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粮食前景与战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粮食论文,前景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和《中国农村经济》编辑部于1995年6月16日在北京联合召开“中国粮食前景与战略”专家座谈会，就中国粮食中长期供求平衡问题及应采取的相应对策、措施，邀请有关专家各抒己见，深入探讨。中国国土研究会会长杜润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段应碧、全国政协委员刘堪以及有关专家共50余人出席了会议。现将专家的发言摘要整理如下。
中国粮食供需前景
1.粮食生产前景
今后中国人口将以每年1500万的数量增长，到2030年预计会达到16亿。同时，中国的经济将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会不断改善，吃肉增加，对粮食的需求随之增加。而因人口和经济增长，住房、工厂、交通设施等的用地将对耕地产生竞争性需求。因此，粮食需求增加和耕地减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可预见的现实。在这种情况下，大量进口粮食在政治上的可能性很小。故而只有在增加粮食总产的情况下谈粮食的进出口才有谈判余地。如果耕地减少不可避免，而粮食又要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那么，唯一途径是增加粮食单产。粮食单产增加应该没有极限。如：玉米单产本世纪初到现在增加了7-8倍，小麦单产增加4-5倍，水稻单产增加近3倍。50-60年代后，世界粮食单产趋于平稳。从1957年后，我国粮食播种面积是逐年下降的。但我们的粮食产量翻了几番，主要来自提高单产。如果科研资金有保障，那么，粮食增产前景是乐观的，解决10-20年后中国人吃饭没有大问题。
2.粮食价格
粮食增长前景是好的。但对我国粮食来说，不仅有总量问题，还有价格问题。如：1993-1994年，事实上粮食总量没有什么问题，但粮价波动造成了社会问题。这里面有结构问题，但若仅是结构问题，1993-1994年的粮价上涨的应是水稻，小麦和玉米价格就不该涨。总的来讲，粮价上涨主要不是供给问题。1994年粮食产量下降2.5%，价格却上涨了50%。历史上粮食减产2-3%是正常的，未出现过如此大幅的粮价上涨。1993年更说不通，粮食达到最高总产，价格还涨了30%。原因要从结构上看，更重要的是要从需求和流通上看。1993年11月份后的粮价上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不当干预造成的。1993年水稻总产只减了一点，但南方部分省区封锁市场，农民惜售，造成水稻价格大幅度上涨，从而连带引起小麦和玉米的价格上涨，虽然小麦和玉米都丰收。1994年货币工资增长过快，达36%，造成购买力旺盛。在这种状况下，粮食减产可能对粮价上涨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即使粮食不减产，粮价也会上涨。一个最明显例证是肉类价格上涨42%，食油价格上涨64%；但1994年肉类产量增长12%，食油产量增长10%，是这些年增长最快的。这总不能说价格上涨是由于增产幅度最快造成的。所以，1994年粮食或副食品价格上涨是由于货币工资增长过快。排除这部分因素后，1994年真正因粮食结构和供需不平衡造成的价格上涨程度很小。所以，我国粮食市场的稳定一方面取决于货币工资的增长幅度，另一方面取决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建立。从建国后的经验看，粮食年度增减不超过5%，一般是2-3%，供给是稳定的，而需求也是相对稳定的。但对于一个地区来讲，20%的增减都属正常范围。如果把粮食平衡越局限到小的地区范围，付出的代价就越大。因此，粮价稳定应在全国范围内来讲，不能搞市场封锁。粮食是土地密集型产品，而我国人多地少，因而必须按照比较优势原则来安排生产。对我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应立足于自己养活自己，适度进口粮食。但要给国际市场一个稳定的粮食进口预期。这样，等到进口时，粮价就不会上涨。
3.农民收入
考虑粮食问题必须联系农民收入。粮食主产区收入最低，粮食比较效益最低，那么，农民种粮没有积极性。即使有好的科研成果也推广不开。但靠政府解决农民收入不现实，只能靠消费者解决。这就要允许市场粮价有一定的上涨。同时，东部经济比较发达，种粮比较效益很低。如果东部还要相当程度自足，它的劳动力成本很高，增加投资的成本也很高。东部粮种得越多，中部粮价上涨幅度就越小，解决中部种粮积极性和农民收入就越难。所以，应允许东部少种粮，这样中部粮价就会上涨，就会增加投入；中部增加的产出当然不可能完全弥补东部减产的那一部分，但对粮食的需求有价格弹性。粮价上涨，需求就少了。所以，比较好的方式是，市场是统一的，市场粮价就会稳定；市场是统一的，就会按比较优势安排生产，就能解决农民收入问题、地区收入差异问题、中国长期的粮食供给问题。
我从粮食供求趋势上讲五点意见。
第一，关于粮食供求需要作一些分解性的分析和研究，笼统地讲供求可能讲不清楚。应作三方面的分解：①把粮食实物的供求平衡与粮价分开研究。目前来看，粮食生产问题不如流通问题严重。②粮食总量与品种结构问题要分开研究。③口粮与饲料粮，即基本的食物要求与改善人们生活的要求也要分开研究。
第二，从中国中长期粮食供求来看，总供给减少的危险应当说是存在的。①中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基本不可能改变，人增地减，人均农业资源减少。②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加速时期的经济快速增长阶段，农业要素的流失是特别有可能的，粮食的国内总供给减少也应当说是可能的。
第三，即使总量能平衡，由于品种失衡造成市场供给需求不对应的危机也是存在的。1994年水稻、小麦、玉米的产量同1984年相比增长了9.3%，已经低于人口增长。如果分品种来看，小麦增长了16%，与人口增长速度差不多；玉米增长了34%，大概是人口增长速度的2倍；而稻谷的产量降低了0.9%，比1990年历史最高水平的18933万吨低了1200万吨。从这个角度看，即使总量增加，只要结构不平衡，市场也不能满足需求。
第四，中国利用国际市场的余地不大。我们的缺口从国际市场来弥补，无论是从总量，还是从品种结构上讲，难度都比较大。当然，我不反对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大中城市适当扩大进口量，但整个国家的粮食需求靠国际市场能调剂多少是要重新考虑的。
第五，我不太同意一些同志提到的中国中长期粮食供求中口粮问题不大，饲料粮矛盾突出的观点。我觉得，至少从近中期看，口粮问题是比较突出的，饲料问题好解决一些。我觉得，从粮食需求角度或从粮食安全角度来看，口粮都是刚性极强的东西，没办法调节，饲料粮多少还可以通过消费政策、通过市场形成的价格水平进行调节和控制。之所以说口粮问题比较大，是基于如下两点：
(1)北方消费的主要粮食可以认定为小麦，但小麦长期以来就是不够的，我国的进口粮食以小麦为主，小麦的进口量约占到需求量的7-10%。
(2)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是大米出口国，但现在看，这一点很难再继续做到，大米同10年前相比产量是下降的，进入90年代，稻谷年产量减少了1200万吨，我国稻谷能不能保证基本自给也成了个大问题。既然作为基本口粮的大米和小麦都存在着供求紧张的问题，所以，我认为，至少从近中期看，口粮问题比饲料问题更突出。饲料粮问题我觉得数据很难把握，4000多万吨肉到底消耗了多少粮，谁也说不清。农业部说占粮食总产量的17%；何新先生说是8000万吨；郜若素和马国南在他们的书中认为是24%，并预言中国本世纪末要进口5000万-9000万吨粮主要作饲料。我觉得关键的一点在于：肉毕竟是改善和提高生活的一种标志，可以通过消费政策，通过市场供求形成的价格进行调节。我们现在的人均肉类占有量大概比日本都高。至少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资源制约上都应明确一点，口粮必须争取绝大部分自给，而饲料粮要更多地运用政府的政策来调控。中国人目前绝对不能吃那么多肉，供求问题必须同政府的消费管理结合在一起。
研究中国的粮食问题，我有两点想法：第一点是，应当说中国目前粮食的增长潜力还是很大的。除科技因素外，在购销体制的改革上潜力也很大。首先，按去年的粮食牌市价差0.25元／斤（实际上大于这个数）计算，农民等于白白上交了200亿元的税；其次，从化肥的供给来看，政府的承诺没有兑现，这是个大问题，进口化肥应是1600元／吨，但现在实际上大概没有低于2200元／吨的；国产化肥应是1400元／吨，现在实际上大概没有低于1800元／吨的，农民至少多付出300亿元。如果把这500亿元的利益差距适当调平，那么，农民还会有种粮的积极性，总量还可以增加。第二点是，中国粮食由品种结构、消费特性所决定，完全由市场调节很难做到。许多同志讲到了区域平衡问题，我觉得区域平衡除了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制约外，最重要的是品种问题。现在出现的品种失衡的危机更多地威胁到我国基本的粮食安全，威胁到口粮问题。当然，饲料问题还可以再测算，但我觉得今后5-10年之内可能更多的是口粮问题。
1.基本国情的变动趋势
(1)人口持续增长，到21世纪30年代达到高峰期。到2010年、2020年和2030年，根据国内外多种途径的预测，中国的人口将先后达到14.0亿—14.3亿人、14.7亿—15.4亿人和15.3亿—16.3亿人。以下对于粮食的分析，采用了最大人口预测数。
(2)耕地继续减少，到2030年降低到13.5亿亩。根据统计面积，1994年全国耕地面积为14.3亿亩，人均1.19亩。到2030年，每年耕地净减少面积控制在200万亩（每年减少耕地600万亩，新开垦耕地400万亩），人均耕地将下降到0.83亩。如果按实际普查面积，最低数字为19.8亿亩，到2030年耕地净减少1.07亿亩，降低到18.73亿亩，人均1.16亩。
(3)国民经济持续增长，人民购买力成倍增加。2000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2500元（1990年可比价，下同），居民人均消费水平达到1280元。到2030年，人均国民收入按每年平均5%的高速度持续增长，达到10800元，居民人均消费水平达到5040元，其中，用于食物的支出将达到1915元左右，恩格尔系数将由2000年的48%下降到38%左右。
2.粮食需求的增长趋势
(1)粮食的需求要纳入到总体食物需求以至整个消费需求的全局中进行系统分析。1993年人均直接消费的口粮已由1985年的253公斤下降到235公斤。到2000年将下降到213公斤，占粮食总消费量的比重将由1993年的61%下降到55%。与此同时，动物性食物和水果、油、糖的人均消费量则呈现很快的增长趋势。
(2)到2020年，中国人民的膳食营养结构将出现一个明显的变化，接近亚洲发达国家和地区人民的膳食营养结构和水平：人均每日供给热能基本维持在2600大卡，人均每日供给蛋白质80克，其中，优质蛋白质接近50%；人均每日供给脂肪78克，其中动物性脂肪占45%。
(3)到2030年，人均粮食消费量将基本上稳定在450公斤，人均直接消费的口粮将继续下降到接近日本人均125公斤的水平。人均肉类消费量基本稳定，禽肉和牛羊肉比重将继续有所提高，水产品和奶类消费量将继续有所增长。
(4)到2010年、2020年和2030年，粮食需求量中的38%、43%和50%将用做饲料。到21世纪前30年，增加消费的粮食基本上是用作饲料粮。因此，我们要以结构性变化效益观点来分析未来粮食的消费需求演变趋势。
(5)到2030年粮食需求总量将达到7.34亿吨。其中，口粮2.37亿吨，饲料粮3.67亿吨，其它用粮（工商行业用粮、种子粮、新增库存量等）1.30亿吨。
3.粮食生产供给的增长趋势
(1)到2030年，耕地面积（统计面积）将可能由1993年的14.3亿亩下降到13.5亿亩，但复种指数可能由现在的156%上升到160%以上，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达到21.6亿亩。其中74%用于种粮食，粮食播种面积为16.0亿亩。
(2)种饲料作物可以使复种指数超过160%以上。南方冬闲田面积有1亿多亩，华北地区通过改种饲料作物提高复种面积5000万亩左右。这样即可使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达到23亿亩，粮食播种面积仍不低于目前的16.5亿亩。
(3)到2010年，粮食总产量可能达到5.8亿吨左右。化肥使用量要求由1993年的14000万吨增加到19500万吨（折标准化肥），灌溉面积达到8.5亿亩，占耕地面积的62%。配合相应的投入政策和经济管理政策，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可能达到每亩350公斤。
(4)到2020年的粮食总产量可以达到6.6亿吨。到2020年，运用现有常规先进适用技术，化肥使用量增加到22500万吨（折标准化肥），灌溉面积达到9亿亩，占耕地面积的67%，配合其它相应的政策、投入、技术、管理措施，全国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每亩400公斤是可行的，总产量即可达到6.6亿吨。
(5)中国耕地的最大承载力是生产粮食8.3亿吨以上。
(6)到2030年粮食生产总量可达到7.34亿吨，如果把50%的饲料粮全部改种为高产优质饲料作物，即使仅运用现有常规实用技术，粮食年产也可以达到每亩450公斤。
4.粮食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分析
在保证相应的物质、技术、资金和有效的经济调控政策条件下，21世纪前30年可以实现粮食和主要食物的基本供需平衡。
(1)到2010年，粮食总需求量可能达到6亿吨左右，粮食总生产量可能达到5.8亿吨，缺口为2000万吨左右。这个缺口主要是占粮食总量38%的饲料粮食的缺口，一方面可以通过发挥结构效益来增加供给，另一方面可以进口2000万吨左右的粮食，这就可以基本满足粮食的消费需求。
(2)到2020年，粮食总需求量为6.93亿吨，粮食总生产量为6.6亿吨以上，缺口为3300万吨。这个缺口主要是饲料粮的缺口，可以通过调整粮食和食物结构、提高结构效益来解决。将占粮食总产量50%的饲料粮改种为高产优质饲料作物，这一项措施即可弥补这个缺口。也可以再辅之以进口2000万吨的粮食作为品种的调剂。
(3)到2030年，粮食总需求量增加到7.34亿吨，增加量主要是新增9000万人口的需要，但人均粮食需求量基本趋于稳定。到2030年，中国人口达到高峰值16.3亿人，但中国的土地承载力可以养活18亿人。
(4)要实现21世纪前期的粮食供需基本平衡，决非易事，需要付出相当艰苦的努力。要持续地提高粮食综合生产力，增加大量的资金投入和物质技术投入，转移2亿农村劳动力，改造9亿多亩中低产田，开垦1亿多亩荒地，兴建一系列农田水利工程，有效地支持农业科研、教育和技术推广工作，逐步建立和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合理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才能实现粮食的持续稳定增长。
到21世纪30年代，中国的16.0亿人口不仅能自己养活自己，而且能够由小康的食物消费水平进入到富裕的食物消费水平；不仅不会给世界增加粮食和食物的压力，而且将会对世界作出更多的贡献。
以下简要介绍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小组研究粮食问题的几点结论。
1.基本结论是从中国长期发展看，粮食需求远大于粮食供给，这是由于我国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过渡，从温饱向小康过渡带来的需求增长和人口增长这两大因素引起的。
2.从供给要素看，中国耕地面积下降，导致我们的方针从50年代中期的扩大耕地面积和提高亩产两条腿走路变为走提高亩产这一条路。
3.中国到2020年粮食还是有缺口的，但基本上能自给，自给率至少在90%以上。现在的自给率在97%和98%之间，1994年是98.5%。因此，我们属粮食高自给率国家，这一点必须向世界说清楚。基于以上现状，我们形成自己的基本国策，即粮食总量基本自给。
4.中国的国情也决定粮食区域基本自给。至于是省区基本自给，还是局部基本自给得讨论，因为贵州、青海很难基本自给。区域基本自给如何作，需要研究。中国地区差距、各地区间发展水平的差异性很大，因此，自给就不能“一刀切”。
5.影响中国粮食长期供给的因素主要是耕地和现代生产要素的投入，因为中国的农业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业，而是在有限耕地面积上现代意义的要素投入非常高的农业。
6.影响中国粮食波动的因素，一个是耕地面积特别是粮食播种面积增长指数，一个是受灾面积增长指数，一个是粮食的上年收购价格。根据对这三个变量的分析发现，第一个变量居主导地位，第二个的影响作用仅次于第一个，第三个又次于第二个。
7.我国粮食问题实际上是饲料粮问题，1990年全国城镇居民平均每人购买粮食130.7公斤，肉蛋奶21.7公斤；农民家庭平均每人消费粮食262公斤（原粮），肉类11.34公斤。这几年全国人均口粮消费一直维持在240多公斤，今后也不会有大的增长。如果以每年人均225公斤细粮计算，我国生产的粮食可以保证口粮供应；而我国饲料粮的需求增长是一个长期趋势，因为人均肉蛋的消费水平是随着人均粮食占有量的增加而逐步提高的。
8.由于我国长期粮食供需紧张，因而适当进口粮食作为一种补充和调剂是必要的。从国际粮食市场来考虑，进口1000万—3000万吨粮食，仅占国际贸易粮的3-10%，是有可能的。
陈锡康（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
我们对2000、2020、2030年全国粮食产量进行了初步预测，其结果，方案A（低）：2000年为9600亿斤；2020年为12500亿斤；2030年为13500亿斤。方案B（高）：2000年为10200亿斤；2020年为13500亿斤；2030年为14500亿斤。
预测方案A和B的共同前提是：继续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国家稳定、保护耕地，继续执行计划生育政策，2000、2020、2030年中国人口分别为13亿、15亿、15.6亿。其区别在于：方案B国家将切实贯彻执行向农业倾斜的政策，在种粮比较效益、农业投入和农业科技投入上与方案A有重要差别。
同时，我们用弹性系数法、热量法和食品需求法对2000、2020、2030年粮食需求量进行初步预测：方案C（低）：2000年为10200亿斤；2020年为13500亿斤；2030年为14500亿斤。方案D（高）：2000年为10500亿斤；2020年为14000亿斤；2030年为15600亿斤。
预测方案C与预测方案D的差别是，前者更好地贯彻在全国建立资源节约型消费体系的方针，节约粮食，适度控制对肉类消费的过快增长，实行中国式的膳食结构。
由此可见，中国人均粮食需要量有较快增长，2000年为785-808斤，2020年为900-933斤，2030年为930-1000斤，而粮食产量低于需求量。
从上述预测可以看出，中国2000、2020、2030年粮食将基本自给，有一定数量缺口，2000年、2020和2030年中国粮食的缺口预计分别为300亿斤、700亿斤和1000亿斤左右，中国粮食的自给率将分别为97%、95%和92%左右，中国将依靠发展本国农业来解决10多亿人口的吃饭问题。
目前国际市场上每年谷物出口总量约为23000万吨左右，中国的谷物进口量预计占7%（2000年）和21%（2030年）左右。
中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粮食产量将会逐步增长。其原因为：第一，农民占全国人口的70%，粮食生产是广大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也是赖以生存的基础，只能基本上依靠国内。政府要真正贯彻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方针，使粮食生产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产业。第二，中国发展粮食生产有非常大的潜力，如：中国实际耕地为19亿亩，比统计数字大34%以上；中国目前耕地中有3.6亿亩左右的中低产田，只要能投入资金和人力进行改造，粮食单产可获得大幅度提高；如能学习和吸取以色列发展节水农业的先进经验，中国农业对水的利用效率至少可提高一倍以上，灌溉面积可以有较大的发展。第三，农业科学技术将对中国提高粮食产量起重要作用。如果我国在发展农作物优良品种上投入更多经费和物资，发展以杂交品种为代表的优良品种，实行建立在生物工程基础上的种子革命，中国现有的粮食亩产有可能提高1/3以上。
为了使今后中国粮食生产保持每年平均增加140亿斤到150亿斤的速度，必须做到以下三点：第一，提高种粮的比较效益，为此，一方面要适度提高粮食价格，另一方面要逐步实行规模经营，发挥粮食商品率很高和土地生产率很高的种粮大户的作用，其前提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第二，国家在农业科技上投入大量资金，重点用于培植高产优质的作物品种。第三，切实提高农业投入在GNP和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重。
中国粮食问题的深层原因
1996-2010年我国农业发展遇到的问题与矛盾主要有：
1.土地特别是耕地资源不断减少，使得农产品的增长空间日趋变小。目前我国人均耕地仅有1.2亩。但是，问题更加严重的是今后15年我国的耕地还要继续减少。原因很简单，人均GDP要想从低收入国家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势必要越来越多地依赖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而这两大产业的发展必然会在要素配置空间上对土地提出新的需求，迫使土地尤其是耕地向二、三产业转移。这样，耕地减少便不可避免。这是因为，一方面我国的工业化自改革以来是在城市和农村两个层面上进行的。虽然城市的工业化经过40多年，其增长方式已经开始由粗放型转向集约型，但农村工业化才刚刚开始，仍处于外延扩张阶段。可以想见，由9亿多农民自发掀起的工业化浪潮，对土地形成的需求冲动要比当年国家发展工业化强烈得多。另一方面，长期以来，受传统计划体制和城乡户籍隔离制度的影响，我国的城市化一直滞后于工业化。今后，随着市场化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改革，城市化步伐必定会加快。特别是伴随着农村工业化将有一大批小城镇相继兴起，这势必要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导致耕地更加稀缺。以乐观的态度分析，在未来15年我国政府若能采取有力措施使耕地占用速度不再加快，每年耕地减少规模与改革15年以来的情况大致相同，那么今后15年间全国耕地还要减少6000万亩。显得易见，耕地的不断减少将把我国的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生产推到越来越狭窄的空间中，这给农业发展造成了严重威胁。
2.农业剩余劳动力过多，使得农业很难实现规模经营，直接影响了农产品商品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根据先行工业化国家的经验，当一国的经济发展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该国传统生产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转移任务已基本完成，此时社会劳动力供给开始出现了短缺。然而，我国情况与此完全相反。今后，虽然我国经济将步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但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仍将大量剩余。众所周知，我国农业领域中还存在着1.2亿左右的剩余劳动力，根据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推算，今后15年农村劳动力还要新增加1亿多人。如果二、三产业发展能吸收其中一半，那么，未来农业劳动力剩余总量仍有1亿多人。面对耕地不断减少，在农业尚存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其经营规模不但不能扩大，而且还有可能继续萎缩。
3.农产品生产成本不断上升，收益持续下降，农业的比较优势会随之很快丧失。从1978年到1992年间，我国粮食、棉花、油料和糖料（甘蔗）四种大宗产品的每亩物质生产成本分别上升了20.5、2.61、2.13和4.33倍，而同期四类产品的亩产量仅分别增长51.3%、37.3%、29.2%和44.4%。面对单位产品成本迅速上升的压力，农产品价格便节节上升。这就使国内市场的几种主要农产品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小。今后，这种变动可能还有加快的趋势。当国内农业比较优势丧失后，如果我们完全放开国内市场，我国的农产品价格就很难有大幅度上涨，相反，农业的生产成本却不受限制地增加，结果是农业的收益率急剧下降，经营农业很快就变得无利可图。
4.农业发展日益需要增加资金投入同今后资金高度匮乏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这将严重制约农产品的增长。我国农业发展已经发生了两个明显变化：一方面是活劳动投入对农产品增长的贡献开始明显下降，继续增加活劳动投入对农业发展的作用已变得相当微弱；另一方面以资金为载体的物质技术投入对农产品增长的贡献在迅速上升，对农业发展的作用也日趋显著。可以预料，在未来15年间，这种增长方式的转变将更加迅速。因此，资本和物质技术投入对农业发展会更加重要。但是，问题是这种变动趋向同我国未来产业结构转换将发生尖锐的矛盾冲突。在1996-2010年间，由于我国工业特别是城市工业发展很可能要全面进入产业升级和集约化经营阶段，显然这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这样，在资本配置上，工业与农业发展便形成了强烈的竞争关系。在全社会资金既定并有限的条件下，工业发展愈快，产业结构转移愈迅速，它所占有资金就愈多，相反，农业发展占用的资金便越来越不足。由此可见，今后15年中，只要工业长期保持过高的增长速度，农业发展必然会面临投入不足的矛盾。
樊纲（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中国农业所面临的最基本矛盾是农业产值在国民总产值中的比重趋于下降和传统经济结构下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过大的矛盾。
这一矛盾，在数量上集中地表现为农业人均收入与非农产业人均收入的关系上。20%的国民总产值由50%以上的农业人口（劳动力）分享，而80%的国民总产值由不到50%的非农人口（劳动力）分享，于是有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不等式：
农业人均收入(20/50)＜非农人均收入(80/50)。
正是这一最基本的不等式，决定了农民收入水平相对过低，决定了农民缺乏对农业投资的能力与动机，也决定了各级政府对农业投资的动力不足。
1.这个矛盾无法用持续提高粮价来解决。1994年，农产品的市场价格和国家收购价格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农民收入有了提高，但与此同时，工业品价格特别是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也有所提高，算下来，农民因价格变化导致的实际收入增长不过5%。类似的情况以前也多次发生。1979年以来，我国的农业生产周期与农产品的价格调整周期是密切相联系的。短期内粮价的调整和农民收入的增长，加上政府为对付农业生产下降而采取的一些行政措施和其他政策措施，有可能使农业生产在1-2年中取得一定的稳定增长，但这种效应只能是短期的。而且，仅仅通过提高粮价使农民收入赶上工人收入的增长速度，是不够的，因为只要工业投入与农业投入的回报率存在较大的差异，农民收入提高后还是不会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农业就还是不能实现持久稳定的增长。
一个重要的事实是：目前中国的主要粮食品种的国内市场价格已经相当接近于国际市场价格，粮价如继续上涨，不久就会达到国际市场的水平；而在一种开放经济的条件下，国际市场价格事实上构成国内价格运动的一个上限。这两年除了政府部门组织的粮食进口之外，沿海发达地区在粮价上涨后进口粮消费的大幅度增长，已说明我国的粮食价格上涨正在受到国际市场的制约。要想做到农产品价格在达到国际市场价后继续上涨，除非政府对农业实行严格的保护性政策，限制进口，以维持国内农产品的高价位。
更重要的问题是，作为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耕地极少的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已不是我国的比较优势。我们要想在较长的时期内保持增长的势头，加速资本积累，要利用和依靠的显然不是农业，目前从总体上看也不是高技术密集产业，而是建立在低劳动成本基础上的加工工业。而粮食是构成劳动成本的一个重要因素。不断使粮食价格提高，大大高过国际市场的水平，我们的要素优势很快就会失去，增长的势头也会减弱。
2.这个矛盾在难以靠增大政府对农业的投入、或增加对农民务农活动的补贴来解决。1993年狭义农业的投资总额（基本建设投资与更新改造投资之总和）只有25.5亿元人民币，只占全社会（两项）投资总额的0.37%，即使假定农村个人的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全部是用于狭义农业的投资，加到一起总额不过是147.9亿元，仅占全社会投资总额的1.18%。广义农业的投资1994年仅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9%，比1993年又下降了0.3个百分点。广义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加上水利业投资的总和，按现价计算1993年仅比1992年增长13%，增长速度大大低于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58.5%，若按不变价格算实际是负增长。如果要求（广义）农业的投资占社会总投资的比重与农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大体一致，就要将农业投资提高到3000多亿元（按1994年价格计算），即是目前水平的10倍。如果农民没有积极性投资，仅靠政府投入，这笔钱相当于目前财政收入的60%，显然是不可设想的。财政支出中农业支出所占的比重近几年持续下降，目前只占8%左右；而财政支出占国民总产值的比重又在不断下降，1994年又下降了4个多百分点，达到11.8%（1993年为16.2%）。当然，目前地方政府有大量的非规范收入未记入财政预算收入，但这些收入同样很少用于农业投入。总之，在目前情况下，靠政府提高农业投入，哪怕是增加一个百分点，都极为困难。增加政府投入，遇到了政府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实行收入转移支付能力较弱这一客观事实的限制。
另一方面，在我国农业目前的发展水平上，再增加粮食产量所需的投入却是越来越多了。我国的粮食产量，总产相对较低，但单位面积产量已不算低（约每公顷4400公斤），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约每公顷2800公斤）。今后，在没有重大科学技术突破的情况下，无论是增加资本投入还是增加劳动投入，要素边际生产率的提高已十分有限。这不仅意味着靠对农业投入的提高，已不大可能很大程度地提高农民的收入，仍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种田、发展农业的积极性的问题；而且意味着增加一点粮食产量所需的投资越来越多，为增加粮食产量所需付出的代价越来越昂贵。
解决中国粮食问题的战略和措施
1.根据推算，到本世纪末，我国粮食增产500亿公斤是很困难的。1978-1984年，约增产粮食1000亿公斤，年均约170亿公斤；1985-1994年，约增产500亿公斤左右，年均约56亿公斤。还有5年时间到本世纪末，要求年均增产100亿公斤。从近10年的情况看，我认为可能性很小。在这5年中，以一年平年、一年歉年、三年丰年计，这是很乐观的估计，则在丰年中年均应增产150亿公斤，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除非采取非常措施（即超经济措施）。
2.种粮动力不足，且越来越衰减，这种状况绝不是靠计算低产田的潜力等方法就能改变的，问题是种粮食越来越无利可图。不是说有了现代科学技术生产就可以上去了，而是生产者不愿采用这些技术。现在户均不足10亩地，粮食种植业与其他产业竞争，越来越处于不利地位。粮食生产者是非常理性的，就是在满足自食之后，尽可能地将资金、劳力等转移到其他行业。现在，单位劳动投入到非农业的收益是3，粮食是1，经济作物是1.5-2，因此，非要让农民多种粮食是没有道理的。每个人都在谋求利益最大化，为什么要求农民谋求利益最小化呢？这种状况能否逆转，希望渺茫。
3.到2030年，粮食供给短缺问题也解决不了。2030年，中国人口以16亿计，农业人口作一个相当乐观的估计，按30%计，就是4.8亿将近5亿。按18亿亩耕地计，户均耕地就是13-14亩。从总量上看，户均耕地面积增加了40%，从10亩增加到了14亩，但同样形不成规模经营。在这种规模水平上，综合投入、互补性生产同样很难安排。虽然中国粮食供给的潜力较大，如：新疆南疆的叶尔羌河流域引水工程是中国第三大引水工程（第一是都江堰、第二是杭嘉湖），借鉴了世界上所有引水工程的经验，包括我们的都江堰经验。工程搞得很漂亮，而南疆却有1亿亩可耕地闲置，每亩地增产300公斤不成问题；还有生物技术（基因调控）等可以算很大一笔供给潜力帐。但最后谁愿意用这些技术，是根本的问题。
4.尽管如此，中国粮食供给是否就会出现很大问题呢？我认为不会，有很多办法可以解决粮食供给不足，如：抑制需求，调整饮食结构，少吃一些肉，这就可以把饲料粮节省出来。另外，还有别的办法，可以考虑重新实行粮票、肉票等。对付短缺，中国人是有办法的，比世界其他国家的经验都丰富得多。
5.解决动力不足，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是当务之急。农民的组织如合作社、农协、农会和农民的利益息息相关，不是“两张皮”。日本、台湾等都有农协组织，在组织农业技术推广、销售农产品、购买农用生产资料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可以抑制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控制农产品价格波动等。但这不是短期内能够奏效的。我们现在有一种倾向，就是绕开一些比较难解决的问题，就像在一块板子上最薄的地方打眼，无济于事。这种思维方式应从根本上改变，要重新组织农民，使他们能够把农产品（包括粮食）的生产、加工、增值真正纳入农民组织控制的系统中，使其得到附加价值，弥补动力不足的问题。
组织问题是最核心的问题。如：今年的化肥，1月涨幅是28.5%，2月30.6%，3月大约就是32%，这种情况下，靠农民去对付生产厂家是无能为力的。农民没有组织，永远处于不利地位。这里有个实例：印度某地农民为了同牛奶加工商抗衡，自办了一个奶品加工厂，这个奶品加工厂本身是赔本的，因为它的规模太小，但农民并不是以此赚钱，他们只需要知道加工过程中每环节的各种经济参数，然后拿这些数字去和牛奶加工商谈判。如果不把农民组织起来，这种事情是做不成的。因此，非得把农民组织起来，否则农民在农产品销售中就永远处于不利地位。
从长期看，中国的粮食供需关系是不可能完全平衡的，但可以做到基本平衡。2000年的缺口在2100万吨—4000万吨之间（人口按12.8亿计算）；到2020年的缺口最多也不会超过7000万吨（人口按15亿计算）。从具体年度看，丰年可以平衡或略有节余，平年基本平衡或略有不足，歉年不足或严重不足。每年产量增减1000万吨是“刀口粮食”，多则余，少则缺。中国这个人口将到13-15亿的大国能保持粮食基本自给（自给率在95-90%以上），是因为粮食生产潜力巨大。办法是提高单产，从而增加总产，以适应需求的增长。但是，这种潜在生产力要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还需要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政府财政长期支持，开发、推广农业科技；二是要下决心改造农业，推行企业化经营，花四、五十年时间逐步把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转变为以资本为基础的农业。这是农业的根本出路。
依据我国的基本粮情，在粮食工作方针上一定要坚持全国一盘棋思想，反对各行其是；要维护统一的国内市场，反对地区封锁；要坚持统筹兼顾，全国安排，以达到以丰补歉，以余补缺，互通有无之目的。并且提倡科学用粮，节约粮食，反对浪费。在粮食政策上，要坚持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调节，粮食宏观调控权归中央政府掌握，当然也可以部分委托给省级地方政府，政府通过在粮食市场上的吞吐调节，稳定粮食价格。在粮食管理体制上，要坚持中央政府统一调控和省级地方政府分级管理。中央政府集中统一管理和使用储备调节粮和进口粮，用以调节粮食市场、供应和救济重灾区、统一制定粮食的收购保护价和销售最高限价或平价；统一制定粮食的生产和消费、商品供给和需求的总量平衡计划（包括长期的和年度的）；协调和组织省间粮食流通（通过全国性交易市场和传统交易）。省级地方政府管理和使用省级救灾储备粮和地方进出口粮（经中央政府批准的）；支付中央政府规定以外的价格补贴；协调和组织省内市县间粮食流通，并保证商品粮自由流出和流入，依法管理粮食市场和粮食企业，规范其行为；制定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粮食的生产和消费、商品供给和需求的总量平衡计划。中央粮食储备库直属国家粮食储备局；地方粮食储备库直属省级粮食厅（局）。
上面这些构想，不仅考虑到了市场经济国家对粮食工作的基本思路，尤其是总结了47年来粮食工作的基本经验和教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解放初期，当时实行的是国营商业领导下的粮食自由购销政策。从1949年4月到1950年2月曾有4次由粮价带头的物价大波动，上海粮价上涨60多倍，北京粮价上涨70多倍。头两次由于经验不足，平价抛售的粮食被私商套购，转手以高价销售或囤积居奇，坐等高价。于是政府就改变策略：暂停平价抛售，在一定时间内让牌价随市价向上浮动，直到与市价持平，同时在税收、信贷、资金管理等方面也采取相应措施。不到两天，市场粮价便开始回落。而且一泻再泻。第三次粮价大波动经过半个月即趋稳定。事隔四十多年，政府调节粮食市场的基本经验和教训渐渐被人们遗忘了！在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时期，我国人均粮食产量有19年不到300公斤，但政府能够做到紧张平衡或“走钢丝式”的平衡，靠的是全国一盘棋思想和统一的国内市场，靠的是中央集中统一管理粮食，通过统筹兼顾、全面安排，把余粮地区的余粮运到缺粮地区，保证了低水平的需求。这条基本经验也是应该肯定的。
近二年，粮食供需关系又趋紧张，粮价持续大幅度上升，已超过1989年最高点1倍左右。除了众所周知的通货膨胀、生产成本急剧增加和“圈地”运动等原因以外，主要就是对生产、出口严重失控和调节市场乏力。
大家知道，1989年下半年开始的粮价疲软持续了近4年之久，粮价特别是稻谷价大幅度下跌，早籼稻价格已低于定购价格。由于对粮食品种结构的调整没有计划管理和计划指导，南方14省稻田大幅度减少，早稻占了一半。1993年稻谷产量减少达4.6%，1994年继续减少。加上1992-1994年大米出口289吨，太多了，终于造成了大米供求严重失衡，南方14省1993年大米少购多销达1300万吨。两年来大米价格差不多翻了两番。国内市场粮价过低当然刺激了出口，但问题是严重失控，1992年到1994年谷物净出口796万吨，其中，玉米出口量达到3018万吨，1993年出口的玉米相当于全年定购的玉米。这是历史上所没有的，大大超过国内市场承受能力，造成了玉米供求严重失衡，价格持续猛涨，已超过国际市场价格1倍左右。这里说的是早稻减产过多，大米和玉米出口也过多，而不是生产不该调整，粮食不该出口。过就是失控的结果。面对着大米供给减少过多，玉米出口量过大的情况，国家手中尚有几千万吨专项储备粮和大量商品粮库存，如果调度得法，措施得当，运用解放初期平抑粮价的基本经验，粮价上涨幅度可能会小些。可惜国家抛售了一千几百万吨专项储备粮，不是通过粮食市场而是通过计划分配下去，而且又是按固定的平价。大量商品粮库存又是分散掌握在各级地方政府手中，起不了合力的作用。结果必然对调节市场的力度起抵消作用。
1995年粮食恢复净进口，如果可以保证常年产量，粮食供求严重失衡的状况会得到扭转，粮价会有某些回落。但是，我们不能老是“交学费”。现在已经到了很好地全面总结四十几年粮食工作的基本经验和教训的时候了。
1.关于增产粮食的对策。我统计了一下，现在专家们对农业提出的模式和名词大致有137个，这种情况说明大家都在探索解决问题，但我一直认为要找到灵丹妙药是不可能的，要有持久战的思想准备，现有的这些题目都没有“破题”。什么叫农业发展破题了呢？就是在现阶段政策上不大幅度提高价格而又能始终保证农民有较高的生产积极性。提价的路已经走不通了，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方法能不能由提价式变为降耗式？所谓降耗式，就是通过政府对共同机械、水利设施、技术推广等的补贴来降低生产成本，在不提价的情况下，农民也有收入增长，从而刺激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各级政府要都拿出一些钱来作补贴，变现在的口号农业为技术农业。技术上破题的难点在于能否不增加投入而又能提高效益，看技术上到底还有没有潜力可挖。如果谁找到了这种方法，那就可说破题了。比如说，我国现在化肥的有效利用率只有30-40%，灌溉水的利用率也只有30-40%，这与国外是没法比的。如果化肥的利用率提高10个百分点，就可节约120多亿元。国家应当拿出资金支持科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如果技术上破不了题，那么政策上一定要破题。我个人支持省长负责制，而且我认为，中国农业下一步改革，近期看就是要搞第二次承包，即：第一次包给农民，第二次包给省长，搞规模经营加二次承包，把中央发展农业的担子卸到各产粮省去，缺粮的省可以把资金投到粮食多的省建基地，政府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业上去。工业上去了，余地就大了，到国际市场买粮的能力也有了。如果工业上不去，只谈农业，那么，这个题破不了。工业的发展要抛开现在这种外延型模式，向内含型、效益型方向发展，不要再铺新摊子，以科技提高国民经济的质量和效益。当然这样做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度也很大。
2.关于实现粮食供需平衡的措施。从资源和技术上看，我国2030年人口到16亿时，我保守地估算了一下，粮食总产绝对可以达到7亿吨，人均占有435公斤。但这仍是一个低水平、高难度的指标，如要达到，必须从“开源”和“节流”两方面做文章，双管齐下。
我认为，“开源”途径有8条：①提高现有耕地的复种指数；②挖掘单产潜力；③充分利用37亿亩草原；④开发南方7亿亩草山草坡；⑤开垦宜农荒地；⑥开发0.5亿亩沿海滩涂；⑦开发利用2500亿公斤农作物秸秆饲料；⑧充分发挥科技的潜力与作用。
“节流”的途径有7条：①引导消费，减轻粮食压力；②优化饲料结构，提高饲料报酬；③减少粮食收获后的损失；④发展果酒，减少白酒，降低粮食消耗量；⑤防治农作物病虫害，减少损失；⑥推广节水农业、旱地农业技术；⑦采用先进施肥技术，提高化肥利用率。
还要建好资源与技术两个基础，建好这两个基础的前提是政策与投入两个杠杆要过硬。
粮食产量达到7亿吨，意味着总产要比现在提高50%，而在耕地减少的情况下，单产必须要提高80%。从过去45年看，我国单产增加了303%，在未来的30年内再提高80%应当是有可能的。但要看到，1949年以前粮食单产由62公斤提高到68公斤用了1000年的时间。近50年来，世界农业的发展主要靠技术进步，现在的技术处于相对停滞阶段，全世界技术必须再有突破才能上个更高的台阶。中国农业要上个新台阶，必须抓好十大技术体系的研究与推广，即：①加强农业宏观研究；②抓好克服旱、涝、盐、碱、薄（土地肥力低）五大障碍因素的关键技术的开发与应用；③抓好不同类型区域农业现代化综合示范工程；④促进动植物品种的良种化；⑤种植技术模式化、规范化、系统化；⑥加速动物饲养高技术化、工厂化；⑦建立健全重大病虫草害及自然灾害的预报与防治体系；⑧加强资源节约性农业技术开发与应用；⑨大力扶持制约农业发展的薄弱环节及空白领域的研究；⑩强化农业基础研究与高技术研究，力争取得重大突破。
当代中国粮食危机问题，是国家在走向市场经济过程中必然要发生的。要从一个比较长远的发展的观点去考虑这个问题，需要提出一个新的思路。其理由是：
中国粮食年总产量在10年前就已上升到世界第一位。现在，年生产能力在4.5亿吨左右，到2000年，年总产量可达5亿吨左右。但是，粮食产量每年大约2%的增幅，仍远远跟不上每年7%左右的粮食消费增长，这是食品价格近年大幅度增长的基本原因。在未来数十年，中国的人口将继续增长，在农村工业化的进程中，大批农民将流出农村，由粮食生产者转变为商品粮的消费者，而由于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及城市建设用地之蚕食，可耕地仍将逐步缩小。
提高粮食价格，既有刺激农业生产的正面作用，也有带动物价全面上涨之负面作用，像日本、韩国那样采用政府补贴的方法，弥补工农业生产率越来越大的剪刀差，对于农业生产条件很差，拥有8亿农业人口的中国来说，是行不通的。
目前中国的粮食战略，仍继承50年代制订的“自给自足”战略，粮食进出口基本平衡。对这一战略现在有必要重新审视。需要考虑的问题是，我国是否可以利用周边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土地资源及过剩农业生产能力弥补中国农业资源之不足，而中国则以劳动密集型产品——轻纺工业产品、电子工业产品、工艺品与之交换。从国际经贸协作的发展趋势看，当中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迟早将受到发达国家要求开放农产品市场的压力。
因此，在设计解决未来粮食问题战略时应考虑的两条主要思路是：
(1)进一步动员国内农业生产能力，保障城乡人民基本口粮及战略储备粮的需求。现提出以下八点建议：一是继续加速发展乡镇企业，使农民都能够从非农业那里拿到一份收入。事实已经证明，发展乡镇企业，是缩小农民和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最经济、最有效、最快速、负作用最小的办法。二是设法增加农民的多种经营收入，以补粮农收入的不足。三是大幅度增加政府对农村智力的投资，包括增加农业科技投资，增加农业技术推广、普及、教育的投资，增加基础文化教育的投资及其它文化投资。四是有计划地向城镇第二、三、四产业疏散农村劳动力。五是减少农业人口，促进可耕地在务农户手中的相对集中。由于中国目前的大部分耕地地块面积小，机械化耕作程度低，因此，要提高农业经济效益，这是一条必由之路。六是政府为支持农业必须提供长期优惠贷款，发展农业生产资料产业，满足农民对农业生产资料的需要。七是逐步提高粮食的收购价格，以国内农业保障城镇人口基本口粮及储备粮的供给。八是由政府统筹安排，大幅度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包括对水利、电力、交通、电讯、农产品储存加工的投资。
(2)解决我国农业资源不足的问题，应考虑利用国际农业资源。是否可以考虑通过国际合作和国际投资的方式，在我国境外建立饲料及工业用粮生产基地，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南美（包括古巴）等自然条件优越之国家。这些国家人口稀少，国土宽广，有较大的过剩粮食生产能力，在战略利益上与我国无重大的利害冲突。具体方案可考虑：由中国的外贸公司和出口国的农场主签订合资合约，长期合作，生产供给中国市场的饲料及工业用粮；由中国政府将进口配额直接批给这些外贸公司，配额量保持长期稳定。
在中国国内市场的进口份额中，科技及工业品有随中国工业科技能力提高逐步减少的趋势，而粮食及农产品则有随国内需求扩大而逐步上升的趋势。估计在若干年内，以饲料及工业用粮为主的农产品进口，可能将成为中国最大的进口项目。在建立上述农产品进口合作关系的同时，中国可考虑同时要求合作国家接受以输出劳务方式配置农工，输出劳务。利用沿海港口运输条件之便利进口饲料粮及工业用粮，应是解决沿海人口密集之发达省一部分食物需求的一个成本较低的办法。
最近，我们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进出口状况进行了初步分析。自1979年至1994年的16年间，我国进口粮食19765万吨，出口粮食10767万吨，净进口8998万吨，平均每年净进口562万吨。16年间，11年净进口，5年净出口。
基于16年间我国粮食国际贸易的实绩及21世纪以后供求态势的变化，参照国际谷物市场的走势，依据国际公认的粮食安全保障原则，实现下个世纪我国粮食供求平衡的基本战略，似应定为“国内基本自给，国外适度调剂”，国际市场依存度可在3-8%之间。其理由是：
1.关于国际市场货源问题。自1980年至1991年间，国际粮食市场总容量大致在2.1亿吨—2.3亿吨之间，其中85%由发达国家所控制。这个格局估计将持续下去。问题在于发达国家今后到底会有多少粮食能拿到国际市场上交易。对这个问题，一些国际组织及粮食贸易界自1990年初就开始进行研究，但迄今尚未得出最后结论。一种估计是，国际贸易量将会增长，但增幅不会太大，本世纪末不会超过2.5亿吨。另一种估计是，非但不能增长，反而将出现减少的态势。国际农经界许多专家认为，1994年12月通过的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农业协议，将对主要粮食出口国的生产及贸易产生重大影响。加上自1980年底开始，欧美大力推广环保型农业体系，导致粮食作物收获面积下降，世界粮食收获面积已由80年代初期的7.18亿公顷减至90年代初期的6.99亿公顷，估计今后还将继续减少。
2.关于“粮食武器论”问题。80年代，“粮食武器论”曾喧腾一时。美国以粮食为武器对原苏联实施禁运，以示制裁。虽然最终的结局与美国的愿望相反，但“粮食武器论”这一概念在人们头脑中依然记忆犹新。在冷战时代，粮食做为武器的效应可能不会太大，但冷战结束后，其效应到底有多大，目前仍然是一个未知数。有的专家认为，冷战结束后，卖方以粮食作为武器制裁买方的事态将不大可能出现，理由是今后总趋势是贸易自由化。而另一些专家则认为，过去40多年，国际粮食市场是买方市场。在买方市场的前提下，粮食竟然能成为武器。可想而知，今后变为卖方市场后，粮食作为卖方武器的可能性大增，人们不可不警惕。
3.关于港口吞吐量及运力问题。到本世纪末，我国海陆空口岸的货物量将增加1倍。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内各地区物流将日趋频繁。因此，尽管交通运输设施状况极大地改善，但也必须超负荷运转。在超负荷运转的港口装卸及陆路运输中，到底能留给薄利的粮食多大份额，目前很难预测。据1992年统计，在铁路15.2亿吨货运量中，粮食为6409万吨，占4.2%；粮食水运量为2012万吨，占水运货物总量的4.8%；铁路日均粮食装车数为2919车皮，仅占整个货物日装车数的3.9%，只相当于煤炭日装车数的9.9%。由此可见，目前，粮食在海路、陆路运输中均占较低比例。1992年港口吞吐进出口粮食总量也仅为2539万吨。可想而知，今后若大量进口粮食，港口及陆路运输将成为瓶颈，难以承受巨大的压力。况且，目前粮食专用码头很少，粮食专运货车亦不多，改建与新建专用码头、制造大量运粮车需巨额资金。若将此笔资金投入到促进国内生产中，应当说是一个切合实际的选择。
4.关于进口结构与布局问题。我国近16年进口的大宗谷物是小麦，约占总进口量的80%以上；而出口的则是玉米，约占出口总量的近90%。从今后发展趋势看，小麦继续大量进口将在所难免，而玉米大量出口将十分困难，理由是国内需求激增。尤其是南方稻区14个省、市、自治区的玉米供给，目前就已出现“等米下锅”的严峻局面。
解决南方稻区饲料问题，大致有四条路可供选择。一是“北饲南运”，二是就地扩种玉米，三是发展饲料稻，四是适量进口。在这四种选择中，对水稻生产影响最大的是第二、三种选择。进入90年代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徘徊的主要原因在于南方稻区的稻谷减产。因此，我国今后稻谷生产态势，不仅影响本世纪末粮食总产指标的实现，也将波及国际大米市场。
与小麦、玉米市场相比，国际大米市场是最脆弱的一个市场，其脆弱性主要表现在交易量少，价格波动大，自80年代至今，国际大米市场的交易量大致在1200万—1500万吨之间，只相当于我国总消费量的1/10。由于交易量少，故而价格反应敏感。
由此看来，如何确保我国大米不进口或极少量进口，如何使我国粮食进口结构及布局更加合理，是我们研究的重要课题。
从我国粮食生产重心逐步向中西部、北部转移的现实出发，为保证南方稻区的水稻生产，解决其饲料问题，缓解国内交通运输压力，似应将“北粮南运”及“北出南进”两大方策结合起来统一考虑。北方一些粮食生产大省除南调外，要相应考虑出口问题。而南方则可选择利用国内及国外两块资源的办法，适当由国外进口饲料。
自1961年以来，我国一直在国际市场上购买粮食，年进口量一般接近1000万吨，最高年份达到1500万吨。我们也出口一些粮食，但多数年份是净进口。最近几年我国大量出口玉米（1993年出口1100万吨，1994年874万吨），成为粮食的净出口国，但1995年上半年基本上停止粮食出口，又成为净进口国。而且进口的品种也起了变化，长期以来我国主要进口小麦（一般约占粮食进口总量的90%），1995年上半年大米与玉米的进口量大幅度增长。
中国经济的发展不能离开世界，中国的经济要同世界经济互接互补，以更有效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在粮食方面，应继续多年来实行的适度进口的战略，进一步利用世界农业资源为我国经济现代化建设服务。但有效地做到利用世界农业资源，必须考虑两个问题：一是国外的粮食资源可供我国利用的余地有多大，二是我国利用国外粮食资源的能力有多大，具体地说：
第一，要对世界粮食今后的供应能力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即：世界上究竟有多少粮食可供我国进口。现今世界粮食的总出口量约2.1亿吨。从世界粮食供需前景来看，有可能增长一些，但增长的幅度不会大。我国不可能无限度地大量进口，进口如超过5000万吨，就很难在世界市场上如数买到，而且会导致粮价剧涨等不良的影响。如果中国粮食供需缺口扩大到1亿吨，则不论哪个国家，甚至全世界都不可能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
第二，对我国粮食的进口能力应有接近实际的估量。主要是进口付汇能力与港口装卸和运输能力。如果我国大量进口粮食，付出过多的外汇，这势必减少必需的设备和技术以及工业原材料的进口，影响经济建设的速度。从长期看，我国仍是一个外汇短缺的国家，对外贸的依存度很高，虽然当前外汇储备比较高，但我国外债的余额已超过1000亿美元，将进入还本付息的高峰期，因此，对进口付汇能力应有恰当的估计，决不能盲目乐观。我国港口装卸和内陆运输能力也是有限的，目前我国的全部粮食运力最多为2000万吨，今后可以扩大一些，但要增加到5000万吨以上，难度是很大的。
根据以上初步的分析，我个人的看法是：
第一，我国利用世界资源是受到国内外一定条件的制约的，不是想进口多少就能进口多少，依赖进口粮食来解决中国的粮食问题是不现实的。必须根据国外资源供应的可能有效地加以利用。从我国粮食的供需平衡上看，不难做到90%以上自给。余下的部分仍可在国际市场上进行调剂补充，在进口品种上由口粮逐渐转向饲料粮。
第二，中国粮食的供需缺口将长期存在，进口粮食也是长期的趋势，而且进口量有可能逐年有所增长。为保证粮食稳定进口，价格不出现急剧波动，同主要出口国签订长期供粮协议对我国较为有利。
第三，扩大创汇农业的产品出口，增加外汇收入，以减轻大量进口粮食付汇的压力。近20年来，我国传统的粮油等大宗农产品出口逐年减少，而非传统的蔬菜、水海产品、畜产品、各种加工食品和特产品等创汇农产品的出口显著增长。这抵补了传统农产品出口的减少，保持了农产品长期顺差的态势，今后应继续加强创汇农业，扩大出口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