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特邀顾问、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认为，对通缩不可估计过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社科院论文,著名经济学家论文,顾问论文,刘国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社科院特邀顾问、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在近日召开的“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秋季座谈会”上指出，对当前我国经济中存在的通货紧缩现象，既不可不以为意，也不可估计过重。应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切实措施解决好改革和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通缩目前尚属轻度
刘国光在分析近年来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时指出，我国目前存在的通货紧缩还是比较轻度的。对于这种判断，刘国光强调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其一，物价总水平下降的持续时间尚不过两年，而且下降的程度也仅仅限于负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三的范围，这与历史上几十年的长通缩和百分之十几、几十的通缩幅度的案例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其二，这次物价总水平的下降有其合理的方面，它是对前期高通货膨胀的一种矫正，前期通胀率曾经高达百分之二十几，现在的通缩率也不能相比。同时这次物价下降是对前期盲目投资、重复建设形成的传统产品供给过剩和供给结构扭曲的一种反应，也是由于我国经济已经深深融入国际经济，国内价格受到国际价格水平抑制的一种表现。其三，从伴随着通货紧缩的实体经济态势来看，这两年我国经济增长率虽然仍处于连续数年来的下滑趋势之中，但仍然保持较高的位势，这是出现严重通货紧缩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案例所未见的。对此，刘国光指出，对目前出现的通缩现象不可估计得过于严重，估计过重，就会乱下猛药，诸如用强通货膨胀的办法来治理通缩，下药过猛，必然带来更难治愈的后遗症，如可能出现的较长时期的滞胀，等等。但刘国光同时指出，我们不能因为目前的通货紧缩还是轻度的而予以轻视，不以为意。因为目前通缩的持续和加深，不利于经济预期的改善，并将加重企业经营、经济发展和劳动就业的困难，从而影响社会稳定的大局，必须认真对待，妥善解决。
治理通缩应“双管齐下”
在分析通缩成因时，刘国光指出，学术界大体存在两种主要观点即“货币供应不足”论和“实体经济对货币资金的需求不旺”论，这两种观点各有其道理也存在缺陷。刘国光认为，“真理还是在两个极端之间”，就是说，通货紧缩既有货币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实体经济方面的原因，而且这两方面是密切相关相互连动的。所以，治理通货紧缩必须“双管齐下”，既要继续抓好财政货币政策，又要切实解决实体经济中的相关问题。刘国光提出，从实体经济的角度看来，影响物价总水平持续下降的直接原因在于社会总供给超过总需求，那么引致这种供需总量不平衡的原因究竟在需求方还是供给方呢？对此人们的看法是有分歧的。他指出，前些时候人们更多强调需求不足，更多考虑如何解决需求不足方面的问题，从短期调控来说这是必要。但造成供需总量不平衡不只源于需求不足的原因，也还有供给过剩、供给刚性方面的原因。因此从中长期调控的前景来说，有必要重视供给方面的问题。
扩大需求仍需努力
刘国光对需求的三大部分内容作了详细的分析。他指出，90年代中期我国经济向买方市场的过渡尚在潜行中，过剩能力的累积尚在形成之际，出口外需连续几年强劲的增长推迟了内需不足矛盾的显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引致了出口外需下降，向我们提出了扩大内需的任务，并且把扩大内需上升为一个长期的战略方针，这对于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来说是很必要的。但对增加出口外需我们仍需千方百计争取，主观上的努力加上国际经济形势的好转，使我们有可能从出口外需的回升上缓解内需不足和经济增长遇到的困难，最近几个月出口势头的回升了证明了这一点。
关于国内需求方面。刘国光认为，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初始阶段比较着重投资需求的推动，今年起则进一步同时注意推动消费需求，这是一个正确的举措。因为没有最终消费需求的拉动，投资需求最终也会受阻。相比而言，国内两大需求中，消费需求的增长相对稳定，不易发生急剧的变动，而投资需求则上下摆幅很大，其振动幅度的影响也大。正如去年下半年财政投资上去了促进了经济的止降回升后，今年三四月份因出现了投资增长的断层，带来了经济增速下滑的结果，这要等新一轮国债投资的投入后，才有望得到缓解。对此刘国光提出，针对投资需求易变的特点，对投资要有一个较长时期延续均衡的安排考虑，这是今后宏观调控中必须注意把握的一件要事。
刘国光进一步分析认为，投资需求本身近年来遇到的问题是中央集中包揽的政府投资没有能够带动地方、企业和民间投资，投资领域局限于产业链条比较短的基础设施部门。今年进一步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对此偏向做出了调整，更加重视带动和启动民间投资，并将投资拓宽到技术改造、装备制造等更宽阔的领域，这一调整措施不仅对于扩大内需，而且对于改善供给结构都有积极意义，应该从各方面努力落实，坚持下去。
在消费需求方面，刘国光指出，今年政府对提高城镇居民收入采取了多项措施，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影响居民消费需要的不仅仅是收入水平，更重要的是收入和支出的预期。在这方面还要考虑其他新的配套措施，以缓解居民对增支减收或支大于收的预期顾虑。他提出一个可以考虑的有效措施是，增加城镇居民收入可以从每回一次性行政性的涨工资增补贴的办法，改为明确宣布按经济增长的一定比例连年增加的办法。另外，妥善地实施社会保障和福利体制的改革，对居民因改革而增加的支出进行货币补偿，这对于稳定居民的收支预期来说是很重要的。这方面需要的资金我们要广辟财源，其中一条可靠的财源是国有资产存量的处置和国有股份的出售，这是一个很大的财源，这也是进行国企改革绕不过去的问题。
刘国光强调指出，无论内需还是外需，仅靠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来启动是不够的，因为它们还受到现存体制和环境的制约，处处遇到市场机制和微观基础不完善的障碍，没有配套的深化改革是不行的。
改善供给事关重要
谈到供给方面的问题时，刘国光指出，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供给刚性，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多年来在粗放式增长方式下低水平重复建设形成的过剩生产能力、无效供给和结构扭曲，由于市场缺乏淘汰机制、企业缺乏开发创新能力而得不到及时有效地矫正。这样形成的供给刚性限制了需求对供给的导向作用，也限制了供给本身创造需求的空间。近年来对于纺织、煤炭等行业过剩和落后的生产能力进行的行政性压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在克服供给不能适应市场需求变动的刚性，建立灵活而健全的供给自调节机制方面，还需要在微观基础的塑造和市场机制的完善上做出艰辛的努力。刘国光说，最近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塑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微观基础，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政策措施的贯彻实施，将会大大提高企业的开发、创新和竞争能力，这不仅有益于改善供给，而且有助于促进需求，如“三大包袱”的消解，资本市场的开拓，等等。所以按照四中全会精神抓紧落实国企改革和发展的各项措施，是至关重要的。
刘国光指出，与改善供给有关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结构调整问题。当然经济结构调整的意义也不仅仅限于完善供给方面，它越来越成为影响经济全局的突出问题，因为经济生活中的一些深层次的矛盾都与结构问题有关。刘国光提出，调整结构要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进步为动力，要敏锐地把握世界科技进步加快和国际经济结构重组加速的新趋势，着眼于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能力，促使企业经营适应国内外需求的变化，促进产业、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并妥善处理解决技术进步、结构调整同劳动就业的矛盾。为此要继续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改造和提高传统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尤其要加快发展那些能够吸纳更多劳动力就业的第三产业、民间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技术以及以工代赈的城乡公共工程，等等。刘国光特别强调地指出，这对于目前下岗问题日趋严重，劳动就业压力不断增大的中国来说，是关系人民生活和社会稳定的一个重大问题，千万大意不得，在结构调整中一定要放到十分、百分、千分、万分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