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志芳[1]2002年在《中国社会体制转型期的利益矛盾与整合》文中提出社会体制转型期，作为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人民内部矛盾必将置于新的时代坐标之中，这一矛盾从内容到形式都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正如江泽民同志所指出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内部矛盾，特别是各种具体的利益矛盾，比起过去来，要错综复杂多了。”利益矛盾日益凸现为社会体制转型期一个焦点，成为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内容，协调好人民群众之间的利益关系成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诸矛盾的前提。为此，我们必须与时俱进、开拓新思路，对社会体制转型期利益矛盾进行深入研究，探索在体制转型期整合各种利益矛盾的有效途经。这既是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理论面临的紧迫课题，也是我们践行“叁个代表”，最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需要。 本文分叁个部分对中国社会体制转型期的利益矛盾问题进行了分析、论述。 首先，作者深入地分析了社会体制转型期利益矛盾产生的根源，为正确整合利益矛盾奠定了理论基础。 其次，作者对社会体制转型期利益矛盾所表现出来的新特点及发展趋势，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概括，意在深入地认识社会体制转型期的利益矛盾。 最后，作者阐述了正确整合利益矛盾的意义、基本原则及具体途径，努力寻求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思想工作等各种综合手段妥善整合利益矛盾。
郑青[2]2010年在《当代中国利益和谐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刚刚经历叁十年改革开放,积累了大量利益矛盾；正在进行社会转型,社会失范容易导致利益关系分化；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承受巨大利益发展风险。崛起的中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剧变、大发展,其实质就是诸多利益关系的大调整。这一社会变迁的深刻性、广泛性、复杂性,直接影响新时期中国共产党获取执政的合法性、突破改革发展瓶颈的动力支撑及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等。所以,协调好社会利益关系,既是社会利益和谐的体现,又是当代中国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当代中国利益关系的和谐,要解答叁个基本问题：一要明确当代中国利益和谐的基本内涵；二要探索当代中国利益和谐的发展理念；叁要寻求当代中国利益和谐的实践路径。探究这些问题具有多视角、宽领域的特点,目前多学科都在研究。经济学着力论证经济利益分配过程的合理性、社会学侧重探究社会利益关系发展结果的效应性,政治学倾向认知社会利益关系实现动态均衡的发展性。其中广义政治学对政治关系进行了社会化分析,其理论实质“就是研究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关于人的社会利益全局关系的协调与控制的科学”。这一研究视角契合本文立足利益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核心的理论基点。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本文主要运用了广义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包括政治的利益关系分析、政治的历史整体分析、政治的社会生活整合分析、政治的功能结构体系分析,同时还运用了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及制度分析的研究方法。论文主体部分的研究思路：第二、叁章是提出问题部分,列举了影响利益和谐的主要社会矛盾,探讨了当代中国诉求利益和谐的实践成因,提出实现利益和谐是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核心问题；第四、五章是分析问题部分,解析了当代中国推进利益和谐的思想依据,明确了利益和谐的发展理念,获得实现利益和谐的理论支撑；第六、七章是解决问题部分,构建了解决国内突出利益矛盾问题的具体机制,对现代国际社会主要利益和谐的实践模式进行了考察,取得一定启示,并结合中国社会发展实际,提出形成中国利益和谐实践模式的发展举措。通过研究得出的基本结论：其一,当代中国利益和谐的基本内涵主要包括叁个方面,即促进社会利益矛盾可控；保持社会利益格局动态均衡；实现社会最大利益目标；其二,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是今后中国利益和谐的发展理念；其叁,推进当代中国实践利益和谐,除了进行具体的机制安排,还应着力四个方面的实践举措：以发展经济奠定利益和谐的物质基础；以维护公正引导利益和谐的社会认同；以体制改革形成利益和谐的发展动力；以政府廉治营造利益和谐的实践环境。总之,论文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立足当代中国利益和谐的发展理念,寻求可行的实践路径,以此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利益政治理论的发展,并认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规律。
邵红蕊[3]2015年在《我国社会转型期青年阶层固化与政治稳定研究》文中指出阶层固化现象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一种非正常状态,是社会结构分化和阶层流动停滞的结果。当今社会,阶层固化所涉及的对象主要是青年群体,因此,阶层固化实际上就是青年群体的阶层固化。青年阶层固化日渐成为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的重要隐患,对整个社会的健康有序发展构成潜在威胁。重构二代阶层之间的互融机制,缓和青年阶层之间的分化、断裂和对立现象,十分迫切和必要。本文从政治不稳定的生成机制着手,运用文献研究法、实证研究法和多学科交叉综合法等研究方法,综合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学科理论,通过“社会变迁-政治系统失衡-政治认同危机”这一研究视角,探究青年阶层固化与政治稳定的内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寻求缓解青年阶层固化、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对策。正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部分是绪论,主要阐明所研究问题及其研究意义,系统梳理了前人对青年阶层固化、“二代”现象、青年阶层固化与政治稳定关系的研究概况。在总结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论文创新点、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第二部分首先明确了青年阶层固化的概念,接着详细阐述了青年阶层固化的现状与表现,之后,论文选取青年阶层固化的重要表征—“二代”现象,并以此为例,介绍了“二代”现象的基本内涵、特征和表现,在此基础上总结出青年阶层固化的基本特征及其潜在政治危害。第叁部分基于对青年阶层固化概况的分析,论文从关系资本不均等、市场机制不健全、公共权力膨胀和制度性壁垒四个层面总结了青年阶层固化形成的深层次原因。第四部分探讨了青年阶层固化态势下政治不稳定的生成机制。作为论文的重点章节之一,这一部分首先阐述了转型期中国政治社会发展态势及挑战,之后运用政治稳定的相关理论,从政治不稳定的生成机制着手,引入“社会变迁-政治系统失衡-政治认同危机”这一解释框架,探析青年阶层固化与政治稳定的内在关系,进而构建起青年阶层固化态势下政治不稳定的生成机制理论模型。第五部分是缓解青年阶层固化、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路径探析。这一部分在总结前面章节基础上,从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社会体制改革、加强政治文化建设四个维度提出缓解青年阶层固化、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可行性建议。经过前期对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及加工,再加上对现有研究不足之处的总结,在构思论文框架过程中,笔者提出了自己的论文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深化了对青年阶层固化现象的系统性研究。本文系统梳理了当前青年阶层固化现象产生的背景、原因、现状、表现及影响,将研究的领域从单个学科拓展为多学科交叉研究,综合运用政治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力图对青年阶层固化现象进行系统性、全面性、理论性的研究。第二,开拓了关于青年阶层固化与政治稳定关系研究的新视野。本文运用政治稳定、政治参与及政治危机的相关理论,从政治不稳定的生成机制入手,通过“社会变迁-政治系统失衡-政治认同危机”这一研究视角,探究青年阶层固化态势下政治不稳定的生成机制,进而构建起这一生成机制的理论模型。综上所述,论文在阐明青年阶层固化概况的基础上,深入探析青年阶层固化态势下政治不稳定的生成机制,试图运用“社会变迁-政治系统失衡-政治认同危机”的理论框架解释青年阶层固化与政治稳定的关系,继而探究青年阶层固化给政治稳定带来的潜在危害,并针对产生的一系列影响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这对推动政治发展及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武胜伟[4]2016年在《转型期中国社会治安治理问题研究》文中提出维护社会治安是国家的基本职能,是人民对自己生存环境的基本期盼,是衡量政府治理能力的基本尺度,是推进改革发展的基本前提。当前,由于在转型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多重因素的发展变化,由此带来的关系调整和利益矛盾,时常以影响社会治安稳定的形式表现出来。本文以整体性治理理论为分析工具,主要运用系统研究法、文献分析法、比较研究法、问卷调查法,对我国社会治安治理体制的历史演进、困境表征、“碎片化”生成机理及整体性创新策略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探究,提出了具有一定创新的思路、见解和观点。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绪论,阐述了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意义、关于社会治安治理的国内外研究现状、重要概念的界定、理论工具与研究方法、论文框架、创新之处等问题。第二章转型期中国社会治安治理历程与发展特点。分析了社会转型中的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利益调整、观念转变对社会治安治理所带来的挑战,论述了转型期背景与社会治安治理的相关性。按照我国社会转型的标志性事件,将社会治安治理实践历程划分为传统治理模式瓦解破碎时期、混合治理模式探索运行时期、现代化治理模式初步建立时期等叁个阶段,系统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治安治理实践的历史脉络,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共四个角度对其历史演变的基本特点进行了分析,提出为适应转型期我国政治体制由人治向法治,经济结构由封闭向开放,思想意识由一元向多元,社会形态从静态向动态的变化,社会治安治理模式也呈现出治理方式法治化、治理理念服务化、执法手段谦抑化、防控格局立体化等特点。第叁章转型期中国社会治安的基本状况。该部分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每年刑事案件、治安案件、群体性事件的发案趋势、特点进行了深入分析。从传统治安问题、新型治安问题及社会公众的认同程度等叁个方面深入分析了当前我国社会治安严峻形势的外在表现及社会治安治理面临的困境。采取调查问卷的办法,对一定数量的社会公众和公安民警进行问卷调查分析,从问卷参与者的主观感受印证了治理困境的客观存在,对其构成因素的重要程度进行了初步分析。第四章转型期中国社会治安的治理困境。该部分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工具,从主体、认知、体制等叁个方面分析了社会治安治理困境的产生机理,提出造成社会治安治理困境的主要因素有叁个方面:一是主体因素,如公安机关不堪重负、部门治理缺乏合作、多元治理结构尚未形成;二是认知因素,如缺乏整体思考、缺乏公平公正精神、缺乏不断创新意识;叁是体制因素,如职能、政策、资源、利益关系等方面的碎片化等等。通过以上分析为后续的路径选择提供了基础。第五章国外社会治安治理的成功范例。该部分对英国、法国、瑞典、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等七个国家的相关经验进行介绍分析,介绍了英国不断推进警务体制改革、实现警力无增长前提下实战力提升的经验,法国探索公众参与新形式、提升重大决策科学性的经验,瑞典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消除贫富差距的经验;美国加强经费投入、增强街面巡逻密度和实施零容忍政策的经验、加拿大加强社会福利建设、增强警察执法权威性的经验、日本“交番相谈员制度”推动警民关系优化、增多社会治安治理积极因素的经验以及新加坡推进议员联系选民制度、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经验。分析了国外经验对提升中国社会治安治理水平的启示意义。第六章我国社会治安治理创新的路径选择。从治理理念、组织体系、生态环境、关键环节、支撑体系等五个方面对中国社会治安治理的整体创新提出了决策建议。最后为结论与展望,本章总结了论文研究情况,对未来研究方向作了展望。与同类研究相比,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研究选题。作者搜索目前国内文献发现,以“社会治安治理”为题的研究尚不多见。原有的相关研究多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或“社会治安管理”的角度展开。当前,我国政府提出要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这一背景下,运用当代“治理理论”的思维方法,系统研究“社会治安治理”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理论意义。2、理论工具。整体性治理理论的产生环境与我国社会背景比较相近。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研究社会治安治理具有高度契合性。为此,本文以其为理论工具,审视和分析我国社会治安治理在主体、职能、政策、资源等方面的“碎片化”问题;还运用社会控制理论、社会失范理论剖析了转型期对社会治安治理的影响。均具有一定拓新价值。3、学术观点。本文在综合公共管理学、法学等基础理论的基础上,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调研方法,分析了社会转型期治安治理面临的全新挑战,探讨了社会建设与社会治安治理的内在联系,揭示了社会治安治理困境的深刻社会根源,进而提出其治理之道必须从宏观视野入手,努力消除产生社会治安治理困境的外在根源,维护良好的社会治安治理生态环境。这些学术观点具有创新性。4、对策建议。在借鉴国外经验基础上,本文紧扣中国国情,提出“优化治理理念”、“理顺组织体系”、“改善生态环境”、“突出关键环节”、“完善支撑体系”等“五位一体”的策略,以破解我国社会治安治理困境,实现社会治安治理整体性创新。这些对策建议有一定的政策参考价值。
李永成[5]2006年在《经济法人本主义论》文中认为人本主义并非是玄奥的高深理论，从根本上说，它是以人为价值和尺度的哲学认知。在某种程度上，以人为本既是我们孜孜以求的具有形而上意义的终极理想，又是社会是否文明进步和全面发展的评判尺度。正因为社会的发展总是或多或少地偏离以人为本，所以，以人为本毋宁说是一个需要我们永远追求、需要我们无限接近的目标。作为维护并促进人对幸福理想生活的追求和人走向自由自觉、全面发展的工具或手段，法无疑应该是人本主义的法。各个部门法都在从不同的角度体现并实现着人本主义。那么，经济法与人本主义的关系如何，如何从理论上认识经济法人本主义，经济法(尤其是中国经济法)又如何落实人本主义，则是本文的追问。对此尝试给出解答，正是本文的研究目的所在。 全文共分六章。从逻辑上说，大致分叁部分：第一部分是基础篇(第一章)，主要是对人本主义的法的一般原理做出阐述，为经济法人本主义的研究进行法理上的铺垫；第二部分是本论篇(第二、叁、四、五章)，主要是对经济法人本主义的理论探求，即从经济法人本主义的生成逻辑、经济法人本主义的认知理路、经济法的人本主义理念和方法论、经济法人本主义的制度体现这几个方面对经济法人本主义做出理论上的认识；第叁部分大致可以说是实践篇(第六章)，因为这部分回答的是中国经济法如何以人为本、如何落实以人为本的实践路向问题。 各章内容具体分述如下： 第一章是人本主义视域下的法与经济法。本章主要对一些基础性的问题做出了分析和交待。首先，是对人本主义本身的理解。为此，本文追溯了人本主义的中西历史意蕴，以期能从动态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来对其涵义进行全面的把握。人本主义不管如何变换其表现形式和面孔，在把人作为价值和尺度的哲学认知上则是永恒和不变的。人本主义在当代中国语境下的表达就是科学发展观所谓的以人为本。其次，是对人本主义的法的再思考。从法理学上说，对人本主义的法的理解及其重要性的认识尚有很多不足，仍需进一步深入。为此，本文主要从人本法律观的树立、法向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回归、法的制度设计如何以人为本这几个方面对人本主义的法理进行了再思考，并以此对中国传统和现代法制进行了简略的考察。树立人本法律观就要求法应以人为本源、目的和主人，并把人作为法评价的最高尺度；法回归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就要求法要给予现实的人及其生活场景以真实关切，为此，法应以
申永丰[6]2006年在《转型期中国公共决策的利益冲突与整合》文中认为利益是人的行为的根本动因,利益问题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问题,追求利益的满足,是人的基本属性。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主观要求和利益实现途径的社会属性之间的矛盾导致利益关系的产生,使人类社会的管理活动成为必要。公共决策正是人类社会管理活动的重要形式。公共决策作为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管理社会公共事务、解决社会公共问题的活动过程,是与利益密切相关的,其本质就是对公共利益的权威性配置。公共决策是一个利益博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利益诉求是公共决策的基本动因,利益取向是公共决策的深层行为依据,利益冲突是公共决策不断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内在动力,利益整合是公共决策有效增进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途径。社会转型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是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机制从一种型式向另一种型式的转换,其实质是利益的调整和再分配,社会转型期是社会破旧立新、分化整合的时期,是社会利益重新分配的时期。因此,从利益的角度分析转型期的公共决策,找准了社会转型和公共决策的合理契合点,对于完善公共决策研究的方法论体系、提高公共决策的效度和信度、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进程,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了急剧转型的历史时期。由于旧的社会利益格局被打破,新的社会利益格局还没有定型,社会利益结构出现了明显的裂痕,社会利益不断分化整合,利益冲突也出现出加剧的趋势。利益冲突加剧是转型期中国公共决策面临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为私人利益、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冲突、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冲突、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冲突、正当利益与不正当利益的冲突,具有不稳定性、非对抗性、可调控性等内在属性,是公共物品有效供给不足、所有制结构调整、社会利益观念变化、社会利益格局重构等因素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共同作用的结果。利益整合是公共决策有效实现公共利益、重构社会利益格局的基本途径。转型期中国公共决策的利益整合,需要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重构社会利益格局、维护公共权威为目标取向,要求政府坚持民众本位标准、善治标准和公共理性标准,通过全面改善公共决策制度环境、扩大公共物品有效供给、不断完善所有制结构、积极创新公共决策文化、着力优化公共决策利益协调机制等途径来实现。
密珊[7]2013年在《党领导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研究》文中指出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是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必然要求；社会管理体制如何创新，也是执政党在提高领导水平和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上避不开、绕不过的关键问题。围绕变化了的客观实际，党领导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理论和实践也要与时俱进，从而不断提高党领导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科学化水平。本文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运用政党领导理论和执政党建设理论，借鉴政治学结构功能主义的分析工具，以党的领导水平的提高和执政能力建设为切入点，从党的领导地位、领导理念、领导方式、领导人才和领导成本等几个角度，围绕如何在社会转型期领导好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展开研究，梳理探索历程，分析新时期影响党领导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制约因素，探寻现实路径，并把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和改善党的领导有机结合起来。在绪言部分，本文阐述了选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并对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总结，概括了框架与逻辑结构，介绍了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以及创新点和不足。在第一章理论阐述部分，对党的领导、社会管理、社会管理体制等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社会管理体制是各种社会管理主体，在社会生活、社会事务和社会关系中的地位作用、相互关系及其运行方式方面，而制定一系列具有约束力的规则和程序性安排，是关于社会管理的制度与法律法规体系、组织系统和管理机制的安排，其中，执政党处于领导核心的地位。党领导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目的在于整合社会资源，着力解决社会问题，规范社会管理的高效运行，维护社会管理的良好秩序。此外，针对党领导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意义、基本原则、关键环节、目标和方向作了分析。在第二章中，回顾和考察党领导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探索过程，分析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有益于梳清脉络、理清思路。本文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历史进程分为四个历史时期，一是执政后党对社会管理活动的认识与初步领导，党充分发挥传统的政治优势和手段，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积累了社会管理和建设的经验；二是党的八大以后开始形成传统社会管理体制并不断巩固，在当时特定的国内外背景下，这种社会管理体制发挥了一定的功能和作用，取得了相当的历史成就，同时，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这种传统社会管理体制的局限性也就逐渐展露出来，党和政府希望用行政手段来合理配置有限的社会资源，从理论上看似乎可以避免市场自发性所带来的的无序竞争的弊端，在短期内把有限社会资源高效利用起来，但实践上是被证明行不通的；叁是改革开放后，党的指导思想和工作重心发生转变，结束了改革开放以前那种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社会建设模式，虽然此时党对社会管理体制探索，还未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只是对部分与经济体制关系密切的社会管理机制进行了局部调整，但理念和原则的已经发生重大转变，社会管理体制建设展现出光明前景；四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是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世纪里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促进社会和谐、落实科学发展的新征程，也是党领导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新探索，构建中国新型社会管理体制的新起点。在第叁章中，主要是对党领导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制约因素进行分析，沿着从社会管理体制、党的领导、党与社会互动等叁个层面的逻辑脉络逐步分析。一是认识到社会管理体制创新本身的特殊性、复杂性、系统性，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不可能逾越当前这个阶段而进行创新，就要梳理当前社会阶段的主要特征，要涉及深层次的框架结构调整，就要分析其深层次的矛盾和主要难点。二是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对党的领导水平提出的新要求，既包括了从宏观上对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整体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考验，也包括了从中观上对党的各级组织的领导本领，以及从微观上对党的领导干部队伍的业务素质提出了新考验。叁是分析党与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所面临的新挑战，如果不能很好地回应社会发展的需求，赢得不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必将损害党与社会的关系，影响到党对社会的领导。在第四章中，主要是围绕如何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针对党领导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现实路径进行分析。改革开放进入关键阶段，党和国家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也面临着发展中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领导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任务十分艰巨。从党的领导理论和执政党建设的角度，党为此要发挥优势、树立理念、改进领导方式、建设人才队伍，并从领导成本上加以检验，不断开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局面。在结束语部分，展望了党领导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发展趋势和空间，执政党要在领导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全过程中，从宏观战略上把握时代脉搏、引领社会潮流，从具体实践上提高领导水平、适应发展需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贾玉娇[8]2010年在《利益协调与有序社会》文中提出转型社会是对自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全面而又深刻的概括。在此进程中,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迁。总体性社会格局逐步瓦解,社会分化大大加剧。然而中国的社会分化并非是一种功能分化,而是一种利益分化。在九十年代中后期的资源重组过程中,社会财富以不同的速度和比例流向不同的阶层,贫富差距日渐拉大并超出警戒线。此外,以不同职业群体为单位的利益团体数量增多。总之,随着利益格局的重组,利益团体的权利意识与利益诉求不断增强,在失衡的利益格局下,诱使群体性事件频发,严重威胁社会秩序,成为社会管理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有基于此,为建构转型期中国社会利益协调理论,指导社会管理实践,本文立足于现代化发展脉络,在分析欧洲社会转型的代表性与可借鉴性,比较分析中国特殊的文化、政治、经济与社会背景,在探究欧洲转型期利益协调理论的基础上,试图建构适合中国这一特定时空范围内的利益协调理论,以实现利益分化基础上的结构整合。当然,声称建构利益协调理论是本文的终极目标,面对这一宏大学术课题,还需要笔者进行更为持久与深入的探究。因此,先对本文得出的规律性结论总结如下:从现代化到基于本土需要的利益协调理念转型:转型中期的利益协调理念应由原来的现代化发展策略向反思现代化、立足本土需求转变。从单向运动到双向运动的利益协调路径转型:国家须兼顾基于社会自我保护运动与市场经济的双重要求,须在“双向运动”及其冲突的利益之间寻找一种新的平衡。从畸形到比例适当的社会力量格局转型:随着国家、市场、社会间的功能分野越发明显,由此揭开一场由单一治理向多元治理转变的进程,即建设主导型政府、理性型市场与自治型社会。从国家主义向国家法团主义的利益协调主体关系转型:通过比较法团主义与中国社会特殊的文化、政治与社会背景,构建国家法团主义不失为解决利益分化格局下社会问题的可行之道。从政治控制到赋权与监管并重的利益协调机制转型:基于新的社会发展状况与趋势,国家对社会的政治态度应努力由严密控制向赋权与监管并重的方向转变。在保障国家利益的根本前提下,在完善的国家法团主义的制度框架下,培育健康的社会组织,必将对利益协调产生积极作用。
陈微波[9]2010年在《利益分析视角下的转型期国有企业劳动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文中认为自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关系问题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而国有企业构成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它的劳动关系问题涉及到企业的竞争力,因此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所谓劳动关系,是指生产关系中直接与劳动有关的那部分社会关系,它是社会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结合的具体表现形式,实质上是一种经济利益关系。而国有企业劳动关系则是指国有企业的工人与雇主在劳动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与完全市场化的非公有制企业的雇佣关系相比较,其特点体现在：劳资双方利益的一体性；劳动关系的政治性；雇主角色的多元性；工人角色的二元性。从利益分析的视角来看,国有企业劳动关系的利益形态经历了从计划经济时代利益高度一体型的劳动关系模式到市场经济初期利益分化型劳动关系模式的演变。就国有企业劳动关系历史演变的背景来看,以市场化改革为内容的经济背景,以经济全球化为内容的国际背景,以人力资源管理理论为内容的理论背景,共同构成了国有企业劳动关系演变的背景体系。就国有企业劳动关系历史演变的路径来看,其实质上是一种在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国有企业劳动关系的转型过程与整个社会利益分化、利益结构调整的进程基本同步,它是整个中国社会利益关系的分化在劳动关系领域内的具体体现。社会利益关系的分化导致了劳资之间的利益分化,劳资之间的利益分化衍生出了转型期国有企业劳动关系的叁个主要问题：劳资利益主体的再形成；劳资利益冲突的产生；劳资利益协调机制的构建。以上叁个问题构成了我们研究的主要框架。劳资利益主体的再形成,主要涉及到国有企业工人、企业经营者和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根据社会学的研究成果,国有企业工人的地位呈现下降的态势,这引发了我们对新时期工人阶级概念的重新认识和对转型期国有企业工人阶级意识的深入思考。从形式意义上的“主人翁”到实质意义上的“主人翁”应该是重塑国有企业工人地位的基本目标。国有企业经营者集国家干部、国有资本的代表、企业法人代表为一身,他同工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同一性转变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对抗性与互补性相结合的利益关系。政府在转型期国有企业劳动关系中的角色定位必须以公共利益为依据,但是在实践中,由于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往往会导致政府角色的错位。政府在转型期国有企业劳动关系中角色的合理定位应该是：工人利益的有力保护者；成熟的、科学的劳动政策的制定者；劳资利益的有效协调者；利益诉求受到合理约束的“雇主”。转型期国有企业劳动关系中利益表达的特点体现为：利益表达主体能力的差异性;利益表达机会的不均等性；利益表达效能的不平衡性；利益表达方式的复杂性。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在于：工人自身的局限性；“资强劳弱”的力量对比格局；工会组织的“制度性”弱势；政府角色的错位。因此,完善转型期国有企业劳动关系中利益表达的措施为：提高工人的利益表达能力；规范资方的利益表达行为;强化工会的利益表达载体功能；政府要完善相应的利益表达制度。转型期国有企业劳动关系中利益冲突的出现具有必然性,从性质上进行界定,它是一种人民内部矛盾,其具体表现为：利益冲突的演进性,劳动争议案件逐年上升；利益冲突的不平衡性,工人提起劳动争议的比例增大,胜诉率高；利益冲突趋于激化,群体性事件明显上升,社会影响力不断扩大。分析利益冲突产生的原因,从企业角度来看,一部分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下降,亏损严重,企业内部收入分配不公平,企业经营者的腐败行为是造成利益冲突产生的主要因素；从政府角度来看,市场转型期政府采取的相关措施损害了工人的利益和政府没有及时建立起有效的劳资利益冲突解决机制,是造成利益冲突产生的主要原因；从社会角度来看,整个社会的利益分化所形成的国有企业工人的“相对剥夺感”是产生冲突的重要原因。转型期国有企业劳动关系中利益冲突的解决主要依靠利益协调机制的构建。公正原则、民主参与原则和政府主导原则是转型期国有企业劳动关系中利益协调的基本原则。以上述基本原则为指导,建立和完善转型期国有企业劳动关系中的利益协调机制的措施应当具体包括：建立健全利益分享机制；建立健全利益协商机制：建立健全利益表达机制；建立健全利益补偿机制；建立健全利益约束与监督机制。
张帆[10]2010年在《转型期社会矛盾的成因分析及预防协调机制研究》文中提出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进入新的社会转型时期。叁十年多年来,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使我国的经济社会各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任何社会的进步,必然伴随一定的社会代价。进入转型期以来,我国社会各方面的矛盾问题纷繁复杂,给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本文在转型期社会矛盾分类考察的基础上,分析了社会矛盾产生的深刻根源,提出要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的预防协调机制,以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绪论。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研究思路及方法,对相关国内外研究现状做出分析,以引出对转型期社会矛盾问题的探讨。第二、转型期与社会矛盾界定。这一部分对“转型期”、“社会矛盾”、做出了界定,并说明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为整个论文的研究奠定前提和基础。第叁、转型期社会矛盾的突出表现及特征。在概念界定的基础上,分析了转型期我国社会矛盾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和狭义社会领域的突出表现,并归纳了其共性特征,主要有利益相关性突出、矛盾复杂化明显、矛盾对抗性增强以及群体性矛盾增加四个方面的特点。第四、转型期社会矛盾的成因分析。转型期社会矛盾问题成因复杂,既有表面的直接诱因,也有深刻的社会根源。本文从总体上分析了转型期社会矛盾问题产生的物质根源、社会根源、体制根源和思想文化根源。第五、转型期社会矛盾预防与协调机制。转型期社会矛盾的化解应该预防与协调并重,并且应当着眼长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逐步建立健全社会矛盾预防与协调机制。从预防的角度而言,要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社会矛盾预警机制和社会治安防控机制;从矛盾调处的角度而言,要建立健全社会矛盾应急机制、疏导机制,社会心理调节机制和社会矛盾化解工作的监督、考核、追究机制。
参考文献：
[1]. 中国社会体制转型期的利益矛盾与整合[D]. 黄志芳. 东北师范大学. 2002
[2]. 当代中国利益和谐研究[D]. 郑青. 华东理工大学. 2010
[3]. 我国社会转型期青年阶层固化与政治稳定研究[D]. 邵红蕊. 西北工业大学. 2015
[4]. 转型期中国社会治安治理问题研究[D]. 武胜伟. 郑州大学. 2016
[5]. 经济法人本主义论[D]. 李永成. 西南政法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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