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语习得的社会因素
石 平
（蚌埠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蚌埠233030）
摘 要： 二语习得不仅会受到语言输入因素的影响，也会受到一些社会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年龄、性别、社会阶层和民族同一性。年龄因素与习得速度、习得内容、习得过程和结果密切相关；男性与女性在二语习得方面的表现形式不同；社会阶层对二语习得的影响与学习环境和学习者的经历有关；民族同一性与二语习得的关系则主要体现在民族之间的文化距离和学习态度。
关键词： 二语习得；年龄；性别；社会阶层；民族同一性
二语习得的研究始于20 世纪60 年代末70 年代初，之后发展迅猛。它不同于母语习得，后者是一个人从出生起就在自然的语言环境中形成的，是一种潜意识的习得行为[1]。第二语言的习得有时也会发生在自然的语言环境中，或者也发生在正规的课堂环境中（在这种情形下，第二语言可以被称为外语）。[2][3]本文讨论的重点不是在自然语言环境中习得第二语言，而是在正规课堂环境下学习外语，因此，本文所说的二语习得多指外语学习。在过去近50 年的时间里，国内外二语习得研究者们出版了大量的理论专著，发表了不少的研究论文。这些专著或论文，或从语言学角度出发，研究学习者言语的语法特征以及他们如何获得二语的语法能力；或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研究学习者如何习得和使用二语的心理过程；或从语用的角度去研究学习者如何懂得得体恰当地进行交际。近些年来，又有些研究者们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研究影响学习者语言发展的社会因素，但这些研究还是远远不够的。本文将结合国内外对二语习得的研究，着重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出发，对影响二语习得的年龄（age）、性别（gender）、社会阶层（social class）和民族同一性（ethnic identity）这四个主要社会因素进行论述和探讨。这些社会因素，在某种程度上对二语习得的成败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年龄因素
二语习得是否会因为年龄的不同而产生差异？答案是肯定的。因为从年龄的视角来看，母语习得一般是从孩子牙牙学语时就开始了。而一般来说，二语习得者的年龄则差异较大，有的人从婴幼儿时期就开始了，而有的人则从中小学开始，还有些人是在工作之后才开始，甚至有些人是到了老年之后才开始学习外语的。[4]如今，对二语习得者年龄的研究已成为该领域的热点问题之一。Larsen- Freeman 认为，年龄问题对二语习得研究的理论建构、对教育部门的决策、对语言教学都极其重要。[5]从理论上来说，年龄的变化会带来大脑的生理变化，语言习得能力也有可能随之变化。从实践上看，弄清楚外语学习是否有最佳年龄的问题，则可以为教育决策提供依据，学校可选择最佳年龄段开设外语课。[6]由此可见，对二语习得的年龄问题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很长时间以来，社会上广泛流传着这样一种观点，似乎越早开始习得第二语言就越好，最好是从小学或幼儿园就开始。当然，开始学习第二语言的年龄越小，学习的时间就会越长，这是不可否定的客观事实。但在现实的外语学习中，青少年或成年人比儿童却表现出许多优势。比如：青少年或成年人的逻辑思维能力较强，能够更合理、更有效地组织信息，往往具有较好的学习习惯，能够较长时间地集中注意力；他们一般具有更强的处理复杂问题的理解能力、认知能力和应变能力；他们对语法的正确性和词汇的适当性更为敏感和准确。[7]但他们也有自身的不足，那就是存在一定的“面子”心理，担心出错或表达不清楚，而且特别“羞于”让人知道自己的无知，害怕丢了“面子”。另外，他们也难以像儿童那样较为轻松地练就标准的口音。所以，年龄大小在二语习得方面的影响不可一概而论。结合国外心理学和语言学界就此问题所做的科学实验，笔者分析后发现，人们对二语习得受年龄影响的认识过程大约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4.按照提取温度、提取时间、固液比、酿酒酵母质量百分数为四因子，以葛根素的含量为指标，设计L9（34）四因素三水平正交试验（因素与水平表见表1）。
20世纪60年代后期，随着二语习得研究的兴起，外语学习起始年龄提前的理论和实践逐渐占上风。最著名的就是由E.Lenneberg 提出的“关键期假设”（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也有译为“临界期假设”。根据这样的假设，自然的语言习得只会发生在婴幼儿期（2岁左右）与青春期（13岁左右）之间，过了青春期，儿童就很难成功地学会语言。[8]Penfield 和Roberts 也认为，这是由于左脑的语言功能发生侧化（lateralization）的结果，即：最初支配左右脑的、用于理解和输出语言的神经系统功能逐渐集中在左脑了，而这种神经系统的变化则导致了学习者年龄越大，学习就越困难。[9]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Johnson 和Newport 进行了当时最有代表性的研究实验。被测试人员为46名已移民美国的母语分别为汉语和朝鲜语的英语学习者，他们到达美国的年龄差别较大，介于3-39岁之间。最后的实验结果是：7岁之前移居美国的被测试者，其英语水平与美国本族语者没有显著差异；而7 岁之后移居美国的被测试者，其英语水平则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现出下降趋势，且越晚移民美国的学习者其成绩则越低。[10]
总体看来，在二语习得中女性比男性往往略胜一筹。这也许是因为女性对二语输入的新形式更加敏感或更易于接受，也许是因为女性对二语习得持更为积极的态度。但性别差异对二语习得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毕竟有研究证明了男性的听力词汇量比女性更大。因此，在比较男、女性二语习得的差异时既要考虑二者的语言知识（在这一点上女性往往比男性强），又要考虑在不同的学习场合他们如何运用这些知识（在这一点上有时男性强过女性）。所以我们还不能说女性任何时候都比男性学得好，且性别对二语习得的影响与年龄、种族、尤其是社会阶层等因素也是分不开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验和实践后，从20世纪70年代起，E.Lenneberg 的“关键期假设”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关键期假设”的主要依据是：大脑的语言功能在青春期发生了侧化之后不可能学好外语。然而，美国著名的语言教育家Krashen等人却通过实验证实：人的大脑在4岁之前可能就已经发生了侧化，而4岁之后仍然是能够学好外语的。[11]还有不少研究者（例如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T.Scovel）认为，侧化的年龄因人而异，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关键期”。[12]
第三阶段：
（1）在治疗前、治疗两周后，检测2组患者的NTProBNP（血浆B型脑利钠肽）水平、LVEF（左心室射血分数）、6分钟步行距离。
Krashen 和Fathman 等人在对Burstall（1975）的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后指出，在正规的学习环境中，青少年或成年人与婴幼儿相比，大龄儿童与小龄儿童相比，两组受试对象的前者在词法和句法方面都比后者掌握的要好；但在自然的语言环境中，从婴幼儿开始学习第二语言比从青少年或成年开始的受试对象最终达到的语言水平高。
5月中旬，红四军入闽途经大柏地时，毛泽东没有忘记大柏地战斗时的“承诺”，他要求部队组织一个小分队，负责召集群众大会，偿还当时借用的粮食和其他财物。毛泽东在会上还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告诉大柏地的群众，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号召群众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群众纷纷称赞红军队伍，红军是替老百姓打天下的消息迅速传播开来，当时就有十多个青年报名加入红军。自此，红四军在赣南就开始拥有了坚强的群众基础。
通过人们对二语习得受年龄影响的研究和认识，说明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我们可以把年龄对二语习得的影响归纳为三点：（一）就习得速度而言，大龄儿童在习得的初始阶段比小龄儿童学习者更具有优势，尤其在语法方面。（二）二语习得者无论最终能不能达到本族语者水平，自婴幼儿时期开始学习的人比从青少年或成人开始学习的人更有可能获得本族语者口音。（三）就二语习得的过程和结果而言，习得语音比习得语法受年龄因素的影响要大一些。
有关在课堂环境中学习二语的研究结果表明，来自下层阶层的儿童在课堂中的语言学习表现要比那些来自更高阶层家庭的儿童差。但有研究（Holobrow，Genesee 和Lambert，1991）指出，来自下层阶层家庭的学习者在语言学习中处于劣势不是必然的。他们关于沉浸法（Immersion pro⁃gram）教学的调查结果表明，在法语(二语)的听力理解和口语表达上，来自不同阶层家庭的儿童之间没有差异。这些研究的结论是，如果学习活动强调的是正规的语言学习，则中产阶层家庭的儿童比工人阶层家庭的儿童能获得更高的二语水平，以及持更积极的学习态度。这也许是因为前者更适合于处理一些脱离实际语境的语言。然而，如果学习活动重视语言的交际能力时，两者不存在任何差异。[20]
20世纪90年代开始，第二语言教育研究又发现了一些新的状况：许多年龄小的儿童（7岁以下）在接受了二语教育之后，就会从小对第二语言和文化持积极态度。这种积极的态度则又相应地促进了他们在以后的二语学习中取得更好的成绩（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积极的态度有助于提高第二语言学习的成绩）。另外，7 岁前开始学习第二语言的儿童，比14 岁以后开始学习第二语言的人在语音语调方面更接近本族语者，而后者则往往带有第一语言的口音。[13]这种现象与Krashen 和Fathman等人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从婴幼儿开始学习第二语言在语音方面至少是占有优势的。
二、性別因素
经过对男性和女性本族语话语的区别进行研究以后，社会语言学家概括出两条显得相互矛盾的原则：（一）在稳定的社会阶层中，男性往往比女性更倾向于使用非标准的语言形式；（二）在语言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中，女性主观上比男性更喜欢使用新的标准的语言形式。[14]
不难看出，与男性相比，女性通常倾向于使用更加标准和规范的语言形式，但同时她们往往又处于语言形式变化的最前端，比男性对新的语言形式更加敏感和积极，因此会无意识地将新的语言形式运用到她们的话语中。然而一旦注意到这些新的语言形式变化中存在不标准现象之后，她们便又倾向于避免使用。而男性则不一样，他们对新的语言形式变化或许没有女性那么敏感和积极，但他们一旦开始使用新的语言形式，就会长期甚至一直地使用下去，这或许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语言形式的变化。上述的两条原则都表明，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女性比男性学得更好，她们能很快接受二语输入中的新的形式，同时也会很快抛弃自己语言中与目标语规则相违背的形式。
以上关于影响二语习得的性别因素的描述，是建立在一些研究成果之上的。有的研究发现女性一般来说比男性学得更好。如Burstall 在对约6000 名8 岁起在英国小学学习法语(二语)的儿童所作的纵向研究中，对不同性别的儿童的学习情况进行了调查。她发现，在整个学习阶段所进行的所有法语测试中，女生的成绩明显超过男生。[15]Boyle 对490名中国大学生在香港学习英语（257名男生，233名女生）的情况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在10次英语水平测试中，女生的总体水平好于男生，并且在很多方面差异显著。但Boyle 在测试中也发现，男性受试者在两次听力词汇的测试中比女性受试者胜出一等，这恰恰证明了在听力词汇方面男生比女生更有优势的母语习得研究。[16]而Nyikos（1990）在研究中发现，在德语（二语）词汇记忆方面，女性比男性更强一些。还有的研究（Bacon，1992）甚至发现男性与女性无任何差异。[17]
许多研究都指出，女性比男性对二语习得持更积极的态度。一般来说，积极的态度会促进语言学习，而消极的态度则会阻碍学习，这也许是女性比男性学得好的原因之一。有些研究（Gass＆ Varonis，1986）指出，女性与男性在处理二语学习任务的方法上不同，男性利用学习机会来与人交流，产生更多的语言输出，而女性则往往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语言输入。[18]此外也有研究（Bacon，1992）发现男性与女性在二语习得的过程中使用的策略不同，男性更多地使用翻译策略，而女性则更重视理解，她们还会比男性更多地使用隐含的/不表达出来的模式（private/ non-oral mode）来学习语言（例如，她们会借助母语来帮助理解二语，发言之前在大脑里先排练等）。[17]
第二阶段：
了解水文参数的空间变异以及与之对应的尺度特性是水文学的核心问题[1-2]。研究水文过程在不同的空间尺度的特征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用来预测未观测流域的水文参数(PUB：Prediction in Ungauged Basins)[3-5]；二是了解该区域水文过程的机制，例如降水与地表径流产流的关系[6-7]。
三、社会阶层因素
一个人所处的社会阶层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主要因素包括受教育程度、职业和经济收入。国外有学者根据这些主要因素把社会阶层分为四种：下层阶层、工人阶层、中下阶层和中上阶层。
民族同一性（ethnic identity）指同一民族的人们在文化、行为准则等方面具有的共同特征。民族同一性会对二语习得产生较深的影响，而这种影响表现为三种形式，分别由三种观点来代表：关于民族同一性与二语习得关系的标准观点（nor⁃mative）；社会心理学的观点（social-psychological view）；社会构造观点（social- structural view）。
两组患者经不同方式宣教后，病情好转，并在出院前进行的出院时疾病相关知识了解程度比较，见（表3），实验组患者的疾病相关知识了解程度得分为（78.470±9.473）分，高于对照组的（65.420±8.399）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Ellis 指出，以上学习者所表现出的一些差异并不是他们所属的社会阶层本身造成的，而有可能是学习者在其所属阶层中的经历造成的。[2]Heath（1983）指出，工人阶层家庭的儿童之所以学得不好，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家庭经历与课堂经历存在明显差别。例如课堂教学中教师常要求学生重复一些刚学的东西，这在工人阶层家庭（如黑人家庭）中很少出现。反过来，在黑人儿童家里，父母常鼓励他们创造一些“离奇”的故事，而这些离奇的故事不会在课堂教学中出现。[20]Heath 的发现支持了Labov（1969）的观点——黑人儿童面对的许多语言问题的根源不在于他们“能力不足”，而在于他们的家庭经历与课堂经历之间的强烈差异。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没有明显的社会阶层之分。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有些接受过高等教育且经济较为富裕的家庭（相当于中产阶级家庭），希望能送儿女出国深造，到非母语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去体验跨文化教育模式。因此他们对外语持较积极的态度，这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其子女对外语学习的态度和水平。而在一些受教育程度不高或者经济条件一般的家庭，送子女出国深造几乎是不太现实的事情，而且有些家长并不认为这很重要，因为他们觉得孩子的世界观和思辨能力还不成熟，出国学习并无多大益处。所以他们对外语学习并不持很积极的态度。
四、民族同一性因素
有实验证明，社会阶层与二语习得的成功有一定的关系。Burstall 调查学习法语(二语)的中小学生时发现，来自中产阶层家庭的儿童往往比来自下层和工人阶层家庭的儿童学得更好。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学习者的学习态度也存在差异。工人阶层家庭的儿童倾向于中学第二年之后放弃法语学习，而中产阶层家庭的儿童却能继续学下去。[15]Olshtain Shohamy，Kemp 和Chatow 对以色列196 名七年级学生所能达到的英语（二语）水平进行了研究。学习者们按照社会-经济状况被分为“优势组”（advantaged）和“劣势组”（disadvan⁃taged）。Olshtain 等人发现，这两组学习者认知及学业方面的水平（Cognitive Academic Level Profi⁃ciency）不仅在母语(希伯来语)方面差异很大，而且在二语（英语）方面也是差异很大。[19]
单位内部信息沟通方面还存在很大不足，一方面，单位缺乏完整的工作沟通制度，不注重反馈机制的完整性，单位内部下级人员对业务的真实反映不能及时的反映给上级人员，上级不能清楚的了解最根本的需求，其最终的沟通效果不能很好实现单位想要达到的最终目标。另一方面，各个单位之间由于存在业务上的竞争现象，使得部门间的接触程度较低，沟通效果不好。整体来说，我国企事业单位内部沟通状况是比较单一的，缺乏正式性，沟通环节也不很完整。
关于民族同一性与二语习得的关系的标准观点试图探讨学习者所属的民族团体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其二语习得。这一观点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本民族文化与目标语民族文化之间的“距离”，两种文化之间的距离越远，二语就越难学，二语习得的水平就越低。Svanes（1988）比较了三个民族团体在挪威习得二语（挪威语）的情况。其中一个民族团体由来自欧美的学习者组成，他们的文化与揶威文化均属于西方文化，因此该团体被称为“近距离团体”（the‘near’group）；另一个组由来自中东和非洲的学习者组成，它们常接触西方文化，该团体 被 称 为“中 距 离 团 体”（the‘intermediate’group）；最后一个团体由来自亚洲（如印度、越南等）的学习者组成，该团体被称为“远距离团体”（the‘distant’group）。通过对三个团体进行大量的知识和技能的测试，Svanes 发现文化之间的“距离”与二语习得水平之间存在明显的关系。测试结果表明，近距离团体的学习者成绩最好，中距离团体次之，远距离团体为最差。[21]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团体的学习者之间的差距到底是由于文化的差异造成还是语言上的差异（本族语与目标语之间的差异）造成，我们暂时还无法得知。
关于民族同一性与二语习得的关系的社会心理学的观点则强调态度对语言水平的影响。Lam⁃bert和Gardner(1972) 以及他们的同事们就态度对语言水平的影响作了大量调查研究。二语习得者对二语的态度反映了他们对自己所属民族的同一性以及目标语民族文化的看法。这一看法对其二语和母语的习得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态度对语言学习的影响有以下四种可能性[4]。
表1 态度对语言学习影响的可能性
第一种可能性是学习者对母语和二语文化都持积极态度，在努力学好母语的同时，不断加强自己的二语知识。学习者积极的态度将使其具有更强的学习动机，提高语言水平，因此被称为附加性的双语使用。第二种可能性是学习二语之后，二语替代了母语，学习者的母语能力反而下降，或者无法获得全面的母语能力。这是因为学习者贬低自己的本族语文化，希望融入目标语文化。第三种可能性是学习者对本族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都持消极态度，导致半语使用的发生（即母语和目标语都学得不好）。最后一种可能性是学习者无法习得二语，因为他们有很强的民族同一性，对目标语文化持消极态度。当然，真实情况也不一定像上表中划分得那么绝对，例如，对目标语文化持消极态度的学习者不见得都无法学会二语，有时出于其它因素的影响（如二语是学习者生存的工具），学习者也会获得一定的二语能力。
关于民族同一性与二语习得的关系的社会构造观点通过观察民族同一性对不同民族成员之间的交往所产生的影响来研究态度与语言学习之间的关系。根据民族语言同一性理论（Ethnic Lin⁃guistic Identity Theory，Giles 和Johnson,1981）的观点，与自己民族以外的团体成员交往时，学习者或持或不持积极态度。有些人以本民族为中心，对本民族以外的成员采取排斥态度，有些则以个人为中心，对其它民族的成员采取容纳态度。在前者中，学习者强调民族同一性，不同民族成员之间容易产生分歧。而在后者，不同民族成员之间则容易达成一致。各民族团体成员之间的友好或不友好交流影响到他们对待二语的态度，而态度又影响了二语习得。[21]当学习者对另一民族成员持友好态度时，他们容易接受该民族的语言形式，二语习得容易取得成功；当学习者对另一民族成员持不友好态度时，他们就难以接受该民族的语言形式，二语习得难以取得成功。
上文论述了影响二语习得的四个主要的社会因素：（1）年龄；（2）性别；（3）社会阶层；（4）民族同一性。年龄因素与习得速度、习得内容、习得过程和结果密切相关。在比较男、女性二语习得的差异时既要考虑二者的语言知识，又要考虑在不同的学习场合他们如何运用这些知识。社会阶层对二语习得的影响与学习环境有关。民族同一性影响二语习得体现在本民族与目标语民族之间的文化距离、学习者对本族语文化和目标语文化的看法、不同民族成员的交往态度等方面。这些因素之间也会互相产生作用，根本上说，二语习得水平的高低是所有这些因素与社会条件和态度的共同作用。
所有数据均使用Excel和SPSS13.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对于计量资料，服从正态分布的数据用均数±标准差表示;若数据符合方差齐性要求，各组间差异采用方差分析（AN0VA分析）及LSD法进行多重比较;若数据不符合方差齐性要求，各组间差异则采用Kmskal-wa1lis非参数检验及LSD法进行多重比较。对于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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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G63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683（2019）04-0072-05
收稿日期： 2019-06-23
基金项目： 安徽省教育厅委托项目（SK2015A796）
作者简介： 石平（1963— ），男，安徽蚌埠人，蚌埠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校 边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