
注释：
[1]在经济学文献中，我还没有看到过对关系的经济分析， 但这并不排除有些经济学家对人际关系的关注。在我遇到的外国经济学家中，有两位对人际关系的理论思考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是英国萨塞克斯大学亚非学院的大卫·沃尔（华大伟）先生，他在研究中国经济特区的文献中对关系所起的作用做了较多分析，他甚至使用“关系效应”一词来概括这些作用。他曾告诉笔者，他打算专题研究一下关系经济学，但我至今尚未看到他的专题研究文献。另一位是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经济系的威廉·哈勒根教授，他在与笔者的交往中多次谈了他对关系的经济学思考，对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本文的不少观点和要点很自然地与他对我的影响有关。
[2]对于跨文化的计划经济中关系的普遍影响， 大概我们可以从前苏联的电影、小说作品中略见一斑。
[3]参见张五常：“价格控制的理论”， 载[美]《法和经济学杂志》，1974年第17卷第53—71页。这篇论文虽然叙说有点冗长，读起来有些困难，但其理论意义十分明显。
[4]同上，第58页。 这里的表述与张五常在论文中的表述并不完全相同。
[5]同上，第61页。
[6]参见索林格（D·J·Solinger ）：“城市改革和毛以后中国的关系合约：对从计划向市场过渡的一个解释”，载《毛以后中国的改革与反响》，英国路特里奇出版公司1991年版，第104页。 索林格的这篇论文是对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关系遗产的一般分析，虽然试图把关系合约的理论扩展到中国案例，但似乎并不成功。
[7]同上，第104—105页。
[8]参见科尔内：《短缺经济学》中文版，上卷、 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9]研究信息扭曲的文献十分丰富， 可参见纽伯格等人著《比较经济体制》，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这本书是从信息、决策和结构三方面研究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代表性著作。
[10]参见威廉森：“交易成本经济学：合约关系的规制结构”，载[美]《法和经济学杂志》，1979年10月号第248页。
[11]我使用的例子是基于威廉·哈勒根教授给我提供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他在中国期间听一位学生向他讲述的，很有代表性。
[12]感谢威廉·哈勒根教授向我提醒的这一点。这个关系网中的纽结点相当于博弈论中的树状图当中的结点（nodes），形状如下：
[13]参见克里斯·斯各特：“软的预算和硬的租金：对科尔内和高缪卡的一个评注”，载《计划经济学》，1990上第23卷第117—127页。我认为，他的简短的评注在理论上却是有很大意义的。
[14]参见高缪卡：“科尔内的软预算约束与短缺现象：一个批评和重新表述”，载《计划经济学》，1985年第19卷第1期。
[15]科尔内：“高缪卡论软预算约束：一个答复”，载《计划经济学》，1985年第19卷第2期，第50页。
[16]科尔内：《短缺经济学》，中文版，下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页。
[17]同注释[13]，第122页。
[18]关于棘轮效应的理论分析，可参见潘振民、罗首初：《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均衡论》，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
[19]关于计划者偏好的详细讨论，可参见樊纲等：《公有制宏观经济理论大纲》，上海三联书店1990年版。
[20]这个观点是哈勒根教授在与笔者的交谈中提出来的，可能反映了他对关系的积极作用的肯定。
[21]马克·卡森的一些观点由我在“道德与西方经济学”一文中做了述评，参风经济学消息报》1993年11月26日。马克·卡森的最近著作是《商业文化经济学》，英国1993年版。
[22]这个观点是卡森在英国《卫报》上的一个短文中提出的，见《卫报》1993年11月8号。 他的著作《商业文化经济学》中也研究了这个问题。
[23]这方面的文献，可参见大卫·克瑞普斯：“公司文化和经济理论”载阿特（J·Alt）和谢普斯勒（K·Shepsle）编《实证的政治经济学展望》，剑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0—1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