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科学:严复启蒙思想的主题与灵魂_严复论文

民主与科学:严复启蒙思想的主题与灵魂_严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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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启蒙主题:科学与民主

近代中国落后积弱,处处被动挨打,与此成为鲜明对照的是西方诸国的蓬勃兴盛和全球扩张。西方世界之所以强盛的基本原因是什么?究竟向西方学习什么才能强我中华,迎接生存挑战?这种世界背景和时代潮流,这种异常严重的民族生存危机,必然激发中国进步学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和面向世界的全球主义意识。严复就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他以自己的独特经历和卓越智慧探索了近代西方之所以昌盛、中国之所以衰落的基本原因,对贯穿于西方社会中的科学理性精神和民主自由原则给予了深刻洞察,并向国人作了相当系统和创造性的介绍、阐释。严复以西学阐释来改造国人传统观念的思想工程,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重要意义。他既是近代世界性的启蒙运动在东方中国的产儿,又是国人从封闭的传统观念向近代观念转换过程中当之无愧的启蒙领袖。梁启超说:“西洋留学生与本国思想界发关系者,复其首也。”〔1〕蔡元培也说:“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2〕这些都是中肯的评价。

作为爱国青年,严复在英国学习期间不能忘怀祖国的命运。他所学的虽然是驾驶、海军战术、高等数学等近代军事和自然科学课程,且考试屡屡优等,但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有着超越当下命运的巨大思想能量的严复,并没有囿于洋务派派他留学的初衷。他倾心于西方近代哲学和社会政治、经济学说,西方的进化理论、实证精神和自由主义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留学时的注意力便已超越了洋务新政船坚炮利、练兵自强的局限,而将目光移向西方之所以富强的原因的思考,移向科学、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的深层寻求。他除了广泛阅读近代西方的经济、政治、哲学著作外,尤其注意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机体论。他的西学功底之深厚令同时代那些出游西方的杰出人物难以望其项背,这为他全面译介西学、寻求革新中国的参照系创造了重要前提。

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不同,严复没有把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的重心放在维新变法的具体设计中,如果说康、梁、谭认识到革新封建政体的具体实践是中国富强的必由之路,那么在严复那里,更新和重构国人的思想观念,用近代科学理论启蒙国人也同样是建立近代强国的基本工程,而且这在他看来或许是更带根本性的任务。他系统地宣扬西学,以救治中学不合时宜的弊端,力图以一种富有生命活力的异质文化去冲击和刷新国人守旧僵化的思想方式。他翻译、介绍给国人的是《天演论》、《原富》、《法意》、《名学》、《名学浅说》、《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等涉及到许多领域的近代西方著作。他的翻译是具有独创性的,而且根据革新中国的需要和他个人的深刻体悟,在译著中写下了大量极富见地的按语,表现了一个思想大师所独具的匠心。他向国人展现了一个改造中国的参照系——一个由进化观念、贸易自由主义、民权思想、法制学说、科学方法论等多方面内容构成的崭新的世界图景。

虽然严复个人革新社会的理想方式是改良而非革命,但他的思想启蒙却在实际上构成了由进化改良到革命变革的历史行程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没有进化观念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僵化世界观和思维方式的冲击,没有民权学说、自由主义和科学方法论对几代人的培育和启蒙,那么由进化到革命的历史性转换就缺少了一个必要的基本历史前提,因为从根本上说,进化论强调的是一种动的宇宙观。从邹容、陈天华到孙中山,再到毛泽东,从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再到马列主义的中国革命,缺少了严复启蒙精种的洗礼与召唤同样是不可想象的。

二、启蒙之一:力倡西方文明

尽管中国生死存亡问题是那样尖锐地摆在中国人民的面前,但民族的生存危机似乎并没有动摇封建卫道士“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世界观的根基。因此要革新专制社会制度,迎接外来挑战,就要有相应的哲学观念的变革,严复自觉承担了这一重大历史使命,他为国人带来了同时也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哲学世界观。

1.进化哲学思想

在严复看来,变法革新是拯救危机中的中国的唯一可行的选择,然而严复发现,中国传统的思想方式又恰恰是不崇尚变法维新的,与西方尚变尚动的世界观存在着重大差异:“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3〕严复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进化历史观念,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成了他倡导变革、追求自强的理论根据。达尔文学说的“物竞”、“天择”思想被他特别凸现出来:“物竞者,物争自存也;天择者,存其宜种也”。〔4〕这种自然法则同样存在于人类社会中:“动植如此,民人亦然。民然者,固动物之类也。”〔5〕严复介绍达氏学说而有所侧重、选择和发挥,他没有脱离中国社会的根本课题和实践需要去作那种单纯介绍和抽象研究,其目的是服务于革新中国社会这一根本历史要求。

《天演论》译述的重大历史价值就在于此。此书在中国通过严复而具有了特定的历史地位和时代内容。严复翻译赫胥黎此书的真正用意在于“救斯宾塞任天为治之末流……且于自强保种之事,反复三致意焉。”〔6〕尽管严复对斯宾塞非常推崇,但斯宾塞关于人类社会亦受生物法则支配,人类只能“任天为治”的悲观宿命论,与严复寻求中国自立自强的生存欲求存在着深刻抵触,而由赫胥黎“以人持天”、“与天竞争”所传达出来的那种精神意志才对中国人民有着积极意义和合理价值。顺应天演却并不任天为治,而是积极革新、勇于进取,中国才能够弱而为强,否则它就将在世界各国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中遭受亡国灭种的命运。为民族的求生意识和求生意志所驱动,严复强调的是自强而非命定,是积极主动的奋发进取而非不容抗拒的必然天意,“进者存而传焉,不进者病而亡焉。”〔7〕适应这无情的自然社会法则去参与竞争,努力求生,这就是严复的选择。推崇进化观念的理性精神和科学信念,使严复具有了面向世界的开放胸怀。

2.近代经验论的认识论与科学方法论

近代英国经验论和科学方法的传统给严复以深刻的影响。他对培根、洛克、穆勒等人的经验论予以极高的评价。在他看来,西方诸国之所以船坚炮利、国力富强,主要就在于有各种科学作为根据;而所以能有各种科学,则山于有新的哲学观念及指导方法。西方资本主义“治生理财之多术”。应归功于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而科学繁荣,学术昌盛,则要归功于弗兰西斯·培根在批判经验哲学基础上提出的归纳法的逻辑方法。

严复推崇经验论的认识论,但并未因此而完全否认本体的存在。关于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关系,他认为,“古之言万物本体也,以其不可见,则取一切所附著而发见者.如物之色相,如心之意识,而妄之,此《般若》六如之喻所以为要偈也。自特嘉尔(笛卡尔)倡尊疑之学,而结果于惟意非幻。于是世间一切可以对待论者,无往非实;于无对者不可思议已耳。此斯宾塞氏言学所以发端于不可知、可知之分,而‘第一义海’著破幻之论,而谓二者互为之根也。窃尝谓万物本体虽不可知,而可知者止于感觉,但物德有本末之殊,而心知有先后之异……无他,亦尽于对待域而已。是域之外、固无从学,即学之亦于人事殆无涉也。”〔8〕因此在严复这里,本体得到了承认,它即是现象背后不可知又为现象所附着的东西。但人的认识只能止于现象世界(“尽于对待域”),现象背后的本体是无法认识的(“是域之外固无从学”),即使去努力认识亦与人类无益(“于人事殆无涉也”)。这不就是近代实证经验论的自觉意识和确切表达么?严复要求人们关注经验的现象领域,不去无谓地追求所谓现象背后的超 验本体,表明了他发展科学技术、反对性理空谈的强烈愿望。这里既有对近代西方实证科学精神的热情推崇和价值肯定,同时亦有对中国传统文化耽于冥想、无益科学昌明的冷静批判。

严复把认识区分为“元知”和“推知”两个不同发展阶段。“元知”作为直接感觉经验“为智慧之本始,一切知识,皆由此推”〔9〕;“推知”则是根据感觉经验由已知推证未知。严复特别强调“其为事也,——皆本于学术;其为学术也,——皆本于即物实测”,“理之诚妄,不可以口舌争也,其诚存乎事实”〔10〕。基于这种非常自觉的近代实证精神和科学态度,严复反对为康有为、谭嗣同所重视的陆王心学:“旧学之所以多无补者;其外籀(演绎)非不为也,为之又未尝不如法也,第其所本者大抵心成之说。”因此这种不诉诸感性经验,而诉诸“心成之说”的先验观念是“此学术之所以多诬,而国计民生之所以多病也。”〔11〕“陆王心学,质而言之,则直师心自用而已。”〔12〕在这里严复不仅看到了中学和西学在认识论上的根本差异,而且把这种认识取向的不同归结到中国何以积弱西方何以强盛的时代课题上。可见严复对西方哲学的考察始终未曾离开中国如何求生存的时代要求,始终没有离开中国人民在近代世界的血雨腥风中所激荡着的求生意志。

严复高度评价为培根所首倡的科学方法论,并把它提高到西方学问之首、之本的高度。因为在对西方社会的观察、分析和研究中,他深刻地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富强来自于科学技术的发达,而科学技术的发达又依赖于科学方法的运用。他写道:“本学之所以称逻辑者,以如贝根言,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13〕这种作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的逻辑就是归纳和演绎,即严复称之为“内籀”(内导)和“外籀”(外导)的方法:“格物穷理之用,其途不过二端:一曰内导,二曰外导。”〔14〕“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内籀之者,察其曲而知其全也,执其微以会其通也;外籀之者,据公理以断众事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15〕从“察其曲”(考察个别事物)到“知其全”(得出一般性结论),从“执其微”(以个别判断为前提)到“会其通”(归纳出普遍判断),就是内籀(归纳)法:根据“公理”(普遍性前提)推断出“众事”(具体事物)的结论,从“定数”(已知)推出“未然者”(未知)的方法,就是外籀(演绎)法。冯友兰认为,在此以前,像严复这样系统扼要地介绍西方科学方法还是很少见的。蔡元培也认为:“严氏于《天演论》外最注意的是名学。……严氏觉得名学是革新中国学术最要的关键。”〔16〕这是严复所作的一种开创性的事业。

近代中国不同于西方。西方自文艺复兴后实验科学的传统绵延不断且日益发扬光大,成就斐然,科学精神、实证观念不断深入人心,所以近代西方日益兴盛,而数百年来中国无此传统以致日渐衰落。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严复对经验论,特别是科学方法论的极力提倡,虽然切中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根本弊端,但也仍然只能是茫茫暗夜中的一盏孤灯。西方科学方法的产生根植于它科学实验的传统,而这种方法之于中国却无此深厚的根基。严复极力想把这种科学方法移植到中国,是出于挽救摇摇欲坠之中华的生存意识和生存意志。严复以其天才的洞察力触及到问题的根本之所在。然而没有根基,缺少土壤,科学及方法论之花又何以能够生存并遍及中华?严复的意义与悲剧即在于此。值得庆幸的是,严复在上一世纪的理想在经过了种种曲折的痛苦的历史过程之后,终于在国人走向21世纪的时刻逐渐成为现实,严复科学方法论的理念正实现在国人今日现代化的巨大实践中。

3.天赋人权观念

严复对西方学术的介绍、译述、阐释和宣扬,包含了从《天演论》的进化观念到《穆勒名学》的科学方法,到《原富》的经济自由主义,再到《法意》、《群己权界论》、《辟韩》的自山观念和民主政治理论,构成了一个相当系统、相当完整的序列,他自觉地把近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作为改造中国的理论参照,力图超越洋务派对西方“船坚炮利”、“形下粗迹”的表层认识,强调西方强盛的根本原因在于“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17〕,从而把西方所以富强的认识从着眼于器物层面转到科学方法、经济自由和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因上来。天赋人权作为严复宣传西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样不是对其作纯粹抽象的、一般性的介绍,而具有批判中国专制政治的历史的和现实的针对性。严夏不仅批判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具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新政理论,而且把矛头指向开理学之先声的唐代韩愈的专制主义理论。在韩愈看来,“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事其上者也,民……不事其上,则诛。”〔18〕严复站在近代民主政治的高度上,对君民关系作了与韩愈全然相反的解释:“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19〕人民设立君臣以保卫自己,仅仅是出于一种历史上的不得已:“惟其不得已,故不足以为道之原。”〔20〕“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也”,“是故西洋之言治者曰,国者,斯民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通国之公仆隶也”〔21〕。因此在严复看来,专制君主不过是窃国大盗,而民众百姓才是人类社会和世界历史的真正主宰,国家的统治者不是至高无上、不容怀疑的绝对权威,而不过是作为人民利益之普遍代表的国家公仆。

严复认为,西方所以富强的基本原因之一在于民众的自由和独立得到了尊重:“夫所谓富强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出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22〕。“处大通并立之时,吾未见其民之不自由者,其国可以自由;其民无权者,其国可以有权也。”〔23〕从民众的经济自由,到破除人身依附关系的社会解放,再到政治上获得管理的自治权利,个体自由因此就是一个具有多层结构的整体范畴,它只有在整体上得到了充分保障,才能够确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富强的基础力量。严复从经济关系与上层建筑的相互统一中,从个体自由之于国家自由的相互关系上为个体自由的地位作了极其深刻的论证,这样一来,专制君主制度就成了理所当然的批判对象。

深受西方自由主义熏陶的严复的思想观念与专制主义卫道士的保守意识自然大相径庭,因此必然被保守派视为异端而加以无情追杀。这就说明要冲击有着如此深厚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就需要巨大的勇气。

三、启蒙之二:批判传统文化

热情宣扬、转译、阐释西学,必然是对传统文化不合时宜的弊端的无情批判。正是在两种学术文化异同的相互比较中,严复感到了西学的优长和中学的缺陷,他从近代哲学世界观和科学方法论的角度,对传统中国学术作了深刻的批判。

严复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检讨和批判是出于他那个时代的特殊需要。他从对义理、考据和辞章的否定,推进到八股取士的制度上:“夫八股智慧,坏心术,滋游手,积将千年之弊,流失败坏,一旦外患凭陵,使国家一无所恃,欲战则忧速亡,忍耻求和则恐浸微浸灭。”〔24〕八股取士的制度束缚、禁锢、扼杀了中国学人的智慧、思想和心灵,使他们失去了积极开拓、不断创新的心理潜能和精神动力。因此,“处危亡之秋,务亟图自救之术,此竟是也。固知处今而谈,不独破坏人才之八股宜除,与凡宋学辞章小道,皆宜束之高阁也”〔25〕。凡学术必有助于中国的救亡图存,而中国之学术不是对事实、经验的实证研究,而是以古训的先验规范为根本要义,这根本无益于救治民族的生存危机。在当时,生存意志是国人压倒一切的意志,求生意识是国人高居首位的意识。中土之学有悖于这一时代要求的真正根源在哪里?严复以陆王心学为批判的突破口,对它作了深刻的哲学解剖:“陆王心学………师心自用而已。自以为不出门户可以知天下,而天下事与其所谓知者果相合否?不径庭否?不复问也。自以为闭门造车,出而合辙,而门外之辙,与其所造之车,果相合否?不龃龉否?又不察也。”〔26〕“后世学者,乐其径易,便于惰窳傲慢之情,遂群然趋之,莫知其返。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故其于己也,则认地大民众为富强,而果富强否,未尝验也,其于人也,则神州而外,未尝考也。抵死虚骄,未或稍屈。然而天下事所不可逃者,实而已矣,非虚词饰说所得自欺,又非盛气高言所可持劫也。迨及之而知,履之而艰,而天下之祸,固无救矣。胜代之所以亡,于今之所以弱者,不皆坐此也耶?”〔27〕正是中国传统学术不重实证、专致务虚的思想方式的根本缺陷,才最终导致了近代中国落伍、失我民族尊严与主权独立的悲惨结局。严复试图用他的天才般的译述架起一座沟通中西的思想桥梁,用一种新的哲学世界观和科学方法论实现对中国学术的根本改造。让我们看一看严复对西方学术文化的精神是如何把握的吧:“西学格致……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源,故高明。方其治之也,成见必不可据,饰词* 不可用,不敢丝毫主张,不得稍行武断,必勤必耐,必公必虚,而后有以造其至精之域,践其至实之途。”〔28〕这就是严复改造中国学术的理想的榜样。

严复以自我批判和开放的眼光论析中西学术在价值取向上的根本差异,一针见血地批判了陆王心学脱离生活的空疏特性。他高度评价近代科学方法对中国学术的借鉴价值,他孜孜以求的是用这种科学方法来改造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思维方式。他反对视西方民族为夷狄的虚骄狭隘的夜郎心态和落后观念,而处处以西方学术的实证精神作为改造中国学术的参照坐标,表现了在自己民族受辱的情况下仍不以狭隘的民族情绪拒斥外来文明的开放胸怀和健康态度。严复的卓越就在于在这种情况下仍能以科学精神去寻求民族富强的真正根源。他的探索对五四时期民主与科学口号的提出实在是功不可没。

四、启蒙与救亡的历史悖论:严复的意义与悲剧

严复对国人科学与民主的启蒙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使许多仁人志士于彷徨苦闷中接受了他的启迪,走上了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道路。他不仅惊世骇俗,影响了他自己生活的那个时代,而且也深刻影响了后来几代人。严复启蒙的主题是科学、民主、自由和富强,这在今日也仍然是我们有待完成的根本任务,是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核心和灵魂。

中国近现代历史行程给予了我们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教训。严复的理想和追求在尔后历史的各阶段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实践。20世纪以来的长期动乱、战争和革命的残酷环境把科学与民主的理念一而再、再而三地挤到了历史舞台和社会实践的背后,民族生存与国家独立的课题在民主革命的进程中始终占据着压倒一切的地位,从而延迟了从事现代工商文明、民主政治和社会自由(包括学术、科学研究的自由)的伟大社会历史性工程。而这个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上展开了的矛盾,实际上表现在严复本人的思想结构和生存实践中,然而他的后继者们没能够对他自身的悲剧性矛盾作出合理的分析、解剖和批判,而由此付出了高昂的历史代价。

强调“变”、倡导进化的历史观是近代中国进步学人思想观念的基本特征,严复是这一时代精神的自觉体现者。他的特殊贡献在于他不像康有为那样,把“变”的历史观依托在公羊三世说的古典形式中,而是直接诉诸近代西方的进化论和人文学说。他为近代中国的思想界、知识界寻找到一种进化世界观,一种宇宙进化、社会演进的哲学观念。借助于这种进化哲学理念,中国人才能够去审视、判断和把握中国与世界的基本发展趋势。他对进化学说、民主自由主义和科学方法论的宣扬,反映了冲击僵化的哲学观念、追求思想进步的时代要求。然而如何把这种已经明确了的近代理念付诸实践,亦即如何确定更新社会制度、实现社会进步的现实道路,就成了最艰难的时代课题。

严复赞赏、推崇斯宾塞的生物社会学:“善夫斯宾塞尔之言:‘民之可化,至于无穷,惟不可期之以骤’。”〔29〕因此在严复看来,革新中国社会应遵循历史进化的自然规律,不能选择暴风雨式的激进变革方式,而应是渐进温和的过渡过程。他清醒地意识到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教育启蒙对中国的重大意义,但这个历史任务的实现被诉诸一个漫长的进化过程,而不是被期待为具有否定性、飞跃性特征的社会政治革命。严复像其他维新志士一样,认识到科学与民主对建立近代国家的根本性意义,但却没能为这一近代基本理想的实现寻找到基本的历史前提,即没能找到实现这一社会理想的直接现实道路。这个历史前提或现实道路,就是赢得民族独立和实现否定专制政体的政治革命;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找到一种现实的基本社会力量,这一力量就是农民大众。在严复的思想视野、思想结构中恰恰缺少了这样一个基本环节。如果说严复主张启蒙国民之进化过程的观念有其巨大而长久的历史合理性,那么在争得启蒙中国民众的条件上他却留给了我们一个历史性的遗憾。

严复在直接现实历史性上失败了,但这并没有淹没他的启蒙理想的光辉。民主、自由、科学作为近现代世界历史的基本要素和主导灵魂,没有因为严复实现这一理想的方式苍白无力而失去它们作为历史根本契机和生命动力的真正意义。遗憾的是,这个百年来进步学人苦苦求索的主题,在争得了得以实现的历史前提后并没有随之得到落实。百年屈辱留给国人的心理创伤实在太严重了,由此而来的对西方社会的拒斥心理和历史惯性的不良作用,使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基本进程大大受挫。邓小平在“文革”后以伟大战略家的气魄开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他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伟大观念,不正是一百多年来先进中国人所追求的民主与科学这一近现代历史过程中的两大主题吗?在我看来,只有在上述的整体历史行程中,严复的悲剧与意义才能够得到合乎历史逻辑的说明。

注释:

〔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

〔2〕蔡元培:《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蔡元培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51页。

〔3〕《论世变之亟》,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上),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页

〔4〕〈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册(上),第16页。

〔5〕〈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册(上),第16页。

〔6〕《译《天演论》自序》,《严复集》第5册,第1321页

〔7〕《天演论》,同上书,第1351页。

〔8〕《穆勒名学)“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1036页。

〔9〕《穆勒名学)“部首引论”,(严复集)第4册,第1028页。

〔10〕《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册(上),第23页。

〔11〕《穆勒名学》“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1047页。

〔12〕《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上),第44页。

〔13〕《穆勒名学》”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1028页。

〔14〕《西学通门经功说用》,《严复集》第1册(上),第49页。

〔15〕《译《天演论》自序》,《严复集》第5册,第1319—1320页。

〔16〕《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352页。

〔17〕《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册(上),第2页。

〔18〕《辟韩》,《严复集》第1册(上),第33页

〔19〕《辟韩》,《严复集》第1册(上),第34页。

〔20〕《辟韩》,《严复集》第1册(上),第34页。

〔21〕《原强》,《严复集》第1册(上),第36页。

〔22〕《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册(上),第27页。

〔23〕《原富》“按语”,《严复集》第4册第917页。

〔24〕《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上),第43页。

〔25〕《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上),第44页。

〔26〕《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上),第44页。

〔27〕《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上),第45页。

〔28〕《救亡决论》,《严复集》第1册(上),第45页。

〔29〕《原强》修订稿,《严复集)第1册(上),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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