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实践的逻辑与人的自我创造与自我占有的意义结构--现实个体的独立活动与马克思共同体的理想_共产主义社会论文

公共实践的逻辑与人的自我创造与自我占有的意义结构--现实个体的独立活动与马克思共同体的理想_共产主义社会论文

公共性实践的逻辑与人类自我造就和自为拥有的意义结构——现实个人的自主活动与马克思社群共同体的理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共同体论文,社群论文,逻辑论文,自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7)02—0007—07

共产主义是马克思社会历史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集中体现着其关于未来美好社会观念的价值理性表达。对于这样一种生存共同体的新质,马克思立足人性整全性与实践活动自主性的视角,作出了多方面深刻的理论洞见。我认为,其实质和精髓则在于吁求一种赋有鲜明自主性、自因性特质的“总体性的人的生成”。而这种理想的“人的形象”所彰显的就是马克思公共的“社会世界”的文化价值目标——“个人的高度发展”。依马克思之见,人的类能力的发展,来自“个人自主活动”[1](P80)。显然,这是一种蕴涵着马克思哲学的全部希望和现代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的前瞻性识见。

作为一个社群共同体的共产主义的精神实质:“公共性”实践的马克思理解

西方有学者对马克思的相关思想和相应用语习惯进行深入的发掘与考察后发现,在马克思的一系列有关著作中,他不仅使用“社会”(Gesellschaft:Society)这个字眼儿,还更乐于用“社群”、“共同体”(Gemeinwesen,Gemeinschaft:Community)、“联合”(Assoziation:Association)、“公社”(Kommune:Commune)、“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词汇来代表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英译本中涉及Community之处一概写成德文Gemeinwesen,如此就不难发现他对表达“社群”本质(Gemeinwesen)这一名词的偏好。

按照经典作家的设想,未来的理想共同体,必然是直接生产者自由的组合形式,并具有真正、真实的民主机制。在这样一种社群共同体中,个人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可以适度地得以展开。在阶级的对峙、斗争、剥削之后,社群共同体取代了国家成为人类生活的唯一构成,当然,这种共同体不是静态的状况,而是动态的运动,它不是什么人类最终的理想目标,而是不断生成发展的一种生活方式。显然,这样的社群共同体是处在不断发展中的,而生活于其中的个人也同样处在持续发展中。质言之,取代国家的组合之民主形式,对马克思而言,实质上就是“社会”。

如果我们坚持历史主义的分析方法,立足马克思所生活和从事理论研究的时代背景,严格遵循而不是有意或无意的扭曲或曲解经典作家的思想逻辑,那么,我们就得承认,马克思心目中理想的“社群”,不只是一个简单经营社会生活的集体,它还包括在社群中的成员及其社会生活。因此,马克思的“社群”(community)观包括人性观在内。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亦即一个真实的社群中,由于不再有阶级的存在与分别,因此,剥削和压榨也随之消失。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国家随之消失后,取代国家组织的将是生产者——人人都成为没有中间商盘剥的直接生产者——的自由联合。这个代表公共和整体利益的组织,在市场和货币消失以后,所进行的是消费品的生产,而非商品的生产;是消费的分配,而非商品的交易。一个没有商品生产与交易的社群,自然不需要市场、货币、社会分工,不再生产剩余价值,不发生剥削现象,自然无私有财产制度可言。

总之,共产主义作为一个社群共同体的最大特色在于,透过直接参与,让人去关心、过问和实际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形成一个有理性的、有意识的公共活动计划,社会按照这个理性的公共计划,推动公共事务、落实公共政策,使过去人统治人变成人管理事物,也就是说达到直接的民主、参与的民主、真实的民主。因此,未来的社群是一个民主的社群,一个具有完整民主形式的政治的社群。

那么,处在理想的社群中的新人类,是怎样恢复其人性、恢复其族类的本质(Gattungswesen)呢?怎样把分裂的个人——公民与私人还原为完整的个人呢?怎样把本身的力量与政治的力量转化成为社群的力量而汲取于人的本身呢?换句话说,是怎样把人实现为既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政治动物,同时也是个体化、个人的呢?这也就是未来的人类的自我实现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提出“劳动的解放”——人成就自己、满足他人,并进行科学、艺术与文化创造性的活动。

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学说,遭到了后来的思想家的一些批评。其中,一种意见认为,马克思没有充分关注个人组合成群体(如阶级)时的异质性和复杂性问题,对个人组成一个群体时的内在矛盾困境缺乏足够洞察,以至过于简单地相信具有共同利益和地位、面临共同境遇的一群人肯定能组成一个有机整体,并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一致对外采取集体行动;相信只要一群人共同面对一种来自外部的压迫力量,这种外部压迫力量就足以激发起建构一个有机整体所需要的交往基础。这种批评可以在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和诺斯的制度经济学中见到。另一种意见来自自由主义,它对准的是群体组成中的理性主义。在它看来,群体并不像、至少并非总像奥尔森所说的那样,是由“理性人”组成的,而是因某种外部刺激或力量“非理性地”组合起来的。运作中的群体往往因为人数的增多而产生一种群体效应——它使参与群体之中的个体失去处在彼此分离状态时的个体理性品质以及责任意识,一种情绪的相互感染和彼此间的暗示效应会从群体组合中凸显出来并左右群体的行为运作。这种更具非理性性质的群体运作所呈现出的特征主要是,思维简单、情绪感染或冲动取代理性、个人放弃自己对自己行动的自主权并把它交给他人(特别是领袖或群体)、短视、多变、偏执,等等。因而,这种群体运作很可能产生的是专制甚至疯狂等消极、恶劣的结果。在这种观点看来,马克思对阶级这种社会群体的探讨似乎仍有过重的理性色彩,对阶级内部的分歧、复杂性甚至陷入自己反对自己的矛盾中的可能性估计不足。

我认为,上述批评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需要作必要的具体分析。就经典作家新哲学观念的语义设定及其内涵所指而言,表现出鲜明的以作为类整体的生存本位为依归的实践——价值之“公共性”追求,因而凸显出宏大、深邃的文化人类学视野。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的实践,是一种真正面向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创造性的公共实践形式。就人类活动的历史演进形态来看,大致经历了这么几种形式:纯粹政治生活(以古希腊城邦——国家公共利益为本位)的实践;纯粹经济一功利性(近代社会以相对独立个体利益最大化为目的)实践;作为整全的生活世界(表现人的自由生命)——公共实践。按照马克思关于人的发展的三阶段说,人类的公共实践形态也相应地经过了三种形态:在人对人的依赖性阶段——原始社会,是原始的公共实践性;在通过人对物的依赖性所表现出来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公共实践的异化阶段;在人的自由个性阶段——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阶段,是公共实践的复归。

公共实践满足的是人的公共社会性需要,实现的是人的公共的社会性利益,追求和造就的是具有公正无私品格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就公共实践主体的性质而言,这种主体在活动中不是强制的,而是平等的合作主体,是拥有着一定的生产生活资料,自主进行活动的自为性存在。因此,这样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形式,具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活动出发点的非私人性;二是活动过程的个体平等与合作性;三是活动结果的非个人或少数人独占性——社会共享性。

在马克思的理论语境中,这种带有鲜明人文色彩和公共价值追求意味的“公共实践”,有三种基本的表现形式:(1)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公共实践的表现形式就是“公共生产”活动——公共实践的自然维度。这种活动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私人占有制基础上的为追逐利润而进行的“私人性生产”,因为,私人性生产表现为对自然进行单方面征服、掠夺和支配,造成了自然对人的疏离、对抗和外在紧张,最终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异化。这种公共生产活动不应只被看成是一种生产方式,它同时还具有经典作家哲学理论所主张的社会目的。因此,它有着远比其单方面的经济目的更为深刻的内涵:“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证明了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并且懂得怎样处处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正是通过这样的生产和建造,“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2](P96—97) 在经典作家的设想中,公共生产是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基础上所进行的生产,他们对公共生产的主张,不仅是从经济方面,更多地是从社会公共哲学高度来说的。因此,从逻辑上讲,一方面,公共生产能够克服私人生产所带来的不自有状态,促进人类进步和最终解放,因此,它是社会发展的一个必要的阶段性目标;另一方面,公共生产在道德上的优先性和经济效率上的优先性又是比肩并立的:“全面公共生产条件下的人的解放和自由,也就是使人类免除种束缚和不公正,已成为把生产力从资本主义过时的生产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一个条件和不可或缺的因素,与此同时,公共生产代替私人生产也成为人获得自由和解放的一个条件和不可或缺的因素。”[3](P71—72)(2)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公共实践的表现形式是人与人之间平等交往与合作基础上改造现有社会组织和制度形态,求取制度公正性的活动——可称之为公共实践的社会维度。在社会生活领域,人类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冲突,其中最基本的诸如:经济生活中“效率”与“公正”的冲突;政治生活中秩序与民主的冲突;文化生活中意识形态一元要求与思想表达自由的多元倾向的冲突等,一言以蔽之,就是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冲突。在社会生活领域内,公共实践主要就是围绕这几个方面而确立其功能与使命,有效发挥其协调和仲裁作用。(3)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公共实践主要表现为对个体自由个性获得形式、途径、可能性条件以及保障等的探索——可称之为公共实践的自由个性维度。马克思指出,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通过消除异化劳动而实现的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也就是所谓“为了人并且通过人对人的本质和人的生命、对象性的人和人的产品的感性的占有”,就“不应当仅仅理解为直接的、片面的享受,不应当仅仅理解为占有、拥有”,而应当理解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同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感觉、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感官,正像在形式下直接是社会的器官的那些器官一样,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占有对象”,因此,“私有财产的扬弃,是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的彻底解放”[2](P123—124)。

类自我造就和自为拥有着的“意义结构”:劳动异化之谜的破解与“公共实践”的渊源与旨趣

对马克思哲学中“公共实践”概念的理论源头,我认为,应该是构成其理论支柱和核心的“劳动异化”概念。

马克思何以反对私有财产,而赞成公共生产呢?对这一问题,理论界通常都是着眼于社会经济理性的角度,从马克思所揭示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运动方面来研究的,故而忽略了它的哲学方面的渊源。事实上,这一渊源是构成马克思哲学理论实质和核心内容之一的“劳动的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人的本质特征,劳动创造了人,使人变成有生气的人、摆脱了孤独状态的人,变成了一个社会性的或具有合作特质的生物,进而认识自然、改造自然。那么,马克思所说的异化(“疏远化”)是什么意思呢?在哲学史上,黑格尔首次提出“异化”这个概念,实质上是指人逐渐地异于这个世界(自然、事物、他人以及人本身)。人并没有把自己当做是自身行为的主体,当做是一个能思考、有感情的人,人成了客体,这个客体正是人自身力量外化的体现。因此,人只能在他所创造的产品中认识自己,只能通过顺从于他的创造物中接触到自己。黑格尔把绝对理念——上帝看做是历史的主体,认为只有通过人,通过自我异化的某一状态,通过绝对理念回复到自身的历史过程才能认识自身[4](P23)。费尔巴哈把黑格尔的哲学从天上降到了人间,他认为,上帝代表了人的力量,人是这些力量的主体,只有人才将上帝变为一种外在于人的存在,使人只有通过对上帝的崇拜才能感受到自己的力量:上帝越强大,人就越弱小[5](P267)。

马克思深受费尔巴哈的鼓舞与影响。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一书的序言中,按照费尔巴哈的观点对异化进行了分析。在《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中,马克思从分析宗教异化的现象出发,进一步论述了劳动异化问题。他写到:“劳动者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穷。”[6](P44) 相隔几段之后,马克思又指出:“这一切后果已经包含在这样一种规定中: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像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一样。因为在这个前提下,下面所说的是不言而喻的:劳动者耗费在劳动中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建的、与自身相对立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便越强大,他本身、他内部世界便越贫乏,归他所属的东西便越少。……劳动者把自己的生命贯注到对象里去,但因此这个生命不再属于他,而是属于对象了。因此,劳动者的这个活动越大,劳动者便越空虚。……劳动者把自己外化在他的产品中,这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着,并成为与他相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贯注到对象中去的生命作为敌对和异己的力量同他相对抗。”[6](P45) 马克思接着指出,劳动者不仅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异化不仅表现在生产的结果上,而且也表现在生产行为本身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6](P47)。

从异化劳动概念出发,马克思又进一步论述了人同自身、同他人、同自然的异化的思想。马克思认为,劳动在其原始的、非异化的形式中,即是“生命活动本身、生产活动本身”,并进而明确指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就是人类的特性。但是,在异化劳动中,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被歪曲成了异化的活动,因此,生命活动本身“仅仅变成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6](P48)。马克思不仅注意到了同自己劳动产品的异化,注意到了劳动的异化,而且还关系人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同自身、同他人的异化。马克思指出:“因此,异化劳动导致如下结果:人的类本质——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他的精神的、类的能力——变成与人异类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异化劳动把人自己的身体从人那里异化出去,就像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把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异化出去一样。人从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的本质异化出去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从人那里异化。当人与自己本身相对立的时候,那么其他人也与他相对立。凡是适用于人对自己的劳动、自己劳动产品和自己本身的关系的东西,也都同样适用于人对其他人、对其他人的劳动产品和劳动产品的关系。”[6](P51)

从全部马克思主义“公共哲学”理念的确立或者这种哲学“公共性”特质的生成来看,上述马克思有关异化的思想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并贯穿在马克思以后的所有著作中,包括《资本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写到:“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的、不受我们控制的、与我们愿望背道而驰的并抹煞我们的打算的物质力量,这是过去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1](P37)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谈到了异化问题,其中他写到:“在工场手工业和手工业中,是工人利用工具,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在前一种场合,劳动资料的运动从工人出发,在后一种场合,则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是一个活机构的肢体。在工厂中,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做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7](P463)

马克思公共哲学的理论逻辑很清楚:劳动异化的根源在于“私人生产”,而“私人生产”的根源则在于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制度”:“工人同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或者不管人们给雇主起个什么别的名字)同这个劳动的关系。从而,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同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2](P100) 如此,马克思从异化劳动这一概念,即从异化的生命、异化的人的概念,得出了“私有财产”这一概念,从根本上揭示了私有财产的“秘密”:私有财产既是异化劳动的产物,又是劳动借以异化的手段或条件,是这一异化的实现。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构成互为因果、相互作用的关系,从而导致了私有制社会中种种具有对抗性质的矛盾的发生和发展。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异化即是人的病态。这不是一种新病,因为自劳动分工以来,即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之时,它就必然地存在了;只是在工人阶级中,这种病才得以迅猛地发展起来,以至于每一个人都患着这一疾病。只有等到这一疾病恶化时,才能医治这一疾病;只有全面异化的人才能克服异化。要消除劳动异化,实现人的根本解放,就必须铲除异化经济,废除私人生产,实行“公共生产”。马克思注意到:一方面,“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这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7](P530)。另一方面,“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员,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7](P535)。

社会主义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实行“公共生产”制度的社会形态,它的建立就是为了从根本上消除异化。在这样一种社会里,人成了历史的主人,成了从事一切公共实践活动的主体,并意识到了自己就是自身力量的主宰,从而不再受到外在异己事物与环境的束缚。马克思指出:“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须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存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壮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们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交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7](P926—927)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提出了“消灭劳动”的重要思想,这是理解马克思“公共实践的”范畴的关键。马克思写到:“无产者,为了保住自己的个性,就一定消灭他们至今所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旧社会生存的条件,即消灭劳动”[8](P87)。他还指出:“而共产主义革命则反对活动的旧有性质,消灭劳动。”[8](P78) 其实,对于作为肉体存在的人来说,劳动不过是人与自然之间实现物质变换的有效形式,“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8](P56)。“劳动过程……是制造使用价值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为了人类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是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的。”[9](P209) 从性质上讲,这种意义上的劳动,具有“类活动的意义”,“在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劳动又会有某些共同的社会属性”[10],它乃是作为经验存在的人赖以维系自己生存的绝对前提,是人的谋生手段,它并不受制于任何时代和任何社会形式,相反,它具有超时代的永恒意义,它不可能被超越。对此,马克思指出,这种劳动“是在必须实现的外在目的的压力下决定的,而这种外在目的的实现是自然的必然性,或者说社会义务,怎么说都行”[11](P282);在另一处,马克思也提到,“作为社会劳动力的消耗而存在的劳动的社会性”,是不受历史条件限制的,因为,它除了“以历史上发展的形式表现出”的那种规定(即商品的价值)之外,“在其他一切历史社会形式内也存在”,“只是以另一种形式存在而已”[12](P318)。

可见,马克思公共哲学中的“劳动范畴”具有双重理论属性:作为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的劳动——经验层面的工具理性意义上劳动是永远不可能被“消灭”的;而作为未来理想生存样态的劳动——超验的、逻辑层面的价值理性意义上的劳动则是可以“消灭”的。在经典作家看来,公共生产或曰公共实践制度还只是通向人类全面自由发展的第一次飞跃;在这之后,社会主义将向“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重建劳动者个人所有制”发展,代替国家的,将是一种新型的联合组织,“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公共生产之后,马克思在对未来社会的美好设想中,提出了实现美好社会的实现,还需要消除社会分工、货币、市场等一切造成异化的形式。这样才能通过恢复一切人的未被异化的能动性,使人获得尊严、自由,实现全面、彻底的自由,也就是从未被认识的客观力量中完全解脱出来,自由地设计未来,合理组织社会经济活动。在这样的社会里,社会的目的是人而不是产品,人不再是“畸形的”,而是全面充分发展的。所以会如此,其理由在于,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劳动的性质本身发生了根本变化,是由“奴役”变成了“享受”;由“谋生的手段”变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马克思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变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13](P22—23)

马克思新哲学观的“公共实践”价值目标:人和世界都获得解放的大公共主义

马克思主义学说史的历程表明,马克思主义总是作为一个整体出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禀赋着鲜明的“公共性”色彩和“公共价值”取向的直接的理论根据所在。从马克思思想的发展来看,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和他的公共哲学思想总是作为统一的论述出现的,共产主义和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是互为表里的关系,马克思本人更是把共产主义和实践唯物主义看做是同一个东西。因此,正如马克思的学说是关于共产主义运动的学说一样,共产主义运动作为一种社会历史运动是过去的历史、现实的前提和“现实的人”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从这个角度讲,“共产主义”思想在实际上构成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一个带有总体性的深层逻辑。

在马克思的运思过程中始终有一个“逻辑—价值信念”——人的本质是自由,而人的自由只有在“共产主义”和“自由王国”中才是可能的,“共产主义”在马克思那里完全是以“理念”的形式,通过逻辑的推演而产生出的人的“本体”意义的存在方式,具有“超验”的意味:“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之否定的肯定,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达到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14](P93)。在共产主义中,人真正实现了自身,整全意义上的人性得到完成,“它(共产主义)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4](P81)。既然“共产主义”标志着马克思全部理论学说的整体性特质,因此,从语义进而实质上重新挖掘和界定“共产主义”,对于补充以往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理解上的不足,从而完整、准确地把握和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概念是多义的,具有多个维度,从而呈现出多元的图景。“共产主义”从多个层面标志着马克思的公共哲学观念或者这种哲学的“公共性”品质。

首先,公共理性基础上的个性自由主义的社会。共产主义作为消解阶级的运动,为人的自由个性的普遍实现创造了前提和条件,它所意指的图景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传统观念中,共产主义首先被理解为一种集体主义,上述对经典共产主义的解读表明:共产主义社会首先是自由个性社会即个性主义社会,而集体主义不过是个性主义实现自身的方式。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有个性的个人和阶级的个人”[15](P60) 的差别是本质性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消解了阶级的社会,社会生活开始以个体为起源、目的和中心。个体不再是实现阶级意志的工具,而是社会历史的真正主体。发展自己的个性将是他们最重要的使命。但是个性主义绝不意味着自我中心主义,而是意味着有个性的个人的联合。相应地,个体的存在被赋予至高无上的地位:“共产主义所建立的制度,正是这样一种现实基础,它排除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东西。”[15](P78) 在人与人的关系层面,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个性的彻底实现,而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则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共产党宣言》中特别强调:“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那样一个联合体,在其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5](P273)

其次,所有人类个体都被当做目的性存在的公共社会。将Kommunismus 和Communism译为共产主义表征着中国学术界的一种倾向:主要从生产关系(尤其是所有制)的角度来理解共产主义。这固然没有错,但仅仅从生产关系角度来理解共产主义就无法理解它的多义性。实际上,Kommunismus和Communism在德文与英文中的直接含义都是“公共主义”(联合主义),而公共主义这个概念更能言明我们通常所说的共产主义的本质:建立共产主义的目的是在全人类范围内实现彻底的公共主义。以往的公共主义是以部落共同体和阶级共同体为本位的,具有无法克服的狭隘性。共产主义作为公共主义则是为所有人类个体而存在的。在这种彻底的公共主义社会中,所有人类个体都被当做目的性存在,正如所有人都必须把他人当做目的性存在一样,因此,主体际关系是相互认同的而非相互对立的关系。进而言之,这种社会结构本质上是拥有结构而非占有结构,共产主义的本质就是在全人类范围内使拥有结构公共化。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社会结构表现为单向的占有结构,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在占有生产资料的同时也占有着依赖这些生产资料的人,使后者成为实现他们生存计划的工具,而后者则被剥夺了对历史的设计权。共产主义作为公共主义则要求消灭这种单向的占有关系,代之以人类个体对生产资料的普遍、平等的拥有和个体间的平等拥有,以使人类个体成为社会历史的真正主体。因此,生产资料公有制也就是个体所有制:“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消灭着私有制”;“许多生产工具应该受每一个个人支配,而财产则受所有的个人支配。”这样的社会生产方式既具有个体性,又具有公共性:首先,由于每个人都拥有生产的总和,因此,生产关系对于他们来说是自主的活动,而非异化的劳动;其次,人和人之间的生产关系是自由联合关系,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一起消失的是人们在劳动过程中的统治——服从关系;再者,由于生产对每个个体来说都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统一,因此,每个个人都是自己生产过程的设计者,生产变成了个体的自我创造和个体间的相互创造,其标志就是个体的社会角色的多样化:“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生活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发展,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的批判者。”[15](P37) 这就是说,共产主义作为公共主义社会存在的目的是使每一个人类个体都有实现自己个性的机会,体现了对人类生存的一种理性的终极设计和终极关怀。

再者,生态公正理想。人及其社会都产生于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过程,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实现必然意味着人与自然新质关系的诞生。而从马克思的总体论述来看,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公共主义社会的公共性绝不限于社会关系领域,还包括人与自在者的新关系:一方面,自然界不再作为盲目的力量与人类相对抗,而是没联合起来的人们所认识和控制,成为人们自由创造的基础;另一方面,随着人与人对抗关系的终结,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达到和解。因此,“共产主义的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留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种communism(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现象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6](P77)。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同一就是自为的自因性和自在的自因性的统一,它意味着人的自我实现不再以对自然的征服和压迫为前提,与人类结缘的自在者完全可以被尊重和成全。人与自然的和解要求人放弃征服、统治、占有的伦理学,承认自然界也有其内在价值,在使自己获得升华的同时使自然界获得解放。马克思深刻地批判了私有制:“私有制使我们变得如此片面,以至于一个对象,只有当它为我们所拥有的时候,也就是说,当它对我们来说作为资本而存在,或者被我们直接占有,被我们吃、喝、穿、住的时候,才是我们的。”[17](P81) 共产主义通过对私有制的扬弃将超越这种占有的伦理学,而代之以全新的逻辑和生存方式:“需要和享乐失去了其利己主义性质,而自然界失去了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17](P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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