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至宋时期寓惠书家考论文_张媛文

东晋至宋时期寓惠书家考论文_张媛文

惠州市博物馆 广东 惠州 516000

摘 要:惠州位于广东省东南部,自古享有“岭南名郡”之美誉,是岭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流中心。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历来是兵家战火、洪水多发之地,加上岭南气候潮湿蚊虫多,不利书画收藏。所以晋朝至宋代虽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高峰期,但留下记载的岭南本地书家寥如辰星,这应与处于南疆地带交通不通畅少与中原文士相接,声名不能传之久远有关。所幸古往今来多有高僧大德、名宦、文人墨客荟萃惠州,留下宝贵的人文资源,其中不乏载入典籍的书法高手,最早见于史载的寓惠书法家是葛洪,宋至和元年(1054)的野吏亭石碑是惠州地区遗存下来最早的金石碑刻,北宋大文豪苏轼被贬惠州期间所书《归去来兮辞》是广东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墨迹。

关键词:晋朝;宋代;书法艺术;罗浮道教书家;贬官书家

一、罗浮道教书家

东晋虽非政权强盛的时期,却是诗词歌赋、书法、绘画艺术鼎盛时期。“惟才是举”制度的实施,使道教、书法、文学艺术在此时深入上层社会的,成为世族大家争能斗胜的方式之一。北方大族及大量汉族人口迁徙江南,给江南中原人士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 惠州与道教的关系密切,不仅因为汇合于惠州的东江和西枝江皆为东往西流的道家视为福地仙源的“逆水”,而且雄踞于“逆水”之阳的罗浮山,是岭南地区神仙传说最多的道教名山,是道教追求的人间仙境。罗浮山早在秦汉时已是道家中心之一。汉代史学家司马迁盛赞罗浮山是仅次于五岳之后的名山,将其称为“粤岳”。作为岭南道教文化发祥地,罗浮山道教渊源深厚,被尊称为道教十大洞天中的“第七大洞天”、“第三十四福地”,也造就了它在道教文化历史上的颇高地位。据惠州文化学者初步统计,一部《全唐诗》就有50多位作者近70首作品言及罗浮,这些作品多以送人入罗浮为题材。仅从诗题就可知当时不少道教高人往来罗浮,惠州与中原文化交流日趋频繁[1] 。

真正让罗浮山与道教结缘而成为神仙福地、道教名山,应该是早在晋光熙元年(306)葛洪进山修道以后。葛洪(公元284~364年),江苏人。他是一位奇人异士,拥有多重复杂身份,既是东晋道教领袖、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又是著作等身的学者,当过伏波将军,屠呦呦因其在罗浮山编著的《肘后备急方》获诺贝尔奖后,其显著盛名更让人完全忽视了他的书法成就。而从葛洪的《自叙》可以看出,他出生官宦世家,自幼博览群书,但却因家庭变故不得不卖柴买纸抄书,甚至以树枝代笔以大地为纸苦坚持练书习法,即使这么艰苦终还是练就一手好字,其书法也是寓惠名人中发现最早有见于史料记载。

南宋期间葛长庚(公元1194-1229年),又名白玉蟾,海南人,自幼跟随罗浮道人陈楠入罗浮,得授金丹火候诀并五雷大法,是宋代道教南五祖之一,同时他又是一位造诣极高无所不能的艺术通才,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道宗仙诗大家、书画家。其著述甚丰,诗文多达1,200余首[2]。在世时,其诗词、书画已名重一时,史称其“善篆隶草”。但真正奠定白玉蟾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且也是他自鸣得意的是其草书,在《次韵送秀才》就写道:“得句直疑无李白,草书真个过张颠”。张颠是唐代著名书法家,后世誉为“草圣”,白玉蟾毫不掩饰自己的书法有过之而无不及。其草书狂放之中章法谨严,错落有致,流转升腾,如道教论坛腾之势,似龙之飞,凤之舞。唐顺之在《史纂左编》称其“大字草书,视之若龙蛇飞动。”清康熙《御定佩文斋书画谱》亦称其草书“有龙翔凤翥之势”。所幸白玉蟾传世墨宝还有三幅,其中草书《天朗气清诗帖》、《足轩铭》分别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藏行书《仙庐峰六咏诗帖》。南宋诗人刘克庄在看了白留在罗湖道观墙壁上的草书后写诗:“浪迹人间状似癫,草书壁上笔如椽。吾许二士皆奇绝,未是神仙是鬼仙”证明至少在当时罗浮道观还保留其珍贵的墨迹。白玉蟾真人曾经在天庆观(即现在的位于惠州西湖的元妙观)后山结庐修真,广收门徒,为道教南宗在惠州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康熙年间,知府王煐为其建“白真人紫清阁”并刻《紫清阁白真人不立像碑说》石碑,几百年来香火鼎盛。

惠州濒临南海,佛教早在东汉末年就由粤海进入城南的银岗岭龙兴寺,是岭南历史最为久远的佛教场所之一,但直到东晋迟道教大概五十年才进入“仙圣游居之处”的罗浮山[3]。入唐以后罗浮山大量增建了不少佛寺,此时佛教与道教才在罗浮山得于平分秋色[4]。虽隋唐时期惠州本地有僧敫、怀迪等多位高僧但目前发现罗浮佛教书法家甚少。

二、宋时期贬官书家

宋代以前,惠州地广人稀,还处于比较落后的农业社会,经济、文化明显落后于中原,被称为“蛮荒”,加上岭南气候炎热,瘟疫流行,被历朝统治者视为“边徼荒远,获戾迁谪之所”。而早在唐代,岭南就开始一度成为最重要的流放之地。宰相牛僧孺因党争失势被贬循州时就悲观失落,“蹙蹙怨嗟,有不堪之穷愁形于文字”。直至到了宋代,岭南惠州仍是贬官最为集中的地方。但此时的贬官陈尧佐和苏轼、陈鹏飞等人却以文人阔达的心境,寄情湖山,还积极参与惠州的青山秀水建设工作,为蛮荒偏僻的惠州带来鼎盛的中原文化,促使惠州文学艺术以及经济的发展。

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因“言事切直”被贬为潮州通判的陈尧佐移典惠阳郡(时为祯州)。陈尧佐(公元963~1044年),字希元,四川阆中人。北宋大臣、水利专家、诗人,也擅长书法,喜欢写特大的隶书字。因其书法点画肥重,有“堆墨书”之称。其行书与宋四家所传承的路子基本一致——二王体系,并兼有鲁公体势。还略掺李北海之意 ,于秀丽中暗藏厚重劲挺 ,用笔粗细对比强烈,尤其体现在左右结构上。有些结字与米芾相近,这是同时期相互影响使然。陈尧佐所作《游惠阳西湖》是最早见于史籍的游西湖诗。他居惠期间,曾在梌山惠州府治东城上修建野吏亭,并在太守东堂(今惠城区文化馆附近)亲手植荔枝,百姓称为“将军树”。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离惠三十多年后位居宰相的陈尧佐还念念不忘惠州,每当与宾朋谈及天下风景奇胜,必称道惠州野吏亭,极力宣传惠州山水之美,多有诗歌寄情惠州。

九十多年后,一代文豪苏轼在荔枝树下唱出千古绝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让世人知晓了惠州。作为道家的俗家弟子、亦儒亦道的北宋大文豪苏轼一生在朝廷为政,晚年三次遭受贬谪,乐观的把逆境变成了顺境,在逆境中作出贡献,最后总结自己一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可见惠州与苏轼的不解之缘。苏轼(公元1036—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死后追谥文忠,四川眉山人。其诗、词、赋、散文造诣高超,还擅书法、绘画乃至音乐等艺术门类可谓无一不能而又无一不精,是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罕见的全才,“唐宋八大家”之一,与黄、米、蔡并称“宋四家”。绍圣元年59岁的苏轼以“讥讪先帝”罪贬谪惠州,“宁远军节度副使不得签署公事”,乐观的他作为一个无权无势的纯粹文人,却也是对惠州影响最为深远的人。

苏轼书法兼得二王、顏真卿、杨凝式、李邕之长,又广泛涉猎晋唐其他书家。书风沉着、苍劲、豪放、丰腴自然,懂法而不拘泥古法,师古而不泥古,正如他自己所云:“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这时期以苏轼为代表的书家开始注重提高自身的学识修养,并且形成了以表现主体情趣为主的“尚意”书风。《中国书法全集》33-34册收录苏轼作品一百八十五幅,包括宋拓片和墨迹,寓惠期间十五幅作品主要是行书,少有行楷书和楷书,形式多为信札。此时期一改过去的碑板和墓志开始重视卷轴和尺牍、信札、题跋。这些表现形式都是属于平常无意思信手而为的寸纸片言只字,书写者可以随心所欲、尽情尽兴。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归去来辞卷》和《致南圭使君贴》两幅作品,为苏轼寓惠期间所作,这也是岭南地区最早流传下来的墨迹,弥足珍贵。苏轼一生仰慕陶渊明,曾有四处记载书《归去来辞卷》。绍圣三年(1096)苏轼特意为佛僧卓契顺不远千里送信到惠州书写的《归去来辞卷》,是其成熟期的作品中达到“圆满”境界的一件上乘佳作,且有意仿颜真卿的笔意而成。元袁桷认为此贴所表现出来的墨色令人有竦然起敬的感觉。

在此不得不提到苏轼的两位儿子,苏迈和苏过。他们虽非贬官州,但是却是因苏轼被贬而曾居惠州,而且还是让大家都忽略了书法家。 苏迈(公元1059—1119年)字伯达,四川眉山人。苏轼长子。驾部员外郎。《宋史本传、姑溪集》有记载“善为文,工书,东坡帖乃迈所作”。宋哲宗绍圣三年(公元1096年),迈上书求职韶州仁化令,获准。于是趁赴任之机,将自己家眷和苏过家眷都搬至惠州。后又因韶惠相邻迥避谪籍而被罢免了仁化县令。苏东坡在儋州谪居了四年,苏迈就在白鹤峰守望了四年。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苏迈《致主管学士》 尺牍 行草书 。

在四川三苏祠有副对联:“千载诗书城,坐修竹林中,尽饶佳士;四贤桑梓地,问斜川集后,谁嗣高文?”联中的“四贤”,即指苏轼及其父老泉、弟澈、和三子过,一门三代文士。苏过(公元1072一1123年)字叔党,晚号斜川居士,北宋文学家。苏门父子诗词文章书法俱佳,苏过是“三苏”之后子弟中最承家风者,文章、书法笔力遒劲,气势不凡。而且行书、楷书都极似东坡,书法丰润秀逸趣味横生。苏过从小到三十岁前,几乎都随父亲在频繁的迁徙中度过的。苏轼一生被贬三次,三个儿子唯独苏过是一直伺候左右。绍圣元年(1094年),年仅二十二岁的苏过随父到惠州,绍圣四年(1097),苏轼再贬海南岛,苏过则把妻儿留在惠州白鹤新居,独自随父往更荒僻的海南儋州。苏过得父亲亲自教导不仅能诗文,且擅书画,并秉承父亲的遗风,兼采儒、道、释诸家之自由思想,故时人以“小坡”誉之。苏过著有《斜川集》传世,集中载有其寓惠诗文近四十篇,清道光雕版《三苏全集》有收录。其本传附于《宋史.苏轼传》卷三三八有传。亦能书画。宋徽宗曾宣召苏过入宫作壁画。现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苏过《贻孙帖》、《赠远夫诗帖》两幅珍贵的墨宝。

只可惜象苏过这样一位才华横溢的文学家、书画家却被祖父辈辉煌的光芒所掩盖。绍圣元年年轻的苏过还未有功名,只是作为随同家眷前往惠州,故观惠州近年各单位、学术团队编辑的《惠州寓惠名人》,无论是文学还是书画艺术都少见其名,深感遗憾。而早在南宋时期惠州太守赵汝驭创建"聚贤堂"纪念为惠州经济文化作出贡献的十二贤,其一就是苏过。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亦非常推崇苏过的诗文,同时代的赵怀玉在《校刻斜川集序》感叹:“……使天假以年,名或不在其父之下。惜乎身处末流,仕又再黜,坎坷道死,不获措其蕴于天下,是则才人之不幸夫!”

虽然东坡一家打算长住惠州,但历代贬官中最后定居惠州的也许只有与苏轼、张子昭同被誉为宋代“注经三杰”的陈鹏飞。 陈鹏飞(公元1099~1148年),字少南,号鸣翔,有说是浙江永嘉人也有说是重庆永川人,这里不做考证。高宗绍兴十二年(1142年)中进士,历任太学博士、崇政殿说书、礼部员外郎等,绍兴十四年(1144)因忤权相秦桧,被朝廷竄惠州。所著《罗浮集》、《管见集》以及《陈博士书经》、《诗传》等均佚。南宋叶适撰《冰心集》亦有载其“工书法”,“人得其翰墨皆珍藏之”。可惜目前不见任何传世墨迹及碑刻等,也无更多相关资料佐证。但从赠本地书家陈仲辅之《赠邕管察推陈仲辅》一诗可见当时陈鹏飞到了惠州积极融入地方文学书法活动。他来惠州时先居府城梌山附近的舍人巷,后迁偏僻的铁炉湖。现铁炉湖住户多为陈鹏飞后裔,2014年铁炉湖明清古街获评广东省历史文化街区。

三 结束语

书法艺术是中华民族特有的艺术瑰宝,是世界艺术史上的一种奇迹。当前,惠州地区还保存大量宋以后的摩崖石刻和石碑,且有一定书法艺术价值,这些虽多为寓惠名人题刻,但亦可弥补惠州书法史上的空缺。除此之外宋代寓惠的卢侗、陈瓘、赵汝驭、文天祥等书法造诣也是不可忽视的。 这些寓惠名人的到来,不仅与惠州人民一起建设岭南落后的惠州,同时也影响了惠州的书法艺术。

参考文献:

[1] 徐志达 吴定球 何志成.惠州文化教育源流[M].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

[2] 李慧斌.宋代制度层面的书法史研究[D].吉林大学 2009

[3] 黎向群,岭南历代书法名录[M]. 广东人民出版社 , 2008

[4]李毅华,李雪明.道教视角下的“书法”遮谈[J]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1.(01):113-114

论文作者:张媛文

论文发表刊物:《文化研究》2017年7月

论文发表时间:2017/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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