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工作探讨
中国地级市人大主任群体身份特征分析
□ 王 勇 许永晶
一、研究的缘起
地方人大常委会主任（下称地方人大主任）是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领导者，对于推动地方人大依法行使职权、实现党的主张与人民意志相统一、中央方针与地方实际相结合担负领导职责，起着“掌舵”作用。有鉴于此，理论上应重视分析地方人大主任这一角色。由此首先引发思考的是，地方人大主任究竟显示出怎样的群体性身份特征？
既有为数并不多的地方人大常委会相关研究文献基本上侧重于制度层面，鲜有关注人的层面，因此几乎不曾涉及这一主题。例如一些文献置身于民主与法治的宏观制度立场，探寻地方人大常委会设立的意义和作用[1]，提炼地方人大常委会立法审计机制所彰显的民主与理性决策模式[2]；思考如何进一步完善地方人大常委会制度[3]，以及分析人大常委会公民参与机制及其法治保障[4]等。另一些文献则重在研究人大常委会单项制度安排及其程序机制，例如研讨地方人大专门委员会的功能设计及其监督实践[5]、地方人大常委会监督政府专项工作[6]、地方人大常委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程序[7]、省级人大常委会会次和会期制度[8]。概括而言，这些文献多系出自宪法学者，因而均着眼于具有先决意义的地方人大常委会制度层面的建构与完善，理论意义应予肯定。但制度归根结底是由人设计、创造和选择的，固然应重视制度层面的分析，体现能动性的人的因素也不该被研究者所忽视，其中就包括对于地方人大主任群体性身份特征须作出探析。
无法在一定时间范围内用常规软件工具进行捕捉、管理和处理的数据集合，需要新处理模式才能具有更强的决策力、洞察发现力和流程优化能力的海量、高增长率和多样化的信息资产。大数据既不是产品，也不是技术，更重要的是一种现象。在互联网时代，用户为信息库的不断注入，信息的累计，形成海量的信息资源，基于互联网平台，数据不断为人类所利用，并且总结相关规律，是宝贵的信息资源。本文基于大数据时代的新媒体融合，在大数据时代，新媒体迎合用户需求，冲击传统媒体，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是大数据时代的必然之举。
目前，学界针对领导人员身份特征的研究，主要见之于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著名大学校长、学会负责人等群体，领导人身份特征被相关文献具化为性别、年龄、工作单位、职务等可及性指标。本文中，结合地方人大主任一职的政治意蕴，将地方人大主任群体身份特征实际理解为社会特征以及政治特征两大类别，前者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学历、专业等指标，后者包括党派归属、职务安排（是否兼任同级党委书记）、任职路径等指标。由于地市级在中国行政序列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是将宏观决策转化为执行事项的中间环节；地级市人大数量规模相比省级人大、县乡两级人大，亦处于适合分析研究之用的居间状态；更主要的是，2015年3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决定，赋予所有设区市地方立法权，这使得我国享有地方立法权的主体在原有31个省(区、市)和49个较大的市基础上，又增加274个，其中绝大多数为地级市，这使得地级市人大及其立法工作的重要性陡增，相应也必将对其领导人员提出更高的工作能力和专业素质要求。正是基于这些方面的考虑，本文选择以地级市人大主任为研究目标群体，收集、分析这一群体身份特征各项指标，据此，不仅可以为形成对地级市人大主任身份特征的总体性认识提供参照，亦可以为地级市人大乃至其他各级地方人大主任候选人的组织推荐工作提出相应思考和建议。
二、地级市人大主任身份特征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受经济、社会与政治等因素所驱使，地级市数量一直处于变动状态中，但进入本世纪以来逐渐趋于稳定。根据民政部网站所提供资料，截至2019年2月，中国大陆除地级省会城市外，总计有302个地级行政区，去除30个自治州、7个地区和3个盟，余下共有261个地级市。本文主要经由百度、各地级市人大网站等网络渠道，查询各地级市现职人大主任个人简历，进而提取其中的身份特征信息（包括性别、年龄、学历、专业、党籍、兼任同级党委书记情况、前一职务状况等）逐项作出统计与分析，统计具体时段为2019年4月20～30日。其中，有少数地级市人大主任在其身份特征某一两个指标上存在资料缺失的情况，在具体统计分析过程中将予以交代。
响水曾有“苏北兰考”之称，是省12个重点帮扶县之一。按照新识别标准，“十三五”期间全县共有建档立卡低收入户18148户51399人和22个省定经济薄弱村。近年来，在省市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坚持系统思维推进脱贫攻坚，把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与推进“四化同步”发展紧密结合起来。2017年底全县低收入人口脱贫率达52%，经济薄弱村达标率达82%，在全省12个重点帮扶县考核中列第一方阵。今年力争全县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低收入人口全部脱贫，所有经济薄弱村全部达标。
（一）社会特征
1.性别分布
进一步分析（表5），本地干部出身的地级市人大主任中，前一职务为市委书记者最多，共86位，在总共261位地级市人大主任中占比33%，就地平调为同级人大主任，有可能表明这部分人员已步入波澜不惊的仕途最后一站，但曾作为地级市“一把手”的经历，却也可以为其担任同级人大主任提供良好的权威资源。由市委副书记、副市长、普通市委常委以及其他地厅级官员转任本地人大主任者计有170人，在261位地级市人大主任中占比65.1%，这体现出地级市副厅局级官员晋升为人大主任乃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安排，由于提升了半个行政级别，有可能对于这部分人员积极履行地级市人大主任职责产生激励作用。
意料所及的是，我国地级市人大主任任职者性别分布正体现出男女间的巨大反差。在所分析的261位地级市人大主任中，男性共有245位，占有压倒性的多数（93.9%），女性比例仅为6.1%，地级市人大主任因此是一个十足的“男性职场”。这一情况并非个例。整体上，中国女性官员尤其是局级以上女性领导较为稀缺，例如省一级行政首长配备，女性比重自1982年以来一直维持在近3%的低水平上。就此，国务院也曾于2011年印发《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提出县级以上地方政府领导班子中有1名以上女干部，并逐步增加；积极推动有关方面逐步提高女性在全国和地方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政协常务委员会中的比例。该《纲要》实施以来，各级各地党政班子包括人大机构领导人员中，女性比例确有持续增长。但一方面《纲要》仅属于倡导性质，对于女性干部配备所提的是数量而非比例要求，因此效力自然打了不少折扣。另一方面，现实生活中，女性领导即便增多，也是担任副职多，正职少；任职于一般性社会管理领域多，如教科文卫，在党政“主干线”任职的较少。根本而言，女性在责任履行和公众期望中确乎存在诸多限制，不自觉地因性别因素形成无形障碍，导致女性职务晋升无法上升至一定水平之上[12]。
其二，《报任安书》中谈到司马迁遭腐刑时，《史记》是“草创未就”。既云“草创未就”，至少是大半未成。史公太初元年(前104)开始作史，至天汉二年(前99)被陵祸，已经五年，而犹言“草创未就”，那么天汉二年，到太始元年(前96)才三年时间，余下的大半就那么快地写完了么？是可怀疑。就是到了太始四年(前93)也就接近征和年了，而若《报任安书》写于征和间，那么上距被陵祸就过去了七八年，从时间上说，或许更较“太始年间”合理一些。
2.年龄分段
“文革”结束后，老干部纷纷复出，中央机关领导老龄化问题十分严重。据统计，1980年，国家机关主要领导平均年龄63岁，其中55岁以下的仅占9%，66岁以上者占了40%以上，地方上亦是如此，例如广东省直机关干部，56岁以上者占71%。这一情况引发中央领导忧思。1982年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规定“担任中央或地方省部级领导干部的同志，正职一般不超过65岁，副职一般不超过60岁”，此后，官员任用的年龄限制逐渐从一般原则发展成硬性规定，并走向制度化、程序化[13]。步入21世纪以来，《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02年颁布、2013年修订）对于拟提拔党政领导职务者作出下一级任职经历以及年限的基本资格规定。《2009—2013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政府领导班子换届时，要保持以55岁左右官员为主体的梯次配备。层层规定持续作用下，干部晋升的年龄“天花板”现象愈发明晰和强化。经验总结，乡科级干部遇到升迁“天花板”的年龄大约是45岁，县处级干部大约是50岁，而司局级干部则大约是55岁。调查显示，“天花板”干部最易出现在“45～55岁”这一年龄段[14]。
式中：pi为短期海况出现的概率；A和m为S-N曲线参数；T为疲劳设计寿命；di为短期海况产生的损伤;f0i为每个短期海况下的平均跨零率。
本文分析的居于司局级的261位地级市人大主任，有4位通过网络途径无法查找其确切年龄，余下的257位，其年龄在45～55周岁之间的合计有94位，在全部257位中合计占比36.6%。56～60岁之间者为144位，占比超过一半（56%），加上61～65岁之间的19位，合计占比63.4%。对照以上经验认识和调查所得，说明绝大多数地级市人大主任易于或者已经遭遇年龄“天花板”，由此容易在工作中产生消极心理暗示，影响其履职意愿和动力。这一情况亦可以间接印证人大是“二线”机构的惯性认知。《2014～201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中曾明确提出，不搞领导班子成员任职年龄层层递减和“一刀切”，这为破解干部年龄“天花板”现象带来新的希望。尽管如此，近几年从人大重返党政一线任职乃至实现升职的地级市人大主任仍寥寥无几，媒体鲜有报道。干部晋升工作中，年龄往往是筛选众多竞争者的一项极为明确也极具操作性的标准，由此导致干部年龄“天花板”现象很难在短时期内迅速“退场”。
3.学历分层
纯下亚段为浅水滩坝砂体沉积，主要岩性为泥灰岩、油页岩及白云质泥岩夹薄层砂岩、灰质砂岩，孔隙性与渗透性差，孔隙度为6%～18%，渗透率为（0.1～20）×10-3μm2。
1982年党的十二大确立了以“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为主要内容的新时期干部队伍建设的根本方针，“知识化”的基本诉求即是各级官员学历和文化水平要有明显的提高。及至当下，我国已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进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塔西陀陷阱”和“修昔底德陷阱”的关键时期，为开展顶层设计、建设法治国家，实施创新战略、提升执政能力等，无一例外都要求由高层次优秀人才发挥领导作用，由此更加期许官员总体学历水平的提高。尽管官员高学历现象经常遭遇诟病，一些官员高学历如何取得、高学历与高工作能力能否成正比等饱受舆论质疑，但妖魔化官员高学历或者走向“反智主义”立场也属不妥。一方面，“组织部门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去详细鉴别一个人的知识和能力”[15]。以高学历作为考察、挑选官员的一个衡量条件，有其合理性与执行的便利性。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必须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干部队伍”[16]。所谓“高素质”，当然不止于高尚的思想道德水平与丰富的实践经验，也应包括高学历这一要求。不言自明的道理是，单个官员高学历不一定意味着高专业水平，但官员普遍低学历，官员队伍总体专业知识水平肯定也不会高。
本文所析的261位地级市人大主任中，共计有258位，其网络披露的个人简历中可以查找到最终学历。统计发现拥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含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学历者占有多数，总计达175位，占比67.8%；本科及其以下者为83位，占比仅为32.2%（表1）。这一结果显示出地级市人大主任学历层次总体上较为适切现阶段国家治理及其现代化的需要，或者为其运行奠定了必要的文化知识基础。当然，这其中也存在着如何评价“在职教育”与“党校学习”的问题，资料推理可知，拥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地级市人大主任多为在职期间攻读研究生取得文凭；并且在261位地级市人大主任中，除31位最终文凭授予单位信息缺省无法判断外，余下230位，从党校系统获得最终文凭者计有89名，占比38.7%（表2）。这些文凭“在职”及“党校”取得是否可信？一些人不免存疑。但一方面，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官员通常公务繁忙，不可能全脱产学习，在职取得学历实属不得已而为之，并且实践中也确有一些官员有意通过提高学历来拉动自己的学习意识，摄取新理念、新知识；同时，他们也确实能够尽力协调好工作与学习关系，因此对于在职学习不应以偏概全、通盘否定[17]。另一方面，通过近些年类国民教育的规范化建设，各级党校已经形成了自身健全、良好的学历教育体系，其授课内容甚至更为适切官员实践工作的理论需要。
表1 地级市人大主任（总数：258）学历层次
表2 地级市人大主任（总数：230）学历授予系统
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加强了党对于人大的领导，利于将党的意志经由人大转换为国家意志，理论上也提升了人大地位。但难题在于，一是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后，个人权力实现了进一步集中，其权力行为如何予以有效监督？二是党委书记毕竟精力有限，并且毋庸置疑，其注意力通常更聚焦于党委书记一职，人大工作如何被其兼顾和重视？有鉴于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乃至更早自2009年前后，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的定型化模式逐渐被打破，许多地方开始了党委书记与人大主任分设的探索，并且获得政策层面的明确支持，例如2015年山东全省县乡人大工作座谈会就要求，县乡党委书记不再提名兼任人大主任（主席）[26]。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习近平新时代孝廉文化传承与创新是进一步厘清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内在关联，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站在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基础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在要求。
[11]戴黍、牛美丽：《公共行政学中的批判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1～42页。
表3 地级市人大主任（总数：223）专业出身
当然也必将进一步扩展于地级市层面。根据网络查找，本文分析的261位地级市人大主任个人简历中，有38位最终学历对应的专业情况不详，其余223位所取得的最终学历对应的专业分布情况见表3。其中，理工科专业出身者仅有37名，在全部223名中仅占比16.6%；反观之下，可以谓为公共管理型官员的地级市人大主任，亦即出身于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社会科学专业的，共计有156名，占比70%，居于明显多数。这一情况的呈现，既可能缘于“上行下效”，此即实现新时代高质量与共享发展命题下中央与省一级公共管理型官员相应迅猛增多的趋势对于地级市层面产生了示范、带动与传导效应。或也由于“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地级市人大主任在其仕途成长中学习和掌握经济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知识有助于提升其在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领导力。另可能源于不少地级市人大主任最终学历系在职学习取得，忙里偷闲的学习生活中，从事社会科学方面的文科学习无疑更为轻松，或学习时间更能弹性安排，尤其党校在职教育取得最终学历的地级市人大主任不在少数，而党校在职进修可选择的各种专业通常限于社会科学类。不管出自怎样的原因，公共管理型官员纷纷担任地级市人大主任，这对于促进地方科学发展、推进地方治理现代化终究意义深远。
（二）政治特征
1.党派归属：是否中共党员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特征，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式，三者统一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伟大实践。”[20]依此而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制度载体，不仅不应拒绝和排斥党的领导，更须主动、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实现相互间的力量融合与配合。“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21]党也要积极介入人大工作的各个环节，通过各项制度与机制安排，实现对于人大的领导。一项重要举措即是在各级人大闭会期间，由设立于人大常委会内部的党组来贯彻党的意志，党组成员一般由委员长、副委员长（地方人大常委会由主任、副主任）和秘书长组成，党组构成同级党委与人大常委会之间的一个连接通道，同级党委的决定通过党组变成人大常委会的实际行动，人大常委会的相关请示和汇报也通过党组传递到同级党委，同级党委和党组之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除此之外，各级人大常委会机关中的党员委员和工作人员，必须编入由同级党委机关党总支（支部）领导下的一个具体支部（党小组），这样的组织交叉同样可以为实现党对于人大的领导提供制度化通道[22]。
地方人大主任是地方人大的领导人员，若非中共党员，不仅无法进入党组，也无法进入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织，如此，要么将严重影响党对于人大领导权的实现，乃至使其悬置，要么使得人大主任无法参与党组活动，从而游离于党组这一人大的领导核心之外，使其无法有效履行职权。以地级市为例，上级党委在酝酿和提名地方人大主任候选人时，可以认为已经充分考虑到这一情况。根据本文整理统计，261位地级市人大主任均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其中有217名兼任所在地级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占比83.1%。仅有44个地级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由人大副主任兼任。
2.职务安排：是否兼任同级党委书记
基于对“文革”历史教训的深刻反思，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曾将党政分开确立为一项重要原则。邓小平指出：“我们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善于不善于领导。党要善于领导，不能干预太多，应该从中央开始。这样提不会削弱党的领导。干预太多，搞不好倒会削弱党的领导，恐怕是这样一个道理。”[23]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党与政形成“双轨行政结构—功能系统”[24]，党委书记与同级人大主任原则上由不同人士分别担任。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尤其21世纪初以来，为服务于依法治国战略，重构党与国家权力机关的关系，党委书记兼任地方人大主任的做法开始被肯定和鼓励。1992年中央发文提出“如果没有合适的人选，可以提名当地省委书记作为人大主任的候选人”。2002年各省（市、自治区）换届选举中，中央明确要求“各省委书记除非兼任政治局委员，一般应被推荐为本省人大主任的候选人”。由此，党的十六大后地方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的模式风行[25]。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适当扩大党政领导成员交叉任职，减少领导职数”的要求，这进一步助推了地方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的做法。
4.专业分类
党的十九大以来的情形究竟如何？本文对于所选取的261个地级市其市委书记兼职人大主任的情况作出了统计（表4）。可以发现，与上述趋势十分符合，兼任同级党委书记（即市委书记）的地级市人大主任的比例已经显著降低，不复党的十六大后、十八大前地级市市委书记普遍兼任人大主任的情形。可能的因素，一是如上分析，党委书记实际上很难兼顾好人大主任的角色与工作，二者集于一身，并不利于人大切实行使职权。二是近年来政治民主化改革不断推进，党的权威与人民权威需要实现综合平衡，党委书记与人大主任分设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体现[27]。三是如上分析，由于地级市人大主任大多仍兼任所在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少部分未兼任者实践中也多以党组副书记身份进入党组，这保证了党对于人大的领导权仍可牢牢在握，并不一定非得经由党委书记兼任同级人大主任的途径来体现和保障。
通过岗位轮换，尊重了全体学生的岗位选择要求，完成了相应授课任务，锻炼了学生，校企共同培养出合格人才的同时，企业培养了自己需要的员工，学生在完成学业的同时，还有一定的工资收入，减轻了家里的负担，真正实现了“校、企、生”三方共赢。
表4 地级市人大主任（总数：261）兼任市委书记情况
3.任职路径：是否本地干部以及由何职转任
时事新闻的特点是实效性强。在日新月异的信息大爆炸时代，无论是国际国内的政治新闻，还是百姓所关注的民生问题，各大新闻媒体都会在第一时间给予报道。当代大学生广泛使用微信、QQ等新媒体，培养学生将理论分析融入实际生活之中的能力，就需要教师能够提供实际训练的机会。时事新闻评论活动就是培养这种分析能力的有效途径。教师也应通过国内外时事分析，来体现理论分析的魅力，体现政治分析的深度。
以此反思当前干部交流工作，在肯定其制度效用的同时，也应正确处理好干部队伍变动与稳定、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的关系问题，不能为了交流而交流。一方面要通过干部交流激活干部队伍，带来新的观念和方法，以及锻炼被交流者。另一方面，也须重视拥有“地方性知识”与本土情感联系的本地干部的培养与任用。就地方人大主任一职而言，概括来讲，领导地方人大履行地方立法权与监督权是其主要职责，而地方人大这两项权力的有效行使均有赖于对于地方乡土民情、官风官气的准确把握。在此意义上，作为地方人大领导者的人大主任，若为本地成长起来的干部，理论上应更能驾轻就熟地领导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立法权与监督权。基于此，本文对所研究的261位地级市人大主任地域出身作了统计。结果显示，前一职务即在本地亦即本地干部出身的地级市人大主任占据了绝对多数（共256位，占98.1%），尽管从籍贯上来说，网络进一步可查找到确切籍贯的238位地级市人大主任中，本地籍贯者并不多（共45位，占18.9%）；外地调入任职即属于外地干部的地级市人大主任屈指可数，仅有5名（占比1.9%）。这一情况一方面既可能说明，地级市人大主任一职较不易于进入干部交流的范围，从而有可能导向地级市人大确属“二线”机构的结论。但另一方面从积极意义上去理解，地级市人大主任多由本地干部担任，对其履职是有较强的正面意义的。
对照组:应用生物敷料进行创面修复,敷料包含微量元素、类黏蛋白、胶原纤维等,首先对创面进行清理和止血,顺延创面边缘将无生物活性或是焦痂的坏死组织进行清除,经电凝进行止血,应用经稀释后的碘伏进行清洗,用无菌纱布包扎,每隔2天更换一次纱布。
(2)从旅游区位熵来看，黄山市、池州市、安庆市、宣城市、合肥市、芜湖市、六安市为旅游发展优势区域，其他城市旅游发展状况一般，为一般旅游区域．
社会性别理论提示人们对男女往往怀有不同的角色期待，而其主要原因不在于男女生理差别，根本上是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9]。比如我国古代社会在儒家“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教义濡化下，形成“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习惯，以至影响至今，难以消除，政治通常被理解为最好由男人从事的事务，踏足政治的女性领导往往被视为“女强人”，较不受舆论待见，乃至其晋升之路引发各种争议与猜测。西方国家也同样存在（过）类似文化观念，“（女性长期处于私人领域的）历史促成了一种男性中心主义文化主导的政治概念，在这种政治概念中，男性特质和政治特质经常是相互替代的”[10]。在此文化取向下，例如在美国，19世纪中后期性别分隔比以往或现今任何时候都明显，妇女被看作是道德的、自我牺牲的、有责任感的和操持家务的，是故，其角色被局限在家庭生活、自发的慈善活动等中，男性则被认为是经验丰富的、具侵略性的和利己的，因此，党派政治被认为是完全男性化的事业[11]。
表5 地级市人大主任（总数：261）前一职务来源
三、研究结论与进一步思考
党的十九大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根本政治制度安排，必须长期坚持、不断完善。”[31]而“一项政治制度的功能归根结底要通过特定的政治角色的角色行为来实现”[32]。在此意义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越性与功能的进一步释放，一方面有赖于在法律、制度层面，切实保障和推动人大代表充分行使自身法定神圣权利。另一方面，“掌舵”各级人大的人大主任，其鲜明的角色意识与领导有方同样可以为增进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运行效果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经验分析，中国政府过程存在着体制化与人格化的双重结构，特定职务的权力更多来源于人际关系和政治角色的个人素质[33]。以此而言，各级人大主任并非当然地就只能被定位为“二线”领导人员，以地方人大来说，在组织推荐环节设法改进人大主任候选人的身份特征构成，或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为提高地方人大主任实际任职水平与权能、进而增强地方人大作用起到积极影响。
有鉴于此，本文以地级市人大主任群体为研究对象，根据网络查找结果，统计分析了这一群体的身份特征。一是社会特征方面，统计显示，男性占据了绝对多数，女性在地级市人大主任这一职位上仅有零星分布，呈现出压倒性的性别不平衡。就年龄而言，均已达45岁以上，且56岁以上者占六成以上，对照流行性认识，表明这一群体大多已经或者极有可能遭遇晋升中的年龄“天花板”，从而对于这一群体的工作动力将可能构成不利影响。从学历层次来说，近七成的地级市人大主任拥有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显示这一群体总体较高的学历水平，有可能说明文凭与知识因素在其晋升或任职过程中已具有很重要的地位。就专业出身而言，出自社会科学诸专业，可谓为公共管理型官员的地级市人大主任多达七成以上。无论如何，这一情况有利于地方治理与发展整体上的价值重塑。二是政治特征方面，在党派归属上，地级市人大主任悉数为中共党员，并且八成以上担任所在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这对于落实党对于地方人大的领导意味深远。在职务安排上，统计发现，当前党委书记兼任地级市人大主任的做法确已大幅减少，目前仅有三成左右地级市延续这一做法。在任职路径上，地级市人大主任几乎全部为本地干部出身，“空降”或平调来的外来干部仅有寥寥数位。本地干部出身的地级市人大主任前一职务为市委书记者最多，其余依次为党政副职和市委常委等。此种职务变动或升迁方式有可能为地级市人大主任履职提供基础性权威或动力。
以地市级人大而言，甚至相当程度上，也同样可以推及于各级地方人大，根据以上分析结论，可提出进一步的思考与建议。
左部围合结构是在上包围式结构的基础上，设计师对上包围式结构做相应的修改而形成的一种新的结构形式。在上包围式结构中将网页页面顺时针旋转270度后得到的一种包围结构，也是将全封闭式结构网页编排右侧信息栏删减所形成的一种编排结构。此种结构弥补了全封闭式结构过于封闭性的缺点。
（一）经由组织推荐，适当增加女性地方人大主任数量与比例
男性通常意义上被认为体现出刚毅、力量以及侵略的品性[34]。依此而言，以男性为人大主任，理论上或有益于人大对于地方立法权与监督权两项刚性权力的行使。尽管如此，就地方人大对于地方立法权的行使来说，理应更多体现地方民生与草根政治面向。而就地方人大对于监督权的运用而言，也并非要打造一种冷冰冰的资本主义式的制衡关系，毋宁理解为对于监督对象的权力行为予以规范和善意提醒，根本上监督双方体现为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分工合作关系。从地方人大行使权力的这些特点出发，女性担任地方人大主任的合理性并不逊于男性。相比男性，女性有着天生的母性和对弱者的同情、美德守护者的角色意识、发达和外露的情感力量、富有耐心和乐于倾听、对于底层政治与民生的兴趣和细致观察能力[35]，所有这些方面的特点，完全有可能演展为女性担任地方人大主任一职的独特优势。在此意义上，党委对于地级市以及其他各级地方人大主任候选人的组织推荐，确应考虑适当增加女性比例，这并不仅仅是为了实现性别平等，一定意义上，亦是各级地方人大工作内在所需。
（二）持续优化地方人大主任年龄、学历与专业结构，提升其晋升愿景与工作动力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论及县级人大地位时曾指出：“不能认为它(县级人大)是‘二线’，而是‘一线’，甚至有时是‘火线’。”[36]事实上，这一看法也完全可适用于各级地方人大，尤其是作为中坚力量的地级市人大。一方面地级市人大同各级地方人大一道担负了很重要的法定职责。地方组织法第二、三章对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职权作出了具体规定，仅第八条就赋予县级以上地方人大15项职权，第四十四条赋予县级以上地方人大常委会14项职权。这些权利进一步可以概括为地方法规制定权、重大事项决定权、选举任免权和监督权，每一项权力的行使均可谓攸关地方治理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另一方面，如前述，地方立法权已下放至所有设区市，从而绝大多数的地级市获得了立法权，这既增强了其地方自主权，有益于推动制度创新，同时也赋予了这些地级市人大及其常委会更为沉重的立法责任。再从人大监督权行使来说，由于监察权现阶段已成为与行政权、司法权并行的国家权力，这也使得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责任明显加强。一言以蔽之，地级市人大，也包括其他各级人大绝非“冷门闲差”之地，现时期所担负的职责非常之重，相应就对于作为领导者的地方人大主任提出了更高要求，其个人精力、专业水平均须有明显提升，并能经常性地深入民众，提取民情，保持与民众的密切联系。也正由于此，应愈多推动年富力强，尤其是具有法学、政治学专业背景和更高层次学历的公共管理型官员担任地方人大主任，相应拓宽其晋升通道，以此改善其领导地方人大开展地方法制建设与监督工作的身体条件与专业能力，强化其晋升愿景和工作动力。
（三）改进任职路径，进一步处理好地方人大主任一职交流与稳定的关系
在职务安排方面，透过对地级市人大主任的分析，确可以印证地方人大主任兼任同级党委书记的做法当前已有明显减少，但这究竟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对此仍需进一步开展理论与实证研究，以便准确把握其实际影响和意义。在任职路径方面，本地干部与外地干部，亦即传统意义上的“土官”与“流官”，其在地方政治空间内的组合与互动，很大程度上背后实际体现的是政府体系内的上级与下级关系甚至中央与地方关系，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由上级调任、来自外部的外地干部，其行为逻辑更可能遵循的是上级乃至中央意志、国家诉求，而本土成长起来的本地干部，其行为逻辑依照的主要是地方意志与社会诉求。在此意义上，本地干部与外地干部二者间关系的正确处理，其影响就不仅仅止于干部交流工作层面，而是有着更为深刻的政治意涵。缘于此，根据上文所析，对于地方人大主任的任职安排，更可取的做法或在于多推动“本地籍贯+外地调入”的干部来担任，其由于籍贯为本地，就有了本地干部的优势，便于领导地方人大深入开展群众工作，并且较少可能出现籍贯非本地者或多或少存在的“客居”心态，易于与本地居民形成“共情”联系，强化其工作中的群众观与地方观，与此同时，作为通过干部交流来本地任职的干部，则又兼具了外地干部的优势，不仅可以起到搅活官员队伍的“鲶鱼效应”，又可能在工作上更体现出国家观、大局观，以至展现更高的政治素质。
注释：
[1]蔡定剑：《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载《政法论坛》2004年第6期。
《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实行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制度，这一制度肇始于革命斗争年代，真正大规模推行并趋于规范化却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于1999年下发《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暂行规定》、2006年下发《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明确了干部交流的宗旨、范围和要求，持续驱动这一工作。据统计，干部交流迄今已覆盖98%的县市区书记、99%的县市区长，交流的岗位、部门、地域、行业亦不断拓展。有调查显示，干部交流总体上起到了激发干部活力、拓展干部视野、减少腐败发生等作用。尽管如此，交流的效果仍有待提升，交流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程度不高，尤其是交流过于频繁，有些干部每年都被交流，岗位变动频仍[28]。这固然起到了对干部的“练兵”作用，但也会导致被交流的干部成为“匆匆过客”，不熟悉手头工作，亦不愿意作长远打算，产生急功近利、应付了事等负面心理。求解这一问题的一个着眼点是如何正确处理好本地干部（前一职务即在本地任职者）与外来干部（前一职务在外地任职者）的关系。实际上，这一对关系的处理，在革命战争年代就已显现其重要性。派往各地领导斗争的外来干部，一般说来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理论水平，与上级党委及领导联系紧密，重视军队工作。相形之下，本地成长的干部，文化层次多数不高，但其在语言和人际关系方面却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开展群众工作得心应手，重视地方政权建设[29]。因此，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强调：“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必须互相取长补短，才能有进步。”[30]
[2]刘诚：《民主过程中的理性决策：地方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审议》，载《管理世界》2017年第2期。
[3]席文启：《论我国地方人大常委会制度的确立与完善》，载《科学社会主义》2009年第4～5期。
[4]孙彩红：《公民参与地方人大工作与提升治理能力——基于浙江部分地方人大的案例分析》，载《广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
[17]刘强：《妖魔化官员高学历不可取》，载《人民论坛》2016年第7期。
[6]戴继翔、曾凡证：《地方人大常委会监督政府专项工作考察》，载《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5期。
[7]孙成：《地方人大常委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程序探析——以湖北省荆州市的实践为例》，载《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15年第6期。
[8]黄小钫：《我国省级人大常委会会次和会期制度研究——基于北京市的分析》，载《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10期。
[9]RubinG.ThinkingSex:NotesforaRadicalTheo-ryofthePoliticsofSexuality//PMNardi，BESchneider.SocialPerspectivesinLesbianandGayStudies，1984:100-133.
[10]LindseyMeeks&DavidDomke.WhenPoliticsIs aWoman'sGame:PartyandGenderOwnershipinWoman-Versus-WomanElections.CommunicationResearch，2015:1-27.
大约自20世纪90年代伊始，与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相适应，中国开始走出政治精英主导的时代，步入技术官僚治国时代。“年迈体弱、缺乏良好教育和专业知识的老干部离开了他们工作了几十年的领导岗位，那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凭借激进的意识形态和革命热情进入领导岗位的政治精英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新型的中青年知识—技术型官僚。”[18]在随后的治理进程中，技术专家显示出治国理政的严谨品质、稳健作风和对于发展问题的擅长与专注，但多为理工科出身的专业背景却易于导致这一群体忽视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思考与人文关怀。随着不充分、不平衡的发展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逐渐构成矛盾乃至成为社会主义主要矛盾，出自法学、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专业的公共管理型官员治国理当成为主流。孙珠峰、胡伟研究即认为，公共管理型官员进入领导集团，顺乎时代需求，增强共产党执政合法性与能力，有利于科学决策，弥补治理中的价值理性不足，以及推动党内民主的发展。由于这些方面的深刻意义，公共管理型官员大量增加乃至占据主体，这一局面自党的十七大以来，尤其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以来已非常清晰地显现于中央以及省部级领导构成中[19]。
[12]MorrisonAM，WhiteRP，VanVelsorE.Breaking theGlassCeiling:CanWomenReachtheTopofAmerica's LargestCorporations?.BasicBooks，1994:72.
[13]杨小辉、顾闻：《选拔制下干部年轻化的挑战与极限——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委员会平均年龄变化为例》，载《上海青年政治学年度报告》2013年。
[14]人民论坛“千人问卷”调查组：《仕途“天花板”：突不破的“围城”——干部成长“天花板”调查》，载《人民论坛》2009年第23期。
[15][19]孙珠峰、胡伟：《中国党政官员学历变化和代际更迭研究》，载《学术界》2012年第3期。
[16]参见《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时时铭记事事坚持处处上心 以严和实的精神做好各项工作》。网址：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9/12/c_1116543029.htm.
从当其旅游行业发展角度进行分析，管理者需要对怎样通过大数据利用提升运营管理水准进行深度研究，从而更好更优的彰显出大数据价值。
[5]秦前红：《地方人大专门委员会的功能设计及其监督实践》，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
[18]徐湘林：《后毛时代的精英转换和依附性技术官僚的兴起》，载《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6期。
[20][21][3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载《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22]景跃进等：《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2～73页。
[2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4页。
[24][33]胡伟：《政府过程》，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92、140页。
[25]张书林：《地方党委书记与人大主任应兼职还是分设》，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3年第6期。
证明 定义如下：对任意x ∈ X, = (x → 1) → 1).首先证明是X的犹豫模糊滤子.显然， ⊇ 对任意x ∈ X都成立，即(HF1)成立.对任意x,y ∈ X, 由命题1.1和引理2.1知，
[26]《县级人大常委会主任专职配备》，载《大众日报》2015年11月12日。
[27]张书林：《市县党委书记与人大主任：从兼职到分设——基于政党政治与民主政治博弈的视角》，载《理论视野》2013年第8期。
[28]陆忠等：《党政领导干部交流的科学方法研究》，载《行政管理改革》2018年第5期。
[29]李里峰：《本地人与外来者：抗战时期中共干部群体一探》，载《抗日战争研究》2016年第4期。
[30]《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22页。
[32]任宝玉：《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功能：以角色理论为分析视角——兼评<全国人大代表政治行为研究>一书》，载《社会主义研究》2015年第2期。
[34][35]王勇：《后工业化不确定性治理向度的服务型政府若干思考》，载《天府新论》2012年第5期。
[36]王秀中、程姝雯：《全国人大集训347名县级人大负责人》，载《南方都市报》2017年5月11日。
（作者单位：温州大学法学院。本文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效度和实现程度研究”〔18JZD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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