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论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何谓中国经济学？一时还很难准确的概括和表述。不过，它既不简单是中国经济学者的经济理论观点或经济学流派，也不简单是中国这块土地上产生的部门经济学或技术经济学，更不是西方经济学的中国化。依我们浅见，中国经济学主要是以中国经济的基本问题（比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而不是一般经济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包括马克思经济学中有价值的一些观点、方法等，只有具备这些基本特征的经济才算是中国经济学。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考察，现存的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经济学的要求尚有相当大的距离，并且其中夹着不少误解和偏见，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因此，很有必要提出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问题，希冀在经济学界引起高度重视和广泛地开展讨论。
一论经济学是否要以“人”为主体
经济活动是以人为主体的行为，经济实践也是人们的社会实践。这是一般的经济常识。因此不言而喻的，经济学就是研究“人”这个主体的科学，它要深入分析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利益满足的程度，参与经济活动的态度、情绪，以及新的愿望和要求。从而促进经济活动一切依靠人，一切服从人，一切为了人。离开对“人”这个主体的分析，将人游离于经济学之外，不仅整个经济活动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经济学本身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可是，在现行经济学教科书和经济学论著中，却充斥着见物不见人的现象。似乎在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与“人”这个主体本身好象关系不大，或者把“人”这个主体当作已经解决的问题。比如，人们研究发展生产力，谈得较多的都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诚然，这些也是很重要。却忽视了“人”是生产力的主体要素，“人”既是生产力的物质承担者，又是生产力发展的受益者。现在我们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其中很重要的就包含物质财富的增长必须与“人”自身的发展相一致，要服从于“人”的目的。如果今天物质财富的增长虽然提高了人们的物质生活，但带来了环境污染、土地资源减少等，影响到人们未来的利益，这种生产力发展就只能是畸形的发展。而脱离“人”发展的生产力发展，当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生产力发展。另外，我们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除了肯定科技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性外，更重要的则是按照劳动者是生产力主体要素的原理，充分肯定科技劳动者是生产力的第一要素，要高度重视和发挥科技劳动者或劳动者能力的作用。这样认识，才有可能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真正落到实处。
再比如，结合我国多年来规模宏大的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学对“人”的研究相当贫乏。实际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本质，就是以人为主体，以人为对象的社会变革。小平同志将改革看作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就是对改革这一伟大事件的高度概括。小平提法的核心就是要把人们从高度集权传统经济体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通过改革激发人的活力，规范人的行为，在促进物质财富增长的同时实现人自身的逐步发展。并且，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又包含着人们要自觉充当改革的主体，要有自我改革的精神，正确处理好改革过程中的利益得失关系，争做改革的促进派。令人遗憾的是，经济学在改革问题上，迄今还很少深入对“人”的研究，一个个具体的“人”究竟对改革是什么态度，愿望是否迫切，个人利益与改革的目标是一致还是矛盾，如何因势利导调动人们改革的积极性，以达到改革的目标。而如果改革的研究不重视人，不关心人，改革的许多措施就很难落到人，改革的成果也会事倍功半，收效甚微。
类似的情形还可以举出很多。总之，经济学离不开对“人”这个主体的研究和分析，我们平时研究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都不能回避生产总是以人为主体的生产，分配也是以人为主体的分配，交换、消费亦如是。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更重要的是深入研究“谁”来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经济活动是否顺利，当然有技术性问题，但是更多的、带根本性的，还是“人”本身的问题。经济学研究，首先应该研究人们在经济过程中的情绪和愿望，分析人们的劳动能力是否得到充分发挥，是否具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通过经济活动出现的问题，仔细寻找隐藏在“人”背后的原因和答案。我们坚信，经济学突出了人的主体性，不再从现象到现象，而是从发现人的问题入手，解决人的问题，实现人的愿望和要求，中国经济学就一定能抓住这门科学和根本，从而推动这门科学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作出积极的贡献。
二论生产关系是否构成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但是毋容置疑，人们多年来对生产关系理论的轻视，也使得这种繁荣浮于表面缺乏坚实的基础。生产关系即人们的经济利益关系，是基本的经济关系。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这种利益关系几乎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并且客观上总是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
可是十分遗憾，就是这样一个常识性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却为许多人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在80年代初期，经济学界就把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表现出比较普遍的怀疑，有人提出把生产方式作为研究对象的，也有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共同作为研究对象的，还有人提出干脆将生产力放在首要地位。甚至在政治经济学（也有叫理论经济学）领域中，给人一种印象，即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弊端与研究生产关系有关，似乎继续研究生产关系理论是“左”的思想表现，是理论上的僵化。因此许多搞了多年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将兴趣移至生产力经济学、部门经济学等方面，年轻学者几乎都迷恋起西方经济学。现在广泛流行的，除了各种各样的西方经济学译著，以及根据西方经济学编写的教材和阐发的文章外，现行的政治经济学也基本上是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的大杂烩。有关生产关系的理论，即使在仍承认将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教科书中，也相当肤浅而表面化和片面化，有关生产关系的论著则如凤毛鳞角。
不过，生产关系作为人们之间客观存在的经济利益关系，既不会因人们在理论上的轻视而消失，更不会因人们误解和偏见而放弃其功能作用。其实，真正把生产关系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进行研究，首推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论》。正是由于《资本论》深刻揭示了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利益对立关系，才“把人们心目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 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资本论》第1卷第12页）。《资本论》才因此成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相反，假如《资本论》不是研究生产关系，而是专门研究生产力，不知马克思及其《资本论》在经济史上能否具有今天的地位？
当然，人们对于生产关系的轻视甚至蔑视，也有其深刻的原因。例如，建国后非常注重流行的原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基本上把生产关系理论表面化和教条化，将生产关系理论停留在不同社会制度的简单对比上，盲目陶醉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优越性，淡化了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利益矛盾。在实践中则把马克思结论当作马克思经济学本身，大搞所有制方面的“升级”、“穷过渡”，推行“一大二公三高”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文革”期间，在极“左”思潮影响下，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把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扩大为阶级关系，搞阶级斗争，以至于国民经济被推至崩溃的边缘。粉碎“四人帮”后，人们批判了“左”的生产关系理论观点，但是由于没有真正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在批判传统政治经济学教条主义的同时，不仅没有还生产关系的本来面目，反而抛弃了生产关系的本身，提出把经济学研究方向转移到生产力等非生产关系方面，这不能不说又是一种误解和偏见。其实，传统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关系理论的要害，并不是因为研究生产关系，而是受“左”的思想影响，满足于教条化的理论推演，对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利益关系矛盾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不愿作深入的分析探讨。当经济发展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又夸大利益矛盾，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解决利益矛盾，结果搞得人人自危。这些不仅不能作为轻视和放弃生产关系研究的原因，相反恰恰说明对生产关系研究不够，过于狭隘和肤浅。
三论是过于抽象还是抽象不够
抽象与具体的方法，是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但是多年来对传统理论的认识上，相当多的人们认为在方法上是过于抽象，如有人认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一直是过度抽象，即把决定经济关系本质联系的许多重要因素抽象掉”（见《天津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刘迎秋、 蔡继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困境与出路”）。对此，我们不仅不能苟同，并且恰恰相反，长期以来经济理论不够深入，特别是很少深入研究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在理论方法上正是抽象不够，而非过度抽象。
所谓抽象，即是指对经济学的分析和研究，要从生动直观的现象中，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剥离，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联系。本质是社会科学的最高范畴。要获得经济学的最高范畴，无论如何也离不开抽象的方法。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孙冶方将此抽象法形象地称为“脱衣法”（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续集增订本第165页），象脱衣法那样， 才能揭示了事物的内在属性。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曾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面，“人和人的关系被掩盖在物和物的关系下面，资本对生产资料的垄断，被掩盖在私有财产的‘平等’权利下面”。他们正是运用了科学的抽象方法，才从当时资本主义的一般经济关系中抽象出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利益关系，又从一般的生产关系中抽象出不劳动的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工人的关系。从而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是不劳动的资本家与雇佣劳动者工人的关系。恩格斯因此指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以旋转的轴心”，正是马克思惊人的抽象能力，才“攀登最高点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明白而且一览无遗，就象一个观察者站在最高的山巅观赏下面的山景那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9页）。
但是从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情况来看，在方法上一是停留在简单的制度对比上，盲目陶醉于制度的优越性。在相当长时期里面，人们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系列环节和方面都看作一目了然，都当作是已经解决的问题，不存在矛盾和差异。其实，这种认识本身就没有对社会实践进行认真抽象，并未揭示出现实生活中人们利益关系上的矛盾，以及人们对平等互利生产关系的追求。而且，在简单的制度对比中，过去我们把计划经济也当作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这在事实上也表明对社会经济没有进行本质的抽象导致对有些问题的认识上模棱两可、似是而非。
二是满足于对马克思主义结论的推演。长期以来我们虽然经常提及批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做法，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解上，仍要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部分结论当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本身，然后根据结论进行演绎，再对实践提出规范。如过去在合作化、人民公社问题上搞所有制升级和“穷过渡”，片面追求公有制规模和公有化程度，甚至提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就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有些人还仍然根据马克思的结论来看待现实生活中新出现的经济现象，用马恩的结论来套事物的性质，由此产生对改革开放的怀疑。其实，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经济学结论是根据经济长远发展趋势所作的设想，并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东西，这些结论与现实有很大的距离。把结论当本质，当然只能说明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把握上抽象不够，并未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把结论用到现实经济生活中，只会到处碰壁。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条化的结果，还导致人们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部分经济学者特别是青年经济学者怀疑和否定马克思主义或者干脆放弃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由此可见经济学方法上抽象没有到位，其危害不可小视。
三是现行经济理论从现象到现象，比较肤浅，现在人们一个比较普遍的感受，就是许多经济理论严重脱离实际，严重落后于实际，经济学似乎离人们的要求相当遥远，难以解决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所面临的突出矛盾。究其原因，还是理论上抽象不够。从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些经济学论著看来，不论是西方经济学的译著，还是根据西方经济学编写的一些教科书，及微观经济学加宏观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读本，不是让人不疼不痒，就是有隔靴搔痒之感。比如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文章，人们在分析效益低下、陷入困境的原因时，往往或者强调管理混乱、或者强调结构失衡、或者强调效益转移，诚然这些分析不无道理，但是很少涉及到以人为主体的分析，没有从人们的利益关系上找原因。事实上，如果所有者及其代表责任并不明确，经营者缺乏利益约束，劳动者职工权益没有保障，企业内部无论如何都不能形成既有利益驱动又有行为约束的平等互利的经济利益关系，当然怎么都不会有多少活力。我们认为，这些论著的要害是缺乏抽象力，谈论的都是一般的市场经济常识，并没有从中抽象出经济活动中人的主体性，没有抽象出人们之间在经济过程中的利益关系和矛盾，没有抽象出解决这些矛盾的本质要求。
最后，我们认为，正是抽象不够，才又产生出具体不够的问题。因为没有抽象出事物的本质就没有办法对经济现象进行充分展开，即使罗列出来的经济现象也混沌不清，不可能变成规律性的科学的东西。比如，由于我们迄今尚未抽象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当然没办法对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的劳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及其矛盾作展开分析，进而提出解决矛盾的具体方法。我们希望，从事经济学研究的人，还是要掌握抽象方法，多一点抽象力。
四论公平与效率是对立还是统一
公平与效率是目前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但是，社会普遍认识就是将平等与效率对立起来，以为平等与效率如同熊掌和鱼一样难以兼得。因此，提出了所谓理想化的目标，就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即效率是第一位的，公平是第二位的。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公平与效率不仅不是对立的，而且是统一的，公平永远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进步的主题，公平出效率，效率来源于公平。
为什么人们把公平（或平等）与效率对立起来？我们认为，关键是概念上把公平理解为收入的均等化，即收入的无差别性，实际上也就是平均主义，这就造成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混乱。而且这种观点是西方经济学家发明创造的，二十世纪八十年初被介绍到中国。西方经济学者从英国经济学家、福利经济学说的代表人物阿瑟·皮古开始，就将收入再分配资源有效配置的关系作为一个重要课题来专门研究，后来被概括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他们普遍认为，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市场根据经济效率向生产者提供报酬，报酬构成了收入，要促使经济效率提高，使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就必须使分配收入有所差别；而要使收入均等化，就无法保持经济的高效率，因此公平与效率就是反向矛盾关系。
其实，“公平”这个词，辞典上的解释是：处理事情合理，不偏袒哪一方面。“公平”与“合理”常常连用。叫做公平合理。自然，公平与平等也常常连用。从生产关系角度分析，公平也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标准。但今天人们认同的，就是反映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利的经济利益关系。这里不存在任何特权和超经济强制。否则，就是不公平。这也是提高经济效率的基本前提条件。从收入分配来看，我们认为，今天是否公平的标准，不是看收入结果是否等同，有没有差异，而是看劳动贡献大小是否成为决定收入的主要标准（当然还有其它生产要素投入的报酬），收入来源于诚实劳动还是以权谋私或其它违法犯罪等，是属于正当收入还是灰色收入、黑色收入。实际上，这里收入分配是平等不平均，平均不平等。
从收入再分配来看，公平也不是收入的均等化。我们认为，收入再分配能否公平，仍然是决定效率的关键因素。公平可以激发人们投入生产要素和资源的积极性。反之亦然。问题是这里的公平既不是指收入的均等化，也不是差距越大越好，而是介于差距悬殊与收入均等之间的一个标准。我们知道，如果市场竞争的结果造成人们收入差距十分悬殊，以至于两极分化，就可能出现一边是花天酒地、挥金如土的大富豪，一边是食不裹腹、衣不遮体的穷汉；更重要的，也容易为人们所疏忽的，就是少数人收入上的垄断，会降低投资的热情，甚至放弃劳动，过起靠“剪息票”的寄生生活，而收入过低的劳动者由于缺乏基本生活条件，甚至丧失劳动的基本条件和能力（如知识、技能退化等）。这样难道还叫公平吗？另一方面，如果收入再分配要拉平因增加和合理配置资源要素带来的收入差异，人们也就失去增加有效配置资源要素的积极性甚至产生等待通过收入分配来增加收入的心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之间的分配关系也是不公平的。所以，收入再分配的公平原则，应该是保持社会人们对资源要素投入和合理配置的积极性，既不允许有人凭借收入的垄断放弃投入，又坚决反对拉平收入而丧失投入的激励，从而造成资源要素的浪费。至于在克服收入悬殊和防止收入拉平之间如何界定一个区间或比例，则是一个技术问题，当然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这要取决于目前经济发展的水平。
事实上，从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要求分析，中国经济学必须正确认识和界定公平的涵义，绝不能简单用西方经济学的公平观，把公平与效率对立起来，以提高效率为名牺牲公平。否则，把公平放在兼顾或可有可无的地位，恐怕最后牺牲的就不仅仅是效率，包括社会进步都要付出沉重代价。这样整个经济理论也可能变得没有是非、没有标准，成为含混不清的东西。
五论西方经济学有多大适用性
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的问题，其中很重要的是涉及到如何对待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问题。摆在一些经济学者和实际工作者面前的，就是搞清楚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究竟有多大的适用性，以及如何运用到建立中国经济学过程之中。
在相当长历史时期里面，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经济学者是把西方经济学当作庸俗经济学来看待的，采取的是骂倒的态度。认为庸俗经济学避开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只分析经济运行中的现象形态，研究的并非“深层次的本质问题”，而是属浅层次的表面现象问题。因此对西方经济学基本上盲目批判、一概排斥、拒之于中国经济学之外的。但是我们认为，关于西方经济学“庸俗”的看法，恐怕只有在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一些本质问题上进行论战，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进行否定中才表现出来。至于西方经济学所揭示的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对现代经济所作的描述，尽管这些分析和描述也有不同的观点，但总的是具有科学性的，不能当作庸俗的东西对待。有人认为这些经济理论本身具有普遍的科学意义，是无国界、无阶段、无阶级性的，我们感到不无道理。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重要区别，是研究的对象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撇开两种理论之间很少地方展开的论战，可比性成份很少，不宜用“庸俗”或科学来简单地肯定或否定。
但是问题在于，在相当一部分经济学者的心目中，对待外来经济学不是骂倒，就是拜倒。建国后，我们曾经照葫芦画瓢，经济学从概念到理论，从学科建设到全部课程内容设置，全部照搬照抄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传统经济理论与经济实践之间的矛盾越积越多，越来越大，从经济学界内部到实际工作部门，乃至一般国民，已经几乎没有人再相信传统经济理论能解决中国面临的现实经济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尽管人们批判传统的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条主义观点，但是由于并没有真正搞清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和精髓所在，于是纷纷转向西方经济学，大量引进西方当代经济学的各种理论概念、观点和方法，许多经济学者特别是一些年轻学者，几乎完全拜倒在西方经济学脚下，在一些经济学的教学中，几乎言必称西方经济学，甚至把西方经济学当作包治传统经济体制百病的“灵丹妙药”。
究竟西方经济学能在多大程度上对中国经济具有适用性？我们认为不在于西方经济学本身的科学性，而在于中国这块土壤上到底对西方经济学有多大的需求。中国目前处于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渡时期，不论是在传统高度集中体制下，还是在传统体制转变阶段，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所需要解决问题的理论，显然和西方经济学具有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就西方经济学而言，它所依据的社会历史背景，是在经历两三百年的市场经济基础上，在法制比较健全、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相对稳定的前提下，研究分析的是具体的经济运行问题，是关于经济运行的技术细节问题。基本上是“把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作为既定前提，以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为主题，运用最大化、均衡分析、边际和替代分析等方法，着重考察了人们的物质偏好、生产函数的技术特征、要素边际生产力等在决定经济变量中的作用，揭示了人与物关系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改革时报》1996年4月22日， 张曙光“时代呼唤经济学的变革”）。但是，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诚然也有资源如何合理配置的问题，并且也需要借鉴西方经济学在这方面的理论观点。然而，更重要和首当其冲需要面对的，是如何调整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为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激发动力和规范行为。否则，如果动力没有解决，或者有了动力又缺少秩序，即使人们具备了资源配置方面的知识，恐怕也难以优化。从实践来看，在体制转换过程中，由于首先涉及人们利益格局的调整，要引致政府与企业、企业与职工，以及所有者与经营者、经营者与职工之间等一系列变化，要产生许多复杂和尖锐的利益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理论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以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即生产关系作为对象，联系生产力发展和上层建筑的实际处理好传统体制下累积的、以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生产关系矛盾，为资源优化配置的技术性应用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如果说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的问题，那么在中国的今天，必须加上“谁”来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必须承认，这些问题迄今止还尚待于很好解决，这些问题比之西方经济学所要解决和所能解决的问题更有现实性和紧迫性。
六论如何看待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经济学领域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许多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比较偏重于采用数学方法，而且是相当艰深的高等数学方法和模型。不仅西方经济学书籍和杂志满篇满纸的公式，就是在国内一些早就出名的经济刊物，也改弦易辙，刊载起大量的布满数学公式和符号的经济学文章。一批经济学者沾沾自喜于数学方法运用。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经济学研究领域出现的新气象，为经济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就是传统经济学的创新，中国经济学的创立，是否主要依靠数学方法的推广和运用？
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质和量的规定性，是质和量的统一体。在经济科学研究中，也有定性和定量的问题，并且经济学从定性向定量的发展，也是经济学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不过，我们感到，定性分析为体，定量分析为用，定量分析要服从和服务于定性分析，经济学的定量发析必须建立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经济学数学方法的运用必须以准确的定性分析为前提，如果定性不准，定量分析很可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甚至南辕北辙。比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运用数学方法计算剩余价值率，从而揭露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关系。但是假如马克思不是把资本家定性为不劳动者，那么商品价值中包含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的比例就不可能准确反映出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剩余价值率就没有计算的依据。在这种情况下，数学方法就难以说明或描述已经定性的理论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是不能本末倒置的。现在有些运用数学方法撰写的经济文章，往往为了表述上的方便，常常追求数学技巧而抛弃经济原则，好象根本不准备让别人读懂，或者主要是为西方经济学者写的。有些文章滥用数学方法，结果最后说明的理论简单而肤浅。许多本来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明的问题，却要一大串的数学公式推导。给人一种故弄玄虚、华而不实之感。
我们还认为，撇开中国经济学所要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不谈，对一般的技术性较强的经济学，运用数学方法，是可以确定经济政策的力度和边界，预测经济政策的间接效果的。比如，产业结构比例，经济增长率，货币增长率，物价上涨率，失业率等国民经济参数的临界值，在不同条件下不会是一个常数，甚至不在固定区间，而是一个多元函数，不用数学方法很难确定（见《北京经济瞭望》1996年第6 期黎诣远“经济学的现代化与数量化”）。但是同时，必须注意，经济是人造的社会系统，许多因素都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而数学方法都建立在一定的假设之上，都要简化去好多次要因素，因而结果往往与实际有一定的距离，有的还相差很大。比如，一个简单的例子，通货膨胀期间，价格越是上涨，需求反而越大；市场疲软阶段，价格越是下跌，人们越是持币待购。这里以数学方法表示的供求曲线并不起作用。究其原因，就是必须充分考虑人们强烈的预期心理，考虑当时的经济环境和宏观背景，甚至包括一些体制的、社会的、政治的因素。所以有的人讲，我国从1989年到1991年的经济生活几乎所有的模型都失灵了。科尔奈所说的社会主义普遍短缺，一下子变成了市场疲软，到处积压（《经济日报》1993年7月2日，国务院发展中心研究员吴明瑜问答录）。其实，西方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凯恩斯就曾对滥用数学方法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目前过多的数理经济学只能是一种大杂烩，和它所依赖的初始假设一样不精确，它使作者在矫揉造作的、无用的符号的迷宫中丧失了对现实世界复杂相互关系的洞察力”。显然，即使运用数学方法，也要注意到数学方法的局限性。
结合今天改革开放的实践，尤其是针对中国经济学所要深入解决的基础性理论问题，我们认为数学方法的运用完全可以置于很次要的地位。因为许多基本理论问题无需画蛇添足地用数学方法表述。比如当前体制改革攻坚阶段，我们要揭示人们之间在深层次上的利益关系，要在复杂的经济现象背后，找出影响改革深化的矛盾因素，提出理顺政府与企业、企业与职工以及包括所有劳动者在内的利益关系，实现人们之间经济利益关系向平等互利方面的发展，进而实现在既有动力激励、又有行为约束的秩序下的经济增长，恐怕很难用数学方法来证明。
因此，对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的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而这主要不是依赖于数学方法的运用，当然如果真有谁能用数学方法说清楚和解决好中国的基本经济问题，那也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不过，我们对此抱怀疑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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