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企业发展的国际比较、理论解释及中国问题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中小企业发展论文,理论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420(2001)03-0046-08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个引人注目的新发展现象是，无论是OECD国家、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还是中国，其企业平均规模都是越来越小，中小企业对GDP的贡献越来越大。为什么会出现企业平均规模越来越小的现象？中小企业与经济增长究竟有何内在的关系？对此，目前流行的企业理论和增长理论大都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释。以中小企业大量出现、企业拆分、企业着力提高核心竞争力、合约出让、贴牌生产(DEM)、特许经营(franchise business)等为代表的“新发展现象”，对传统经济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旨在对这些现象进行合理解释，并阐述其对中国经济增长和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含义。
一、企业平均规模变化的国际比较
根据OECD和笔者的经验研究，无论是OECD国家、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还是中国，其企业平均规模都呈现倒U型变化趋势（注：根据国际学术界通用的标准，我们用雇员人数表示企业规模，并将500人以下的企业称为中小企业。）。这种企业平均规模越来越小的现象，同传统理论以及人们的直观感受正好相反。
1.OECD国家企业平均规模的变化
(1)我们考察法国、德国、英国、日本和美国的情况。根据OECD的统计资料，这五个国家工业企业平均规模的变化趋势基本呈现倒U型。德国全部工业企业的平均规模在1977年前是上升的，之后则出现下降趋势。法国则无论是10人还是20人以上工业企业的平均规模在1977年后都出现下降趋势。英国则从1968年起平均企业规模就出现下降趋势。日本在1967年起平均企业规模就开始下降，尽管数据显示1990年的全部企业平均规模比1975年多1人，但无论是10人还是20人以上的企业平均规模，从1967年起就都呈下降趋势。美国则从1967年起工业企业平均规模就开始下降。
(2)统计资料显示，这些国家的中小企业家数占总企业数的比例越来越大，而500人以上的大型企业的比例则基本呈下降趋势。不仅如此，100人～499人规模的中型企业比例也基本呈下降趋势。其中，法国、德国的大型企业所占比例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下降，而英国和美国的大型企业比例则从60年代起就一直趋于下降。日本雇员在500人以上的企业占企业总数的比例一直比较稳定，但其20人以下的厂商比例却高达85%以上。中小企业所占比例越来越大，说明全部企业的平均规模越来越小。
(3)各国中小企业雇员人数占总雇员人数的比例均呈上升趋势。其中，法国、德国和英国是在70年代开始上升，而日本和美国则在60年代就开始上升。这说明企业平均规模有缩小的趋势。
(4)不同规模企业的产出份额的变化也显示，企业平均规模有缩小的趋势。其中，法国、德国和英国500人以上大企业的产出份额都在70年代开始出现下降趋势，而日本和美国则从60年代就开始出现下降趋势。
2.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企业平均规模的变化
(1)香港全部企业的平均规模自1975年起就一直呈下降趋势（实际下降年份很可能更早，我们只有1975年以后的数据）。1975年的平均规模为20.9人，1997年则下降到7.8人，23年间下降了62.7%。特别是，香港企业平均规模在1978-1979年短短一年之内突然大幅度下降了34.4%，从18.9人下降到12.4人。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在于，中国大陆1978年的改革开放对香港产生了强烈冲击，使某些决定经济增长和企业规模变化的经济变量发生了突变。这些实质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香港交易效率迅速提高（经济市场化）以及市场范围迅速扩大。
(2)根据SDS和笔者的研究成果，新加坡工业企业平均规模的变化呈现明显的倒U型特征。企业平均规模在1973年前一直上升，1973年高达95.1人，之后则开始持续下降。与此同时，其人均GDP和工业化水平则一直持续上升，前者从1969年的人均2741美元上升到1985年的8616美元，上升了2.14倍；后者则从97.4%上升到99.2%，基本上达到完全非农化。
(3)按照基于规模经济的增长理论，高速经济增长应该伴随着企业平均规模的快速扩张。并且，一般人也认为，推动韩国经济起飞的主要力量是大型企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平均规模就会一直伴随经济增长而扩张。事实上，韩国的工业企业平均规模呈现明显的倒U型变化趋势，从1969年起企业平均规模开始上升，1977年达到最高点（70.8人），之后则开始下降，1991年下降到39.5人。而1969-1991年期间，韩国人均GDP从1457美元增加到7251美元，城市化水平从39.04%上升到75.30%，工业化水平从72.73%提高到92.33%。可见，企业规模扩张带来的规模经济不可能是韩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驱动力。
(4)台湾企业的平均规模一直很小，同其他国家（地区）的企业一样，其变化趋势也呈现倒U型特征。在制造业中，平均企业规模从1954年的7.3人上升到1971年的28.2人，之后则出现下降趋势，1984年企业平均规模为24.2人。1971-1984年13年间，台湾制造业平均企业规模下降了14.2%，但与此同时，台湾的人均GDP却从2392美元上升到5294美元，增加了1.21倍。
3.中国企业平均规模的变化趋势
(1)全部企业平均规模的变化趋势。1978年以前，中国一直实行政企不分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国有企业没有自主权，集体企业也属于准国有企业，不允许非公有企业发展。除了个别特殊年份外（如1961年和1962年），中国工业企业的平均规模一直持续增长，从1957年的60.29人增加到1977年的128.76人，增加了1.14倍，其间最高的1973年达到144.63人。
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经济步入高速增长期，而与此同时，企业平均规模持续扩张的情况也发生了逆转，出现了下降的趋势。1978年工业企业平均规模为124.97人，1994年则为123.77人。人均GDP从1978年的823美元增加到1994年的1867美元，增加了1.27倍。
这说明，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不是因为企业规模扩张而引起的，市场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说OECD国家20世纪70年代左右出现的企业平均规模下降的趋势可能只是成熟经济中的现象，还不足以否定企业规模同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因果关系的话，那么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以及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情况，则为这种否定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而且，在OECD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的企业平均规模持续扩大时，其经济一般也正处于高速（或成熟）增长时期。这就说明，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企业平均规模扩大有可能是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但是，中国的情况却是一个反例。在中国企业平均规模持续扩张时，经济并没有高速增长，而是处于低速增长时期，一些年份甚至出现负增长。而在1978年后，企业平均规模基本稳定并呈下降趋势，此时经济反而进入高速增长时期。
(2)不同经济类型企业平均规模的变化趋势。笔者的研究显示：第一，国有企业平均规模在改革前一直持续扩大，但改革后这种持续扩大的趋势发生了变化，企业平均规模不再呈现上升趋势，而是趋于稳定。1957年，国有企业平均规模为150.7人，1978年上升到396.5人，1997年则为409.7人，同1978年相比变化并不大。第二，中国集体企业平均规模呈现倒U型变化趋势，在改革后开始明显下降。1957年，集体企业平均规模为22.85人，1983年上升到51.64人，1997年则下降到37.1人。第三，中国私营企业是在改革后才开始出现的，我们已有的数据显示，私营企业平均规模从1989年起就开始下降，从18.11人下降到1997年的14.04人，而同期其人均产值则快速增加，从1989年的5914.6元上升到1997年的29080.8元。
从绝对平均企业规模来看，国有企业最大、集体企业次之、私营企业最小。这种排序同它们各自的产权清晰度和自由签约权程度的次序正好相反。更有趣的是，国有企业的大规模并没有像OECD国家的大型企业那样产生比中小企业更高的效率，从效率指标排序则依次是私有企业最高、集体企业次之，国有企业最低。笔者曾从分工和专业化的角度，对这种有趣的现象提供了一个理论解释。根据刘小玄对中国20多个产业总计17万家企业的统计数据的分析发现，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之间，其效率差别十分明显。如果以国有企业的效率为参照，则私营企业效率最高，是国有企业的2倍～5倍；“三资”企业其次，为国有企业的2倍左右；股份制和集体企业再次，为国有企业的1倍～2倍；国有企业效率则最低。这就说明，决定经济增长和企业活力的根本是产权的清晰度和自由签约权，而不是企业规模的大小。
二、企业平均规模为什么会变小
正如我们不能将经济增长的内在驱动力归结于企业平均规模扩大一样，尽管企业平均规模越来越小是一个事实，但我们却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大量中小企业的出现是经济增长的内在推动力。将企业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归结为因果关系的做法，其错误不仅仅在于颠倒了原因和结果，更在于将两个原本相互独立的现象理解为具有内在因果关系。
对于企业平均规模为什么会缩小（即中小企业比重越来越大的现象），以及在企业平均规模缩小时经济却能持续高速增长等现象，目前流行的新增长理论和企业理论大都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在新古典发展经济学中，规模经济被视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20世纪70年代以来盛行的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更是将规模经济的这种作用强调到了极致。在迪克特(Dixit)、斯蒂格利茨(Stiglitz)、埃塞尔(Ethier)、克鲁格曼(Krugman)、贾德(Judd)、罗默(Romer)、格罗斯曼(Grossman)、赫尔普曼(Helpman)、墨菲(Murphy)、谢利夫(Shleifer)和维西里(Vishny)等人的带动下，规模经济重新成为经济学研究的热点。正因为有了规模报酬递增效应，这类模型才会产生内生经济增长。其中，有些模型遵循的是马歇尔外部规模经济思想的路线，但大多数模型用的都是内部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的概念。这些理论都预见，企业规模将会越来越大。
不仅增长理论将企业规模扩大视为经济增长当然的驱动力，现有流行的企业理论也无法解释企业平均规模缩小的事实。格罗斯曼和哈特的纵向一体化理论能够解释企业为什么扩大，却不能解释企业规模为什么会缩小。并且，他们企业的合并理论中没有经济增长的含义，只是剩余收益权在购并双方的转移，不能够解释企业合并带来的经济增长。
厂商规模无关论(theory of irrelevance of the size of the firm)则为我们揭开了厂商规模、递增报酬、经济增长等之间内在关系的谜底。这一思想以斯密、杨格(Young)、斯蒂格勒(Stigler)、科斯(Coase)、张五常、杨小凯和黄有光等人为主要代表，是一条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不同的理论发展轨迹。它意味着，分工与专业化是经济增长和递增报酬的源泉，厂商规模同经济增长并没有内在的因果关系。如果分工在企业内部发生，则厂商平均规模就扩大；如果分工在企业之间发生，则厂商平均规模就缩小。决定厂商规模的是中间产品和劳动力的相对交易效率的变化；决定经济增长的是一般交易效率的高低。因此，厂商规模的变化和经济增长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现象，经济增长可以在厂商平均规模扩大时发生，也可以在厂商平均规模缩小时发生。
现代企业理论的开创者科斯说，市场和企业是两种不同的组织劳动分工的方法，企业的出现一定是由于企业的交易费用低于市场的交易费用，所以交易费用的差别就是企业出现的原因。企业的边界是由企业内行政管理费用与市场费用相比较决定的。当企业规模扩大时，内部行政管理费用会上升，这种上升接近节省下来的市场费用时，企业规模就不会扩大了。张五常则指出，企业并不是用非市场的方式代替市场方式来组织分工的，而是用劳动市场代替中间产品市场。这是对科斯企业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因为在科斯的经典论文中，把企业看成是市场的一种替代物。很多经济学家正是抓住科斯论文中的这个缺点，发展了很多关于企业将外部效果内部化的理论，用来鼓吹政府对经济进行管制，也有一些人用其来支持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但是，按照张五常的企业理论，只有当中间产品的交易费用高于用来生产此种中间产品的劳动力交易费用时，企业才会出现。
杨小凯和黄有光的间接定价理论，则将斯密的分工理论与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直接贯通，在企业理论中直接赋予了经济增长的含义。间接定价企业理论意味着：当劳动的交易效率足够高于交易效率时，分工会通过劳动市场和厂商来组织，而当用来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的交易效率比用来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交易效率低时，中间产品专家是企业的老板。反之，最终产品专家是老板，企业的非对称剩余控制权和收益权，可用来将交易效率最低的活动卷入分工，同时又避免对这类活动的产出和投入直接定价，而剩余收益就是这类活动的间接价格。
杨一黄间接定价理论为企业规模长期内越来越小提供了一个解释。他们证明，当劳动的交易费用系数小于中间产品的交易费用系数时，企业就会从分工中出现。在给定企业制度出现后，如果中间产品的交易费用系数下降速度比劳动力交易费用系数下降速度快，则这种演进过程就会降低企业规模。如果分工在企业之间发展，则每个企业就会越来越专业化，企业的平均活动范围和规模也会缩小。如果分工和专业化在每个企业内部发生，则一个企业中每个工人的专业化水平和一个企业的范围及规模将同时提高。但是，如果中间产品的交易费用系数下降速度比劳动力的交易费用系数下降速度快，则在更专业化的企业之间组织分工就会比在企业内部组织分工更有效率，因为前者涉及更多的中间产品交易，而后者涉及更多的劳动力交易。这样，企业的平均规模就会出现下降。
直观地说，现代互联网和电信技术的发展、国家对标准零部件的强制性推广、政府制度的创新（表现为政府机会主义行为的减少和运作效率的提高）、法律对私有产权包括无形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的消除、企业自由注册制度的实行、政府垄断行业向私人部门的开放、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商品流通体系的完善，以及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等等，都大大提高了商品的交易效率，使得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提高得比劳动力的交易效率更快，从而使企业平均规模不可避免地出现下降趋势。举例而言，当一个企业发现从外部购买零部件（即买卖中间产品）比它自己雇佣劳动力（即买卖劳动力）来进行生产更节省费用时，其原有的生产零部件的部门就会被分化出去，进而越来越关注所谓的企业核心竞争力(core competence)，直至处于分工链条顶端的企业最后发展成为一个只生产品牌、管理、服务或研究开发(R&D)等无形知识的“利润中心”。在这一过程中，经济组织就会出现一个拓扑性质的非连续变化过程。
三、中国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问题及政策调整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出现了所谓“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经济增长速度出现连续下滑的趋势。为此，中国提出了着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方针，关于中小企业问题的研究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但是，对于政府在中小企业发展，或者更确切地说，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究竟应该起何种作用等问题，目前无论是理论界还是政府职能部门，都存在着很多似是而非的认识。如果基于这些认识来制定政策，则难免会有偏颇，甚至可能对经济发展起到危害作用。
在关于企业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上，目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主张。一种意见认为，企业内部规模经济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资源应向大企业集中，通过企业合并来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效率。但是，这种观点不能解释企业平均规模越来越小的事实。按照他们的逻辑，既然大企业在竞争中有优势，那么结果就应该是大企业在竞争中会胜出，企业平均规模应该越来越大。这种主张是典型的新古典分析框架下将企业视为先天存在的“黑箱”而得出的结论，没有理解经济增长与企业规模之间的内在关系。
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说明这种政策的问题所在。有人认为中国汽车产业效率低是因为汽车厂家规模太小，我们不妨按此思路作一个假设，即将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这样做应该是达到了规模经济水平，并且技术也是世界一流。但是，福特汽车公司在中国将会遇到很多难题。如：没有大量上游专业化配套厂商为其提供优质零配件，没有专业化的销售商为其打开销售渠道，没有各种专业化中介机构为其提供便利的服务。我们可以想像福特公司身陷此境时的效率。由此可见，经济效率的提高绝不仅仅是单纯提高个别厂商规模的问题，而是一个庞大分工网络的发展问题，不仅需要汽车行业内部分工和专业化的进一步发展，还涉及其他相关行业的分工发展。
另一种主张是，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应该采取扶持的优惠政策。这是很多中国经济学家目前的主张。其逻辑是：中小企业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因而政府要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这种主张大致是基于目前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中小企业比重越来越高这样一个事实。但是，正如我们所揭示的，中小企业大量出现和经济繁荣二者之间并不存在内在的因果关系。主张对中小企业采取优惠政策，更多地只是看到了经济增长伴随着中小企业大量出现的表象，并未看到经济增长背后内在的决定力量。
综观各国事实，中小企业的蓬勃兴起不仅不是政府刻意追求的结果，相反恰恰是由于政府放松对经济的管制而出现的。政府依靠对中小企业实施优惠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其结果很可能事与愿违。第一，经济增长可以在企业平均规模扩大时出现，也可以在企业平均规模缩小时出现。经济增长的关键是通过减少政府机会主义行为来降低内生交易费用，以及促进经济的市场化，而不是取决于企业规模的大小。第二，政府对中小企业实施优惠政策往往会损害大企业的利益，其机会成本可能会很高。大中小企业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其规模结构分布是人们为使自己利益最大化而自由选择合约的结果。这种规模结构的形成过程，也是资源在既定约束条件下实行最佳配置的过程。政府不应对此做出价值判断，并直接干预企业规模结构的分布。无疑，政府对中小企业实施优惠政策必然会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但这种通过政府强制力量而不是市场主体自发交互作用来改变制度约束，从而改变企业规模分布结构的做法，不一定就能提高中国整体经济的效率。也许，中小企业效率的提高还不足以抵消大企业效率的损失。但人们往往只看到政府优惠政策对中小企业起到的有形促进作用，而忽视其对大企业效率造成的无形损失。第三，即使政府通过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可以直接促进经济增长，政府也难以确定究竟应该对哪些中小企业进行扶持。尤其是在新经济高速发展的条件下，层出不穷的新兴行业需要由具有高度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在自由市场上来创造。制度的演进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企业规模结构的分布是在特定制度约束条件下的结果。如果政府出于某种偏好而改变制度约束，我们就不知道这种偏好会产生何种一般均衡的福利效果。
上述两种观点之争，还涉及一个重要问题，即是用局部均衡还是一般均衡的方法来分析经济问题。中小企业和大企业是一个整体，它们的经济效率是相互影响的，片面强调任何一方，都可能会使经济产生扭曲，最终给总体经济效率带来损失。更为关键的是，不管是主张将资源向大企业流动还是对中小企业采取优惠政策，其本质都是计划经济的思维，不是市场配置资源的方法。这种政策制定上的计划思路是注定要失败的。
因此，政府应该做的，不是规定资源向何处流动，而是尽量为资源自由流动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不是通过刻意扶持某一类企业而直接干预企业规模，而是通过制度建设来减少政府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内生交易费用，大力促进经济市场化。比如，政府要避免通过行政力量组建大型企业集团，强制实施联合、兼并或重组等，也不要对中小企业随意出台“优惠”政策。企业规模结构的选择，应该交由市场来决定。只有通过市场自由竞争形成的企业规模结构分布，才是机会成本最小的企业规模结构。当然，由于政府过去一直对大中型国有企业实行政策倾斜，对中小企业有很多歧视，所以，国家改变这种大、中、小企业不公平竞争状况的做法，应该被视作“纠偏”，而不应视作是对中小企业的“优惠”。
事实上，中国目前中小企业发展的障碍，也正是来自于“政府机会主义行为”。根据李善同等人的调查研究，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缺乏良好的经营环境。主要问题是：第一，中小企业开办难。手续繁杂，表格既多又重，需要跑许多政府职能部门，费时费力，开办成本太高。第二，社会负担重。国家正式税收虽然不高，但各种收费和摊派远远超出了税收，使中小企业不堪重负。第三，国家行政管理部门对中小企业的歧视。中小企业大多为非国有企业，虽然国家一再强调要打破所有制界限，对所有企业一视同仁，但在实践中，许多部门，如工商、税收、治安，甚至街道办事处仍然对非国有中小企业采取歧视的态度。有的地方还对他们进行“吃、拿、卡、要”。第四，资金严重不足。在已有的中小企业专项调查中，无不把资金不足列为中小企业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而资金严重不足的重要原因，在于没有建立完善而自由的资本市场。第五，受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问题的限制，中小企业难以延揽到合格的人才。
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上述种种障碍，是中国所有企业包括大型企业面临的普遍问题，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之所在。总体而言，中国还没有建立起充分自由创业的环境，对私有产权没有充分的法律保护（如果国家对私有产权有严格的法律保护，政府就不能以“技术落后”等名义关闭“五小”企业），没有自由的资本市场（证券市场成为解决国有企业资金困难的主要手段，一些人固执地认为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会加大金融风险），没有劳动力的完全自由流动，很多部门私人资本不能自由进入，国有企业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政府对企业的无原则干预（如主管部门可以随意勒令一家企业停业整顿），地方保护主义，等等。这些原因，才是阻碍中国中小企业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所在。
为了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国家有关部门于2000年7月颁布了《关于鼓励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对这些措施的效果，我们可以做如下具体分析。第一，属于制度性建设的那些措施将会对中国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发展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比如，减化审批程序，取消前置审批，清理各种行政法规，制止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鼓励和支持中小企业开展自营进出口业务，加快由审批制向资格登记备案制的过渡，积极拓宽融资渠道，鼓励技术创新，等等。这些措施将有效地促进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为经济增长提供制度保证。第二，有些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措施动机很好，但由政府来做效果却不一定理想。比如，中小企业的信用担保和创业资助、科技成果产业化、技术改造项目贴息，等等。为什么不可以鼓励民间企业家通过商业化的手段来发展？只要有市场，就会有相应的供给（分工）出现。信用担保和创业资助是一个非常市场化的东西，需要真正的企业家来经营，政府显然没有这个优势，相反更有可能增加风险。第三，有一些政策措施，如强行淘汰“技术落后”、“质量低劣”、“环境污染”、“浪费资源”的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等等，可能会起到相反的效果。尽管政府出台这些措施的动机是好的，但却是一个计划经济色彩十分浓厚的做法，实行起来代价会很高昂。支配企业行为的是市场规律，能够在市场上存活下来的企业就是有效率的企业，而不管其规模的大小或技术的先进与落后。
总之，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是通过进一步推进改革，促进经济市场化，减少政府对经济无原则的干预。那种将经济增长的原因归于大企业或者中小企业的观点，都是一些似是而非的观点。政府对各类企业都应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不应鼓励或规定资源向何处流动，而应为资源的自由流动创造良好的条件。中国目前的中小企业政策，有些将会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积极作用，有些则不一定能产生预期的效果，而有些则甚至可能对经济产生消极作用。那些对整体经济会产生消极影响的政策出台的背后，既有理论认识上的误区，也有计划经济下形成的思维习惯，以及一些特殊利益集团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
[收稿日期]2001-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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